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九月，我在比森神學院（Beeson Divinity School）與蒂莫西·喬治（Timothy George）和大衛·多克里（David Dockery）錄製了一個播客。
我們討論了《世界觀研修本聖經》（The Worldview Study Bible），這是基督教標準聖經（CSB）新出版的一個資源，由我和多克里擔任主編。在播客中，喬治問到“世界觀”這個詞的含義，以及這個概念對當今的基督徒是否有幫助。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在《末世的門訓》（Eschatological Discipleship）中提到過。最近幾天，一些學者質疑“世界觀”這個概念的有用性。麥克·戈欣（Michael Goheen）和克雷格·巴塞洛繆（Craig Bartholomew）指出了一些反對意見，然後給出了回應。
世界觀方法使福音理智化了嗎？
第一個反對意見是，世界觀的方法把福音理智化（intellectualize）了。雖然認識到現代主義過分強調理性的危險，但戈恩和巴塞洛繆重申了“基督教思維”的重要性，他們相信，他們透過展示基督教世界觀如何與一個人對耶穌基督的經歷聯絡在一起，克服了這種反對意見。關係中的情感因素是世界觀的核心，因為出發點是上帝的啟示，而不是人類的理性，我們不能接受這種批評，即世界觀因為過於依賴人類的思想而變得無效。
這種對過度理智主義（over-intellectualism）的指責以另一種方式針對世界觀思維。詹姆斯·史密斯（James K. A. Smith）關心的核心問題是，世界觀術語主要關注教育，認為它是一種人們知道的東西，而不是一種人們熱愛的東西。史密斯認為，新教徒的門徒訓練過於注重教義和觀念，導致“對於做基督徒或成為基督徒意味著什麼，給出了過於理智主義的描述”，這反過來又導致了“一種專注於頭腦（mind）的片面教學法”。史密斯訴諸奧古斯丁，他認為：
這種批評如何影響對基督教世界觀的理解？對史密斯來說，世界觀不再是關於基督教特有的“知識”，而是關於基督教的“社會想象”（social imaginary）。它是“基督教對世界的一種獨特的理解，隱含在基督教敬拜的實踐中”。
“社會想象”與“理論”的區別在於：前者強調的是人們的故事、敘述、神話和聖像（icons）如何吸引他們的心靈和想象力，從而形成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後者則是一種下灌式的進路，從信念開始，然後轉向欲求和行動。史密斯看到的是相反的情況，人類的實踐有助於他們的想象，然後導致教義知識的形成。他補充說：
史密斯對一種過於理智化的靈性塑造方法的批評，對那種只關注認知層面的世界觀塑造方法提出了有益的警告。然而，只要我們充分意識到世界觀的“情感”和“道德”維度，正如保羅·希伯特（Paul Hiebert）所指出的，以及賴特（N.T. Wright）在思考文化符號（cultural symbols）作為實踐之表達時所肯定的那樣，那麼我們就應該能夠避免史密斯提到的許多危險。(我同意賴特的觀點，他說我們應該“擴充套件世界觀的概念，將這些和其他因素納入其中，而不是放棄它，用一個不同的術語另起爐灶”。）
結合史密斯對世界觀進路的批評，最好的方法不是忽視或淡化認知因素，而是看看信仰和實踐是如何以辯證的方式起作用的。我們的社會想象影響著我們能知道什麼以及我們如何知道，我們的信仰同時影響著我們的社會想象以及我們如何解釋周圍的世界。現實既不是下灌式的進路（trickle-down approach），就像一條從知識到信仰再到實踐的河流；它也不是一種從實踐到想象再到知識的上滲式進路（trickle-up approach）。相反，我們應該把想象力和知識之間的關係看作是海浪：海洋把水衝到岸邊（我們的實踐），而返回的水被大海吸收（我們的信念），併成為下一波海浪的一部分（現在知識包含了信仰和實踐）。
世界觀方法是否使福音相對化？
戈欣和巴塞洛繆提到了人們對世界觀方法的第二個反對意見：它可能導致福音的相對化。
面對令人困惑的世界觀的多樣性，我們可能會因此認為真理是相對的，因為我們似乎不可能在相互競爭的世界觀主張之間做出裁決。同樣的，難道世界觀的多樣性（以及個人信仰和實踐的特定性質）不會讓我們在一般性地談論世界觀時導致前後不一致嗎？如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觀，而每種世界觀都是不同的，那麼我們在一般性地談論世界觀時，如何避免還原論（reductionism）呢？
戈欣和巴塞洛繆用兩種方式回答了上述反對意見的第一個方面。首先，他們認為，儘管有多種關於世界的觀點，但福音是那個真實的故事。其次，他們相信一個人對世界觀的表述不應該與福音本身相混淆，世界觀表述總是會接受來自聖經的批判。這些回應有助於回答關於相對主義的反對意見。
詹姆斯·塞爾（James Sire）回應了上述反對意見的第二個方面，即多元主義使任何關於世界觀的一般性討論都變得前後不一致。塞爾認為，關於世界觀的討論是“理想型別”（ideal types），每個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持有世界觀，但關於世界觀的討論在描述該社會的一般特徵時仍然具有價值。例如，在基督教的世界觀中，宗派之間可能存在差異——儘管差異仍然存在，但它們作為透過聖經視角（biblical lens）看世界的不同版本，或多或少是一致或連貫的。然而，認識到這些差異的存在，並不會否定我們將世界觀討論概括為“理想型別”的有益作用，就像人們不會認為一般性地談論印度教世界觀、自然主義世界觀等是有問題的一樣。
世界觀方法易受時代精神的影響嗎？
第三種反對意見是，“世界觀的方法可能會與聖經脫節，因此容易受到時代精神的影響。”這種反對本身並不是一種批評，而是對一種時刻存在的危險的警告。
也許是為了避免這種危險，奧利弗·奧多諾萬（Oliver O’Donovan）建議使用證詞（testimony）和見證（witness）的術語，而不是“世界觀”。他描述了“一種我們可以接受和給予的關於上帝工作次序的資訊，一種賜給我們並讓我們活出來的見證，當它透過思想和經驗傳遞時，我們可以接受和放大這種見證。”此外，奧多諾萬認為，“忠心傳遞”（faithful repetition）的用語不太會有偶像崇拜的危險，“擴充套件或放大我們所接受的見證”的觀念也比較安全。基督徒的目標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繼承前人的認信，然後學會“為自己思考和說出前人代表我們所思考和所說的話”。
雖然奧多諾萬的警告有助於提醒我們忠心見證（faithful witness）使徒傳承的必要性，正如聖經所揭示的那樣，但它們並不必然引導我們完全放棄世界觀術語。對這個警告的回答是：留心其中的危險！如果我們要接受一種被聖經戲劇所塑造的世界觀，我們必須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關於我們世界的那個真實故事中，以便暴露我們自己的盲點，糾正錯誤的方式。
從這些警告中學習
對於使用世界觀術語的做法，上述批評是有充分根據的。如果我們將這些警告和關注納入我們的整個課題中，就會因此受益。只要我們清楚瞭解世界觀塑造的情感和想象因素（而不是採用主要訴諸認知層面的進路）、聖經戲劇是關於世界的真實故事（而不是順從對於多元化世界觀的相對化傾向）以及我們需要不斷回到聖經中（而不是接受聖經外或反聖經的世界圖景），我們就可以繼續使用世界觀概念，來幫助我們理解人們藉以在世界上認識、相信和行動的解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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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文·瓦克斯（Trevin Wax）是北美宣教委員會（North American Mission Board）研究和資源開發部副總裁，也是錫達維爾大學（Cedarville University）客座教授。特雷文曾是羅馬尼亞的宣教士，現為福音聯盟的專欄作家，併為多家知名媒體撰稿。他曾擔任《福音計劃》（The Gospel Project）系列叢書的總編輯，曾在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教授宣教和教牧事奉課程，亦曾在牛津大學講授基督教與文化。他目前為凱勒文化護教學中心（The Keller Center for Cultural Apologetics）的研究員。本文改編自特雷文的書《末世的門訓：帶領基督徒瞭解他們的歷史和文化背景》（Eschatological Discipleship: Leading Christians to Understand Thei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本文翻譯自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gospelcoalition.org），原標題：Should We Do Away With Talk of World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