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在與Joe Rogan的訪談中，川普再次提及了William Mckinley。其實，這位在19世紀末重塑美國政治體系的共和黨總統，就算許多現在的美國人也不太熟悉。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認為這是因為deep libral bias掌控的美國主流媒體在歷任美國總統排名中都刻意淡化了William Mckinley的作用；當然也有認為，Mckinley身在電視媒體時代來臨之前，因此還沒有享受過他的繼任者Theodore Roosevelt在電視媒體上被追捧的感覺。
事實上，Mckinley與中國淵源頗深，當年針對大清的“門戶開放”（Open Door）政策，就是Mckinley的手筆，而這又是當時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在東亞的一種現實折衷形態。Mckinley發動了美西戰爭，從西班牙手中奪得了波多黎各、關島、古巴和菲律賓，而Mckinley主導的高關稅政策，使得夏威夷食糖無法順利出口至美國本土，由此導致夏威夷內亂，最終使得夏威夷成為美國的一個州。換言之，Mckinley一手打造了20世紀的美國領土版圖，他塑造的共和黨政治優勢持續將近四十年，一直要到小羅斯福時代才會被打破。
川普稱自己為Tariff Man，而稱Mckinley為Tariff King，可見Mckinley對川普的影響。這種影響很可能來源於Robert Lighthizer。在2023年出版的No Trade Is Free中，Lighthizer花了大量篇幅去梳理美國的貿易保護歷史，對Mckinley讚賞有加。如果你認為川普沒時間讀書，那這些美國曆史知識很可能就是他的身邊人告訴他的，而Lighthizer和Peter Navarro，顯然就是川普第一任期結束後的頹唐四年中，依然持續熱情支援他的“忠誠夥伴”。
主流經濟分析都認為川普的高關稅政策將導致美國通脹大幅上升，並且很長一段時期都難以改變，進而將重塑全球貿易格局。市面流行的分析都針對川普提出的對中國大陸普遍徵收60%關稅及對其他貿易伙伴普遍徵收10%關稅可能造成的影響。而作者好奇的是這種關稅觀念是如何形成的。在與Joe Rogan的訪談中，川普回顧了19世紀末美國沒有所得稅的時代，那時候有的是關稅。
這些歷史故事在此之前只有美國財稅制度的研究者才會關注，其中的佼佼者是Douglas A. Irwin，他那本《貿易的衝突：美國貿易政策200年》堪稱經典，是瞭解美國財稅政策歷史的必讀書目，也是從稅收政策角度理解全球化的必讀書目。作為一名經濟史學者，Irwin的著作並沒有政治站隊，因此無論美國的哪一政治派系，都十分願意引用他的著作，包括Lighthizer。
正如Irwin所言，“在美國的貿易政策史上，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是以下兩者之間的關係：
高關稅是不是美國經濟在19世紀末強勁增長和美國作為工業強國崛起的主因？
”
Irwin寫道：“在美國內戰結束後，1860-1900年，美國人口翻了一番，鐵路里程從3.1萬英里擴張至25.8萬英里。生鐵產量增長16倍；煤炭產量增長23倍。1870年，美國在全球製成品的生產總量中佔23%，到1913年，這一比重攀升至36%。相應地，英國在全球製成品產出中的比重從32%下降到了14%。美國還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人均收入高居榜首。”而這一切，並不發生在自由貿易時期，而是發生在美國貿易保護最為嚴重的時期。
1890年，Mckinley表示：“我們在農業上遙遙領先所有國家；我們在礦業上遙遙領先所有國家；我們在製造業上遙遙領先所有國家。這些都是我們推行保護性關稅29年後拿回的戰利品。其他體系能實現這種繁榮嗎？”也正是在當年，作為俄亥俄州聯邦眾議員的Mckinley提出的關稅法案（Mckinley Tariff Act）獲得透過，進口美國的平均稅率上調了近50%。
對於19世紀末美國關稅政策與工業大發展的關係，後世爭議不斷。Douglass North委婉地表示：“尚不能確定是不是開徵關稅加快了美國的工業化程序，而不開徵關稅，美國的工業化程序就沒有這麼快。更讓人生疑的是，它是否推動了這一時期的國民收入出現淨增長。”
學術上的爭論還在於，關稅反對者認為，1870-1900年美國人口增長中幾乎有1/3來源於移民，而這些移民人口增長，似乎才是美國經濟增長的源泉。但關稅支持者則反駁，正是因為美國當時的高關稅政策，才使得歐洲和其他地區移民大量湧入美國，不但給美國本土帶去了歐洲的新興技術，還使美國獲得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這個歷史，在後來的德美貿易糾紛和日美貿易戰中都反覆出現。正是美國對日本的貿易打壓，才迫使日本汽車企業去美國本土建廠，一定程度上挽救了美國汽車產業的就業；也正因為半導體領域對日本的壓制，才導致在PC時代美國重新拿回半導體產業的主導權（《晶片戰爭及其應對（上）》）。當美國的自由貿易論者不停批判貿易保護主義的問題時，貿易保護論者總是能舉出反例。
回到Mckinley的時代，1896年美國大選期間，共和黨黨綱明確：“保護主義構建了（美國的）國內工業與貿易，並保護我們的市場；貿易互惠構建了對外貿易，併為我們過剩的產品找到出口地”（Protection builds up domestic industry and trade and secures our own market for ourselves; reciprocity builds up foreign trade and finds an outlet for our surplus.）正是當年，Mckinley當選成為美國第25任總統。
作者認為，在很大程度上，理解reciprocity（貿易互惠）的歷史，是理解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容忍接受全球化的關鍵。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歷史並非始於Mckinley所在的19世紀末，而是自美國獨立後就已開始。Alexander Hamilton為代表的北方工業利益集團希望透過貿易保護政策來維護美國本土的幼稚工業，以Thomas Jefferson為代表的南方種植園主利益集團則主張自由貿易來確保農產品的順利出口。1791年Hamilton的Report on Manufactures首次系統闡釋了幼稚產業理論，為美國貿易保護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礎。到1820年，美國製成品的平均關稅達到40%。林肯總統的經濟顧問Henry Charles Carey繼承了Hamilton的思想，區別於主張自由貿易的British System，提出了American System，將透過高關稅、建設基礎設施保護本國紡織、鋼鐵等支柱工業，同時注重以差別關稅來促進農產品出口作為當時的執政策略。可以說延及今日的貿易保護思想，在Henry Carey時代已經成型，並在此後持續付諸實踐，差異僅僅在於如何平衡南方農業利益（或其他具有出口優勢的利益）。換言之，從共和黨的歷史視角而言，貿易保護是與生俱來、自然而然的，WTO這樣的超級全球化才是“歷史的意外”。
簡言之，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基本歷史觀是，關稅是保護本國幼稚產業的有力武器，而差異化的關稅可以用來平衡不同產業的訴求。由此引申出貿易互惠（reciprocity）這一重要觀念。互惠一定是對雙方都有利的，貿易受損一方，無論是出於保護本國產業的需要，還是出於貿易逆差導致的損失，都能採用關稅這一武器進行反擊或獲得彌補。因此，川普在第一任期的貿易談判時，反覆強調reciprocity是mirror、mirror、mirror，也就是，“你怎麼對我，我就怎麼對你”，如果你不開放自己的市場，那我就會關閉自己的市場。但即便你開放自己的市場，我的產業比拼不過你，我的就業受損，我也會關閉我的市場。這就是美國貿易保護傳統觀念的基本思維。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者，之所以能夠接受全球化，就是因為在美國擁有近乎全部產業優勢的二戰後時代，reciprocity與free trade在表現形式上是幾乎一致的。也就是，從持有貿易保護主義觀念的貿易互惠者視角來看，由於美國盡皆優勢產業，因此放開本國市場並無不妥，而這種形態看起來已與自由貿易無異。但不要忘了，reciprocity與free trade合二為一，是以美國產業盡皆優勢為前提的。
也正是因為有盡皆優勢這個前提，更傾向自由貿易理念的民主黨小羅斯福政府，在1934獲得國會支援，通過了《互惠貿易協定法案》（Reciprocity Tariff Agreement Act），授權總統在美國與其他國家談判達成的貿易協定中能夠下調進口關稅。也就是，最遲在1930年代，reciprocity已經成為兩黨對外貿易政策的共識。而在此後，reciprocity則進一步成為了關貿總協定（GATT）體系的重要原則，最終促成了本輪全球化。要理解的是，在彼時，乃至到GATT階段，甚至到了WTO初期，美國的產業仍然是“盡皆優勢”的。
美國大企業將生產性部分遷出本土，去工業化進而導致全球化，實際有美國稅制變化這個重要原因。無論是早期生產性部分的遷出，導致“研發與製造”的分離，進而又出現研發部分的離岸化（Apple模式），實際都有美國大企業“避稅”衝動和降低人力成本這兩個初始原因，最終形成了Dani Rodrik所謂超級全球化的局面。當製造部分外遷，製造業衰落了；當研發外遷，研發領域在海外的競爭對手越來越強，曾經盡皆優勢的產業逐漸喪失優勢或不斷遭受挑戰，此時reciprocity與free trade就必然地“分道揚鑣”了。
我們看Robert Lighthizer的觀點，很難講他是一個“孤立主義者”或者貿易封閉主義者，他和川普一樣，強調的仍然是reciprocity，當然，他有很強的時代特徵。reciprocity其實就是GATT的基礎，當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者的基本思路就是回到GATT時代。所以關稅大棒會不會給美國帶來通脹？答案是一定會。那麼通脹恐懼是導致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者放棄reciprocity的理由嗎？答案是肯定不。因為歷史上的高關稅時期，美國總有部分產業會承受高關稅的代價，關鍵看這個代價能否換來產業恢復和貿易平衡這兩個目標。
為何很少有國家可以長期持續的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呢？或者換個視角，為何美國曆史上可以承受高關稅的各種代價（或說可以將高關稅作為有力的貿易武器）呢？作者認為，這正是因為美國有龐大的內需。正是因為美國具有全球首屈一指的內需，這個內需對內可以供養足夠龐大的美國企業群體，對外還可以令眾多內需不足（對應的是產能過剩）的外貿國家不得不依賴美國的市場。當各國都不得不依賴美國的市場時，美國的關稅大棒怎麼可能沒有效果呢？龐大的內需，還讓川普主義者可以想盡其他方案來對沖關稅大棒帶來的通脹壓力，包括降低能源成本。
但最需要思考的是，如果川普關稅的目標是重塑美國的產業優勢，那曾經的“盟友們”將毫無疑問受到衝擊，那些依賴口號而得實惠的地區，將無一例外支付代價；理論上，要允許中國大陸投資美國，才可使美國的部分產業“恢復生機”，猶如當年日美貿易戰時，以貿易政策為武器逼迫日本企業投資美國本土去解決美國的產業和就業問題。所以，如果目標是以關稅和其他貿易政策作為美國產業復興和貿易平衡的武器，就必須以美國與昔日盟友的關係乃至美中關係的調整為前提，但這個調整，是否能夠順利實現？這其中當然還有微觀層面，企業關心的生產成本問題。所以，是否會出現一種情況，關稅政策變成現實，但產業調整卻遲遲無法開始呢？
因此，當充滿貿易保護主義歷史底氣的川普關稅襲來時，應當如何應對？關稅大幅增加當然會對應出口的下降，外需受到衝擊，傳統上無非兩種方案：一是大幅增加內部投資，二是大幅提振內需。那在供給與需求之間，究竟應當（再次）怎樣抉擇？這個問題爭論頗久，不但並未落下帷幕，甚至因為川普關稅的襲來，會變得更為膠著。
內需意味著消費能力，但內需對中國大陸而言，僅僅是緩解國內產能壓力的手段嗎？僅僅是外需不足或外需受挫時才應當被重視嗎？究竟如何才能在大國競爭中獲得真正的優勢，如何才能讓14億人口這個“可怕的”內需成為競贏的關鍵（哪怕目標就是為了“贏”）？
人民越富裕、內需越旺盛、國家越強大，這大概就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歷史能夠告訴大家的。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