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面向老年人的商品和服務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湧現、升級。
醫療健康領域，個性化、專業化的健康養老服務逐漸興起；文化娛樂領域，“銀髮網紅”“銀髮直播”日益活躍；金融理財領域，諸如“階梯式養老儲蓄計劃”“以房養老”的創新型產品陸續推出，針對老年人的反詐金融服務成為剛需；社會服務領域，“反向育兒”經濟興起，子女為父母購買健康體檢、智慧裝置使用培訓等服務的現象日益普遍……
隨著全球人口結構的深刻變革，“銀髮經濟”逐漸成為了學界與業界關注的焦點。所謂銀髮經濟，是指以老年人口為核心目標群體，圍繞其多樣化需求形成的產業體系與市場潛力。然而，銀髮經濟的發展並非簡單的需求滿足，更需要系統性思考：如何打破“人口金字塔消費悖論”？如何透過政策設計、市場機制和社會創新破解老齡化帶來的經濟挑戰？如何將“未富先老”的困境轉化為“新人口紅利”的機遇？
在這一背景下，《新人口紅利》一書以前瞻視角切入，提出新人口紅利的獲得，以及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的轉變，實際上是一個經濟體制改革、發展方式轉變、增長動能轉換和社會政策調整的過程。這本書從政策支援、區域經濟發展、科技創新、產業轉型、社會保障、養老和公共就業服務、人力資本培育等方面闡釋形成新人口紅利的創新機制，揭示了銀髮經濟背後的複雜邏輯，還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與產業路徑，為破解老齡化社會的經濟難題提供了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新人口紅利》
蔡昉 著
接下來，讓我們跟隨《新人口紅利》，一起探尋銀髮經濟如何從“危機”走向“機遇”。
銀髮經濟與銀髮經濟學
我國人口發展進入新常態：負增長和中度老齡化。從 2022年開始，人口進入負增長時代並將成為相當長期的常態。與此同時，2021 年，我國老齡化率超過了 14%，意味著我國進入了中度老齡化階段。
根據聯合國人口資料，到2034年，我國老齡化率將達到21%，意味著進入高度老齡社會。那時我國的老年人口接近 3 億，佔到世界全部 65 歲及以上人口的 27% 以上。這是一個巨大的人力資源，也是一個龐大的市場。因此，研究銀髮經濟要看到人口趨勢的變化，才能把握潛在人力資源和消費者市場。
從時間趨勢上看，老齡化導致消費意願、消費能力下降。全球老齡化程度一直在加速提高，居民消費率卻趨於下降。從跨國比較來看，不同國家老齡化和消費的關係不盡相同。從跨國資料來看，老年化率和消費率的關係沒有顯著的相關性，即老齡化率高的國家未必就是消費率低的國家。
“人口金字塔消費悖論”
人口變化趨勢會產生一個“人口金字塔消費悖論”。人口老齡化就意味著人口金字塔形狀的變化，在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 20 年時間裡，我國人口逐漸向金字塔頂端移動，大齡人口的總規模在擴大，佔比在提高，但大齡群體的消費並不佔優勢。
在未富先老的情況下，我國人口的年齡結構、年齡群體及消費人群既符合一般規律，又具有中國特色。從人口占比和消費佔比兩方面來看：首先，兒童消費偏高，5~9 歲兒童消費佔比遠高於其人口占比，許多一孩家庭更願意為孩子消費；其次，年輕人消費普遍偏高，20~30 歲人群的消費在全部消費中佔比比其人口占比要高，其消費能力、消費意願都偏高。但是，未來這個群體的人口占比將越來越低，而且在就業結構性矛盾加劇的情況下，其就業困難會更大一些。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分人的高消費能力和高消費意願不足以支撐我國經濟未來的消費需要。此外，老年群體人口占比遠遠超過其消費佔比，因為老年人沒有了勞動收入，養老保障還不夠充分、不夠均等，所以他們的消費能力、消費意願都在下降。再看正在就業的中年人，他們的消費能力也不強，可以稱為“城市中年人或大齡就業者的現收現付難題”。在現收現付養老保障制度的背景下，這部分人面臨三重負擔，即養老保險的繳納、家中老人的贍養、預防性儲蓄，這些負擔顯著降低了中年人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
農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普遍更低。從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來看，農村常住老年人用養老金作為生活主要來源的佔比只有 10%，大部分還要靠自己繼續勞動，以及家庭成員的支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屬於“家庭養老”。這是我國面臨的現實約束，打破這個約束才能有銀髮經濟的發展，同時也要靠銀髮經濟的發展才能打破這個約束。
發展銀髮經濟的著力點
未富先老決定了年齡結構和消費能力、消費意願之間的不平衡。我國老齡化率比世界平均水平至少高 5 個百分點，而我國居民消費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18 個百分點。在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的情況下，我國居民消費能力未能趕上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不僅要提高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可支配收入，還要進行結構性調整。
銀髮經濟有三個著力點。
一是填補經濟增長缺口要以銀髮經濟產業為抓手。銀髮經濟是一個朝陽產業，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久之計，因此必須從新質生產力培育入手和起步。從需求側來看，未來 3 億老年人口作為市場需求主體，是雙迴圈的重要驅動力。
二是市場機制和產業政策的緊密結合。銀髮經濟和涉老產業發展首先要藉助市場機制配置資源、調節供求、激發活力，應對人口的變化、老齡化的外部性現象，是一種多重的、跨代的社會收益和外部性，是我們實施產業政策補貼的重要依據。
三是供給和需求相互促進的應用場景。一方面以高質量供給消除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費支出之間的不對稱；另一方面，有好的供給才能創造出充足且可持續的需求，在某種程度上，供給創造需求這個命題在我國未富先老這個特定的場景下才可以達到。因此，供需兩側的同步改革可以實現銀髮經濟的產業大推動。
照護勞動市場化
促進就業和經濟增長
我們可以把照護經濟當作銀髮經濟的特殊例子，由此來認識發展照護經濟的緊迫性，同時看到照護經濟產業鏈所具有的社會效益和市場效益，就是說，它雖然是關乎老年人的銀髮經濟，但也是一個朝陽產業。我們從觀察以下幾個事實開始。
事實一：老齡化要求更多的照護活動。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老齡化和養老面臨的矛盾是照護比在下降，也就是能夠照護老人的人口數量與他需要照護的老人數量之間的比例在下降。這個比例的下降基本上是自然現象，無法改變。
年老以後，必然有一個階段是需要別人照護的。雖然很多老年人身體健康且能夠自理，但是仍有部分老年人由於殘疾、疾病導致失能，必然需要他人照護。我們可以關注一個數據，即雖然不同類別國家的老齡化程度和預期壽命不同，但是需要他人照護的時間是差不多的。一般來說，人口的預期壽命與健康預期壽命之間的比例關係十分接近。特別是，60 歲及以上人口的不健康預期壽命佔預期壽命的比例，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為 25.6%。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為 24.2%，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為 24.7%，低收入國家為 25.5%，基本上都在 25% 上下。中國的佔比與其他收入組國家相比還要低一些，是 23.6%。
這個資料比較表明：一方面，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的老年人口更健康，具有比較好的醫療衛生髮展水平和保障水平；另一方面，與高收入國家相比，我國的老齡化程度較低，老年人口的年齡不是很大，雖然我國的老齡化率增速很快，但是目前高齡老人佔比仍然較低。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我國老年人的餘壽年限中，需要被照護的年份相對少一些。但是，作為人口發展的必然趨勢，未來我們在這方面的負擔必然加重。這幾乎是定論。
事實二：我國的家庭照護負擔已經很重。當然，在談論家庭負擔時，不僅包括照護老人，還包括照護其他家庭成員，特別是孩子。隨著老齡化率的提高，照護老人是其中越來越重要的一部分。再來看一個跨國比較的資料，即在每天的 24 個小時中，女性有多少時間從事家務勞動（同時也是無償勞動）。我國女性的家務勞動時間佔比為 11.1%，有資料的 73 個國家或地區的算術平均值是 12.5%，也就是說我國女性的家務勞動負擔沒有比其他國家更重。但是，我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極高，達到 60.5%，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其他國家的算術平均值僅為51.6%，可見差距很大。
這意味著我國女性的家務負擔雖然不重，但是她們是在就業之餘從事家務勞動。其他國家的女性就業率並不高，因此可能很多是專職做家務。所以，我國女性的家務勞動負擔很重，似乎已經沒有太大的潛力可挖掘。與此同時，老人照護這部分的需求將越來越大。這在宏觀上構成一個關於照護的必要性和照護能力不足之間的兩難，日益緊迫地成為相關政策面臨的問題。在微觀上，幾乎所有相應年齡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在為這些照護難題發愁。對年輕人而言，看到了這樣一個照護難題，考慮到沒有時間生育、養育和教育孩子，因此他們的生育意願不高，導致我國的總和生育率降至不可持續的極低水平。
事實三：我國有潛力將照護需求轉化為產業和市場供給。我們以前即倡導家務勞動的社會化，也就是將家務勞動交給職業化的家政勞動者。勞動經濟學家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在虹橋國際經濟論壇上也提出把照護勞動（即家務勞動）市場化。如今很多研究者都相信，這可以帶來真金白銀的銀髮紅利。
第一，家務勞動市場化後，可以顯著穩定女性就業。從對我國的影響來看，尤其具有針對性和緊迫性。
近年來，我國整體勞動參與率有下降趨勢，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下降更快，女性 50 歲之後的勞動參與率更是陡然下降。有調查顯示，年齡較大的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後，實際上是轉到了家務勞動中，例如幫助子女帶孩子。在這種情況下，家務勞動既成為女性的負擔，又減少了她們的收入。因此，如果家務勞動實現社會化或市場化、職業化和產業化，從而解放這部分家務勞動負擔，無疑可以穩定勞動參與率。同時，與目前正在實施的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政策也可以銜接起來，提高部分大齡勞動者繼續就業的意願，避免其過早退出勞動力市場。一旦這部分勞動者回歸就業市場，便同那些職業化的照護人員形成合理的勞動分工。
第二，家庭照護實現社會化、職業化，也能為其他群體創造就業機會。
按照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要求，未來我國還有不少百分點的城鎮化率差距需要填補，特別是我國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之間尚存在 18 個百分點的差別。
此外，我國還有超過 20% 的勞動力在農業中就業，高收入國家的這個比例僅為 2% 左右，可見我國仍有諸多百分點的農業勞動力需要轉移到非農就業。這意味著未來還會有大量的農村畢業生和轉移勞動力進城。未來進入城市的人口不再只是新畢業生，而是有一些年齡較大的勞動者，特別是一些年齡偏大的女性勞動者。這些轉移勞動力需要非農就業，我們應該給他們創造就業機會。
第三，人工智慧和人力資源可以形成良好的互補關係，使這個領域成為一個經典的人工智慧應用場景。
很多年前，瑞典經濟學家林德貝克曾宣稱，未來機器人會在很多崗位上替代人類，但有一項工作它們無法替代，就是照護工作。目前看來，這個觀點已經不太準確，實際上現在很多智慧機器人可以照護老人和孩子。但是，用機器人替代人工來照護老人和孩子始終有一個門檻，那就是機器人難以滿足被照護者的情感需求。所以，把人工智慧與人力資源結合起來，即人工智慧賦能於人的照護活動，必然是一個最恰當的人工智慧應用場景。
透過合理分工和自動化，把一些苦、累、煩的活兒交給機器人來幹，照護者這個職業也會變得更加體面，更富有人力資本的內涵，可以提供更好、更高質量的服務。
第四，將家務勞動轉變為市場化的勞動，直接增加國內生產總值，對經濟增長有顯著貢獻。
國家統計局在 2018 年做過一次全國時間利用調查，發現城鄉居民的無酬勞動相當於有酬勞動的61%。無酬勞動這部分活動是不計入國內生產總值的，這就是說，將其中的任何部分轉變為市場化的有酬勞動都意味著對應的經濟活動增加，從而以一定的幅度擴大國內生產總值。
此外，家務勞動市場化也意味著資源重新配置，促進生產率和潛在增長率的提高，能夠顯著降低家庭為相關服務承受的負擔和支出成本，同時改變年輕家庭對未來的預期，有助於提升生育意願和生育率。
二十屆三中全會要求，以應對老齡化和少子化為重點完善人口發展戰略。這意味著人口發展戰略瞄準“一老一小”兩個重點，從年齡上構成人口群體的兩個端點。同時，人口支援政策並不侷限於這兩個群體，而是兩點連成一線，覆蓋全民、全生命週期。能夠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為和老有所樂，就能向全社會傳遞一個良好的預期，包括對兒童生育、養育和教育及就業相關的更好預期，對人口發展會產生更好的微觀激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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