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據外媒報道，特朗普釋出的比特幣在一度暴漲、帶動其個人資產增值400%之時，也使全球近40萬人爆倉，遭到了內幕交易的指控。在如此魔幻的現實之下，美國自由光環背後的“散裝”核心與魯莽投機的本性越來越浮出水面：社會混亂分裂，國家決策武斷隨意。美國為什麼會變成這樣？還是它的本質我們一直沒有察覺？
本文認為，美國社會的混亂與國家決策的武斷並非當代出現的新現象，而是深植於它立國之初就刻下的基因之中。因此，我們需要跳出區域性、短期的美國研究視野，把時間軸拉長來觀察、預判和應對美國。文章認為，美國極端現實主義的政治風格源於美國的流民社會特性，包括特朗普也是德國裔移民的後代。這種由異質性群體馬賽克式拼湊而成的社會，缺乏凝聚人心的文化共識，也缺乏長期積累的政治傳統，政治生活成為各種臨時力量的聚合，最終導致美國在國際政治中強勢、魯莽又脆弱的特徵。與美國自己宣稱的普世價值相反，美國是人類歷史中一個極其偶然、短暫和特殊的政治現象，它沒有傳統國家的統緒傳承，同人類社會既有的政治經驗和情感結構相去甚遠，因此，我們也不能以看待傳統國家的眼光來看待它。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2024年初，美國猶太裔副國務卿紐蘭作為美國對烏克蘭政策的關鍵人物突然辭職，外界並不清楚紐蘭在俄烏問題上看到了什麼，但僅就政治家在關鍵時刻“撂挑子”的行為來說，在一些傳統大國看來，都是極為罕見也著實令人不解的。這讓人想起另一歷史片段：1990年，在一個極為難得的歷史契機中，兩德實現統一，時任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對此抱有極大的警覺和疑慮——這是英帝國遺留的經驗和能力——但面對當時美國的不管不問和無力迴天的局面，撒切爾感到無比錯愕和驚恐，並用一種更加冷眼的態度看待這個新的世界大哥。美國似乎不太像一個人類經驗中的正常國家，全世界的交易對手也似乎不應用慣常的概念和標準來認識和預判美國。美國的外交看上去更像是一系列臨時操作的組合，散碎和任性定義了美國政治運作中的某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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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蘭·貝桑松（Alain Besançon），這位出身於巴黎中上階層天主教家庭的曾經的自由派反共學者，20世紀80年代後曾在美國胡佛研究所等多家機構任職，還曾赴東歐組織所謂“親大西洋倡議”組織，數年前卻背起行囊憤然離開北美，返回法國故鄉生活，臨行前撰文寫道：外人眼中如日中天的新帝國，在他那裡成了根基脆弱的基督教文化沙堡。或許只有用一種更為別緻的文化視角，才能理解這些耐人尋味的事件和老派思想家的意向轉變。美國的政治運作植根於它極為短暫的歷史程序和極為特殊的文化結構，透露著青春期特徵和不著調的特質。關於美國政治運作的更一般性知識，可以從它作為爆發式形成的大規模流民社會的奇異政治形態和文化形態的角度來加以研究和推導。
▍沒有宗廟和統緒的流民社會
觀念中的美國和作為原始物體的美國，是兩個不同的事物。今天的美國是在一片所謂的上帝“應許之地”——實際是無主之地——之上，由一波又一波的流民和難民組成，以不同地域宗教教派的自組織化為政治單元構成的雜居共同體。16世紀以來的歐洲宗教戰爭和霸權戰爭，使英國的北美殖民地意外成為歐洲人口流出的直接受益者。17世紀80年代之後，自卡羅萊納成為第一個蓄奴殖民地後，黑人群體持續進入美國。1750年殖民地人口達到100萬，到18世紀末超過500萬，美國人口結構板塊初具形態。這股流民浪潮從歐洲逐漸擴充套件到全球各地區，如百川灌河，經久不息，其持續時間之長、人口規模之巨，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從1820年到1924年，先後約有3400萬移民抵達美國；1820年以來至今，流入美國的人數總數超過了9000萬。
起初，宗教派別充當了一個極為有效的流民安置系統。早期到達北美的天主教徒、清教徒以及早期路德宗都曾試圖建立教權，渴望透過教權結構和等級秩序獲得秩序和寧靜。然而，早期移民教區治理很快被宗教覺醒運動和南北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工業化程序摧毀，反等級結構和反教權主義成為流民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流民潮包括了外部世界向北美的流動和北美內部的流動，然而，美國社會內部的流動並未形成體現階層躍升和內部向心力文化的“律動”，而是隨著殖民程序的推進，像“鋪路”一樣不斷向前延展，後期則像是在大餅上撒芝麻或在水泥裡摻沙子。
現實中的國家首先是“家國”，有家才有國。相比來說，美國更像是一個臨時搭建起來的社會架構，它沒有令人神往的家鄉故土和悠久的歷史神話，沒有神聖的宗廟祖墳和綿綿不絕的香火譜系，沒有家長和大人，沒有傳統意義上的等級結構和統緒傳承，更沒有典章制度和禮樂文化。在某種意義上，美國是在特定歷史時刻臨時爆發式形成的新組合，它馬賽克式的組合形態，貌似緊密相連，實則彼此獨立。無數個小店主、迅速崛起的暴發戶、一神論宗教團體、種類繁多的學術機構、藝術組織、黑幫組織以及新興工業組織和金融集團構成的複雜體系，共同塑造了美國的社會文化格局。在他們當中，由於沒有一個廣泛認可的當家人，彼此之間也就無法形成一個成熟的連結機制，只有各流民群體的臨時組合和利益爭奪。在鍍金時代，北美流民群體中的部分暴發戶臨時搭建了一個所謂“上流社會”。但正如伊迪絲·沃頓（Edith Wharton）在《純真年代》這部小說中所透露的，在這些暴富家族中盛行和被追捧的價值更多是炫富，對比老歐洲社會的肅穆感、儀式感、得體感和榮譽感，新大陸已然物是人非。沃頓的個人經歷透露出部分美國人的心路歷程，為了在精神上擺脫那個不堪蒙羞的美國，並遠離流民群體大戶所搭建的虛假格調，不得不透過一次次的遠行，把自己臨時寄生在歐洲舊大陸。
1791年，法國浪漫主義作家夏多布里昂因對法國大革命的失望而去往北美躲避並尋求寄託。多年後的1846年，他在著名的自傳《墓畔回憶錄》中卻表達了對新大陸的失望與哀嘆。在他眼中，平庸在美國的公共生活中盛行，儘管流民群體對自由的熱情被無限吹噓，但這只是滿足他們真實渴望的手段：“只要自由能產生黃金，工業共和國（république industrielle）就能創造奇蹟；但當黃金耗盡時，共和國就會失去這種對自由的熱愛，這種熱愛不是建立在道德情操上，而是源於對利潤的渴望和對工業（industrie）的熱情。”夏多布里昂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美國社會存續的機制，它高度依賴於增長與攫取，而非建基於長治久安的社會結構和精神秩序。
“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這句話無法應用到對美國的描述中。由於沒有一個當家分子擁有自然權威或遵循等級秩序的統治能量，政治生活自然成為雜亂無章的各種臨時力量的聚合和臨機手段的發揮。相對於傳統國家，美國更像是一個流民軍事組織，既沒有歷史的胸懷和經驗，又沒有政治上的伸縮和柔韌。每臨大事，很難判斷誰才是這個國家真正負責的人，各流民群體的精英更加關注眼前的事和當下的利益，輪流坐莊的政治家則缺乏針對大事的掌控和駕馭能力。“當家人”在美國是反動派的代名詞，這已然構成了美國移民社會的情感底色和政治正確的基石。特朗普在上屆大選中，曾代表基督教福音主義右翼用“誰的美國”進行政治動員，一度受到了多數流民群體的警惕和“批鬥”。
多數美國人不理解歷史形成的家園、結構、等級和統緒的含義與價值，抽象的自然權利觀念成為流民社會的獨特信奉與自信表達。針對各類異鄉人，美國沒有一個基本有效的結構和掩體。“家國”者，還代表著家園、家人、城門和結構，然而美國流民政治群體對此持有無比的敵視態度，而對解放價值有著神學信仰一般的痴迷，並在操作過程中不斷自我崇高化。傳統國家的倫理從來都是指向具體的人，所關心的是道德世界及其實現基礎，而流民社會所盛行的自由、民主和正義這些詞，從來都沒有具體指向，他們本身變成了主體和目的，這在人類歷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現象。
▍依賴感覺堆砌起的文化沙堡
美國流民社會的聚合與形成，在兩次宗教大覺醒運動期間完成。第一次宗教覺醒運動最直接的影響，是歐洲和北美殖民地各新興教派的興起。宗教多樣性的增加不僅進一步挑戰了傳統天主教陣營的地位，也對包括德國路德宗在內的原有新教教會系統造成衝擊。獨立戰爭後，第二次宗教覺醒運動爆發，更加強調個體在救贖中的作用，在北美激發了包括禁酒運動、廢奴主義、婦女運動在內的新社會浪潮，並伴隨邊疆運動而向西部縱深遷移，深刻影響了美國的社會文化格局。四方雲遊的福音傳道者們，經常在野外舉行大規模的宗教集會。1800年前後留存的歷史記錄詳細描述了福音主義戶外集會所創造的狂熱，包括尖叫、吠叫、狂笑甚至痙攣等瘋狂狀態。宗教多元化加劇了北美社會的碎裂。貝桑松認為，北美宗教文化領域的特殊結構，深深植根於過去五個世紀以來歐洲宗教改革的“新浪潮”，要害是宗教靈知結構與懺悔形式的多元化。全世界沒有任何國家像美國這麼信奉一神論，且多種一神論的靈知信仰雜糅擁擠在同一政治空間之內，卻沒有任何一種核心宗教同這個國家的政治結構密切聯絡、相互支撐。
最早進入北美的新教力量包括英國的清教徒和不信奉國教者，隨後是愛爾蘭天主教徒和蘇格蘭長老會。1660年後，威廉·佩恩帶領貴格會成員來到費城，建立了北美的大本營，並進行“神聖實驗”。貴格會成員的活動不僅間接影響了美國憲法的制定，還參與了南北戰爭時期的黑人解放運動。貴格會創始人喬治·福克斯及其追隨者刻意迴避傳統基督教的“三位一體”教義，強調“內在之光”作為信仰核心，否定了賦予天主教和聖公會等世俗權力神性和道德優越性的觀念。
美國社會雖然遠離了歐洲，但其宗教文化結構依然深深植根於老歐洲。歐洲政治和文化系統的裂變，透過大移民和覺醒運動被戲劇性地拋入了北美大陸併產生異變。在這股浪潮中，德意志宗教文化意識形態的影響最為深刻。路德神學曾使日耳曼區域的土豪士紳無所羈絆，使德意志區域烽火連天，但隨著普魯士的崛起，權威當局利用了容克集團自身政治機制對路德宗進行了某種政治校正並使之國家化。路德宗是當之無愧的國家宗教，與後來新教力量在北美釋放後的無所羈絆和天馬行空形成鮮明對比。然而在路德宗同權力結盟的同時，新柏拉圖主義自17世紀末開始在德意志廣泛傳播，在當時被英國譏諷為“江湖騙子”和“幻想狩獵”的一系列實體思想，卻被德意志文人群體奉若圭臬，發展出新的形而上學體系，引發德意志宗教文化領域的劇變。新思潮催生了唯理主義宗教理念以及再洗禮派和虔敬宗的誕生，前者揪著耶穌神性跟上帝神性的關係不放，公開挑釁路德宗，後者則成為16世紀以來最激進的宗教運動。
虔敬主義代表了北美宗教基因和性格中一條十分關鍵的線索。哈雷運動作為虔敬運動的高潮部分，曾經帶動了以魏瑪藝術為標誌的德意志浪漫主義運動，在路德宗政治變革領頭人薩克森公國被拿破崙革命徹底肢解後，這股力量少數投靠了普魯士北方聯邦，以馬丁·路德三百年祭為旗幟，支援大學生抗議，又參與了德意志政治狂飆運動以及1848年德累斯頓起義，徹底失敗後只能“衣冠南渡”，逃亡北美新大陸。18世紀大約有十萬講德語的移民抵達北美，其中包括影響力巨大的虔敬派，他們在北美建立了許多社群。經過虔敬主義的洗禮，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被帶到北美，整個北美大陸飄蕩著更加自由、更漫無邊際的浪漫主義，用想象替代治理，用歡呼替代思考。
路德宗在北美的存續同樣源自在歐洲故土的意難平。拿破崙革命席捲北德意志後，薩克森亡國滅種，原有路德宗教會資產和收益權被搶走。同時，隨著唯理主義思潮、文學狂飆運動和政治浪漫主義持續，路德宗文化壟斷地位被挑戰，300年來新教改革的政治效力不斷折損，這一問題直到俾斯麥開啟新的文化鬥爭才被挑破，但沒有阻擋住新力量對舊社會的窮追猛打。重大歷史轉折之際，部分信徒憤然出走北美。路德宗作為舊世界的文化優勢群體，在美國同紐約暴發戶聯姻，獲得了較高社會地位。內戰期間，南北方出現教派大分裂，福音主義運動最終被極端分子利用。當時只有天主教、路德宗教會以及聖公會成功避免了公開分裂，這恰是在老歐洲最具建制基礎和掌控能力的三個教會系統。除此之外，北美大陸上的其他福音派就像一堆雜亂音符的組合，每個音符都魔幻離奇，組合起來更無法形成一個樂章。基督教福音主義在德意志開出的花，在美國結了果。
宗教覺醒運動的後果是，北美社會徹底喪失了整體文化意識形態建制的可能性。歐洲土地上曾經存在過的上帝訓誡之權威、耶穌之權威、彼得和保羅之權威、聖經之權威、教皇之權威、教廷權威、國王權威、聖公會權威等有效的統治機制，統統被掃地出門。宗教中央等級制度徹底喪失後，各個區域之間成為平行關係，不同教派各自為政，無序遊蕩。美國憲法寫有上帝，但沒有耶穌，有神但沒有神的體系。在中央教會系統和中央等級制度消失的同時，在歐洲形成的秘密集會傳統在北美悄然升起並達到頂峰。在這裡，關於耶穌是否是神，以及神的代理人是否具有神性等根本問題，從始至終都充滿爭議。同樣，在政治上，任何人都可以領導這個國家。在人類文明史上，只有強盜、流民和暴發戶才持有這種政治見解。
▍強大身軀下的稚嫩治理
伴隨歐洲的多樣性被轉移到美利堅，新大陸面臨許多真實的治理問題。1730年到1760年這一階段，新大陸對基本秩序產生了某種新的需求，早期各宗派在其中承擔主要治理功能。眾多教派中，貴格會和虔敬宗能力最為出色，虔敬宗把哈雷運動中形成的基層扁平化組織、弱勢慈善提供能力以及更強韌的信念凝聚力，直接嫁接到了北美社會，大幅昇華了底層群體的宗教情感，加強了對普通人的再組織。
1750年後，費城和紐約等北美大都市崛起。舊歐洲的宗教權威和教會機制曾經在歐洲初步工業化階段支撐過那裡的大規模人口和地區治理，但這樣的機制在北美消失了。獨立戰爭後，北美殖民地被英帝國拋棄，美國社會必須尋求新的治理機制。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在同各小型宗派爭奪權力的過程中逐漸確立，透過城市化實現人口轉移，進而剷除了舊地區道德權威們發揮作用的土壤和條件。另一方面，新政府並沒有獲得對社會精神秩序的實際管轄權，而掌控靈魂的無數個小宗教派別幾乎喪失了傳統治理功能。
在任何傳統政治共同體中，靈魂跟政治都是一體的，祭司或由部落來掌控，或祭司本身建立了部落功能。但是在北美，當靈魂和政治分離後，治理就變成了一種極為特殊的形而上的政治機制。由於靈魂的無限自由，政治被劇烈的宗教和文化紛爭所主導，從而脫離了理性和事實的基礎。從新教改革的宗教辯論到啟蒙運動的政治沙龍，從虔敬宗的團契活動到19世紀之後各種形式的革命俱樂部和學習圈，直到後來流行於北美的無數文化組織和學術組織，政治演變成了無數種純粹價值的糾纏，治理反而變成了某種冗餘。
以美國內戰為例，法學史把這場戰爭描繪成一場憲制之爭，但它更像是一場宗教鬥爭，在分裂國家方面宗教激情扮演了重要角色。1760年林肯上臺時，受到了名為“覺醒”（Awakening）的準宗教軍事青年團體的支援。在德意志薩克森區域失去德國主導權以後，受虔敬宗和哈雷運動影響，此地曾興起過小範圍自發民兵組織，這股熱潮和網格化能力流傳到了北美，而且更新潮、更激進。南北戰爭本是經濟發展道路的鬥爭，但在“覺醒力量”影響下，迅速轉變為黑奴解放運動，目標是摧毀南方權力結構。儘管南方問題透過戰爭暫時解決，但被解放的近四百萬黑人成了孤魂野鬼，南方意識形態依然在美國遊蕩徘徊，並可能以新的形式復甦。
在美國的政治生態中，似乎沒有可以關起門來聊天的相對穩固的政治精英團體，沒有傳統社會強信任關係的“小圈子”，沒有針對國是的嚴肅商議和審慎權衡。美國政治家群體善於用講道理和演講來處理治理問題。從社群宗派教士到脫口秀演員、電視節目主持人，他們擅長用評論員的方式分析國家，熱衷於創造各種政治詞語。宗教覺醒運動孕育了美國更大範圍、更高水平的演講性格，精神“導師”們站在旗鼓喧天的舞臺中央，繪聲繪色，迷惑信眾，辯論成為第一政治本領。而伴隨著毫無節制的演講動員，無所控制的新聞媒體成為流民社會執行機制的另一變體。這種治理特徵，可以部分歸結為流民政治的路徑依賴。獨立後的新政府從起初就缺乏基本等級秩序，其組織系統至今沒有應有的規矩，一波又一波的業餘官員走向前臺，形成了一種極為獨特的政治現象。流民群體之間無法構建上級和下級、局外人和內部人士、客廳和廣場、小圈子和群眾等區分機制，他們僅僅是在各種精神上臨時借用了“我們”的概念。
一個正常國家，在反覆的政治操作中會產生政治精英群體的默契與不成文的規範，減少一些政治中的意外、突兀和失控。但是在美國，流民政治家嚴重缺乏傳統國家政治群體長期積累的運轉技術和掌控能力。流民政治家和暴發戶們所具備的，除了對當下事務和情形的粗淺感覺以及與生俱來的文化升騰感之外，大多無法對社會活動與政治事務做出區分，極少人有能力對政治進行原理層次的思考，也極少有充足的機遇和時間深入探究國家事務和治理問題。
美國缺乏的是一種“治大國若烹小鮮”的熬製過程，它沒有一個正常國家歷史積澱的制度形成和統治技藝的必要傳承，也從來沒有興趣去了解舊社會。美國引入了企業管理職位分類這樣的快餐式制度替代文官制度，用企業績效評估替代了有助於積累豐厚執政經驗的考績制度。而這些制度是在短短百年中迅速形成的，其發展往往依賴新制度的創造，而非歷史制度的逐步演化。福特工廠代表了某種型別的美國夢，但它更像是一個虛幻的意識形態，根本無法承擔許多舊社會經濟結構所承擔的精神歸屬和心理安撫功能。泰勒主義和猶太經濟學的盛行和越界，都試圖用科學規劃社會，把社會發展變成績效、消費、就業等單一指標，排擠了針對其他方向投入資源的可能性，從而也使美國喪失了各族群向心力建設和組織建設的機會。儘管美國形成了令人生畏的強大行政機器，但這種大個頭和機械化，絲毫掩蓋不了國家機器背後的另類稚嫩和脆弱。美國就像一個青春期的孩子，自己的腦袋還難以適應強大的關節。
▍猶太寄居與附體的權力軀殼
19世紀末，歐洲出現了大規模反猶浪潮，尤以沙俄的屠猶和驅逐為甚。百餘年來，伴隨歐洲政治的持續鉅變和遍佈歐洲的反猶運動的深化，猶太群體開始持續進入北美。美利堅作為一個先天無主之地，一個開放的流民系統，成為最適宜猶太群體寄居的軀殼。我們可以藉助猶太人在歐洲鉅變時代的心理狀態和活動能力，想象一下在北美流民群體的競爭過程中猶太群體的行為特徵。
19世紀80年代以來的東歐猶太流民群體，總體上傾向於自由和左翼。這些猶太知識分子領導了美國勞工運動，成為美國老左翼的政治先鋒。20世紀30年代德國反猶屠殺之後，更大規模的猶太群體進入美國。二戰期間，蘇聯將美國共產黨人的利益與美國的戰時政策結合起來，促進了歐洲猶太左翼向美國國家機器的滲透。戰後尤其是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前後，隨著美國與蘇聯的短暫戰略結盟，猶太左派的政治影響力被帶入了美國的戰略部門，這也為麥肯錫運動的發生埋下了伏筆。
麥卡錫運動過後，猶太新左派在20世紀60年代加速興起。同老左派猶太知識分子領導的社會主義運動截然不同，新左派較少關注階級鬥爭，而更多地關注更廣泛的社會問題，包括推動民權運動和反對越南戰爭。同時，他們主張更激進的民主形式並向全世界進行推廣，還以國際主義的名義把“反國際主義”的麥卡錫打倒在地。猶太新左翼對民主黨在戰後的快速崛起發揮了關鍵作用，同時深刻影響了美國的思想學術和文化意識形態，包括安·蘭德（俄羅斯聖彼得堡猶太家庭）的暢銷文學作品《源泉》，默裡·牛頓·羅思巴德（紐約布朗克斯猶太人家庭）的群體行為理論和無政府資本主義，以及小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等，都是在這一背景下被包裝並推廣成為影響世界的所謂重要理論。
20世紀60年代後，以猶太群體為支柱的右翼新保守主義又在美國興起。這一思潮是對新左翼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猶太意識形態的一種反動，體現了猶太群體身份和地位的轉變，即從眾多流民群體的一支到美國政治軀殼的依附者，逐漸轉變為日益增強的實際掌控者和準當家人。激進猶太右翼進入美國決策層，從多維度實現了對北美流民系統的操控。在“猶太基督教價值觀”下，猶太右翼同支持美以關係的保守派團體進一步結盟，在有關國際地緣政治決策中佔據主導權。今天美國政治的運轉，依然根植於20世紀60年代形成的猶太權力結構。
回顧歷史，在進步主義時代之前，猶太人僅僅是眾多流民中的一支。在進步主義大旗下，猶太自由派同黑人自由派沒有區別，甚至曾經是一家人。然而今非昔比，當猶太群體這個曾經的最大自由派變成了流民社會的頭子，可以想象對於信奉進步學說的黑人等少數族裔的影響和衝擊。回顧戰後，麥卡錫以反共名義，用美國古老的白人意識形態搞了一個白人“返鄉團”，對各路新流民進行狙擊，有意無意中打擊了冉冉上升的猶太群體，好在新移民和猶太群體都很警覺，以麥卡錫的熄火為結局把這次難關過去了。
然而歷史是否會重現？麥卡錫做過的事，黑人會不會再做一遍？如果未來接受了進步主義思想的黑人、拉丁族裔以及他們的子女們開始覺醒，強調要獨立評判何為正義，進而與猶太人反目成仇，會產生什麼樣的社會影響和政治後果？這可能是一個令人驚悚的想象。古羅馬時期，暗紫色象徵權力與皇室。基督教中紫色同樣代表權威與尊貴。君士坦丁皈依時，一些暗中信奉基督教的將軍、貴族及其妻兒在宮廷中秘密穿紫袍，以隱秘方式表達信仰並支援新興基督教。今天這些體制內支援巴勒斯坦的精英子弟，以及接受了進步主義教育的黑人子女們，像極了這些身穿紫袍子的貴族和婦人。
今天的美國政治將會擠壓出兩個可能的局面。一方面，有色人種和福音主義進步派老白人對猶太人的情緒合流了，老白人已經被擠壓成類黑人狀態了。如果奴隸主的孩子在背後支援奴隸的孩子一起反抗，這是否可以理解為1860年南方意識形態的迴歸？對於猶太群體來說，這種情形像極了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另一方面，這是否會倒逼白人基督教福音主義保守派同猶太當權派聯合，佩洛西、拜登和布林肯的後代們是否會同特朗普主義聯手，來對抗那些偷偷穿了“紫袍子”的黑人將軍的孩子們？藉助這樣的隱喻，聯想到從1860年北方各路流民團結起來保護林肯上臺，到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迴流，再到新一輪反猶浪潮和黑人南方意識形態的躁動，有助於看清楚當今美國政治到底發生了什麼詭異變化，以及對流民結構將會產生怎樣的衝擊和影響。
▍沉迷幻想和實力的堂吉訶德
美國社會的流民結構和一神教的文化特徵，它在治理上的年輕化、無組織化和臨機性，以及猶太群體掌控國家後的激進傾向，綜合起來塑造了美國在國際政治中的極端現實主義特徵。現實主義操作的典型表現是強勢、魯莽、投機冒險以及缺乏政治同理心，以堂吉訶德式的堅定信念和草莽英雄式的快意恩仇處理一切型別的問題。據此，流民政治家往往會訴諸某種思維捷徑，運用所謂的啟發式方法處理問題，或者直接屈服於某種信念和情緒，直接呼叫暴力加以處置。
這種行為模式的背後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堅定信念：現實主義操作永遠不會失控。美國外交政治操作中的種種堅定判定，可能是一個時不時發生的幻想的自我催眠過程，像一個擁有了實力的堂吉訶德，完全看不到有一個機制來削弱這個判定，反而只有進一步的戰略冒進行為。這種極端現實主義，其根源在於有效決策結構的匱乏，而這可以部分地從美國特殊的流民結構中得到解釋。
中國6世紀西魏和東魏的對比，可以反映舊結構與流民機制這兩種政治體系的區別。東魏領袖流民帥高歡表面上獲得舊門閥士族支援，但其政治權力掌握在流民義軍軍官手中，缺乏同區域內舊政治勢力相結合的有效機制，小事認真，大事隨意，導致決策失誤和軍事失敗後迅速崩潰。相比之下，領袖宇文泰領導的西魏在區域性戰役中屢敗，但其相對穩固的舊結構和政治機制，以及依靠太行山的地理優勢，臨時龜縮，虛以逶迤，使其最終得以壯大。
流民特性在美國200多年來的移民大潮和不斷勝利的單向迭代中得到了無限放大。美國的歷史就是一部贏的歷史，200多年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同世界歷史上的流民軍團類似，美國的凝聚力來自不斷勝利。這種勝利實際上有其特定歷史條件。戰後全球只有美國能夠在沒有舊社會負擔的情況下依靠持續的人口紅利、規模化工業以及福特式美國夢一路高歌猛進。然而正如夏多布里昂當年所言，美國是否想過有一天黃金耗盡之時的情形？隨著全球工業化程序放緩，移動邊疆運動戛然而止，全球免費勞動力消失，北美新大陸突然變成了舊大陸。如今全球其他板塊已有數十年的增長和穩定，到了各自比拼治理能力的時候，美國的脆弱性問題勢必進一步暴露出來。
流民社會變得太快、贏得太多，使得勝利者沒有機會對事件和經驗進行反覆思考，更缺乏從原理和機制角度思考政治和治理問題的能力。猶太群體進入美國體系後，同樣總是在贏，贏得已經沒朋友了。這樣的歷史自然會產生權力無敵的幻覺，持續弱化了當局對失控情形的假設能力和警惕意識。
此外，獨特的宗教文化特徵也強化了美國的無敵幻想。貝桑松在議論美國時，對“建國之父”們悄悄做出了這樣的評價：他們集體不虔誠。這種評價主要基於他們自然神論和原始加爾文主義的混合神學觀念。自然神論者同新柏拉圖主義和猶太一神性暗通款曲，強調單一神信仰以及對上帝或神性的所謂自然客觀性的崇信，拒絕傳統基督教的“聖三一”教義，特別是不接受耶穌的神性和他作為救世主的角色，更不接受聖保羅和世俗體系的教導。而原始加爾文主義則是狂熱、偏執和極端的代名詞。
美國宗教文化系統中的自然神特徵，外化為了文化意識形態和思想學術領域毫無知識支撐的抽象正義原則。美國早期輝格黨意識形態和猶太抽象正義原理的結合，更像是新柏拉圖主義在美洲大陸的變體，像是穿上了高階知識外衣的另一種形式的基督教經院神學。當代美國哲學社會科學善於把一個隨機概念拓展成所謂的高階理論，用複雜的分析對自設的公理做出說明，然後用這個理論閹割一切歷史和現實，卻忽略了對人類社會行之有效的豐富機制給出有意義的註解。正如貝桑松所說，美國是“伏爾泰式的淺薄”和“黑格爾式的高深”的合體，前者常以大眾常識為名博取道德優勢地位，後者則用複雜的概念和邏輯體系壓服對手。
▍對美國政治脆弱性的再審視
美國這個自稱位於上帝“山巔之城”的國家，自恃代表著最高精神價值和人類的未來。然而，在璨若星河的人類文明體系中，美國或許只是一個極為偶然的政治物種、一個極為短暫的政治現象，它有別於歷史上存在過的幾乎所有國家。
美國同舊社會和舊制度之間斷裂程度之深，同人類社會既有政治經驗和情感結構背道而馳之遠，同其他國家統治精英集團的陌生程度之大，是超乎想象的。美國先天的流民社會結構以及沒有當家人的典型特徵，它對人類宗親體系和統緒傳承的天然拒斥，它在情感價值上的無序堆砌及其無組織化的結構蔓延，它的一神教和自然神論的信仰構成，它在精神文化領域的多樣性、超然性以及青春期的亢奮特徵，伴隨它深入血液和靈魂中的唯一神性、自然神思想以及反“聖三一”的群體基因，這些因素共同定義了美國。它像一個大祭司，向全世界宣講光輝絢爛的神的國度，卻不理解一個正常的人類社會的基本運作；它像一個冰冷的學者，口口聲聲講著公理正義，卻缺乏一個普通人心智的同理心；它像一個草莽英雄，不懼投機冒險，卻小事瞎忙活，大事沒能力，更沒有一個傳統社會普通家長所擁有的歷史眼光和伸縮本能；它像一個大號的獨生子，幻想中的彌賽亞降世，為神的預言而戰，勇猛無敵，卻在追求高尚目標的過程中，常常忽略了道德世界的複雜性與現實世界的險惡性，更難奢望它能懂得包容與遷就的意義和價值。
我們需要跳出透過研究誰當政來研究美國的慣性，把時間軸拉長來觀察、預判和應對美國。美國雜糅了流民社會、一神性崇拜、無神論、暴發戶氣質、浪漫主義、科學主義、現實主義的全部特徵，它的情緒和行為由投機性、情感衝動、無敵幻想、盲目自信以及隨意組合的操作機制所構成。我們不僅要準確認識美國政治脆弱性的特徵及其根源，還要在意識形態層面保持對美國流民身份群體的防範，警惕其不斷鼓吹的所謂“規範性理論”的誆騙，避免以此來規劃政治上的所謂科學化程序。
我們還需要破除對美國憲法體系的迷信。美國憲法機制有其能力上的天花板，它在內部無法處理猶太人問題，在外部無法處理涉及帝國的事項。面對一個對國家大事沒有駕馭能力的無主之國，一個缺乏統一向量的散裝系統，一個以天選之子自居卻毫無人類普通心智和同理心的政治群體，一個極富冒險精神和武裝能力卻絲毫沒有補救意識的流動軍團，未來不可預估的失控、發瘋可能會成為某種常態。全球註定要面對這樣一個擁有實力的堂吉訶德，任何勸誡都將變得蒼白無力。未來十年，在必定要持續周旋的策略下，一定要放棄某種幻想。或許，在美國尚未被自己釋放的精神和力量反噬之前，世界已經為它付出了毀滅性的代價。
編輯｜王儒西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6期，原題為《看起來像個國家——對美國政治脆弱性的歷史文化分析》，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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