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紀錄片《掬水月在手》在國內上映，片子從葉嘉瑩先生近百年的人生經歷娓娓道來，將人們的視線重新聚焦在中華傳統詩詞和這個詩的國度上。導演陳傳興說，“她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來的詩的女兒。”
時間回到世紀初。2003年，有著200年曆史的北京察院衚衕23號，在推土機的撞擊下轟然倒塌，化為瓦礫。這正是詩人葉嘉瑩的故居。
在葉嘉瑩心裡，這彷彿是中國文化百年來的隱喻：傳統瓦解，青黃不接。
對詩禮傳家的葉嘉瑩來說，詩詞即人生。她說，除了感念古典詩詞給予她的療愈，她還有一份更大的責任——跟隨老師顧隨，從杜甫、孔子那裡傳承一種“士”的情懷。
孔子一生周遊列國，抱負完全落空，卻以“先師”的形象留在人間。葉嘉瑩也說，此生最願意跟孔子做朋友，只願做一個教師，這是她“己欲達而達人”的方式。
九十六歲的葉嘉瑩相信，她還能像神話裡的藍鯨一樣，在海上留下點點遺音，期待將來更多人聽到——
“遺音滄海如能會，便是千秋共此時。”
小樓幾度聽風雨
1924年夏，北平西城察院衚衕的一所老四合院裡，一戶人家迎來了他們的大女兒，起名葉嘉瑩。
這是一個新舊交替的年代。十多年前，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帶來了民主共和的觀念，但是軍閥割據，混戰仍在持續。近十年來，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科學”的思想解放，與專制復辟的“尊孔復古”針鋒相對。時代變局自上而下，改變著每一戶人家的生活。
但是，在這家人身上，交替卻是以融合的方式顯現的。
父親的祖父曾是光緒年間進士，母親的祖母則是一位出過詩集的女詩人。父親畢業於北京大學外文系，卻寫得一手好書法，母親在女子職業學校教書，接受的卻是舊式教育，熟讀古詩經典。就連這家人的姓，也是從滿族的“葉赫那拉”簡化而來的現代姓：葉。
兒時葉嘉瑩（中）
“融合”尤其表現在父母對大女兒葉嘉瑩，以及之後出生的兩個兒子的教育上。
父親首先教葉嘉瑩認漢字。他用毛筆在一寸見方的黃表紙上把字寫出來，碰上多音字，就用硃筆在字的上下左右畫上小紅圈。同時，父親認為只學中文是不合時代的，他還教兒女學英語，並和中文對照。比如他告訴孩子們中文的多音字透過讀音來變化詞性，與英文透過加詞尾來變化詞性的情況是一樣的。為了激發孩子們學習的興趣，父親還給他們買了英文字母玩具，誰先拼出一個英文單詞，就算誰贏。
父親雖然重視葉嘉瑩的學習，起先卻並沒有送她去學校讀書。在他看來，兒童幼年時的記憶力最好，應當多讀“有價值和有意義”的古典詩書，不必去新式小學裡學什麼“大狗叫小狗跳”。父母找來同為教師的姨母來做家庭教師，教三歲的葉嘉瑩背古詩詞。
那時葉嘉瑩尤愛清初詞人納蘭性德的《飲水詞》。和這位“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的詞人一樣，葉嘉瑩生長在深宅大院，未經世事，正因如此，她能夠以清澈不染的眼光看待季節更替、草木榮枯。夏夜，她念著姨母教她的“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躺在涼蓆上仰望星空，常常忘了進屋睡覺。窗前秋竹、階下紫菊、天上星光，皆成了她的素材，被她寫入最初的詩篇。
六歲時，家人開始以“四書”為她啟蒙，教她誦讀。雖是“舊思想”，卻不是刻板道德，而是詩禮傳家。在葉嘉瑩的記憶中，這個大四合院裡，她從未見誰大聲說過話，更沒有誰為了生活瑣事爭吵。
家人對葉嘉瑩管得嚴，女孩玩的遊戲，抓子兒、踢毽子，她都不曾學過；冬天的北平，北海、什剎海結了冰，許多孩子去溜冰，她也只能在家讀書。詩詞的美感和《論語》中為人處事的道理，在葉嘉瑩身上相融合，漸漸形成了她柔順堅韌的性情。
葉嘉瑩與弟弟們的童年合影
然而好景不長，時代的車輪碾了過來。
葉嘉瑩初二那年，“七七事變”爆發了，北平被日軍佔領。當時任職於國民政府航空署的父親，跟隨國民政府南下，不久便失去了音信。母親因此憂思傷身，得了重病，到了不得不去天津動手術的地步。
1941年秋，葉嘉瑩剛上大學，母親怕耽誤她的功課，便沒有要她陪伴同行。不想這一別，就是天人永隔——母親因手術感染以至病危時，放心不下三個孩子，拖著病體出了院，在回家的火車上去世了。
葉嘉瑩忍著悲慟，帶著母親的衣服到醫院為她換上——父親不在，作為長女，她要參與料理後事。在兩個幼弟跟前，她無法流露太多悲傷，只能在白日已盡的夜燈下，和著淋漓秋雨，寫下一首首《哭母詩》——
葉已隨風別故枝，
我於凋落更何辭。
窗前雨滴梧桐碎，
獨對寒燈哭母時。
——《哭母詩八首 其四》
本是明珠掌上身，
於今憔悴委泥塵。
淒涼莫怨無人問，
剪紙招魂訴母親。
——《哭母詩八首 其六》
原是“掌上明珠”，卻一朝母亡家破，葉嘉瑩只得帶著兩個弟弟到伯父家一起生活。淒涼孤獨不可言說時，她拿起書本和紙筆，躲進詩詞的“小樓”裡自我療愈。
晚年，葉嘉瑩總結自己歷經坎坷離亂的一生時這樣說道：“因為沉浸於讀書，我對人生的得意失意都不太在意。”
人生不見如參商
“他站在講臺上，把圍巾解開，再把帽子摘下來，把外邊的皮袍脫下來，然後轉頭不說話，在黑板上寫一首詩，或者就寫兩句，或者就寫幾個字，然後從此講起。”進入輔仁大學的第二年，葉嘉瑩開始師從顧隨學習古典文學，對這位“上課從來沒有課本”的老師感到好奇。
那麼在顧隨先生眼中，葉嘉瑩又是怎樣一位學生呢？一次課上，他這樣評價葉嘉瑩——
“作詩是詩，填詞是詞，譜曲是曲，青年有清才如此，當善自護持。勉之，勉之。”
顧隨先生欲將葉嘉瑩的作品交給報刊發表，問她筆名，葉嘉瑩說沒有，先生便提示她，佛經上有鳥喚作“迦陵”，為“妙聲鳥”，符合她清麗的文風，而且發音亦與“嘉瑩”相近。於是，“迦陵”便成了葉嘉瑩的別號。
顧隨對這位生性內斂的女學生頗為愛惜，常為她字斟句酌批改作業，更對她的詩心細加呵護——在看過她懷念母親的詞《憶蘿月》後，勸慰道：“太悽苦，青年人不宜如此。”
1943年，葉嘉瑩（右二）與顧隨先生（坐）及同班同學
葉嘉瑩聽老師講“詩教溫柔敦厚，教人平和”，講“詩是感發，使人向上、向前、向光明”，甚至老師“旁徵博引，興會淋漓，一片神行”的講授方式，皆使她獲益良多，為她今後的教書研學立下標尺。但是在她看來，老師講學最大的特點，是把學文與學道、作詩與做人相提並論。
一次講課，顧老師首先在黑板上寫了三行字：“自覺、覺人”“自利、利他”“自度、度人”，然後以此為原點，發散開去。在顧隨先生看來，如《論語》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做人，自己得好處、得成就遠遠不夠，更要使別人得好處、得成就。
有感於當時社會的動盪，顧隨先生對學生們說：“現在不允許我們寫超世俗的、超善惡美醜的詩了，古人作詩可以無意，我們現在作詩要有意……如果做人總是穿著白襪子，不肯沾泥，總是自己保持清白，這樣的人比較狹窄自私，遇事不肯出力，為人不肯動情。”從詩品到人品，顧隨先生尤為推崇杜甫。後來，杜甫也成了葉嘉瑩畢生所追求的詩人的形象。
作為文人，顧隨先生“利他度人”的方式是教書講學，如果得遇良徒，則盡力提攜，使文脈不至失墜，甚而開枝散葉。他常用禪宗的“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來勉勵學生。1946年7月，他在給葉嘉瑩的信中這樣寫道——
“凡所有法，足下已盡得之……不佞之望於足下者，在於不佞法外，別有開發，能自建樹，成為南嶽下之馬祖，而不願足下成為孔門之曾參也。”
他希望葉嘉瑩不只做一個唯唯諾諾、遵守師說的弟子，更希望她如南嶽懷讓的弟子馬祖道一那樣，對於老師的“法脈”“別有開發，能自建樹”。
那時，葉嘉瑩剛剛大學畢業。她平時沉默少語，除了與老師時有詩文唱和以外，在眾學生中並不顯眼。她欣喜於顧老師的賞識，但也感到困惑：為何老師對她如此期許？詩詞除了悅己自度之外，究竟還能做什麼？
自1942年起，葉嘉瑩聽顧隨先生講課，前後長達六年之久。這六年間，她記下了八大本聽課筆記。南下前，先生贈她一首詩以為勉勵，其中有一句——
“食茶已久漸芳甘，世味如禪徹底參。”
人的一生就像吃茶，苦痛歷練得多了，接受起來就成了甘甜。之後不久，葉嘉瑩便隨丈夫去了臺灣。起初師生尚有聯絡，幾經變故，便失了音信。感念師恩，葉嘉瑩唯有隨身攜帶被她視如珍寶的八本筆記。飄零輾轉的憂患生涯中，她時常翻閱以自省——
“一切世法皆是詩法。詩法離開世法站不住。人在社會上不踩泥、不吃苦、不流汗，是不成的。糞土中生長才能開花結籽，否則只是空虛而已。”
對於二十多歲的葉嘉瑩來說，“人生之茶”的甘苦還需要她去品味，而詩詞與她的人生之間的關係，也在等待一次蛻變。
葉嘉瑩在輔仁大學的成績證書
莫教離恨損朱顏
1945年夏，葉嘉瑩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平佑貞女中教中文。她課講得好，陸續有其他學校來邀她去講課，最多的時候同時在三個中學兼課，每週講三十個小時。因為講的是她所熱愛的文學，所以絲毫不覺得辛苦，學生聽她的課也輕鬆愉快。
其中一所中學，男女分校，葉嘉瑩起先在女校教課。當時男校高二有一班成績不錯但是調皮的學生，對不滿意的老師毫不客氣，已經趕走了兩個男中文老師。她便將這個班也接手過來。不久之後，大家欣喜地發現，學生對這位比他們大不了多少歲的、貌似柔弱的女老師竟頗為服氣。
上世紀50年代，葉嘉瑩為小朋友講課
三年一晃而過。臨走時，學生們不捨，女學生邊哭邊拿出自己繡的手帕送給她，男學生則以自己寫的字贈予老師作為紀念。幾十年後，當學生們在報刊上看到葉嘉瑩回國的訊息時，紛紛與她取得聯絡，即使不能親往探望，也常常打電話問候。
當年，人們以為葉嘉瑩會成為一位優秀的教師，過上安穩的生活。但一場婚姻卻將她拖入了生命的谷底。
一位老師把自己的弟弟介紹給了她。雖然“戀上詩詞”的葉嘉瑩性格清冷，於個人感情不大上心，但她又性情寬厚，不忍推拒他人的好意，且男方積極追求，甚至為她丟了工作……1948年3月，在北平教書不滿三年的葉嘉瑩匆匆結了婚，八個月後，隨男方遷居臺灣。
1948年，葉嘉瑩婚紗照
初到臺灣，葉嘉瑩在彰化女中教書。生活的窘迫尚未好轉，丈夫就因“白色恐怖”被捕入獄了，那時她的大女兒剛出生不久。隨後，葉嘉瑩母女也被牽連，一同被收押。雖然不久即被釋放，但她因此失去了工作，無家可歸，只能抱著幾個月大的女兒流落街頭。走投無路之下，她只好投奔到親戚家暫居。
在丈夫入獄的三年裡，葉嘉瑩過得十分艱難，她盼著丈夫出獄後生活會有所好轉。不料丈夫遭此一事，脾氣變得古怪暴躁，動輒便拿她撒氣。她記得第二個孩子出生時，丈夫得知“又是個女兒”，掉頭就走了。
但是葉嘉瑩不敢抱怨，她一抱怨，好心人一勸說，丈夫就覺得受到了諷刺，回頭對她更沒有好臉色。那時，她多次夢見自己渾身是傷，夢見母親站在察院衚衕的四合院裡向她招手，她跑過去，母親和四合院又都沒有了……
“我真的是把什麼都放棄了，活下來就是了，除了活下來什麼都不用說了。”但如果這時，她想起顧隨先生的課，一定會想起老師曾經說過——
“創作必有安定情緒。然則沒有安定心情、安定生活便不能創作了麼？不然。沒有安定生活，也要有安定心情。要提得起放得下。”
忍下心中的壓抑和委屈，為了維持生活，葉嘉瑩開始到處找學校任教。只有沉浸於詩詞和教學中，她才能得到一些寬慰。
在臺北二女中教書時，一次督學來視察，學校安排他到葉嘉瑩的課上聽課。那天，葉嘉瑩講的是曹丕的《典論•論文》。講到興起時，沒注意下課鈴響了，督學也聽得津津有味，渾然未覺。課上完後，他告訴校長，這位年輕女老師講得非常好。漸漸地，葉嘉瑩在古詩詞上的造詣和她的講授功力得到了公認。
1954年，在前輩們的推薦下，葉嘉瑩進入臺灣大學任教。此後幾年間，她的詩詞評賞文章常見於報刊，敏銳犀利且感發心靈的風格獲得了許多讀者的喜愛；同時，她還受邀到臺灣大學、淡江大學、私立輔仁大學做講座，在電臺、電視臺開講古詩詞。女詩人席慕蓉憶起當年聽課的情形時說，“老師講課時就是個發光體”。連丈夫在一次看到她的講課影片之後，也驚奇地問她道：“這是你在講課嗎？下次我也去聽好不好？”
從“為一己之賞心自娛”，到“為他人的傳承之責”，“詩詞”拉著葉嘉瑩，漸漸從河谷密林中走出來，向著開闊敞亮處去了。
從臺北到基隆之間，有個地方叫野柳，海岸多礁石。1962年春，葉嘉瑩和學生們一同去那裡郊遊。多年來，她因生活動盪極少動筆創作，但是那天她一連寫了四首絕句，其中一首是這樣的——
豈是人間夢覺遲，
水痕沙漬盡堪思。
分明海底當前見，
變谷生桑信有之。
——《郊遊野柳偶成四絕》
三十多歲的葉嘉瑩望著分隔她與故鄉的大海，體會到了滄海桑田，人事流轉。她從一場“大夢”中醒來了，深吸一口氣，她要把夢中的情事——無論歡欣的、悲苦的——都以美的方式傳達給更多的人。
葉嘉瑩和丈夫、女兒。大女兒後來因車禍去世。王國維說，“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這場變故讓飽經磨難的葉嘉瑩重新思考並選擇
鴻飛無問西與東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大學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者，大多去了臺灣求學，而臺灣幾所知名大學的古典詩詞課，都是葉嘉瑩在講授。這些學者便成了葉嘉瑩第一批海外“學生”。
1965年夏，在臺大中文系的一場謝師宴上，校長找到了葉嘉瑩：“葉老師，我們與密西根州立大學簽了交換合約，明年你就去美國交換任教吧，你回去先準備一下英語。”
在當時的形勢下，葉嘉瑩知道從臺灣回大陸是不可能的，那麼如果出國，將傳統文化傳承給海外遊子，不也是“別有開發”麼？想到這一點，葉嘉瑩欣然接受了。她先到美國密西根大學，不久又應邀去哈佛大學講學。
在美國，葉嘉瑩頗受優待。在哈佛大學寫作《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一書時，校方特例允許她在圖書館關門之後仍可留下工作。“窗前是楓樹，四壁是圖書，當所有人都走了，我一個人可以工作到任何時間。”葉嘉瑩回想起來道：“那真是最美好的時光。”
隨著英語的進步，葉嘉瑩開始涉獵西方文藝理論。她發現，這些理論與中國傳統文論多有暗合之處，這使她感到非常驚喜。“須通一兩種外國文，能直接看外文書，方能開擴心胸，融會貫通。”想起老師顧隨的教導，葉嘉瑩開始調和西方的分析思辨和中國的“心通妙悟”，她嘗試淡化時空、語言和文化的界限，使各種膚色的學生都能夠以自己的方式，領略到中國古典文化的魅力。
葉嘉瑩漸漸有了名聲。三年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向她發來了終身教授的聘書。她於是在溫哥華買下一所老房子，供一家老小同住。
飄零二十載，年近五旬的葉嘉瑩總算有了“安定生活”，但當她獨自一人看到白雲倏忽、黃葉翻飛時，心緒還是難以安定——
寒入新霜夜夜華，豔添秋樹作春花。眼前節物如相識，夢裡鄉關路正賒。從去國，倍思家，歸耕何地植桑麻。廿年我已飄零慣，如此生涯未有涯。
——《鷓鴣天•用友人韻》
幾年前隔海望鄉的悵惘從未消失，如今因為隔了更寬闊的海，變得更加濃烈了。在臺灣時，她知道無法直接回大陸，以為到美國之後便可取道而回，但大陸那時正在“文革”，她只好擱置了聯絡老家親戚的念頭。她想到陶淵明在《歸田園居》裡寫的“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卻不知道自己何時能夠“歸耕植桑麻”，甚至不知道那片“土地”是否安在。
在溫哥華，葉嘉瑩給大學生、研究生講課，也給幼兒園小朋友講課。一次講古詩時，一個男孩問葉嘉瑩“什麼是詩”。葉嘉瑩沒有回答，而是問他：“你的心會走路嗎？”男孩疑惑地搖了搖頭。葉嘉瑩笑著繼續問他：“你的故鄉在哪裡？親人們呢？”男孩說：“在河南開封，常想念爺爺奶奶。”葉嘉瑩點頭道：“對了，想念就是心在走路，用美妙的語言把想念寫下來，就是詩。”
對於葉嘉瑩來說，童年記憶和故鄉的懷抱是最溫暖的，足以撫慰心中一切傷痛，而詩詞，就是引她回鄉的那條路。
青春作伴好還鄉
卅年離家幾萬裡，
思鄉情在無時已，
一朝天外賦歸來，
眼流涕淚心狂喜。
——《祖國行》
1974年，中國與加拿大建交，葉嘉瑩立即回國探親。飛機終於抵達北京上空，得以俯瞰北京城的她，淚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一條長街上都是燈火，那會不會是西長安街呢？會不會是我當年每天走過的地方，是我的家所在的地方？”從舊居寫到故友，從歷史寫到新城，闊別重逢的興奮、人事遷移的感懷，都被她記錄在了1870個字的長詩《祖國行》裡。
夙願已了，葉嘉瑩回到加拿大，打算安度晚年。不想變故又生——曾與她患難相依的大女兒新婚不久後，與女婿在一場車禍中同時去世。忍著悲慟料理完後事之後，葉嘉瑩把自己關在家中，以詩遣悲，寫下十首《哭女詩》。
正如她所敬佩的近代學者王國維所說：“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這場變故，打通了她人生的最後關節。“人不經過絕大的痛苦，是不會覺悟的。不把自己打破，就永遠不能夠超脫。我一世辛勤，忍氣吞聲，養家的責任我已經盡到了，不再被家庭子女所束縛了。”葉嘉瑩走出來，望望來路，渺然不可追，她知道到了尋找歸途的時候了。
1977年，葉嘉瑩第二次回國。這次她和丈夫、小女兒一起，遊覽了祖國的山山水水。
在去西安的火車上，她看見有個年輕人拿著一本《唐詩三百首》在讀；參觀名勝古蹟時，她聽到導遊熟練地背誦著古詩詞裡的句子……所見的一切使她感慨良多。“中國是一個詩歌的國度，儘管經歷過許多磨難，卻依然在用詩歌表達自己。”在葉嘉瑩看來，傳統文化的種子並沒有湮滅，它只是潛入了人們的心底，等待著被髮掘、被培育。
她想，這個發掘者，為什麼不能是她自己？她之前的人生，都不是自己選擇的——婚姻不是自主選擇，教書是本職本分，講座是受人所邀，渡海去臺是隨波逐流，出國講學是機緣巧合……如果說一生唯有一次自己的選擇，那麼她要回國教書。“詩詞的根在中國”，當她這樣說時，已然把生命的根和詩詞，和中國，緊緊地系在了一起。
1978年改革開放，國家大規模地向歐美派遣留學生，新時期的教育蔚然成風。身在溫哥華的葉嘉瑩趁此機會，給國家教委寫了一封信，說明了她想利用假期回國教書的意願。
葉嘉瑩回到了魂牽夢繞的詩詞故土，她想要在這片故土上，用漢語講授中國古典詩詞
她還記得寄信那天的情形：“那天我在黃昏的時候出去，走過樹林，到馬路邊的郵筒去投信。當時，落日餘暉正在樹梢上閃動著光影，馬路兩邊的櫻花樹正飄著落英。”美妙的景色喚起了葉嘉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警醒。她想到自己五十四歲了，時間還能留給她多少機會？會不會回國教書的願望又會像夢一樣，終歸了無尋處？
因此，信寄出之後她便時刻關注著國內的報紙，生怕錯過任何一條重要資訊。一天，她看到一則訊息：“文革”中的許多老教授得到了平反，其中有位名叫李霽野的老先生。葉嘉瑩忽然想起，這不正是當年輔仁大學外文系的教師、老師顧隨的舊友，李霽野先生麼？她立即寫信問候，並告知老先生自己想回國教書的想法。很快，她收到了回信，老先生在信中向她講述了國內教育界的新情勢：“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轉變”，並歡迎她歸國。葉嘉瑩這才放寬了心。
1979年，葉嘉瑩的申請被批准了，她立即動身回國。在香港的國貨商店，她特意買了一件當時流行的藍色女裝換上。飛機在北京一落地，她就受到了熱情的接待。隨後，葉嘉瑩被安排在北京大學教古典文學，之後又應李霽野教授之邀，去天津南開大學任教。
教學之餘，葉嘉瑩喜歡看話劇《茶館》、遊覽圓明園，常常興之所至，與人唱和，出口成篇。詩詞與人生，在這位年近六十歲的歸鄉人身上，再一次重合了。
從前在海外講學，每講到杜甫的“每依北斗望京華”，葉嘉瑩都會黯然傷情，現在，她終於可以長舒一口氣了——
構廈多材豈待論，
誰知散木有鄉根。
書生報國成何計，
難忘詩騷李杜魂。
——《贈故都師友絕句十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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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 張犇鑫
來源 | 新教育家 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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