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4日,南開大學釋出訃告,古典文學詩詞大師葉嘉瑩去世,享年100歲。
葉嘉瑩一生歷經戰亂、政治迫害、海外飄零,晚年迴歸改革開放的中國,持續創作、傳承教學,重系“文革”中斷的古典詩詞命脈。
但葉嘉瑩只謙虛地說,她只是水中的月亮,不是真實的月亮。
2020年,紀錄片《掬水月在手》上映,看理想曾撰文介紹葉嘉瑩的生平。今天重發這篇文章,紀念這位令人敬重的文學家、詩人、老師。

本文首發於2020年10月16日
1.
弱德之美
在講葉嘉瑩的生平之前,想先談一談她提出的一個理念:弱德之美。這也是她學術上的一個重要成就。
如果搜尋“弱德之美”,往往會出現這樣的解答:弱德之美,是指人在苦難處境之下仍然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種品德。“弱”並不代表軟弱,而是一種在逆境中的堅持。 但這樣單純“大義凜然”的解讀,很可能曲解了葉嘉瑩的原意。
弱德之美,源自朱彝尊和他小姨子的感情,為什麼要解讀這種“上不了檯面”的感情?
朱彝尊,與納蘭容若、陳維崧並稱為清詞三大家。朱彝尊有一首詞,“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聽秋雨,小簟輕衾各自寒”。這首《桂殿秋》,講述的是一段不合倫常的愛情。
朱彝尊十七歲入贅到馮家,當時,他的小姨子馮壽常只有十歲,跟著他讀書背詩,兩人在日常相處中產生了朦朧的好感。九年後,馮壽常出嫁,二十四歲時,她又回到孃家來住,兩人的感情更加深厚,但雙方自始至終都是意會神交。
朱彝尊為馮壽常寫過一首長詩《風懷二百韻》,詩詞結集時,人人勸他刪去以免影響名節,他卻至死不肯。

當時抗清復明,戰亂頻繁,為了避難,朱彝尊全家坐船,他和馮壽常相處的機會變多。但他們依舊節制著自己的感情,即使同在一艘船上夜不成眠,也是分臥而居。
這種寒冷是出自天氣,更是出於可望不可及的相思。他們各自痛苦,卻無法為對方分擔分毫。這份感情一直以來都被壓抑著節制著,隱而不發。
葉嘉瑩看待他的目光,卻並未鄙夷,而是帶著一份共情。她評論道,“他寫得含蓄莊嚴,而且有一種尊嚴和高貴的情操在裡面”。這就是弱德之美。
朱彝尊和小姨子的感情,是不被世人接受和原諒的。葉嘉瑩覺得,這種美是在壓抑的、不得已的情形之下,而寫出的非常真誠、感人的一種感情。這種美當然不屬於倫理道德,所以她發明了這個新詞,“弱德之美”。
葉嘉瑩說:“什麼叫做‘弱德‘呢?這個德有很多種,有健者之德,有弱者之德,這是我假想的一個名詞。它是有一種持守,它是有一種道德,而這個道德是在被壓抑之中的,都不能夠表達出來的,所以我說這種美是一種弱德之美。”
她還說:“弱德不是弱者,弱者只趴在那裡捱打。弱德就是你承受,你堅持,你還要有你自己的一種操守,你要完成你自己,這種品格才是弱德。”
葉嘉瑩有這樣的感悟,跟她自身的經歷脫不開關係。“其實我這一生並不順利,我提倡‘弱德之美’,但我並不是弱者。我不想從別人那裡去爭什麼,只是把自己持守住了,在任何艱難困苦中都盡到自己的責任。”

葉嘉瑩在哈佛燕京研究室
1924年,葉嘉瑩出生在北京,這是一個軍閥混戰、風雨飄搖的年代。17歲時,她失去了母親。24歲時,她結婚南下到臺灣,又經歷白色恐怖和政治迫害。在臺灣度過了極不容易的18年後,她被派往美國講學,1969年則選擇在加拿大教書定居。
離開北京後很長一段時間,她都像在天地間飛揚的蓬草,漫無根蒂。葉嘉瑩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回到中國大陸講學,直到1979年,才終於得以實現。
她人生中最大的苦痛之一,是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奪走了她的大女兒和女婿。
她的朋友劉秉松回憶,“那時候我還不認識她,聽朋友說,她女兒女婿意外離世,她那麼心痛,但參加完葬禮,回來還照常去工作,見到同事朋友學生,最多眼圈一紅。她的喪女之痛,似乎都用學問和詩詞撫平了。”
這種撫平,是因為葉嘉瑩不敏感嗎?
劉秉松不這麼認為:“我覺得她不是不敏感,她對詩詞中那些幽微的情感體會得那麼透徹,怎麼會是不敏感呢?恰恰是古詩詞救了她。古詩詞給予她生命的精華,讓她的生命永遠停留在那麼高的層次。她的苦痛都被詩詞溶解了。”
“人生最難就是把自己退到一個位置,用相同的態度去接受一切去輕而化之。”
2.
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
正如劉秉松所說,葉嘉瑩把自己經歷過的苦痛用詩詞“輕而化之”了。
結婚南下到臺灣後不久,白色恐怖席捲而來,她的先生被捕入獄。她抱著幼小的女兒寄居在友人家的客廳裡,每天鋪著一條毛毯蜷起身子睡覺,這個時候的她,寫“剩撫懷中女,深宵忍淚吞”。
在風雨如晦的日日夜夜裡,她靜默無聲地橫渡了詩詞的江海,與杜甫產生了痛切的共鳴,“經歷過憂患,我開始欣賞到杜甫詩的好處。”
杜甫的一生也飽受離亂,他最有名的作品之一是《秋興八首》。歷朝歷代,註解很多。各人的說法也不相同,葉嘉瑩便想,那究竟誰對誰錯?
於是她利用兩三個月的暑假,乘著公交車跑遍臺灣各大圖書館。她把各個善本書中相關的地方逐字逐句抄寫下來,加入自己詳細的評說,再精心編纂。這就是《杜甫秋興八首集說》。
由盛轉衰的唐朝與葉嘉瑩所處的近代中國,經由她的詩心,產生了奇妙的惺惺相惜。
葉嘉瑩說:“杜甫的七律,已經進入一種極為精醇的藝術境界。從內容來看,他在這些詩中所表現的情意,已經不再是一種單純的現實情感,而是一種藝術化之後的情感。
這種情意已經不再被現實的一事一物所侷限,就像蜜蜂釀蜜,雖然是採自百花所得,卻不再受任何一朵花的侷限了。”

比起詩,詞更多了一份婉轉曲折。詩言志,往往有些一板一眼,表達的思想有些過於堂堂正正。詞的出身與詩就不一樣,它只是歌詞,可以用來開玩笑。所以,文人筆下的詩與詞,所展現的美感也不盡相同。
士大夫寫詞的時候往往比較隨意,不用像作詩那樣刻板,也不必擔心被政敵扣帽子,最幽微的思想,反而透過詞抒發出來了。
葉嘉瑩常引用王國維的“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彷彿在為她不順遂的一生做一個註解。殘忍的現實,或許正好解釋了為什麼葉嘉瑩能透徹地看到存在於歷史中的痛楚。
50歲時,王國維在昆明湖的魚藻軒投水自盡。很多人說王國維是殉清,但與其說他是殉清,不如說他殉的是古典文化。
王國維在分析殷周文化的時候,就認為“一姓一家之興亡”不是最重要的,“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才是。以傳統文化作為自己精神支柱的王國維,最終選擇自盡。
王國維結合了中西學問,擁有一套獨特的詩詞美學體系,最能體現這一點的,就是《人間詞話》了。葉嘉瑩說:“《人間詞話》一書便恰好是可以導引現代的讀者通向古代的文學、結合西方之觀念與中國傳統之心智的一座重要橋樑。”
在白話文和新詩日漸興盛,古詩衰微的環境中,依然有學者在堅持。他們擎著古典詩詞的火種,於浩渺的時空中偶一回顧,便惺惺相惜。
王國維有一句詞:“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即使清醒地眺望一眼世間,也只會發現自己不過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員,逃不脫喜怒哀樂的擺佈。
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無能為力也無法逃脫的痛苦,充斥在他的作品中,他最有名的一句詞也體現了這種感情:“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
這份痛苦,也是葉嘉瑩一直在承受的,在紀錄片裡,葉嘉瑩和她的學生反覆提到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的那句話:“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我們知道,這是蘇軾,是韋莊,是陳曾壽,是王國維,但這也是葉嘉瑩。

在幾年前的《掬水月在手》觀影會上,製片人廖美立分享了一個小故事。前不久,葉嘉瑩本來要外出參加活動,但臨出門時下雨了,她便臨時改變計劃沒有出門——葉嘉瑩非常小心不被淋到雨,因為她害怕會感冒。
96歲的她,不敢生一點點小病,因為這個年紀的人很可能因為一個小病就故去了。而她依然覺得自己“還有很多很多事情沒有完成”,她還想把吟誦的資料再重新認真梳理,很多研究想要去完成……
3.
“穿裙子計程車”
葉嘉瑩是研究古典詩詞的,乍一聽,好像與現代詩沒什麼關係。但在《掬水月在手》裡,白先勇、瘂弦、席慕容、柯以明……這些臺灣的現代詩人、文人、學者們都很尊敬她,說到葉嘉瑩時,神采飛揚。
這些人不一定都是她的學生,按詩人瘂弦的話來說,是因為葉嘉瑩“讓新詩人和舊詩人在一個桌子上吃粽子了。”
這並不是一句玩笑話。
五四運動之後,白話文興起,當時略有矯枉過正,許多人覺得新詩一定是好的。而舊詩人又覺得新詩語句顛倒不通,不屑與之為伍。
新詩人與舊詩人,互相看不起,甚至對屈原的定義也不太一樣。只好連屈原都各自紀念,粽子也各吃各的。

葉嘉瑩對新詩的涉獵並不多,只是給周夢蝶的《還魂草》寫了一個序言,這也是她唯一一次給新詩集子寫序。
當時葉嘉瑩也很年輕,在臺灣也並不是什麼文壇泰斗的人物。她寫這篇序,是希望這篇序“不失為新舊之間破除隔閡步入合作的一種開端和首試”。
她覺得,句子通順有通順的好處,但是句子顛倒有它顛倒的作用。詩的好壞並不取決於此,而是感情是否真摯。
杜甫有一句詩,“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胡適就批過這句話主客顛倒,並不通順。
葉嘉瑩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解釋這件事。她說,“按照西方的文法來說,‘香稻’是主詞名詞,‘啄餘鸚鵡粒’是個定語從句,這個定語從句‘啄餘鸚鵡粒’就是形容香稻,說香稻怎麼樣?說香稻是產量很豐富很美好,可以喂鸚鵡吃,都吃不了的。”
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一方面是杜詩分析得很好,一方面是給新舊兩派的詩論爭吵做了一個調和。新詩人看到葉嘉瑩寫的關於傳統詩詞曲方面的文章,也覺得幫助很大。周夢蝶說,她的詩論好,也可以套在新詩人論新詩上面。
瘂弦說,“傳統詩很多句法也在新詩中出現,像鄭愁予的‘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這多像傳統的小令啊!”
瘂弦請她在繼續在《幼獅文藝》上發表了談詩詞的文章,俞大綱也建議:“你多登一些葉嘉瑩的文章吧!慢慢寫新詩的詩人也會喜歡她的。”
慢慢地,新詩人和舊詩人能夠互相理解,在一個桌子上吃粽子了。

葉嘉瑩在臺灣
葉嘉瑩的詩評,往往在表達自己的觀點之前,先把學界的主流觀點一一列舉,中西方的詩史詩論都有涉及,避免過於主觀而誤導讀者。她有自己的看法,但並不自負。把前人的觀點娓娓道來之後,再溫和地提出自己的意見。沒那麼鋒芒畢露,卻沉穩,且有力量。
瘂弦尊稱她為“穿裙子計程車”,說她看起來清秀柔美,身體中卻有極強的韌勁。
士是讀書人。在葉嘉瑩的理解中,“我們中國古代的‘士農工商’中,‘士’是排在第一位的。《論語》上曾提到過‘士志於道’。士的理想是什麼?是追求一個真正的道理、一個做人的基本原則。”
4.
傳承
古典詩詞該用什麼方式來傳承?這是個討論了很久的議題。
葉嘉瑩的答案之一是吟誦。她對於吟誦非常“執著”,在《掬水月在手》裡,能看到許多的吟誦鏡頭。葉嘉瑩覺得,吟誦是“復活”詩人生命的手法,要讀懂詞人,就是要進入對方的語境中,過別人的人生。
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葉嘉瑩覺得,孔子所謂的詩可以“興”,是說詩可以給讀者興發感動,引起讀者更多感發和聯想——這樣的感發正是詩歌強大的生命力所在。
她說:“我一向認為,‘興’是中國詩歌精華所在,使你內心湧動生生不已的活潑的生命。幾千年來,中國有這麼多偉大詩人留下這麼多詩篇,讓千古之下的我們讀過之後內心震動,從而霍然興起,這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情!”

用古典詩詞作為主角拍一部電影,是件難以想象的事情。我們太容易認為詩就是寫出來的文字,然後要解讀詩的意義,闡述它在描寫什麼。
《掬水月在手》是導演陳傳興“詩的三部曲”系列的終章(前兩部是《如霧起時》《化城再來人》)。對於為何選擇拍攝葉嘉瑩,陳傳興說:
“拍攝葉嘉瑩這個題材,我多年來就一直在想。對我來說,這是上天所給的巨大的眷顧。因為在葉嘉瑩一個人身上,是中國完整的古典詩詞大歷史的一個個展開。用個簡單的比喻,好像整個的詩詞歷史透過她映現出來,她像一個迴響(echo)。”[2]
《掬水月在手》裡,導演陳傳興原原本本地記錄了葉嘉瑩吟誦詩詞的鏡頭,還輔以配樂,以及許多繪畫、石雕、碑帖等器物的鏡頭。因為這展現了古典詩很重要的存在面向:詠頌,禮讚。
他認為,很多詩不只是以文字,而是以其他的形式呈現,影片中的壁畫、碑帖、石雕、或一個墓誌銘,它們都是那個時代文化精神的一種集結,是凝聚與結晶,神聖性的展現。
《掬水月在手》把葉嘉瑩的生平、葉嘉瑩的吟誦,再到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和整個古典詩詞的傳承與生命,交織在一起,形成了多重層次的重奏。
“詠唱即存在”,陳傳興希望,《掬水月在手》中不同的詩之音聲詠唱,能引領人重新聆聽詩人的話語。

在採訪裡,陳傳興說:“拍攝葉嘉瑩的這部電影。讓我重新回到河洛,回到詩詞醞釀的地方,甚至更遠的涇河、渭河等。當你第一次去了,當你真地到了那個地方,那裡吹的風,冬天的飄雪,初春開始萌芽,以及那裡的河水……
過往你只是透過文字、書籍唸到的那些詩句,突然之間就有了另外一種活生生的生命。
所以,在電影裡,透過拍攝這些自然、器物,我試圖去摸索:當使用現代的科技器材,攝影機、收錄音的器材時,有沒有可能與千年前的自然、器物、詩,產生一種碰撞。
電影、科技是我們現代的詩,在這種碰撞裡,當然會產生矛盾,可是在這種差異、碰撞裡,也會擦出火花。
詩的本質,存在,聲音的本質,所有東西可能就在這火花裡,由石頭、由鐵塊裡迸現出來。”
參考資料
1.《掬水月在手:鏡中的葉嘉瑩》,行人文化 / 活字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2.《儀式過程——〈掬水月在手〉電影註解》,文:汪汝徽,受訪:陳傳興
3.《人間詞話》,王國維,中華書局

撰文:蘇月白
編輯:蘇小七
配圖:電影《掬水月在手》
圖書《掬水月在手:鏡中的葉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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