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我們對“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或譯“原教旨主義”）的定義。作為一個宗教稱謂，這個詞只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然而，它從未只有一個含義，而且幾十年來，一些最主要的含義都發生了變化。因此，為了避免混淆，我們需要對這些不同的含義保持謹慎，並清楚地知道我們在談論的是哪種含義。
在20世紀20年代，“基要主義者”最常見的稱謂是指任何強烈肯定傳統福音教義的福音派新教徒。這個詞是由美北浸信會（Northern Baptist Covention）的保守派領袖柯蒂斯·李·勞斯（Curtis Lee Laws）於1920年首次提出的。勞斯打算用這個詞來形容那些願意為傳統的聖經和福音真理而站起來並“為之戰鬥”，並且反對現代主義和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的人。這個詞很快就流行起來。那些用這個詞形容自己的人認為它是對堅持基要原則的基督徒的正面描述——就像在體育中，人們可能會強調“基要原則”的重要性。
剛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幫助形成這股運動的因素之一，因為它使許多美國人感到美國文化正在搖搖欲墜。不僅神學自由主義者在北方各大新教教派中占主導地位，而且舊的維多利亞時代風俗也在讓位於爵士時代的風俗。在這種情況下，“基要主義者”成為流行詞彙：不僅指任何願意捍衛《聖經》或福音派基要信仰的新教徒，而且還指那些捍衛美國文化當中基督教遺產的人。後者最著名的代表是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他曾宣揚禁止在公立學校教授生物進化論。布萊恩更關心的是，生物進化論的社會性教導正在破壞美國的國家道德。
20世紀20年代這種“好戰的保守福音派”（militantly conservative evangelical）的寬泛含義中，基要主義包括來自各種不同新教傳統的人。大多數北方的主要教派——包括浸信會、長老會、基督門徒會、聖公會、路德會和公理會——都有基要主義派別。浸信會和長老會經歷了最持久的宗派內部爭論，因為基要主義者試圖將現代主義者趕出他們的講壇和神學院，但最終沒有成功。
在南方，大多數新教徒都會接受“基要主義者”的稱號，保守的福音派信徒佔多數和主導地位，這意味著很少有宗派內部的爭論。正如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相當數量的非裔美國新教徒使用“基要主義者”要麼是作為自我稱謂，要麼來指那些他們認為過於保守的人。在當時的寬泛用法中，“基要主義者”的意思是“任何強烈堅持舊時代福音教義的人”，他們反對與聖經福音相沖突的現代教義。
雖然“基要主義者”這個詞在20世紀20年代的寬泛使用是指任何強烈保守的新教徒，但最熱衷於接受這一術語的子群體是跟從《斯科菲爾德聖經》（Scofield Bible）的派別，他們稱呼自己是“時代論者”（Dispensationalists）。這個群體自19世紀末德懷特·慕迪（Dwight L. Moody）的時代就開始出現，他們建立了自己獨特的基要主義運動。聖經學院——如慕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或洛杉磯聖經學院（現在的拜尤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或伊利諾伊州的包伯·瓊斯大學（Bob Jones University）或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成為培訓和派遣傳道人和傳教士的戰略機構。
隨著比利·桑德（Billy Sunday）成為最著名的傳道人，他在全國各地推廣這種教導。各類的前千禧年預言大會（Premillennial prophecy）、聖經會議和營會，以及後來的廣播事工都加深了該群體信眾的委身度，並進一步推動了這種教導。由於時代論前千禧年運動主要建立在獨立運作的或非教會的福音機構事工上，它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主要的大宗派，甚至有時在大宗派內部運作。最終，到20世紀30-40年代，在各教派基要主義者將現代主義者排除在主要教會之外的努力失敗之後，時代論者成為教會分離主義（ecclesiastical separatism）的主要倡導者。
到20世紀50年代，時代論的分離主義者（Dispensational separatists）接管了“基要主義”這個詞來形容自己的運動，部分原因是許多其他保守的福音派信徒對這個詞感到不舒服。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基要主義的批評者就一直在指責其反智的傾向（anti-intellectual）。
20世紀40年代，隨著1942年福音派全國派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簡稱NAE）和1947年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成立，出現了“新福音派”（new evangelical）運動。1949年，隨著葛培理作為超級明星佈道家的出現，該運動突然獲得了突出的地位。葛培理收斂了他的一些基要主義遺產，轉而支援新福音派觀點。
隨著葛培理擴大他的事工並與主流新教教派合作，更嚴格的主張分離的基要主義者便與他撇清關係。這導致了嚴格分離主義的基要主義者與更寬泛的“福音派”之間有了相當明顯的區別，他們以“基要主義者”這個詞為榮。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人們至少可以準確地說，“福音派就是喜歡葛培理的人”。當時人們也可能會說“基要主義者就是喜歡包伯·瓊斯的人”——但基要主義者被分成了幾個藩籬，經常相互爭鬥。不過，使用這個詞作為自我稱謂的團體幾乎都是各種嚴格的分離主義式的時代論前千禧年派。
然而，到1970年代末，基要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宗教運動的新階段開始出現。在此之前，分離主義的時代論基要派往往也有政治資訊和議程，特別是對共產主義的警告。然而，與自由派的社會福音（liberal social gospel）或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相比，他們通常還教導說，教會應避免直接參與政治。這種情況在1970年代後期開始改變。
從1976年開始，當民主黨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認定自己是“重生的”（born again）時，新聞媒體開始將福音派作為一個潛在的投票集團（voting bloc）來談論。這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大多數南方“重生”的基督徒當時仍然投票給民主黨，而卡特也可以因此博取一些北方福音派共和黨人的忠誠度。然而，在嚴格保守的基要主義者和福音派信徒，那些對政治動員最感興趣的一批人，很快就對卡特的民主黨議程感到不滿，特別是其中對家庭、性別和性行為更進步的看法這方面。
這導致了在傑裡·法維爾（Jerry Falwell）和其他公開的基要主義者的領導下，組織了“道德多數派組織”（Moral Majority）。這也符合了共和黨的“南下戰略”，有助於將許多保守的南方白人基督徒轉變為堅定的共和黨人，從而促成了羅納德·里根（Renald Regan）在1980年的當選。自南北戰爭以來，這是第一次有可能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白人政治保守派聯盟。構成該聯盟中的主要群體是保守的福音派（Conservative evangelicals），其中包括自稱為“基要主義者”的人，以及許多隻自稱是“福音派”或 “重生”的人。對進步的民主黨議程的激烈反對助長了所謂的“文化戰爭”（cultural wars），從那時起，這一直是美國政治的一個主要方面。
法維爾等“基要主義者”，在建立這個新的好戰的宗教政治聯盟中發揮了突出作用，但該聯盟的支持者中包括更多樣的保守福音派人士，他們只是在社會政治觀點上志同道合。與1920年代的基要主義一脈相承的是，動員這一運動最行之有效的重點之一是建立一種大眾認知之上，即相信“美國曾是個基督教國家但如今已背離傳統”這種認知。在新的政治動員中，這個主題與更廣泛流行的愛國主義、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緊密結合，形成了熱烈的基督教民族主義（Christian nationalism）。與20世紀20年代不同的是，當時反對進化論是唯一的國家政治性的議程，而此時，一個更廣泛、更有激情的“恢復基督教的美國”的議程，則成功地吸引了那些對近期文化變化感到震驚的福音派基督徒。
政治上的好戰性（political militancy）也成為時代論前千禧年派的一大主題。從1995年到2006年，由好戰的文化鬥士蒂姆·拉海伊（Tim LaHaye）和傑裡·詹金斯（Jerry Jenkins）創作的《末日迷蹤》（Left Behind，譯註：指被提過程中被留下來的意思）系列小說銷量超過六千萬冊。人們可能會認為，那些宣揚基督將在短短幾年內再來的時代論者，會對長期的政治問題不感興趣。但是在《末日迷蹤》系列中，政治鬥爭是末世事件的中心。當聖徒們在秘密被提（Secret Rapture）之後，被留在地球上的人是故事的英雄主人公們，他們後來在意識到所發生的事之後就歸信了基督教。小說裡描述他們的冒險，就是這群勇敢的基督徒與敵基督者的政治陰謀和來勢洶洶的世界政府鬥爭。儘管這套書的許多讀者本身並不是時代論前千禧年派，但他們會被基督徒男女主人公參與政治鬥爭的故事所吸引，他們能看出來這些故事就是他們所處時代的延伸。
同時，美國基要主義的政治轉向幫助催生了學術發展，這種發展很快就會對美國舞臺產生顯著的影響。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馬丁·馬蒂（Martin Marty）和斯科特·阿普爾比（R. Scott Appleby）兩位歷史學家負責開展了一項名為“基要主義專案”（The Fundamentalism Project）的重要學術研究。他們將“基要主義”定義為包括任何反對現代主義的宗教運動，並在一系列重要出版物中表明，這種“基要主義者”幾乎可以在世界各個宗教中找到。隨著現代性對社會的重塑，傳統的宗教習俗和風俗受到威脅，激進的反對團體崛起，捍衛舊的方式。這些運動往往有政治議程。與美國基要主義的典型情況不同，其中一些團體的好戰性體現為暴力武裝叛亂。這種暴力運動最明顯的例子發生在極端伊斯蘭教裡，在20世紀90年代，伊斯蘭教的聖戰分子（Islamic jihadists）正在成為世界的主要力量。儘管伊斯蘭聖戰者不喜歡用美國人的用詞來形容自己，但他們經常被稱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Islamic fundamentalists）。
911事件後，這種用法對美國基要主義產生了重大影響。突然間，常見的“基要主義者”這個詞開始被用來指向美國頭號敵人伊斯蘭激進分子。因此，“基要主義者”如今比以往更具有“宗教極端分子”的含義。這給許多美國人造成了困擾，他們在那之前一直自豪地使用“基要主義者”來稱呼自己。現在，這個詞在傳教或建立政治聯盟時，可能會引起反感，而且需要做出很多解釋。在十年內，許多機構，如傑裡·法維爾的自由大學（Liberty University）和包伯·瓊斯大學，都不再使用這個詞，至少不再公開使用。令人震驚的是，包伯·瓊斯大學的網站目前在敘述該機構的歷史時竟然絲毫沒有使用“基要主義者”一詞。
對伊斯蘭極端分子使用“基要主義者”一詞，加強了該詞更大的負面含義。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門肯（H. L. Mencken）等批評家就用這個詞來表示“反智偏執”。世俗主義者繼續使用這一稱呼來否定任何傳統的基督教信仰。同時，思想更開放的基督徒經常用它來指代那些比他們自己更保守的人，作為一種輕蔑的說法。哲學家阿爾文·普蘭丁格（Alvin Plantinga）在他的《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中對這個詞的負面內涵進行了一些仔細的思考：
在當代學術界最常見的用法上，“基要主義”是一個辱罵性的或不恰當的術語，就像不能說“婊子養的”（son of a b*tch）這個詞，或者“婊養的”（sonovab*tch），或者（至少根據那些在發音問題上以古老西部為標準的權威人士）“婊紙養的”（sumbbtch）。
普蘭丁格繼續觀察到，這種輕蔑性的使用往往針對宗教保守派，因此“基要主義者”意味著“從神學上講，是比我和我的開明朋友更加偏右的人”，在做了一些更精細的區分之後，普蘭丁格得出結論。“因此，這個詞的完整含義（在這種用法中）是神學觀點上比我大大偏右的愚蠢婊紙養的。”[2]
正如普蘭丁格所表明的，“基要主義者”（原教旨主義者）現在經常被用來描述任何心智封閉的激進分子。例如，一些21世紀的觀察家將“新無神論者”（new atheists）——如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或丹尼爾·丹內特（Daniel Dennet）——描述為世俗的“基要主義者”，因為他們在捍衛自己排他性的科學自然主義時思想封閉，聲音尖銳，而事實上，這種自然主義在最近幾十年裡可能已經失去了地位。
加里·索爾·莫森（Gary Saul Morson）和加里·夏皮羅（Gary Sharpiro）在最近的一本書《思想大封閉：新原教旨主義如何分裂我們》（Minds Wide Shut: How the New Fundamentalisms Divide Us）中認為，基要主義在我們21世紀的世界中無處不在。雖然這些作者對宗教激進分子給予了次要關注，但他們認為，今天基要主義猖獗的最普遍和最令人震驚的例子是在政治和經濟領域，通常一種絕對封閉的教條主義會得到另一種封閉的教條主義的激烈回應。網際網路加強了每一方真信徒的信念，沒有對話或尋找任何共同點的可能性。部落主義（Tribalism）佔了上風。
鑑於“基要主義者”一詞的包含的負面含義，美國宗教運動的繼承者中竟然還有人在使用這個詞，真是令人驚訝。少數人仍然保留著這個名字，如獨立基要派浸信會（Independent Fundamental Baptists），該組織主要是堅持“唯獨英王欽定本聖經”（King James Version Only），估計包括約六千個教會。其他人則放棄了這個名字。例如，2017年，“基要派浸信會國際團契”（Fundamental Baptist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改名為“浸信會國際團契”（Baptist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但仍肯定了他們的基要主義的遺產。
儘管這個詞作為一種自我稱呼的急劇下降，使得基要主義的嚴格繼承者難以確定，但仍有相當多的美國宗教組織在功能上是基要主義的，與20世紀的運動保持著連續性。也就是說，他們是教會分離主義的福音派基督徒，積極維護非常保守的福音派信仰，包括聖經的無誤性、儘量的字面解釋、年輕地球創造論、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贖罪工作、他的第二次降臨、聖靈在歸信和成聖方面的持續工作，以及嚴格的傳統主義基督教習俗。由於這個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貶義，最好不要試圖指定哪些事工在今天仍然是真正的“基要主義”。
除了分離主義的遺產之外，另一個基要主義的遺產是主要宗派內部的保守的教會改革運動。在20世紀20年代，這是基要主義的最突出表現之一。雖然保守派在早期的鬥爭中敗下陣來，但在二十世紀後期，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內部也出現了類似的衝突，但保守派卻時常贏得控制權。這些爭論至今仍在進行。由於其負面含義，“基要主義者”並不是指代美南浸信會保守派的最佳術語。但他們在試圖清除宗派中的進步主義分子時，繼續表現出基要主義者的好鬥精神。然而，與20世紀20年代的鬥爭相比，一個重大的區別是，美南浸信會的衝突已經與正在進行的直接涉及美國政黨的文化戰爭緊密聯絡在一起。儘管反對自由主義神學仍然是一個主要問題，但在文化戰爭問題上，尤其是在性別、性行為和進步的“社會正義”問題上，人們的熱情似乎最高。
這使我們回到了過去四十年來美國保守福音派遺產的最重大轉變：保守的白人福音派中那種不妥協的教條主義好戰心態，現在往往在效忠政黨的問題體現的最為激烈。同樣，拋開是否將這種政治化的好戰性稱為“基要主義”的問題不談，這種新的政治好戰性代表了對舊的基要主義遺產的驚人重塑。
半個世紀前，基要主義的遺產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強調聖經主義的古舊福音教義的純潔性，傳福音拯救失喪的人，文化和行為上嚴格的分離主義式生活方式，以及強調基督即將回來建立他的千禧年國度這一壓倒一切的“有福的盼望”。政治議題就像在將要沉沒的泰坦尼克號上重新擺放椅子一樣毫無意義。基要主義者和大多數其他保守的福音派教會經常強調不參與政治。今天，雖然有忠實的殘餘分子保留了這樣的立場，但更多的時候，對保留純正教義和嚴格道德標準的強調，似乎已經被黨派政治的關注所掩蓋了。黨派政治也抵消了舊的基要主義運動的大部分分離主義，並將人吸引到與兩極分化的國家主流緊密結合的團體之中。基要主義者和其他保守的福音派之間的舊的分歧已經消退，因為許多來自不同教派和傳統的人在共同的政治關注中成為親密的盟友。
如果要問過去半個世紀的這種政治轉向對美國保守福音派的整體產生了什麼影響，一個值得關注的事就是，這多大程度上助長了透過黨派政治忠誠度的眼光來解釋聖經的傾向。當然，這在左派和右派裡都是一種危險。在今天兩極分化的美國，更多時候面對的一大試探是以黨派政治塑造了一個人的基督教信仰，而不是基督教信仰塑造一個人的政治選擇。作為一個經驗法則，如果基督徒發現他們對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的看法幾乎完全與世俗或實用主義政黨的看法一致，那麼就應該重新審視他們的原則。
不過，由於這篇文章涉及基要主義和保守福音派，我在此只談近年來這種政治忠誠度優先的現象在共和黨白人福音派保守人士中是如何突顯的。人們可以比照提出類似的論點，即進步福音派人士是如何被民主黨的忠誠度所左右。
近幾十年來，在保守的白人福音派政治動員中最突出的一些社會態度，都是在曾經英國或北歐族裔社群裡長期存在的。雖然福音派教會長期以來在這類社群中蓬勃發展，但它們通常只是緩和而不是改變他們的社會觀念和預設。這一點可以從以下事實中看出：除了少數問題外，這類社群中的白人福音派信徒的政治行為和關注點與不信教的白人沒有太大的本質區別。其原因是，福音派宗教依賴於自願加入。這一直是它的巨大優勢之一，使它能夠在美國紮根，這不同於在舊世界一直萎靡不振的國家教會。
自願性也意味著幾乎不可能對社群共識進行先知性的批判。如果人們不喜歡牧師的社會政治觀點，他們就會把他趕走，或者找另一間教會。因此，歸信基督教的人會一直保留他們先前存在的大部分社會政治觀點。這在基督教的歷史上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來自每個部落和國家的歸信者都保留了許多，哪怕不是全部，自己文化的預設和忠誠。不過，美國的情況包括一個不尋常的特點。美國有一個新教遺產，這遺產對文化的形成做出了部分貢獻，即使是不完美的。這導致了，特別是在許多以新教為主的老社群，將國家文化傳統與基督教混為一談。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這種強烈的愛國主義把上帝和國家幾乎等同起來。這種新教背景也使許多人很容易將與他們文化預設相同的人預設為基督徒。恢復美國的基督教遺產的想法，是近幾十年來在政治上動員基督教右派的最引人注目的主題之一。因此，對許多白人福音派來說，這種“基督教”傳統包括一些特徵，這些特徵更多是美國白人文化遺產的一部分，而不是來自聖經原則。例如，殖民邊疆地區孕育的粗獷的個人主義長期以來助長了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這種態度在舊聯邦（old Confederacy）地區仍然特別強烈，但它們也有許多美國北部的對應產物，它們可以追溯到傑克遜主義（Jacksonianism）或美國革命本身。
福音派宗教在這些地區也紮下了深深的根，所以把基督教和這些文化態度混為一談並不奇怪。也許最明顯的例子是熱衷於反對槍支限制，甚至包括突擊步槍。這種態度似乎很難從聖經中找到理由。然而，“上帝和槍”（God and guns）的格言仍然很有說服力，並有助於鞏固減少政府法規的政治立場。最近期的一個例子是反對戴口罩和反對接種新冠疫苗。很難想象聖經中的任何原則可以證明反對保護鄰居免受傳染病是合理的。然而，“不要管我”的個人主義、對政府的不信任和對專家的懷疑，已經成為許多白人社群的文化傳統的組成部分。因此，白人福音派一直是最有可能反對這種健康措施的群體之一，這種態度不是源自於他們的福音教導，而是儘管有這些福音教導，他們依舊如此。
在許多白人福音派社群，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時代融合了福音派的宗教、政治和文化偏見，最臭名昭著的是導致該福音派與這位領導人結盟，儘管這位領導人的生活方式、性格和操守與古舊的基要主義理想相去甚遠，這也是意料之中。然而政治好戰往往勝過了在教義和個人聖潔方面的堅守。這似乎是許多人不容置疑的忠於特朗普的原因。誠然，特朗普承諾要推進一些基督教關切的議題。然而，他在白人福音派中的受歡迎程度，似乎也是由他對個人主義的呼籲和對大政府的懷疑、種族和文化偏見以及白人福音派社群中長期存在的文化怨恨所推動的。
對特朗普的忠誠似乎使許多人對其他事視而不見。特朗普毫不掩飾他對自己的個人成功和受歡迎程度的關注，他宣稱某件事是“真”或“假”常常根據的是這事是否對他個人有利，而不考慮事實。因此，尊崇特朗普的基督徒就把他們一貫譴責做假證的態度放在一邊。例如，在特朗普輸掉2020年大選後，白人福音派教徒是最相信他聲稱自己以壓倒性優勢獲勝的群體，儘管這種說法沒有任何值得法庭支援的證據來支援。電臺主持人埃裡克·梅塔克薩（Eric Metaxas）在談到推翻選舉結果時甚至說：“我很樂意在這場戰鬥中死去。這是一場關乎一切的戰鬥。上帝與我們同在。在這場為自由而戰的戰鬥中，耶穌與我們同在。”[3]其他人也提出了類似的說法。一些激進的基督徒甚至是2020年1月6日衝進美國國會大廈，擾亂國會對總統選舉的認證。
無論這種政治激進主義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基要主義”的新變種，它都極大地改變了美國福音派的公眾形象。對許多外人來說，“福音派”這個詞幾乎和 “基要主義”一樣具有負面的含義。這很可能是福音派近年來不斷失去年輕人的原因之一。福音派傳統中許多有思想的觀察家一直在斟酌，他們是否還能使用這個名字。
基要主義，就像之前的復興主義福音派（revivalist evangelicalism）一樣，總是有在人數上佔優勢的民粹主義（populist）的一面。早期的改革宗領袖，如梅欽（J. Gresham Machen），已經對這種傾向表示擔憂，但在對抗神學自由主義的更重要的戰鬥中，他勉強接受了“基要主義”的標籤。而在本世紀中葉，部分由哈羅德·約翰·奧肯加（Harold John Ockenga，他是梅欽的學生）所設計的“新福音派”，其主要目標之一是用健全的學術研究和更深的基督教神學遺產中所制定的原則，來緩和基要派的民粹主義。
與這些運動相關的神學院，以及許多相關的事工、基督教學院和大學，還有基督教出版社，一直致力於加強美國福音派的神學基礎。與受過教育的英國福音派人士的聯盟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許多方面，這一深化福音派思想的運動已經成功了。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傳統主義基督教的學術研究有所復興，不僅在神學和聖經研究方面，而且在哲學和幾乎所有其他知識學科方面。然而，鑑於美國福音派在數量上占主導地位的民粹主義和市場驅動的性質，這種深思熟慮的努力似乎並沒有什麼意義。如果把所有的美國福音派或所有的美國白人福音派都混在一起（這也是政治導向的民意調查者所做的），那麼看起來似乎有一個無法克服的福音派的頭腦與身體不協調的問題。例如，僅舉一組主要的福音派運動，宣揚成功神學的五旬節派巨型教會事工在數量上的影響力遠遠大於所有的神學院和以更有思想、更有根基的以神學為基礎的事工。
然而，這種趨勢不應導致我們完全放棄福音派的在今天流行形式。往積極一面去思考，美國福音派的大規模民粹主義事工、反智傾向和基要式絕對主義的現狀，繼續為更深刻的信仰更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很多時候，透過更流行的事工被帶入到基督教信仰的人，會在古老的神學教義中發現了對信仰更豐富的理解，比如改革宗神學。這就是為什麼傳統的改革宗事工在21世紀一直在增長的原因之一，儘管它們在整個美國福音派中的比例仍然較小。正如理查德·洛夫萊斯（Richard Lovelace）在其經典的《屬靈生活的動力》（Dynamics of the Spiritual Life, 1979）中所說，如果要實現福音派的復興，基督身體的各個部分需要彼此。
儘管在過去的十年中，自我認定為“福音派”的美國人數量有所下降，尤其是在年輕人中，[5]如果我們以1920年的原始意義上來定義基要主義，那麼在某些方面，它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功故事。早年，“基要主義”指的是抵制自由派神學的相信聖經無誤的基督徒，主流觀察家們普遍預測，隨著農村文化的消退和科學教育的發展，這一運動將會很快消亡。然而，儘管早期基要主義者在清除北方主流宗派中自由派神學的運動中失敗了，但他們並沒有因此消亡。到了20世紀的最後幾十年，正是那些在神學上具有包容性的主流宗派正在經歷了教會成員數量的急劇減少。與此同時，那些繼續宣揚類似於古舊福音的宗派正在茁壯成長。
儘管民粹主義和反智主義的吸引力與這一成功有很大關係，但神學復興運動也起到了支援作用。在20世紀20年代，當時批判基要主義的人之所以對現代主義的前景如此自信，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相信傳統的福音信仰在現代科學世界中無法在智力上得到跟上步伐。然而，經過一個世紀的大量聖經神學、哲學和其他學術研究，現在看來，傳統主義基於聖經的神學在智力上是站得住腳的。
最後，從積極的方面看，必須認識到，在美國基要主義興起一個世紀後的今天，福音派主要成為一種全球現象。基要主義和現代主義之間衝突的一些最早的表現是在宣教場上。現在世界大部分地區，顯然是傳統主義的福音被更廣泛接受，並以驚人的速度傳播，幾乎超出了任何預測。這些現象對於我們觀察美國福音派的現狀特別有幫助。無論人們如何看待最近許多美國白人福音派社群內的政治轉向，如果把全球福音派作為一個整體來看，這都可以被視為杯水車薪。然而，與此同時，必須承認，世界其他地區的福音派的某些部分也有產生了美國福音派長期以來的民粹主義傾向。成功神學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不過，我們還是應該把以福音為基礎的基督教在全世界的流行傳播看作是聖靈的積極工作，甚至我們可以希望，在許多其他好事中，它有助於為福音資訊開闢道路，使其更深地紮根於更豐富的聖經和神學解釋遺產中。
註釋：
[1] Daniel R. Bare, Black Fundamentalists: Conservative Christianity and Racial Identity in the Segregation Er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21).
[2] Alvin Plantinga,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45.
[3] Mark Winfield, “Meet the Trump Truthers: Jenna Ellis and Eric Metaxas,” Baptist News, December 10, 2020, https://baptistnews.com.
[4] 這樣的例子不勝列舉，見 John Fea, Believe Me: The Evangelical Road to Donald Trump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8), 他還在自己的部落格 The Way of Improvement Goes Home and Current 上記錄了特朗普在擔任總統期間和之後獲得的福音派支援，有時甚至是每天記錄一次。
[5] 至於它是急劇的還是適度的下降，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它似乎取決於民意調查者如何提問。見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1/07/08/rapid-decline-white-evangelical-america/.
喬治·馬斯登（George Marsden）是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弗朗西斯·麥卡納尼（Francis A. McAnaney）教席榮譽歷史教授。他的作品包括《基要主義與美國文化》（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3rd ed., 2021]）。他還與馬克·諾爾（Mark Noll）和大衛·貝賓頓（David Bebbington）共同編輯了《福音派：他們曾經是誰，現在是誰，將來會是誰》（Evangelicals：Who They Have Been, Are Now, and Could Be [Eerdmans，2019]）。
這篇文章的中譯原刊於“改革宗初學者”網站（reformedbeginner.net），王一翻譯，轉發略有編輯。英文原文刊載於 Modern Reformation 雜誌，英文原標題為：What Has Become of American Fundament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