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從道德層面來看，趙匡胤欺負後周孤兒寡母以發動兵變的方式建立了大宋王朝確實不講武德，但從歷史現實來看，後周卻需要一場陳橋兵變，因為，當時的軍人政治必須維持雄主坐鎮的格局才能穩定局面。終結自晚唐以來就諸侯林立的亂局也需要雄主。
907年，朱溫顛覆了大唐帝國，建立了後梁王朝，揭開了五代歷史的序幕。本質來說，朱溫打造的是標準的軍人政治，而軍人政治的特點卻是：
服從強人，只有強人才能駕馭亂世的局面，代表軍人的利益。
這種模式在歷史上已經被反覆驗證過。南北朝的時候，劉裕開創的是軍人政治，所以不管是劉宋還是之後的齊、梁、陳都被動陷入一個死迴圈，當雄主去世之後軍人群體總會以武力衝擊中樞，將幼主淘汰掉，建立新的王朝，繼續維持雄主主導的軍人政治，蕭道成、蕭衍、陳霸先都是這種亂世規則的直接受益者。
北朝的情況也是如此，為什麼北周宣帝宇文贇被關隴集團所淘汰，就是因為，關隴集團覺得宇文贇不具備雄主體質，不能帶領關隴貴族完成兼併南朝的歷史任務，更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
五代的政治邏輯也是如此。由於後唐皇帝李從厚缺乏雄主體質又不能代表將士們的利益，所以，將士們就臨陣倒戈，擁護他們所討伐的物件李從珂為主，幹掉了李從厚，更新了皇權。
後晉的石重貴表面上是被契丹所滅，但如果不是前線藩鎮叛亂，那契丹大軍也不會輕易就進入汴梁城，說白了還是，石重貴沒有石敬瑭的威望，不能駕馭局面。
後漢的劉承祐即位之後簡直就已經神經了，開始採用極端手段誅殺對其皇權有威脅的大臣，最終逼反了鎮守鄴都的郭威。劉承祐為何如此，就是因為，其沒有信心駕馭後漢的軍人群體。
由此可見，五代的王朝只要雄主缺席馬上就是兵變、政變主導的改朝換代，其所謂的“天子者，兵強馬壯者為之爾”就是對這種軍人政治的生動詮釋。
當然，之所以會頻繁發生這種情況也是因為藩鎮有叫板朝廷的軍事實力，但是當郭威稱帝建立後周王朝時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
923年，當後唐皇帝李存勖滅掉後梁王朝時，河東的精銳和汴梁的精銳合流之後，朝廷禁軍實力是直接上了一個臺階。此後，隨著各路藩鎮問鼎皇權，地方上的精銳也隨之補充進禁軍系統，禁軍在實力層面已經將地方完全碾壓，藩鎮叫板朝廷的實力已經被嚴重稀釋。
也就是說，郭威建立的後周王朝有重建中央集權的客觀條件。只要中央集權確立，那麼就可以大力發展生產積蓄實力來操盤統一這件事。
更幸運的是，和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這些人相比，郭威確實是一個好皇帝，雖然他也是以兵變的方式上位，但卻堅實地履行了一個皇帝的責任：整頓吏治、招撫流民發展生產、減輕百姓的稅賦、治理黃河水患、興建水利設施灌溉農田、發展文化事業…
這套組合拳經過三年時間的驗證就產生了良好的效果，中原的整體狀況為之一變。
郭威是個好皇帝
圖源/劇照
而且，郭威去世之前還特別要求，一定要薄葬，且留下遺言：“陵前隻立一石，鐫刻數語，可雲周天子平生好儉，遺令用紙衣瓦棺…汝若違我遺言，我死有知，必不福汝。”
954年，郭威駕崩後歷史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因為，後繼者在缺乏軍功的情況下很難駕馭局面，而藩鎮也會趁機衝擊朝廷中樞，再次發生改朝換代的事。
不過，後周的幸運之處就在於，郭威的繼任者柴榮是一個不世出的猛人。郭威去世之後，北漢皇帝劉崇馬上就聯合契丹大軍南下想一舉摧毀後周王朝。劉崇的自信來自於對五代歷史的深刻理解，覺得在後周國喪且柴榮沒有威望的情況下用兵是最好的時機。
但柴榮卻毅然決定親征，在他的認知中，這是事關後周王朝生死存亡的一戰，也只有打贏這一戰，自己才能憑藉軍功擁有巨大的威望，才能控馭後周王朝，避免藩鎮衝擊朝廷的事再次發生。
當時，朝中大臣也反對柴榮親征，代表人物就是馮道。說白了，馮道根本就不看好柴榮，不認為他能打贏這一仗，還不如呆在汴梁將風險最小化。
柴榮呢，為了自己和後周王朝的命運，堅定地走上了戰場。面對北漢騎兵和契丹大軍，周軍右軍主將樊愛能和何徽直接就帶著部隊跑路，右翼軍全面崩潰，同時中路軍的一部分士兵也向北漢投降。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因為這些人也不看好柴榮，還不如直接投降劉崇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後周王朝在柴榮即位時之危機由此可見。
面對即將崩潰之危局，柴榮是親自衝鋒，其勇猛的姿態馬上也感染了身邊的趙匡胤和張永德等人，周軍計程車氣在瞬間就發生了逆轉，完了這股勢能馬上就轉變為勇猛的戰鬥力將漢軍打敗。
高平一戰，後周既解決了生存危機，周世宗也同時坐穩了皇位。
周世宗在五代十國中是最有作為的皇帝。他無論在哪個領域中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績：軍事上西敗後蜀，取秦、鳳、成、階四州，南征南唐，得其淮南十四州，北征契丹，收復三關三州；制度上，改革禁軍，重新整理吏治；經濟層面，興修水利，獎勵農耕；建設領域，擴大了汴梁城作為國都的格局、功能…
從成績單來看，世宗絕對稱得上是五代第一人。
在世宗的努力下，亂世已經有了收尾的跡象，一統的局面也已經越來越明顯。但是呢，世宗卻只活了三十九歲，在當了六年皇帝之後就駕崩了，誠為歷史的一大遺憾。
這個時候，歷史最需要的就是有人接續世宗的事業，一為結束亂世，二為再造一統，但顯然，幼帝柴宗訓根本就不具備這個素質。
幼主不適合五代的亂世
圖源/劇照
從這個角度來看，歷史的大勢需要世宗之後的中原王朝形成雄主接力的格局，以完成重要的歷史使命。
還有就是後周內部。按照五代的歷史慣性，朝廷在缺乏雄主在位的情況下軍人的心肯定會嚴重不穩，一定會發生藩鎮衝擊朝廷改朝換代的事。
所以，與其讓別的沒有能力的藩鎮來製造亂局，破壞郭威和柴榮打造的歷史成果，還不如直接讓最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人上。而禁軍將領趙匡胤就是這個能解決問題的人。
從當時中強外弱的現實來看，皇帝的人選也只能在禁軍將領中產生。
不過呢，這個事必須得抓緊，一個是怕別的人捷足先登，一個是怕朝廷猜忌武將導致內部混亂，不管哪種結果都是對當時的歷史不利的。
所幸，趙匡胤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搞定了這一切，以強大的禁軍為後盾，迅速顛覆了後周王朝，建立了大宋王朝，使中原的形勢穩定了下來，並能沿著周世宗的路線繼續走下去。
從一定程度上來說，趙匡胤就是周世宗事業的繼承者。
但代價就是，郭威建立的後周王朝只有短短的九年時間，柴榮的子孫結局也不好。
不過呢，歷史就看你從哪個角度進行分析，如果將格局拉大的話你會發現，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宋王朝是迎合了歷史的趨勢，是對歷史有利的。
正是在趙匡胤的手裡，宋朝結束了五代的亂世，迎來了一個盛世。
但如果將趙匡胤當作周世宗事業的繼承者來看的話，其也是不及格的，因為，他沒有解決幽雲問題，同時其削藩的各種作為也使宋朝武力不舉。結果就是，北宋事實上是和遼國、西夏並存的一方割據政權，並沒有完成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
只是，相比五代其他的皇帝，趙匡胤顯然是一個合格者。
總之，對於後周到北宋的過渡，我們不能一味糾結道德層面，要從歷史大勢來看趙匡胤稱帝的必然和對歷史的好處。
陳橋兵變總體上對歷史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