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長期以來，凡提到秦代以降的中國古代王朝政治時，常會用“君主專制”或“封建專制”加以概括。但本文指出，在漫長的歷代政治演進中，君主專制並非那般絕對，拋開無數王朝末年皇權淪落的情況不說，實際上還存在某種階段性的變化，即在維護君主至高無上地位的同時，亦出現了君臣協商甚至相互妥協的情況，君主因此不可能完全專權，宋朝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時代。
本文指出，宋朝能夠形成君臣協商的朝政特點，首先緣起於開國皇帝趙匡胤理性、務實的行事風格及其帶來的影響。一貫謹慎的宋太祖充滿戒懼，有意接受朝臣的意見，由此消解了唐末以來朝堂上的戾氣，從而走出五代暴政的陰影。其次，宋朝帝王對文官集團的倚重，促成了君臣協商的基礎。恰如在支援王安石變法期間，宋神宗面對反對派的非議，亦不能不屢次退讓。最後，宋朝強調規則，舉凡祖宗之法、儒學要義、制度條例以及眾意共識，都可納入規則要求的範疇，君臣協商有程式可依。這種過度的防微杜漸意識及其制度設計，能防止權力失控，達到維穩的目的，卻不可避免折損了效率。
本文指出，君臣協商給宋朝文官政治帶來的遺產是，宋代士人與以往相比，具有更強的責任感，他們將自己的抱負、命運與江山社稷緊密結合，自然心繫國家安危，故而才有了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也成為常態下士人追求“修齊治平”的終極目標。
本文原載《讀書》2024年12期，原題為《開明與專制之間——淺議宋朝的政治》，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開明與專制之間
——淺議宋朝的政治
長期以來，凡提到秦代以降的中國古代王朝政治時，常會用“君主專制”或“封建專制”加以概括。此說當然沒有問題，因為在以皇帝為代表的中央集權體制下，百官和民眾都要服從皇權，乃至於“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這就體現了君主專制的重要特徵。不過，在漫長的歷代政治演進中，君主專制也並非全如字面上理解的那般絕對，拋開無數王朝末年皇權淪落的情況不說，實際上還存在某種階段性的變化，即在維護君主至高無上地位的同時，亦出現了君臣協商甚至相互妥協的情況，君主因此不可能完全專權，宋朝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時代。
宋朝能夠形成君臣協商的朝政特點，首先緣起於開國皇帝趙匡胤的意識及其帶來的傳統影響。清人王船山對此指出：趙匡胤既非貴胄出身，又非膽魄超群的亂世奸雄，稱帝之前並無顯赫功業，故他不僅無法與漢唐開國帝王相比，即便如曹操、劉裕之流，也不能與之比擬。宋太祖之所以能撫定天下，主要與其畏懼心有關，所謂“懼以生慎，慎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啟以來，百年囂陵噬博之氣，寖衰寖微，以消釋於無形”（《宋論》卷一《太祖》）。這段話大致符合宋太祖的基本特性及其緣由。可以說，純屬因緣際會成就的帝業，使得一貫謹慎的宋太祖充滿戒懼，不敢如五代暴君那樣恣意妄為，加之其透過讀史瞭解到以往王朝亡國的教訓，都促成了其理性、務實的行事風格。
據宋人沈括記載，宋太祖在位期間曾問宰相趙普：天下何物最大？趙普深思後答道：“道理最大。”宋太祖聽罷，表示信服，“屢稱善”（《夢溪筆談·續筆談》）。趙普的說法，意在告誡帝王不可妄自尊大，須服從世間道理，而宋太祖虛心接納，則表明認同這一理念。就此而言，宋太祖突破了之前那些武君獨斷專行的思維認識，以理性而長遠的眼光看待皇權，有意接受朝臣的意見，由此消解了唐末以來朝堂上的戾氣，從而走出五代暴政的陰影。宋太祖開始注重制度建設，恢復文官治國的傳統，並立下不得殺戮文臣及上書言事者的“誓碑”。宋太祖的理性觀念，對其後大多數嗣君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以後的宋孝宗仍表示遵從“道理”，臣僚為此感嘆：“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萬乘之尊而屈於匹夫之一言。”（《中興兩朝聖政》卷四七）因此，講求祖宗之法的宋朝皇帝往往顧及外界觀感，典型者如宋仁宗“性畏慎”（《龍川略志》卷四），不僅素來畏懼臺諫官的諍言，甚至在私生活上也頗受朝臣的約束。如他欲廢郭皇后時，就尋求宰相呂夷簡的支援；隨後改立皇后時，也被迫接受輔臣推薦的人選。宋真宗欲行封禪之舉時，即使得到王欽若等寵臣的竭力迎合，也不敢像秦皇、漢武那樣大膽行事，還要用貴重的珍珠收買宰相王旦，以爭取其理解和配合。宋英宗想給生父追贈皇考之禮，卻因受到許多朝官的反對，最終不得不妥協，相較於後來明世宗對待相同事項的強硬做法，可謂大相徑庭。縱然是宋徽宗之流的昏君，想要搞非分活動時亦多尋覓冠冕堂皇的理由，“君臣逸豫，相為誕謾”（《宋史·徽宗紀》“贊”）。如此一來，宋朝歷史上雖有庸主、昏君，卻基本無專橫的暴君。
如宋仁宗依靠輔臣商議決策，甚少強加自己的意志。他曾對此表示：“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之故事，苟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三朝名臣言行錄》卷一〇）如果說“仁厚”的宋仁宗在這方面的表現最為突出，因而深得士人的讚頌，那麼果毅的宋神宗在支援王安石變法期間，面對反對派的非議，亦不能不屢次退讓，事實上也仍給予他們發表見解與參政的權利。可見宋朝常態下的皇帝，往往注意聽取臣僚意見，既在於避免走向偏頗，也體現了對他們的尊重。宋仁宗“待儒臣以賓友”（範祖禹：《帝學》卷六），宋欽宗說朝廷“於士無負”（《梁溪集》卷三四《戒勵士風詔》），還有宋人所總結的“待士大夫有禮，莫如本朝”（《珩璜新論》），其實皆從側面反映了宋朝皇帝與臣僚協商國事的事實。當然，在兩宋非常態下的某些時間段裡，昏君與當政的腐朽官僚之間同流合汙，相互推波助瀾湧向黑暗，朝政也就失去真正意義上的協商含義，不過這又是另一個話題了。
第三，宋朝的政治傳統，有助於君臣協商關係的程式化。宋初汲取五代教訓而產生的“防弊”思想，是以防患未然為施政出發點，唯恐以往的舊弊復發，所謂“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鄧廣銘先生對此精闢地指出：“以防弊之政，為立國之法。”（《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運動》）由此形成了貫穿於政治執行中的分權制衡原則，諸如中書與樞密院的相互牽制、路級機構的多元分化、州郡長吏與通判的彼此掣肘、發兵權與統軍權的拆分、軍中的文武制衡、監軍對主將的監視以及官職與差遣的分離等制度，無不體現了分權制衡的原則。因此，宋朝強調規則，舉凡祖宗之法、儒學要義、制度條例以及眾意共識，都可納入規則要求的範疇，君臣通常皆須折服。這種過度的防微杜漸意識及其制度設計，固然不利於提高效率，卻能防止權力失控，達到維穩的目的，因而成為宋朝的政治傳統。
宋朝“二府制”的組織架構（來源：gsm.pku.edu.cn）
其實，任何一個君主都沒有不想專權。宋朝一如歷代世襲王朝的集權體制那樣，皇帝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這就決定了臣僚在協商朝政時必須遵從皇帝，即便是最終由大臣決定的事項，也仍須形式上由君主的口中下達實施。如南宋後期權臣當道之時，宋寧宗、親政前的理宗及度宗就基本扮演了這樣的象徵性角色。而宋朝常態下的皇帝亦與大臣存在某種博弈，如剛愎自用而猜忌心重的宋太宗，不僅往往習慣獨斷，而且有事必親躬的特點，以至於宋初那些自保意識濃厚的輔臣多屈從其旨意。宋真宗在位期間，在依靠文官大臣輔政的同時，出於防範他們獨攬大權的考慮，有意任用不同派系者進入二府，以便在朝堂造成異議、分歧，藉此平衡各方力量，此即所謂的“異論相攪”。宋神宗朝出現的新舊黨爭，其背後的用意可謂與此相類。至於追求議和偏安局面的宋高宗，重用以秦檜為首的主和派執政，對主戰派予以打擊，此亦與彰顯個人意志存在關係。正是在如此錯綜複雜的政治背景下，宋朝君臣之間的協商起起伏伏。
綜上，宋朝歷史上的君主與以往有所不同，他們既受到繁文縟節的傳統規矩約束，又基於對一家獨大的文官士大夫集團之依賴，都使得其在大多數情況下願意接受協商朝政的做法，皇權就此得到一定的制約。“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說法，在宋朝只能是理論上存在，事實上，不得殺戮文臣、上書言事者的祖訓已經泛化，但凡不是犯上作亂，即使官員失職、犯罪，將領臨陣逃脫，最重的懲罰也不過是貶謫流放。正因如此，宋代士人與以往相比，具有更強的責任感，他們將自己的抱負、命運與江山社稷緊密結合，自然心繫國家安危，故而才有了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也成為常態下士人追求“修齊治平”的終極目標。於是，朝堂氛圍較為寬鬆，官員常關心時弊，勇於獻言獻策，犯顏進諫的現象也屢見不鮮，乃至於為了維護宋廷根本利益而無懼“逆龍鱗”。從前外戚專權、宦官干政、佞幸無忌以及地方割據的痼疾，也基本消弭，故宋朝以“無內亂”著稱。
本文原載《讀書》2024年12期，原題為《開明與專制之間——淺議宋朝的政治》。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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