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產病患題材電影創作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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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嶽宗勝（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後、清華大學影視傳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原文載於《電影評論》雜誌2024年11/12月刊

原標題為：“燭照現實與情感療愈：近年來國產病患題材電影創作觀察”

內容提要：近年來，國產病患題材電影創作方興未艾，成為現實題材電影不可忽視的子型別。病患題材電影以病患主體與病魔殊死搏鬥的艱辛歷程為敘事主線，以溫暖現實主義的筆觸描摹他們的精神困境與生命焦慮。病患題材電影疾病敘事背後呈現出的身心“受難”與慾望紓解，成為關於死亡慰藉、生命價值的情感展演，電影在直面病症悲劇性的同時強化生命意識，在施愛與被愛中實現生命教育。

關鍵詞：病患題材現實主義受難場面生命哲思

哈佛大學人類學資深教授阿瑟·克萊曼（Arthur Kleinman）在其著作《疾痛的故事》中強調，“（疾病）隱含著社會公認的關於身體和自我、兩者彼此間關係的知識，以及它們與我們私密關係生活的認識。”[1]在他的認知維度中，疾病在現實表徵的基礎上還隱藏著文化意義，與時間、自然環境、社會政治秩序等多重因素密切相關。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其著作《疾病的隱喻》中指出，“就前現代醫學而言，疾病被描繪為似乎是一種直覺經驗，是外部與內部的一種關係。”[2]她還特別強調了人作為公民擁有“健康王國”和“疾病王國”的雙重身份，從文化批判學的視角出發傳遞疾病背後的意義與話語、身體與身份、隱喻與修辭，對疾病的文化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從阿瑟·克萊曼到蘇珊·桑塔格，疾病敘事理論不斷豐富發展，始終與生命意義、倫理道德、疾病意象、社會文化隱喻等因素密切相關。在中國，文學研究學者率先將疾病敘事引入文學研究領域，探討疾病與文學的關係、疾病與社會的隱喻、疾病中的生死觀與倫理規訓等意義，書寫中國傳統中遮蔽的“死亡禁忌”，洞見文字背後創作者的藝術審美和文化思想。回到電影層面，疾病作為一種敘事元素或者隱喻符號始終與中國電影緊密相隨，“實踐著對病體表徵與病痛體驗的不同表達”[3]，映照出人類在生與死的衝突中生成的社會文化意涵，攜帶著鮮明的時代特徵。

近年來，病患題材電影在主流院線市場不斷湧現，成為現實題材電影不可忽視的子型別。事實上，病患題材電影作為展現生命、家庭與社會的重要載體，既是在社會邏作用下觀照現實的情感訴求，又隱含著鮮明的時代特徵，將社會、心理、生命與倫理等多重內容進行現實指涉和藝術呈現，成為生命痛症體驗和文化意義生成的重要媒介，實現了中國疾病題材電影的情感詢喚和價值超越。本文以新世紀以來中國病患題材電影為研究物件，考察以疾病元素或疾病敘事作為影片情節驅動力的創作邏、社會語境、文化隱喻等，直面電影中的痛症與精神困境，感受病患題材電影在現實語境中實現的價值取向和社會情感共鳴。

《疾病的隱喻》上海譯文出版社版本

壹

現實指涉：病患題材電影的生成語境與創作邏輯

“病患題材是電影導演、作品和現實世界對映在電影中的反映。”[4]回顧中國電影一百多年的發展歷程，“死亡命題”始終在銀幕上頻繁顯影，隱含著某些集體訴求和全方位的時代敘事。《黑籍冤魂》（張石川、管海峰，1916）藉由“鴉片身體精神之荼毒”暗喻帝國主義對國人帶來的經濟侵略與精神毒害；《桃花泣血記》（卜萬蒼，1931）以琳姑的肺心病作為敘事元素持續推動劇情的發展，踐行著電影“教化人心”的創作初衷；《小城之春》（費穆，1948）以頹廢的小城、疾病纏身的戴禮言隱喻戰後國家的滿目瘡痍。“十七年”時期，以《護士日記》（陶金，1957）、《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謝添、陳方千，1961）、《枯木逢春》（鄭君裡，1961）、《生命的火花》（東方，1962）、《農奴》（李俊，1964）等為代表的電影，透過疾病敘事完成了政治救治與新生的銀幕表述，實現了觀眾對國家政治合法性和主流意識的體認。改革開放後，社會進入轉型時期，以《苦難的心》（常甄華，1979）、《人到中年》（王啟民、孫羽，1982）、《十六號病房》（張圓、於彥夫，1983）、《死神與少女》（林洪桐，1987）、《艾滋病患者》（許同均，1988）、《紅十字作證》（佳木，1991）、《我也有爸爸》（黃蜀芹，1996）等為代表的病患題材電影重回大眾視野，對癌症、白血病、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的書寫成為影片敘事的重要驅動力，既是對疾病知識的科普，也是關於人的生存與死亡、生活的糾葛與慰藉等哲學意義的探討。

《我也有爸爸》劇照

新世紀以來，以疾病敘事為主題電影的集中湧現是電影創作者觀照現實社會，感受生命、尋找答案的創作詮釋。2003年，白羽導演的《少女穆然》將白血病作為主要情節驅動因素，以主人公穆然挑戰生命極限的勇氣和樂觀向上的性格讓觀眾獲得心靈上的撫慰與治癒。此後，《檸檬歲月》（劉茉，2004）、《北京童話》（李威，2004）、《左右》（王小帥，2008）、《山楂樹之戀》（張藝謀，2010）、《傾城之淚》（黃真真，2011）、《最愛》（顧長衛，2011）、《搜尋》（陳凱歌，2012）等影片均將白血病、艾滋病、癌症作為電影的故事核心，以人文主義的創作觀念塑造著有尊嚴的生命，開拓著病患題材電影的邊界。

2015年韓延推出的《滾蛋吧！腫瘤君》，透過疾病敘事展現青年文化在自我療愈、自我修復過程中對社會現實的介入，在“最重要的，是怎麼活著”的生死觀念中傳遞積極的價值導向和人文關懷，承繼了此前病患題材電影現實主義的社會邏輯，也將病患題材電影的創作帶入一個新的階段。自此，《送我上青雲》（滕叢叢，2017）以都市女青年盛男的視角出發，講述她罹患卵巢癌後經歷對生活的無助、死亡的恐懼以及慾望的追求，關注患病群體的身體和精神意識。《我不是藥神》（文牧野，2018）在疾病敘事的基礎上反思重大疾病導致的種種社會問題，觸及關注度極高的醫療問題及其制度缺陷，透過一個底層小市民的救贖形塑出一個個熠熠生輝的超然靈魂。《媽媽！》（楊荔鈉，2022）以女兒馮濟真的阿爾茲海默症為表徵，從她的遭遇和病症中剖析母女二人的心結和家庭內在的創傷，挖掘疾病敘事背後的集體記憶和時代隱痛。《不止不休》（王晶，2023）透過乙肝這一傳染性疾病展開敘事，藉由社會大眾對傳染病群體的偏見，喚醒大眾對社會倫理、道德困境的反思，展開對疾病背後隱喻意義的探尋。《不虛此行》（劉伽茵，2023）透過失意編劇聞善專職為死者寫悼詞的故事，建立了生者與死者之間的情感聯結，以旁觀者對“死亡事件”的觀察和介入，實現了生命印記在時空層面的拓展，重新思考了“生命”的價值與意義。這些具有代表性的影片從病患群體、醫療制度、精神困境、生命意義等層面分別進行了探索，構建了中國病患題材電影圖譜的豐富性和多元性。

《滾蛋吧！腫瘤君》劇照

回溯新世紀以來中國病患題材電影的發展，疾病種類的多樣性、社會內容的多元性愈加呈現出疾病背後隱喻的文化意識與社會議題，共同建構具有現實指涉意義的敘事結構，實現觀眾對疾病、患病群體及社會責任的情緒感知與情感共鳴。病患題材電影作為現實題材創作型別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來源和表現物件，成為觀照現實、對映現實的重要載體。從早期病患題材電影“以病體喻國體”“以隱疾喻困局”，到新時期初始，中國電影界提倡“題材多樣化”呼籲現實題材電影創作，病患題材電影自此開始逐漸顯露。改革開放後，病患題材電影大多主題先行，“疾病”在故事邏中僅僅是敘事過程中的一股推力，成為服務於情節的工具符號，觀照現實的核心力量差強人意。新世紀之後，尤其是《滾蛋吧！腫瘤君》的出現，疾病敘事背後的文化隱喻、生命倫理與病痛抒發都呈現出強烈的邏自洽和情感反思，病患題材電影才逐漸形成較為成熟的類型範式。在不斷融合青春、喜劇、家庭、文藝、懸疑等元素的基礎上呈現出較強的型別融合能力和現實表現能力，開拓出豐富的電影形態。

在現實主義的主框架下，病患題材電影對內容上“真實”與“虛構”部分的佔比處理直接影響著電影抒情向度的立論根基[5]。縱觀近幾年病患題材電影，創作者有意識地遵從社會現實邏，堅持現實主義的書寫原則，兼顧商業性與藝術性、型別化與真實感，“逐漸形成了批判主義與溫情主義互為表裡的創作特點。”[6]中國病患題材電影本身具備的現實對映、社會反思、人性思辨、生存困境、生死話語等特點也成為此類作品獨特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如孟君教授所言：“（病患題材電影）是觀照現實的中國電影現實主義傳統的延續發展。”[7]

貳

情感展演：病患題材電影的受難場面與慾望表達

對於病患題材電影來講，病症的身體反應和病痛體驗常常成為影片的視覺主體。“疾病所引發的體驗，一方面顯現為具象的身體感知，另一方面也包括似乎不可見的心理體驗。”[8]從身體感知的層面，病患主體由於病痛呈現出的有意無意的恐懼、痛苦、衰敗等成為影片情感體驗的重要來源之一，與影像語言共同構成受難場面，指向更深層次的主題表述。從心理體驗的層面，疾病帶來的死亡隱喻，在被無限放大的同時，病患主體基於生命倒計時迸發的想象、體驗成為影片慾望書寫的內在根源。

電影觀眾天生地就與他人“真實的”或者“想象的”痛苦勾連在一起[9]。觀眾透過影像媒介對病患主體身體與病痛的凝視，尤其是在死亡跡象逐漸顯現的過程中，讓觀眾接近他人遭受的苦難，這種“苦難”以“受難者—銀幕/螢幕—觀看者”之間的聯結形成受難場面。因疾病帶來的身體創傷形成了最直觀的受難場面，這種受難場面帶著強烈的視覺衝擊，呈現出身體的異化和生命的流逝。以《我不是藥神》為例，作為白血病重疾患者的呂受益，在缺少藥物“格列寧”的維持下，進入醫院化療。影片藉助程勇去醫院探望呂受益的情節直接或間接呈現了病患主體的受難場面：血小板減少後腹部始終無法癒合的創口；清創換藥時聲嘶力竭的痛症反應；脫髮、消瘦、疲乏的外在身體特徵等。這種身體上的形變一方面隱喻病患主體逐漸消亡的生命力，一方面調動觀眾對痛症、死亡感知的具身體驗。除卻直觀可見的身體創傷，病患題材電影中因檢查、化療、手術等造成的剃髮場景標記著疾病的延續、散發抑或受難儀式的開始，頭髮的從有到無也成為影片重要的敘事和煽情段落，從微觀層面窺探病患主體及病患家庭的掙扎與苦樂。《我們一起搖太陽》中呂途腦瘤手術時的剃髮、《送你一朵小紅花》中馬小遠舊病復發後的剃髮、《關於我媽的一切》中季佩珍化療後的剃髮場景等，都彰顯著病患主體身體創傷後歷經生命顛覆、情感撕裂、死亡臨近的受難儀式，建構敘事層面的戲劇性和視覺層面的悲劇化色彩。如果身體創傷是病患主體受難場面的外在表現，疾病確診瞬間的信仰崩塌以及被圍困的身體與渴望自由靈魂的動盪撕扯也是無法規避的“劫難”。在疾病題材電影中，疾病尤其是癌症確診瞬間的場景往往構成了戲劇衝突的重要來源。葉藍秋（《搜尋》）被確診惡性淋巴瘤時的驚慌失措、茫然無助，與冷冰冰的儀器聲、泛白的檢查室，再加上變焦鏡頭的眩暈感和變形處理，在視覺層面呈現出超現實的表現方式，共同作用於受難場面的營造。

《我不是藥神》劇照

王鶯鶯（《雲邊有個小賣部》）在被確診癌症晚期時的目光呆滯、渾身顫抖與高飽和度、溫暖色調籠罩的醫生辦公室形成強烈對比，疾病隱喻的死亡意義在表意性的空間裡得到強調。當然，這種確診瞬間的情緒湧現並非對死亡恐懼的單一指向，更多是對未完事或人的情感依戀和精神慰藉，但是狼狽的身體狀態和不確定的生命指徵猶如當頭一棒，可以隨時終止病患主體的生機。另一方面，因疾病導致的病患主體靈與肉的“割裂”往往更加殘酷。

在影片《媽媽！》中，罹患阿爾茲海默症的馮濟真在“幻視”“幻聽”中才能見到父親，但每每要進入同一時空，幻象最終歸於現實。馮濟真內心遺留的傷痕和壓抑的痛苦藉由“疾病”散發的無意識狀態讓她始終在“現實/自我審判—幻象/彌補痛苦”中迴圈，疾病導致的“現實—幻象”也成為她面對靈魂的自我審判。事實上，無論是身體外在的表徵還是精神層面的感情拉扯，涉及“生命倒計時”之後，病患主體就墮入極端的困境之中，這種困境在時間的行進過程中，愈發成為患者及其家庭的“集體蒙難”。

現實的觀照、生命的思辨、倫理的探討等都是病患題材電影繞不開的社會議題，即使面對死亡這個終極命題，“向死而生”依然是電影所闡發的核心主題。對病患主體來講，當生命步入“倒計時”，內心深處的情感訴求會隨著時間的推進愈發強烈，以“遺願清單”的方式呈現內心慾望、紓解死亡焦慮。在《小小的願望》（田羽生，2019）中，罹患肌肉萎縮症的高中生高遠面對死亡，他的遺願清單樸素且真摯——談個戀愛。高遠試圖透過談戀愛的方式完成自己從男孩到男人的轉變，在朋友、家人的不斷努力下，高遠“成為一個男人”的願望，也是在生命倒計時的最後實現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成長。在《送你一朵小紅花》中，韋一航和馬小遠歡樂、戲謔的“探險”旅程，在疑似舊病復發的基礎上觸發了嚮往遠方探險的願望，海鮮市場版的“南非幹斯拜海灘”、冰庫版的“南極”、塑膠泳池版的“死海”、排風機版的“科羅拉多峽谷”……這種遊戲化的情節設計，巧妙地消解了一部分疾病帶來的殘酷意義，賦予影片溫情的底色，又在狂歡的氛圍中抵達心靈之境。

愛慾衝動和死亡本能是人類兩大心理動力。電影《最愛》從人性的角度描繪了沉湎於慾望之中的艾滋病群體的人生百態，在慾望的驅使下，他們的“遺願”也變得極端、自私、廉恥與悲憫。黃鼠狼和瘸廝強行私分校舍財產、私伐林木，只為換取寬闊的校舍和“豪華棺木”，他們的私慾和貪念詮釋了廉恥的慾望本身。得意為了和琴琴結婚，以遺書的方式將家產留給了琴琴的丈夫。而得意與琴琴的情愛更多的是同病相憐的慰藉和人性原始的慾望衝動，得意火車前的狂奔、琴琴反覆誦讀的結婚證詞既有對活下去的渴望與追求，又釋放出愛慾和死亡之間的羈絆與抗爭，他們在死亡面前極端的情愛如一曲悲憫的輓歌，對映著慾望的陰暗與絢爛。在《送我上青雲》中，盛男被確診癌症後，開始踏上一場自我救贖的旅程。由於死亡焦慮的不時湧現，急於釋放愛慾的盛男卻因急切、強烈、緊繃的情緒嚇跑了劉光明和四毛，直到盛男經歷情感的大起大落之後，坦然接受真實的自己，“最終彌合了敘事和體驗之間的分裂、靈與肉之間的衝突，重新激活了生命本源處的‘慾望’。”[10]

《最愛》劇照

叄

死亡慰藉：病患題材電影的生命哲思與詩意表達

面對生與死的終極問題，儒、釋、道皆有不同的見解，儒家認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孔子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強調“天下有道”的理想；佛家強調“來世學”，主張“靈魂不死”的觀念；道家則主張“順應自然”“長生久視”[11]。疾病題材電影在直面病症悲劇性的同時，對生命意義和生死觀念的思考，始終貫穿其中。無論是生與死裂隙中流露出的生命溫情，還是意象世界裡的生命哲思都從不同層面強化著電影要表達的生命意識，在疾病敘事下完成對生命超越的敬畏書寫。

如上文所說，向死而生的生命意識作為疾病題材電影情感散發的核心詮釋，直面生活的苦難、對抗死亡的無常、審視生命的困境以及如何正確看待疾病自然成為這類電影繞不開的話題。在溫暖現實主義的創作邏下，疾病題材電影往往採用“患病—治療/自救—死亡/痊癒”[12]的故事模式，在施愛與被愛中，淡化疾病帶來的悲憫色彩，發掘人性的溫度，傳達“向死而生”的超然生命觀。以韓延導演的“生命三部曲”（《滾蛋吧！腫瘤君》《送你一朵小紅花》《我們一起搖太陽》）為例，在喜劇外殼下講述病患之間相互激勵、攜手走出逆境，洞悉生命真諦的故事。“生命三部曲”在去苦難化敘事的基礎上，展開了對生命意義的追尋和生死議題的思考：生性開朗的漫畫家熊頓在事業、感情雙重失利的情況下被診斷出癌症，她在漫畫世界中的豪氣、豁達的英雄氣概轉化為現實世界樂觀向上的抗癌勇氣，從容面對死亡，最終實現了與死亡的自我和解；離群少年韋一航在手術成功之後喪氣頹廢、孤獨敏感，病友馬小遠的出現如同一縷陽光照亮了韋一航的內心世界，兩個人在啼笑皆非的相識之後攜手共同抵禦病魔，以樂觀灑脫的精神理念共同成長、相互救贖；腦腫瘤患者呂途和尿毒症患者凌敏因生命接力的約定，踏上了一場充滿愛意、善意與勇氣的“治癒”路途，兩人從“合約結婚”到互生愛意，在頑強延續生命的同時展現出積極樂觀的抵抗精神，成為彼此的“太陽”。韓延創作的“生命三部曲”始終圍繞罹患重疾的青年群體，透過疾病患者的生活經歷和情感掙扎，呈現他們的精神焦慮和生存困境，在去苦難化的敘事中禮讚積極向上的生命激情和真切的情感觀照，在疾病與生命之間呈現鮮明的療愈特質。

疾病題材電影對生命與死亡的關切、探討與呈現是生命情感體驗不可或缺的內在表達。對生者來說，病患主體面對疾病的無奈或接納，面對時間流逝的哀傷或坦然，面對死亡的悲慼或平和，能有效撫慰死亡帶來的焦慮，重新認識生活的意義、生命的價值。電影《不止不休》以新聞記者韓東為乙肝患者群體爭取權益為故事邏，雖然沒有觸及沉痛的死亡議題，但卻直接揭示了社會對乙肝患者群體的偏見，在異化中落入失語的境地。記者韓東也在與乙肝患者群體接觸的過程中逐漸明晰自我職業倫理觀念，在消解偏見、撫慰苦難的過程中為被歧視的乙肝病毒感染者發聲，實現了正向情感力量的自我投射。在電影《不虛此行》中，工作失意的編劇聞善只能轉行寫悼詞，重疾患者、逝者家屬輪番上場，聞善在聆聽和觀察中，追索大家對死亡議題的不同解讀，稀釋生命消逝帶來的哀傷，正視生命的本真和麵對死亡的釋然，聞善的生活也因此重新煥發了生機，對待生命更加尊重，對待死亡更加平靜自然。事實上，病患主體在與病魔鬥爭中散發的積極、樂觀、坦然的生命態度，

厚重的生命質感與超然的生命觀，平和溫柔地紓解生者的死亡禁忌和恐怖焦慮，助其形成穩固的精神支援。如學者張燕所說，“悲劇性人物走向生命盡頭的力量感（禁忌）和不可抗的困境中因抗爭精神迸發的人性光輝（超越性）”[13]都成為電影創作者觀照現實肌理下感受生命悲喜、解讀生命價值、體悟生命意義的核心訴求。

《不止不休》劇照

在中國傳統倫理思想中，對待生死觀念有不同的解讀，隱喻的、晦澀的、詩意的、浪漫的、超然的態度與中國人萬千的生活和情感經歷休慼相關。銀幕語言的多義性、隱喻性和意象性恰好成為國人面對死亡禁忌、生死觀念的留白方式。在《臍帶》（喬思雪，2023）中，阿魯斯和母親前往草原深處尋找她記憶中“陰陽樹”的過程便是“落葉歸根”觀念的銀幕展演。影片中不斷提及“陰陽樹”成為生與死、母與子、過去與未來聯結的“臍帶”，母親身體的消亡卻也迎來了精神上的重生。在《乘船而去》（陳小雨，2024）中，母親周瑾被確診為腦瘤，江南水鄉、船隻搖曳，周瑾以“船”為媒介完成了出嫁、生活、送葬的生活情態，“船”貫穿了周瑾的一生也鉤織了她獨特的生命意識：以船為家，笑對生命。《小偉》用“追太陽”傳遞釋然超脫、直面死亡的寓意；《送你一朵小紅花》用“小紅花”寓言著生命的獎勵，傳遞熾熱、積極的生命意識；《再見吧！少年》（林子平，2020）用“歌唱”唱響迎風而上、英勇無畏的生命力量；《我們一起搖太陽》用“搖太陽”書寫永不止歇、昂揚向上的生命禮讚。面對生死議題，如何正確看待疾病、苦難與生命，是人類始終無法迴避的議題。病患題材電影將視角對準罹患疾病的社會邊緣群體，透過現實的筆觸直面社會難題，勾勒出他們的生存困境，又在細緻入微的情感觀照中洞悉生命的真諦，引起觀眾對生命與死亡的思考，“為我國傳統的生死觀念作出新的註解。”[14]總的來說，近年來疾病題材電影或關注生死議題的電影接連湧現，在銀幕上呈現他們與病魔殊死鬥爭的艱辛歷程，描摹他們的生活焦慮與生存困境，透過漸次漸進的疾病書寫，燭照生死裂隙中散發的生命光暈，傳達“向死而生”“向陽而生”的超然態度，引發觀眾對生命、衰老、疾病與死亡的思考，這也是電影本身所要詮釋的生命價值與人生意義——在施愛與被愛中實現生命教育。

註釋：

1.[美]阿瑟·克萊曼：《疾痛的故事：苦難、治癒與人的境況》，方筱麗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頁。

2.[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程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頁。

3.陳曉雲、劉卓爾：《近年來國產影片中的疾病敘事與生命體驗》，《戲劇與影視評論》2022年第1期。

4.孟君：《中國病患題材電影的社會邏與現實主義方法拓展》，《電影藝術》2021年第2期。

5.郭文軒、蔣歡：《疾病隱喻與情感映照——21世紀以來中國病患題材電影的現實互文特質》，《山東藝術》2023年第5期。

6.郭文軒、蔣歡：《疾病隱喻與情感映照——21世紀以來中國病患題材電影的現實互文特質》，《山東藝術》2023年第5期。

7.孟君：《中國病患題材電影的社會邏與現實主義方法拓展》，《電影藝術》2021年第2期。

8.陳曉雲、劉卓爾：《近年來國產影片中的疾病敘事與生命體驗》，《戲劇與影視評論》2022年第1期。

9.[英]莉比·薩克斯頓：《倫理學、觀眾身份與受難場面》，劉宇清譯，《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7年第6期。

10.姜宇輝：《詛咒、感染與救贖——晚近中國電影中的疾病敘事和隱喻》，《電影藝術》2020年第3期。

11.嶽宗勝：《河西走廊的影像使者：李睿珺的家園意象與影像哲思》，《新疆藝術學院學報》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