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古代“黨爭”的認知，可能完全錯誤。
01
終結者宋徽宗
1104年，23歲的宋徽宗辦了一件大事。
他釋出了一份黑名單，把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舊黨全部列入其中，禁止這些人及其子弟入朝為官。黑名單上的名字多達309人，一些不聽話的新黨重臣和中間派，也名列其中。
宋徽宗用他的瘦金體親自書寫，宰相蔡京謄抄，再由工匠把這些名字刻於石碑、立於朝堂，警戒一切不聽話的臣子。
自此，北宋自王安石變法以來長達三十多年的黨爭，徹底終結。
徽宗還專門下詔解釋了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做。他說，自己剛即位的時候，不瞭解情況，結果邪說橫行，舊黨猖狂，現在把這些人永遠打倒在地，他們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其他人也不許再攻擊他們了。
他的潛臺詞是：我剛上臺的時候心懷善意，試圖走中庸之道調和兩派矛盾，（徽宗登基後將年號改為“建中靖國”，“中”，就是表明自己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結果呢，你們新舊兩黨依然爭吵不休，給臉不要臉。人的忍耐是有限的，天天聽你們吵架，我早已忍無可忍。現在把舊黨連根拔起，新黨也給我閉嘴吧，誰再熱衷於互撕，別怪我不客氣。
宋徽宗的心情，當然很好理解。
如果你是皇帝，坐在龍椅上整天看兩派吵架，也會不勝其煩。更何況這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還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
吵架這件事，毫無美感。對藝術家的心神，是極大的損耗。一個藝術家如果天天聽別人吵架，必然會損害他的創造力。
除了政治上的大清洗，還有學術上的封殺。徽宗下令焚燬了蘇軾、程頤等一切反對派的作品，同時禁止學校老師傳授這些異端邪說。（不過，因為宋代印刷術普及，達不到毀滅的效果。）那些敢為舊黨說話的官員，無論政治立場，一律貶出朝廷。
終於耳根清淨了，再沒有人在耳邊整日聒噪。
用雷霆手段終結了一地雞毛的黨爭，就該開始幹正事了：興辦學校、養老院、公立醫院、救濟貧困、發行新幣、建造宮殿、鑄造九鼎、收復（部分）失地！
宋徽宗，開創了一個新的“盛世”。甚至在全國範圍內提供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讓大宋王朝散發著現代文明的光輝。
彷彿是為了慶祝這盛世，天降祥瑞，仙鶴飛鳴，徽宗用“豐豫亨大”來形容自己締造的盛世，這個詞來自他最重要是助手蔡京，意思是富足興盛的太平盛世。
這就是徽宗意氣風發時的自我定位。
當然，他的結局和這一定位完全相反，因為靖康之變，徽宗成為了北宋之恥。
02
有時候，原因在別人身上
有一種流行論調認為，北宋亡於黨爭。
年復一年的黨爭造成了統治集團的內部撕裂，嚴重削弱了朝廷治理能力，北宋也錯過了自我壯大的機會，結果面對外敵入侵不堪一擊。
這種觀點並不符合事實。
因為徽宗明明結束了黨爭，卻還是陷入了靖康之變。一百年後，歐亞大陸上那麼多帝國，南宋、西夏、金朝、西遼、花剌子模……都被蒙古軍團消滅了。
你有沒有黨爭，根本就不重要。其實蒙古軍團的內部鬥爭比其他帝國更劇烈，仗打到一半都可以帶軍回去爭奪汗位，但也不影響他們橫掃世界。
傳統文化有一個特徵，那就是喜歡自我反思，一切都從自己身上找原因。一個王朝滅亡，總是把原因強行歸納為貪汙腐敗或者內部不團結，或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但很多時候，可能就是因為別人的軍事實力比你強大。
總是習慣於從自己身上找原因，結果就是盲人摸象，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因為真正的原因，常常在外部，在別人身上。
儒家文化強調“君子求諸己”，強調自我反省，這種思維方式當然有積極的一面，因為外部因素是很難改變的。但這種思維方式，有時也會遮蔽我們的視野。
比如很多普通人覺得自己沒有成功是因為不夠勤奮、不夠努力，於是更加勤奮更加努力，但他們的處境改變了嗎？
03
黨爭的另一面
回到徽宗時代。
史書記錄的徽宗時代，統治者驕逸奢靡，奸臣當道，百姓紛紛造反。沉迷藝術的徽宗只顧著享受生活，光是為了給自己的園林裡運一塊奇石，就要消耗無數的人力物力。
也就是說，結束了黨爭的宋朝，並沒有變得更好，反而滑向深淵。
這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看待黨爭的新視角。
傳統觀點認為，黨爭是破壞性的，讓無數帝國精英們陷入殘酷的零和博弈，互相傷害樂此不疲。而這些時間和精力，本來可以精誠合作創造價值。
但徽宗時代讓我們清晰地看到，黨爭的結束並沒有帶來精誠合作。政治鬥爭中的互相傷害也不可能停止。
閱讀古代歷史我們甚至會驚訝的發現，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沒有黨爭的時代，會比黨爭的時代更和平、更繁榮、更有活力；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黨爭會導致政治鬥爭更加殘酷。
王安石變法期間，新舊兩黨激烈的鬥爭，也不過是把蘇軾等政治精英貶謫到偏遠之地。而很多沒有黨爭的朝代，政治鬥爭卻更加兇殘，甚至人頭滾滾大肆株連。
歷史上的其他黨爭也並不讓人覺得殘酷，比如唐代著名的牛李黨爭，我們想起來，也只是嘆息李商隱等人因此命運多舛。相比君王的大清洗、文字獄，軍閥之間的戰爭、刺殺，黨爭這種鬥爭形式一般沒有什麼流血衝突，只是圍繞人事安排進行博弈，針對的也是對方的地位、名聲、思想，而不是進行肉體消滅。
古代歷史上所有的黨爭死亡人數加起來，可能也比不上君王搞一次屠殺或者文字獄。（宦官集團和文官集團的鬥爭有時會導致很多死亡，但這其實不屬於傳統的黨爭。）
王安石變法催生的黨爭時代，恰恰是朝堂比較有活力的時期。各種觀點爭鋒相對，官員之間互相監督，甚至在大辯論中出現了學術繁榮，政治領域也人才輩出，兩派的官員們，在地方治理、思想學術等領域，也都有豐富的建樹。
因此，我們甚至可以提出一個新觀點，那就是，黨爭固然有消極的一面，但也有積極的一面。這恰恰是以往研究者所沒有注意到的。
以往的研究者，對於北宋黨爭幾乎是一種全面否定的態度。這恰恰忽視了一個政治學常識，那就是，政治本來就是群體性博弈，本來就是在做事中鬥爭，在鬥爭中做事。哪怕是皇權社會，徽宗和蔡京終結了黨爭，難道他們自己就不用培植親信、拉幫結派了嗎？
宋徽宗消滅黨爭之後的朝廷，人人噤若寒蟬，淪為一潭死水。士大夫們不再以天下為己任，而是匍匐在皇權腳下。大家偶爾精誠團結，也不是為蒼生謀福利，而是給徽宗興建宮殿、園林，蒐羅各地的奇珍異寶，製造各種祥瑞。
解決了一個“問題”，又有了新的問題。
解決問題的方式，又製造了新的問題。
解決問題的人，又成為了新的問題。
歷史的弔詭在於，我們總結的那些教訓，往往並不是問題真正的原因；我們幻想的那些美好的可能性，常常也只是一廂情願。
就算司馬光和王安石始終親密無間，變法派和保守派永遠團結一致（那可能並不是什麼好事），也不能避免後來出現一個徽宗這樣的藝術家皇帝（沒有出一個“何不食肉糜”的弱智皇帝，已經是大宋王朝的幸運了。）……大機率上，宋朝的最終結局，還是在蒙古軍團的鐵蹄下滅亡。
歷史如此，生活也是這樣。就算你當初沒有和對方分手，你們也不可能一直過著幸福的生活；就算你穿越回到那個據說做生意很容易的八十年代，你也不可能成為成功企業家。
所謂命運，就是機率。理解了這一點，我們看待他人或者自我時，就不會那麼苛刻。
參考文獻：
01.羅家祥《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
02.林鵠《憂患：邊事、黨爭與北宋政治》
03.脫脫等《宋史》
04.郭瑞祥《宋徽宗》
05.伊沛霞《宋徽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