防走失，電梯直達
安全島報人劉亞東A來源：辛莊課堂
作者：郭琦
我是咋個子知道張維迎的大名呢？
我當時住在學校辦公室，一週回家兩次去拿飯。這天我早上起來之後，還沒吃早飯，電話來了。我一聽趙長河（注：時任陝西省委科教部部長）打來的，他開門見山給我說，學校有個叫張維迎的學生，發了篇文章，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必須開除。趙長河這樣說，我也是沒有雅量，在電話裡也吼他，我說，你下什麼命令？發一篇文章就開除學生？我什麼都不知道，惡劣影響是你的判斷，還是組織上的判斷？
趙長河見我這麼說，把電話摔了。
我正要去找人，問問張維迎是那個系的學生時，姜秉正來了。拿著一張《中國青年報》給我看。我大概看了一下，文章的題目叫《為錢正名》。姜秉正給我介紹說張維迎是個陝北娃，平時表現還好，學習方面也冒尖。
張維迎這個文章的主題是講錢是個好東西，過去我們採取清教徒的態度對待錢，這是錯誤的。他甚至引用了列寧的一句話的意思，說那個錢就是勳章，就是功勳。
我給姜秉正說，他寫這個文章，說明他還是看了些書，愛學習，有自己的想法。
這是我對張維迎這篇文章大致看了一下之後，最初的判斷。
我坐下來，也在想趙長河為啥子那麼判斷，要開除他。簡單粗暴是肯定了，但背後也不是沒有原因。小平同志剛講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汙染的問題，張維迎的文章是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是不是精神汙染？需要不需要清除？我需要有個判斷。針對一個學生，針對一篇文章來處理一個學生，我在師大工作的時候，在那樣一種五六十年代“左”的大環境下，還沒有遇到過。然而在西大遇到了。假如我考慮了趙長河的說法，開除了事，倒是不會費大力氣。
張維迎的文章在發酵，北京好幾家報紙發文章，連續發文，基本上站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汙染的角度來批判張維迎的文章，火藥味不小。這時候呢，章澤（注：時任陝西省委書記）喊我去他那裡，說談一下張維迎文章的問題。
見了章澤，我問章澤是啥意思？
章澤說我怎麼搞得，反應太慢了，動作慢，人家北京都動起來了，一週一次的發文章，咱們不能沒有反應嘛。
我給章澤講，啥子叫動作慢？跟北京的風，咱們也組織批判文章？我看不妥吧。他這個文章有錯誤的地方，我又不是看不出來，但也不是一點道理都不沒有嘛。《為錢正名》也有積極的地方，你要讓我寫文章，我就寫他文章裡積極的地方。
章澤說，我不和你爭，我叫你來是商量事情呢，咱把趙長河也喊來，一起商量。趙長河來了，直接說文章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是精神汙染，這樣的學生必須開除，開除了他，也是表明我們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汙染方面和中央保持一致。
我反問趙長河，你說《為錢正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問你，你對資產階級瞭解多少？我又瞭解多少？咱倆不敢說了解的全面了，透徹了吧。張維迎是個啥？一個學生，還是正在學習的階段，他又能對資產階級那一套了解多少？大家都沒有個啥子瞭解，你給人家扣帽子，說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是精神汙染？你覺得說得通說不通？
趙長河說我不看報，北京報紙上那些批判文章都不對？我說，那些批判文章，我確實都沒有完整的看完過，但有一點，我清楚，你不能說我開除一個學生，把這個學生認定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開除了，來表示學校和中央保持一致。
張維迎研究生畢業前與鞏重起校長合影（1984年12月）
張維迎的文章有問題，大家可以討論。人家在報上發文章批判，學校也組織個幾版的文章來，擺事實講道理，把問題討論討論，沒有啥子不好嘛。
當時在學校也展開了討論，首先在經濟系的老師裡頭展開了討論。到底張維迎的這個觀點對不對。
當然了，經濟系好幾位老師都認為不對，也寫了文章，有個別老師還是比較偏激，說，以後像張維迎這種學生寫文章，學校要稽核，不能讓學生亂寫文章。老師的話說到我面前，我就笑了，給他說，學生寫文章咱們作為老師，作為學校方面來說，應該鼓勵，鼓勵他們多寫文章，多投稿多發表，咋個還能設定障礙嘛。學生寫了文章，想給你看，請你看，可以，不願意給你看，把稿子投出去了，那是人家的自由，咱不能限制人家的自由。
我也不是批評這些個別老師。“左”的思想是建國後的一個長期存在，有些“左”的思想還停留在思維中，要理解他們，不可能一下子把“左”的思想就都能清除完。
總歸呀，我當時堅持一點——既然把這篇文章中存在的問題在學校公開了，那大家就把討論繼續下去。
繼續一討論，張維迎同學就來找我。他那個意思我能理解，問我是不是要批判他，是不是需要他檢討。
我告訴他不存在這個問題。我告訴他，既然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就我個人來說，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們可以評論它。
當時我個別和他談，我在學校黨委會上的發言也是這樣談的——我說你理解列寧講的那個所謂錢、勳章，他指的是什麼呢？是不是突擊手？勞動英雄？指那些我們給他優厚的獎勵？是指這個意思，而不是我們今天社會上存在的一切向錢看。
我認為要把這兩個問題分開。
當然在“左”的情況之下，割資本主義尾巴，吃大鍋飯，我是持反對態勢，這一點我們意見一致。
現在我們要區別兩點：
第一點，就是我們要講經濟效益。講經濟效益，你就要講錢的價值問題。
第二點，要強調按勞付酬，不能吃大鍋飯。勞動好的，工資就要高，技術好的，貢獻大的，都應該給獎金，這我都贊成。當時，我們已經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呢，我也贊成。我們還要講究經濟效益，要講究產值，要講究減輕損毫，要主張資金流動快一點，這都講錢的問題，公家的錢，集體的錢。我們也講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優勞得優獎。但是，我們社會上現在存在的另外一個問題，什麼事都說錢，沒有錢就不行，按勞付酬成為按酬付勞，你說多少錢，我給你做多少事，這就不對了。
學校黨委的態度很明確，起碼張維迎的“為錢來正名”只正了一半，有一半不應該正的——個人的私慾上頭，不能提倡，也還要提倡共產主義勞動，這和“左”是兩回事。
這樣一種討論，不管《為錢正名》的張維迎同學本人如何，對多數的同志，還是起到了一定的好處。所以這個討論的方式，我認為還比較穩妥，我們既旗幟鮮明，又使同學們受到了一定的教育。
作者簡介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教育家、史學家。四川樂山人，青年時期曾就讀於成都師範學校和四川大學中文系，延安魯藝和中央研究院。1957年3月，任西安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1960年，西安師範學院與陝西師範學院合併成陝西師範大學，他仍任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實際主持學校工作。"文革"中遭受迫害。1977年夏，被派來到西北大學，1978年6月被任命為黨委書記兼校長。1982年3月辭去校長職務專任黨委書記(1978.6-1984.7.19)，1983年12月任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院長、黨委書記。兼任陝西省哲學學會會長、中國唐史研究會名譽會長、陝西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中共陝西省委顧問委員會委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