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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律師在網路上自陳出現零案源和收入的情況。與此同時，湧入律師行業的從業者常年保持高增長，僅2022年執業律師新增7.68萬，漲幅超13%。
零收入的律師們
黃風不喜歡掃樓，因為掃樓時挨家挨戶地推銷自己、遞名片，再加上一身西裝，這讓她覺得自己更像一名銷售。
可經歷了長達數月無案源的日子後，黃風還是去掃樓了。
在一處位於福州鬧市區的上世紀90年代老小區，原本是當地電影製片廠的員工宿舍，如今，大多是上了年紀的本地居民住著。黃風判斷，這裡的居民有所儲蓄，遇到糾紛時，為了不麻煩外出工作的兒女，老人們更樂於花錢求助律師。
已經數月沒有接過案源的黃風期待著，能從這裡接到新的案件，賺得報酬。
知道律師需要“掃樓”來拓展業務，最早是在實習時，她替當時的帶教老師逐戶分發老師的名片並介紹業務，後來畢業後到律所入職，她也代表過律所掃樓、攬收業務。這次“掃樓”，她“推銷”的是自己的業務，為此帶了新印的名片。入行4年來，她第一次在掃樓時分發用大字型印刷著自己名字的名片。
2019年，黃風從法學專業畢業，在福建省一家律所由實習律師轉為授薪律師。一年之後，由於薪資低廉，加上在律所實習、工作的兩年期間，除了起草訴訟狀、整理案件材料之外，黃風沒有得到拓展自己客戶的機會，於是決定離開律所，成為一名獨立律師。
離開前，她就做好成為一名獨立律師後，沒有律所提供的穩定底薪，同時要自負盈虧、更費心費力地奔波尋找案源的心理準備。只是，她沒有料到，奔波了一年之後，她還是沒有接到案子。
決定去掃樓之前，黃風試過在各大社交媒體上宣傳自己。她建了一個專門的社交媒體賬號，在上面發帖子介紹自己擅長的方向和相關工作經驗。網際網路上取信於人不容易，她把自己律師職業證書的證件照置頂在了主頁。“歡迎大家免費諮詢，就當是交個朋友。”黃風在帖子裡寫。
原本，她想著靠免費諮詢先把有需求的客戶吸引到線下見面，等初步諮詢後客戶認可了自己的專業能力，再跟客戶談錢。“即使這一次沒有成也沒有關係，希望他們日後有問題能第一時間想到我。”黃風說。可惜這一嘗試效果不佳，在長達半年的時間裡，黃風的社交媒體平臺後臺，給她發私信的，很多是和她一樣，已經數月甚至一年沒能接到案源的同行。
“網路上的資訊太多，很多人一劃就划過去了，線下親手遞送名片比較誠懇。”思及此，黃風決定，繼續去掃樓。
“律師市場的寒冬是不是真的來了？”2024年7月，入行41年的律師陳旭在社交媒體上發的一則短影片中發出疑問。影片中，陳旭律師坦言，自己在6月份的營收為零，沒有一個案件和一分錢的入賬記錄，是靠前幾個月的收入給同事發工資，這是近20年來沒有發生過的事。
一邊是對律師市場寒冬將至的擔憂，另一方面，陳旭律師也觀察到律師群體存在接近過剩的趨勢。
根據司法部發布的相關資料，近年來，國內律師人數持續增長。2023年，司法部發布《2022年度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統計分析》。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22年底，全國共有執業律師65.16萬多人，比上一年度新增7.68萬，漲幅超13%。根據麥可思研究院《2022年大學生就業報告》，法學位列大學生就業紅牌專業名單，已經是連續第5年上榜，而全國有超過600所高校開設了這一專業。
然而，在律師人數增長的同時，行業裡各類法律事務的數量卻增長放緩，2022年還出現了負增長的情況。此消彼長之下，律師行業出現了 “僧多粥少”的問題。
因為收入下降，加上工作內容瑣碎勞累，在天津一家律所工作的楊吉吉決定出走，在2024年6月份成為一名獨立律師。兩個月以來，她沒有接到案源，除了幫一位律師同行介紹調檔工作得到的介紹費100元之外，她沒有其它收入。
圖 | 楊吉吉做授薪律師時，經常去的法庭
楊吉吉此前服務的律所，一度擁有200多家合作單位，2023年上半年，其中有約20家沒有續約。按照楊吉吉的話說，並不是因為律所自身服務不到位，而是企業效益下降，很多企業已經請不起律所作為顧問單位的預算。其中不乏有些企業已經直接倒閉。
覺察到行業狀況的陳旭律師指出，律師行業進入人才過剩的時代，對需要法律服務的諮詢者來說是好事，可以貨比三家，挑選到能幫助自己的律師和律所。同時，他也提醒準備進入這一行業的青年：“想在這個行業贏得你應有的尊嚴、贏得你理想的收入、贏得你想象的生活，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正如陳旭律師提醒的這般，進律師行業後夢想折戟的青年大有人在。
2022年，張悅畢業於廣州一所高校的法學專業。那時候，張悅覺得自己能很快步入精英階層、為社會伸張正義，並憑藉這份工作擁有體面的收入。
在律所實習一年之後，張悅就發現，這個夢想職業養活不了自己。
每個月，律所發給他3200元工資，這點錢在廣州生存難以為繼，有時他需要跟朋友借錢生活。其次，工作內容也讓他灰心，他重複著打電話、寫訴狀等瑣碎的工作，期待著能在法庭上為當事人據理力爭，但卻總是隻能坐在聽眾席上旁聽學習，偶爾，他還要幫帶教老師處理個人私事，包括取快遞、叫外賣等。
於是，他決定離開律所，嘗試單幹，尋找更多成就理想的機會和收入。
結果卻是，自去年9月至今，張悅還沒有接到過一個案子。
陳可亞在北京當獨立律師，本以為自己是本地人，熟悉環境、在北京也有一定人脈，能夠接到足夠養活自己的案子。但後來，陳可亞發現，自己在北京的人脈和資源，無法轉化為單子。
做獨立律師一年來，陳可亞只接觸到十幾個來諮詢案件的人，全部都是無償。
有一天，他花了一上午的時間，在北京面見了一位客戶，他幫助諮詢者分析了案情，又給對方做了心理建設。到了該談酬勞的階段，諮詢者告訴陳可亞，自己沒有錢，言外之意是不打算僱傭陳可亞幫忙打官司。這樣的情況經常發生。有好幾次，諮詢者聽了他數小時的分析和答疑後，開始祈求，“求求你幫我”“可憐可憐我，我沒有錢”。
陳可亞宣稱，去年決定離開律所成為獨立律師前，他就預料到律師市場的寒冬，只是傳說中的寒冬比他當時想象的更凜冽。
非必要不請律師
很多案子，人們不需要律師來干涉了，陳可亞最近兩年發現越來越多人透過網路搜尋資料，自己寫訴訟狀。這直接反映在法律服務的消費上，顯著現象便是“非必要不請律師”。
在張悅的觀察中，一些“非必要不請律師”的諮詢者，會求助於各類工具，“肢解”掉原本屬於律師的工作。
2023年4月，一位二次諮詢的客戶找到張悅，給他看了一份已經起草好的欠款糾紛起訴狀，請他把關文書規範。
資訊齊全，訴訟請求和基本事實、訴訟理由俱全——張悅邊看邊判斷——只是在法律條款引用上，這份起訴狀沒有應用到具體法規，需要修改。
張悅把結果告訴了客戶。對方聽了，頗為得意地告訴張悅，這是付費在AI平臺上生成的，輸入訴求和指令後，不到兩分鐘就得到了這份自動生成的起訴狀。
張悅感受到了一絲危機。雖然，這份文書寫得不完全規範，還無法完全取代律師的勞動。但在平時，律師寫一份起訴狀，根據案件情況的複雜程度需要1到10天不等，過程中，還需要核實當事人的案件事實、查詢法律條款及相關最新資訊。
當時，他已經連續5個月沒有案源，聽到對方說這是由人工智慧生成的文書，他隱約感覺不妙，自己被替代的可能性，看來越來越大了。
在社交平臺上，搜尋“自己打官司”關鍵詞，可以看到穿著各式各樣職業裝的律師，為有法律訴求的人科普如何自己應訴的流程。張悅分析，這也是律師同行吸引客戶的方式。他仔細看過這類影片，發現有些影片說到關鍵資訊就戛然而止，觀眾需要諮詢律師才能知道關鍵核心資訊。
不過，在資訊爆炸的當下，律師們的這類努力很容易被繞過。獲取資訊的渠道的源頭越來越豐富，張怡嘉就是一名受益者。
2023年9月，張怡嘉被房東上了一課。起先，房東以“年輕人剛出來工作不容易”為由，主動提出減免部分押金、靈活支付租金等優惠條件。住進出租房幾個月後，房東突然給張怡嘉發了一份賬單，上面羅列了一系列張怡嘉不知曉的維修費和額外服務費。她想了解情況，房東卻以合同中一條“未明確費用由租客承擔”的模糊條款搪塞，拒絕進一步解釋。
張怡嘉希望訴諸法律維護權益。找律師之前，她算了一筆賬，請律師的費用，加上諮詢費、訴訟費和其它費用，最終可能會超過拿回來的賠償款。於是，她決定自己寫訴狀。
此前，她沒有過寫訴狀的經驗，無法律背景，花了一週的時間在網上自學，寫了訴訟文書。最終的結果，是她成功為自己拿回3350元。
陳可亞覺得，普通人面對不復雜的小案件時，自己有能力寫訴訟狀的話，確實沒必要請律師。面對相對複雜的案件，普通人自己應訴則有些得不償失，因為律師很多工作都是無形的。更多時候，律師透過專業教育和事件積累了在行業中的實務經驗，能在一些複雜的案件中潤物細無聲地發揮作用。比如，律師更能看懂法條背後的邏輯性與關聯性，這種對法條理解的區別，能讓當事人得到一份表達更為高效、準確的訴狀。
在“僧多粥少”的時代，律師們還需要面對來自行業內部的競爭。過往律師諮詢費每小時一百元到數千元不等的行情開始鬆動。如今，在一些網購平臺，普通人花更加低廉的金額（比如6.66元），就能買走一位律師一小時的諮詢服務。
法務代理公司也在其中分走了一杯羹。
黃風介紹，有些法務代理公司設立專門的銷售團隊，透過線上、線下多種渠道尋找潛在客戶，介紹給律師。然而，根據黃風瞭解，一些法務代理公司僅向執行律師支付案件總金額的20%到30%作為律師費，比起在傳統律師事務所，透過法務代理公司接到的單子，收入會少非常多。但在缺少案源的情況下，律師們也左右為難。
為了得到案源，黃風考慮全風險代理，即遇到法律糾紛的客戶，前期免去代理費和諮詢費，等雙方透過和平協商或法庭宣判解決問題後，客戶再按照此前約定好的比例或數額，從獲得的賠償裡分一部分給律師當報酬。當然，如果案件沒有獲勝，律師也就得不到一分錢酬勞。
在業內，律師們對全風險代理褒貶不一。楊吉吉覺得這樣的方式對獨立律師來說風險太大，時間和金錢成本都無法把控。
堅守還是離開
陳可亞告訴自己，做律師不要把自己當成律師，而是當作一個生意人，出售的是無形的服務，按照與其相襯的價值出售，雙方達成交易即可委託。
他有一位實習律師朋友，在實習過程中，突然被要求進行電話銷售，每天打無數個電話，但毫無所得，通話費還只能自己承擔。一週下來，他唯一簽訂的委託合同所得款項，全被帶教老師佔有，自己一無所得。
對於律師費的定價而言，陳可亞考察市場行情、評估了客戶的付費能力，採取多種措施，試圖談成一單交易。但他最後發現，許多人來諮詢時，想的卻是不花一分錢。
“大多時候，人與人之間是很難在短時間建立信任感，縱橫捭闔，唯有利爭。”陳可亞說，或許保持一個向上的心態才能在這個行業生存。
對於陳可亞來說，進入律師行業並非本心，卻命中註定。他的夢想是當歷史老師或研究哲學。畢業那年，他沒有過研究生考試，卻過了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法考）。
從考入大學法學院開始，一名優秀律師的成長，需要經過長達數十年的時間。期間，4年的法學院基礎學習、兩年職業資格考試與實習，再到後面獨立執業、積累經驗，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體量巨大。過程中淘汰率也很高，光是法考，總透過率就僅為21%。
行業的緊張感，讓很多像陳可亞一樣的律師猶豫要不要繼續在這條路上前行。金字塔塔基的一些中青年律師、跨行業進入律師隊伍的執業者，沒有穩定案源養活自己，幾年做不出名堂而離開律師行業的大有人在。
也有人選擇留下。陸淼給了自己再堅持兩年的餘地。如果兩年內還不能形成穩定接到案源的形勢，她就會轉行。目前，她在貴州一家律所執業兩年，上個月，律所高階合夥人剛剛通知，今年上半年律所收益不佳，需要員工自己繳納五險一金。陸淼如今正考慮離開事務所單幹。
她是帶著理想的憧憬轉行到律師行業的。
5年前，她在上海做製片助理，承接一家公司拍系列啤酒廣告。啤酒公司簽約了某明星代言產品，專案組負責人優先把經費挪用給明星代言費結算，導致現場的場務和臨時工並沒有按時領到自己該有的薪資。
由於廣告拍攝專案組是臨時組建，很多人都沒有固定勞務合同，後續也就難以維權。
當時，陸淼覺得，如果自己是一個律師，就能更專業地幫助他們主張自己的權益。
圖 | 陸淼參加當地法律宣傳活動
經過了10個月完全零收入的窘境，張悅能斷斷續續接到一些案源。但這些案源合同標的額普遍沒有超過萬元。真正讓張悅發愁的還有，目前的案源大多來自親戚、同事和朋友推薦，自己仍缺少開發新案源的能力。
張悅現在很清楚，身為“80%群體”的矛盾性， 做授薪律師，沒有案源壓力，但收入低；做獨立律師，有可能獲得高收入，提成頗為可觀，但案源不穩定。只有進入了“20%精英”隊伍，這個困境才有可能得到緩解，但張悅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這個運氣。
按照黃風的理解，這個行業過往的“三五八定律”不再生效了。“三五八定律” 即工作三年方入行，苦幹五年有飯吃，堅持八年才能走上一條專業化的道路，正式躋身律師界。在黃風看來，因為沒有家裡的支撐，大部分律師都在卡在前三年裡，甚至更久。
黃風的家人不瞭解行業情況，平時家人展現出對她未來的期待，反而給她帶來了一些壓力。“家裡人知道我在福州做律師很驕傲，希望我三五年內能夠買車買房，十年之後，能自立門戶，自己開律所。”
這些壓力交織在一起，黃風開始神經衰弱，經常半夜失眠。她想到班級裡轉行的同學，不少人年收入輕鬆達到八萬、十萬乃至更高，而自己還為每年能否獲得三、五萬元看似基礎的穩定收入而憂心忡忡。
黃風終於決定轉行。
2024年，她成功考上了鄉鎮公務員崗位。由於單位對個人社交賬號的管控，黃風登出了大部分當初用來拓展客戶而嘗試開通的社交媒體賬號。
目前，只有朋友圈個性簽名保留著她曾經是律師的印記——做一個正直的法律人。
*應講述者要求，文中人物有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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