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宗傳統始自瑞士的慈運理（Ulrich Zwingli, 1484–1531）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1504–1575），布林格在慈運理去世之後奠定了改革宗傳統並使之系統化。
加爾文（1509–1564），亦即改革宗最偉大的代表與最有影響的闡釋者，則將日內瓦城樹立為改革宗的模範城市。就許多方面而論，日內瓦都是16世紀新教最重要的中心。這不僅是因為加爾文的存在，也因為加爾文建立的神學院致力於為西歐各地培養教育宗教改革者。令人驚奇的是——又有點讓一些日內瓦人懊惱——這個城市變成了歐洲的新教印刷之都，有三十多家出版社在出版各種語言的作品。
由於慈運理在戰場上英年早逝，而布林格的著作又不容易被後期的加爾文主義傳統所獲得，以及加爾文藉著他的《基督教要義》、聖經註釋、講道和領導將新教改革宗系統化的卓有才華的工作，“改革宗”與“加爾文主義”實際上變成了同義詞。加爾文自己更喜歡用“改革宗”一詞，因為他反對用自己的名字來命名這場運動。
宗教改革運動隨後傳播到了德國。海德堡，亦即《海德堡教理問答》（Heidelberg Catechism）的發源地，成為改革宗思想的重要中心。然而，德國大部分地區仍然是堅定的路德宗。路德宗內部的一小部分人受到了加爾文思想的影響，尤其是路德的一位親密夥伴梅蘭希頓（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此人被自己的同儕不太友好地稱為“秘密加爾文主義者”（crypto-Calvinist）。最後，大批梅蘭希頓的追隨者在路德死後脫離了路德宗，加入了德國的改革宗教會。
加爾文主義同樣也在匈牙利、波蘭和低地國家，尤其是在荷蘭立穩了腳跟。在荷蘭，加爾文主義於1545年左右傳入了南方地區，又於1560年左右傳入了北方地區。從一開始，荷蘭的加爾文主義運動就遠比其追隨者的數目所顯明的影響力要大得多。但是，荷蘭的加爾文主義之花卻是在17世紀時才綻放的，由1618-1619年召開的著名國際性會議多特大會（Synod of Dort）所培育，並由荷蘭第二次宗教改革（De Nadere Reformatie）所鞏固——這是一場主要發生於17世紀和18世紀早期的運動，與英國清教徒運動並駕齊驅。荷蘭第二次宗教改革可追溯到讓·塔芬（Jean Taffin，1528–1602） 與威廉·提林克（Willem Teellinck，1579–1629）等早期代表人物，並一直延續到亞歷山大·孔裡（Alexander Comrie，1706–1774）。
改革宗運動同樣也以破竹之勢傳入了法國。到1564年加爾文去世時，法國人口中的20%——大約有200萬人——已經承認了改革宗信仰。事實上，這20%的人口包括半數法國貴族和中產階級。曾有一度，似乎法國可以公開承認改革宗信仰了，但是，羅馬天主教的迫害和內戰遏制了改革宗教導傳播的勢頭。就某些方面而言，法國改革宗運動一直未從16世紀的這場迫害和打擊中恢復過來。另一方面，上帝使惡事轉變成了好事——那些逃離法國的改革宗信徒，被稱為胡格諾派（Huguenots），為他們所到之處的改革宗運動注入了清新的屬靈活力與熱情。
宗教改革迅速傳播到了蘇格蘭，這主要是在約翰•諾克斯（John Knox，1513–1572）的領導之下進行的。他曾經在軍艦上作過19個月的奴隸，隨後便來到了英格蘭，接著又來到了日內瓦。諾克斯將宗教改革原則從日內瓦帶到了蘇格蘭，併成為那裡最傑出的改革代言人。1560年，蘇格蘭議會摒棄了教皇的權威，隨後一年，蘇格蘭改革宗教會實現了重組。在隨後的年代中，許多蘇格蘭人成為堅定的加爾文主義者，正如許多愛爾蘭人和威爾士人一樣。
在英格蘭，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為了能合法地離婚再娶，有希望生下一位男性王儲而違抗教皇規定。他雖然容忍溫和的宗教改革，卻將自己設立為英國國教的最高元首，而就其神學思想而論，他實質上仍然與羅馬天主教徒無二。其年幼的兒子愛德華六世（Edward VI，1547–1553）在短暫的統治期間，曾經雄心勃勃地要與他的議會一同進行一場真正的宗教改革，特別是大主教托馬斯·克蘭麥（Thomas Cranmer，1489–1556）透過自己的《講道集》（Homilies）、《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及《四十二條信綱》（Forty-Two Articles of Religion），取得了某些成就。這一切在瑪麗·都鐸（Mary Tudor，1553–1558）的血腥統治時期，似乎都被顛覆了，她使近300名新教徒的生命為代價，重新啟用了拉丁文彌撒並加強了對教皇的效忠。但是，這些包括克蘭麥在內的殉道士的鮮血，卻成為英格蘭新教事業的種子。
當瑪麗同父異母的妹妹伊麗莎白（Elizabeth，1533–1603）繼承王位之後，許多新教人士殷切地希望由愛德華六世開始的宗教改革可以迅速地發揚光大。然而，伊麗莎白卻滿足於英國新教的氛圍，竭力壓服反對者的聲音。那些為了對崇拜、敬虔、政治和文化進行改革而奮戰的人都受到了迫害並被剝奪了生計。伊麗莎白謹慎、中庸的改革使許多人大失所望，並最終導致了一種更為徹底和強健的加爾文主義，它被人們蔑稱為清教主義（Puritanism）。
清教主義始於16世紀60年代並一直延續到18世紀初。清教徒相信，英國國教會在改革方面進行得並不徹底，因為它的崇拜和治理形式與聖經中可見的模式並不完全相符。他們呼籲人們傳揚上帝純全的聖言，呼籲上帝在聖經中所吩咐的那種純潔的崇拜，呼籲純正的教會治理，用長老制模式（Presbyterianism）來取代主教制。最重要的是，他們呼籲基督徒過更加純粹——或者說更加聖潔——的生活。
正如巴刻（J. I. Packer） 所說：“清教主義是一場福音性聖潔運動，追求將民族層面和個人層面的靈性更新異象落實在教會、國家和家庭中，落實在教育、福音傳播和經濟領域中，落實在個人性門徒操練和靈脩生活中，落實在牧養關懷和牧者素質中。”
就教義而論，清教主義是一種充滿活力的加爾文主義；就生命經歷而論，清教主義熱情澎湃、富有感染力；就福音而論，清教主義富於進取，卻是溫柔的；就教會而論，清教主義是以上帝為本、注重敬拜的；就政治角度而論，清教主義試圖使君主、議會及其臣民之間的關係成為合乎聖經、平衡並由良心來約束的關係。
長老宗（Presbyterians）、聖公宗（Episcopalians）和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ts）都是加爾文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在國王詹姆士一世（James I，1603–1625）統治時期，一些清教徒從英國國教中正式脫離出來。這些人被稱為“分離主義者”（Separatists）或“不從國教者”（Dissenters），通常組成公理宗教會，那些奉從國教者則仍然留在安立甘宗教會內。
最終，加爾文主義橫跨大西洋傳播到了北美的英屬殖民地；在這裡，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在弘揚改革宗神學，以及建立教會、教育和政治體制等方面開創了先河。那些落足於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的清教徒繼續在某種程度上支援英國國教，而那些乘坐五月花號來到美洲並定居於普利茅斯（1620年）的清教徒則是分離主義者。儘管有這些差異，所有清教徒都是熱情的加爾文主義者，正如約翰·格斯特納（John Gerstner）所看到的那樣：“新英格蘭，從1620年普利茅斯建立直至18世紀末，都主要是加爾文主義的天下。”
將加爾文主義帶到美洲的還有另外四股移民潮。荷蘭的改革宗信徒，從17世紀20年代起，就到新尼德蘭定居，此地後來被稱為紐約；成千上萬的法國胡格諾派則在17世紀後期來到了紐約、弗吉尼亞州和卡羅萊納州；1690-1777年之間，有超過20萬的德國人（其中有許多人是改革宗信徒）在中部殖民地定居了下來；最後的移民潮則是蘇格蘭人及蘇格蘭—愛爾蘭人，他們全部是長老宗信徒。其中，有些人定居在新英格蘭，更多的人則湧入了紐約、賓夕法尼亞州和卡羅萊納州。
“由於這股廣泛的移民潮和內部增長，據估計，1776年這個國家的300萬總人口中，有三分之二至少是名義上的加爾文主義者”，約翰·布拉特（John Bratt） 得出結論說：“在美國革命戰爭爆發之前，最大的宗派依次是公理宗、安立甘宗、長老宗、浸信會、路德宗、德國改革宗和荷蘭改革宗。就規模而言，羅馬天主教位列第十，而循道宗則是第十二位。”
除了美洲移民的情形外，改革宗信仰的傳播在16世紀末之前就已出現。荷蘭、德國、匈牙利、大不列顛和北美成了改革宗運動最廣泛和最持久的堡壘。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改革宗群體都抱有這樣一種確信，即宗教改革之前歐洲許多地方的基督教不過是金玉其外。這些改革宗信徒放眼觀察歐洲，看到的只是異教的淵藪。當時的迫切需要就是建立根基穩固的合乎聖經的教會。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改革宗人士將宣教的重點放在歐洲的緣由。
最終，這場改革宗運動發展出了兩種非常相似的神學體系。
1. 歐陸改革宗，主要以荷蘭為代表，表現在其《三項聯合信條》（Three Forms of Unity）中，即《比利時信條》（Belgic Confession）、《海德堡教理問答》（Heidelberg Catechism）和《多特信經》（Canons of Dort）。
2. 英美長老宗，表現在《威斯敏斯特信仰準則》（Westminster Standards）中，即《威斯敏斯特信條》（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威斯敏斯特大教理問答》（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和《威斯敏斯特小教理問答》（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然而，這兩個體系並不是相互對立或彼此完全分離的。例如，英國的清教徒深刻影響了17世紀的荷蘭第二次宗教改革；同樣，義大利裔瑞士神學家弗朗西斯·塗瑞田（Francis Turretin，1623–1687）則深刻影響了美國的長老宗。直到19世紀70年代，普林斯頓神學院所教授的仍然是塗瑞田的系統神學，此後才被查爾斯·賀智（Charles Hodge） 的系統神學所取代。
今日的加爾文主義
加爾文主義已經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絕大多數產生於宗教改革運動的新教宗派都是建立在加爾文主義信條的基礎上，如《三十九條信綱》（Thirty-nine Articles，安立甘宗）、《多特信經》（改革宗）、《威斯敏斯特信仰準則》（長老宗）、《薩伏依宣言》（Savoy Declaration，公理宗），以及《1689年浸信會信仰宣言》（Baptist Confession of 1689，浸信會）。所有這些信條就其本質而言都是一致的，其主要區別在於嬰兒洗禮的教義上。
十九世紀時，改革宗神學雖然總體上盛行於新教福音派中達數十年之久，但因為幾種影響的緣故，諸如歐洲的啟蒙運動和美國的芬尼主義（Finneyism），被人們淡化了。截至20世紀中期，由於受到19世紀自由派神學和死灰復燃的阿米念主義（Arminianism）的攻擊 ，加爾文主義神學已在西方世界大幅式微。
大約兩個世紀之前，美國神格一位論（Unitarianism）之父威廉·查寧（William Ellery Channing）曾寫道：“我們深信，加爾文主義正在讓位於更加優秀的觀點。它如今大勢已去，並正在衰落，以致難以復興；它必須與那些比神學家更強悍的敵人角逐，與那些它無法靠神秘主義和形而上學奧秘來抵擋的敵人角逐——我們指的是人類理性的進步及福音精神的進步。社會在理智和愛心方面正不斷前行，因此當然會將16世紀的神學拋諸腦後。”
查寧是一位假先知。今天，即使這個世界就總體而言正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敵對上帝且更邪惡，加爾文主義卻正在復興，儘管令人悲哀的是它仍是一種少數派立場。對加爾文主義本於聖經的教義與靈脩的新的渴求，正在使改革宗神學之根傳遍整個世界。
最近幾十年中，全世界已經誕生了很多加爾文宗的教會和派別；今天，改革宗教會存在於荷蘭、德國、匈牙利、波蘭、義大利、英國、北美、巴西、南非、澳大利亞、紐西蘭、新加坡、韓國、中國、菲律賓、俄羅斯、埃及、巴基斯坦、印度、以色列以及其他非洲和亞洲國家。同樣，20世紀60年代以來，加爾文主義著作又重新受到人們的關注。加爾文主義會議也在眾多國家召開。在這其中的許多國家，加爾文主義者的數目仍然在新的千年裡穩步增長。
加爾文主義擁有光明的未來，因為它對那些試圖相信並實踐上帝整全旨意的人貢獻良多。加爾文主義旨在透過思路清晰的信仰和熱情的靈脩來達到這一目的，當這兩者結合起來，就會在家庭、教會和商界中產生出一種活潑的生活，使上帝得著榮耀。它與保羅一同宣告說：“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羅11：36）。畢竟，這乃是聖經、加爾文主義和生命本身所關乎的一切。
編注：本文節選自周畢克（Joel R. Beeke）著，陳知綱、安娜譯，《為了上帝的榮耀——加爾文主義導論》（經典傳承出版社，2018年）第一章。恩道電子書平臺上有本書的購買連結：ebook.endao.co/book-156
相關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