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魏 峰
近年來，簡體中文網際網路上流行這麼一則笑話：“北大保安會問你哲學的‘終極三問’：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要到哪裡去？”其實，稍加思考就會發現，對這三個人生根本問題的回答，反映我們每個人的世界觀。在當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不乏“世界觀”、“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這樣的用語和表達。當人們在討論宇宙的存在及實在的意義時，通常會使用世界觀這個詞。世界觀不僅是我們對於宇宙人生的總的看法，也表達每個人最基本的信念或理解框架。每個人都有自己委身的世界觀，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觀不僅左右我們的思想觀念，也塑造我們的情感經驗，並指導我們的道德行為。<1>
前段時間，上海女子沙白去瑞士的醫協自殺之旅，以及著名作家瓊瑤自殺前寫下的遺書，在中文輿論場上引起了非常大的爭議。在自殺之前，兩位女士都透過社交媒體表達了自己對於生命與死亡的認識。沙白曾釋出影片表示，“構成我整個世界觀最根本的基石就是我對生與死的看法”，瓊瑤也在其絕筆之作《當雪花飄落》中，表達“這是我最後的選擇，時間已到，生命不會更好”。對於兩位死者的上述言論，有些人熱烈贊同，甚至歌頌，有些人卻大加鞭撻、深惡痛絕。在這些爭議背後，其實體現了不同的個人和群體在世界觀層面的衝突和分歧。
因此，反思和考察我們的世界觀，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對於基督徒來說更是如此。因為我們正處在一個世俗化的社會中，“有神論立場被排擠到社會生活之外，信仰的本質被還原為個人的虔誠”<2>。現代社會的顯著特徵就是多種世界觀並存，這些彼此衝突的世界觀在人們的頭腦和心靈中爭奪支配權。無論是學術界、教育界，還是政治界和宗教界，由世界觀所引發的衝突無處不在。基督教信仰面臨很多危機和挑戰，比如，如何理解我們與不信之人的根本分歧？我們在這個“世俗時代”中如何持守自己的信仰？我們如何與鄰舍進行有效的溝通交流，並與他們分享我們的信仰？這些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課題。
近一個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基督教思想家發現，我們需要一種基於聖經的“基督教世界觀”，來回應當前面臨的各種挑戰。無論是教會的門徒訓練、基督徒生活、宣教事工，還是護教學、主內教育和基督教學術，都離不開一種以上帝話語為根基的“世界觀思維”。因此，對於世界觀問題，我們需要更加深入的思想探索和學術預備。世界觀概念是如何進入到現代人的生活中的？歷史上的思想家是如何看待這個概念，他們關於世界觀又提出了哪些有價值的洞見？基督徒可以從這個概念中吸收哪些有益的思想資源？大衛·諾格爾（David K. Naugle）的《世界觀的歷史》（Worldview: The History of a Concept）就是我們當前反思世界觀問題繞不開的一部重要著作。
大衛·諾格爾是美國福音派學者、達拉斯浸會大學哲學教授，他也是世界觀領域的研究專家。他的這部《世界觀的歷史》是英語學術界探討“世界觀作為一種概念的歷史”的第一部專著。在這本書中，諾格爾借鑑吸收了德語和英語學術界關於世界觀的豐富研究成果，追溯了世界觀概念產生的思想背景，以及它在19—20世紀不斷發展變化的思想史和學科史。其實，《世界觀的歷史》不僅僅是對於世界觀概念和思想的歷史考察，也有對於世界觀的理論反思和建構。接下來，筆者嘗試概括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和基本架構。
《世界觀的歷史》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該書前二章，作者在這部分主要闡述了三大基督教傳統——福音派、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的世界觀思想，幫助基督徒讀者快速進入現代基督教對於世界觀概念的吸收運用，以及當代關於世界觀問題的神學討論。第二部分是第三到八章，作者首先闡述了世界觀概念的語言學史，即“世界觀”一詞在德語中的起源及其在其他歐洲語言中的運用；其次梳理了世界觀概念在19和20世紀的哲學史和學科史，涉及不同階段的哲學家、科學哲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的世界觀思想。這部分幫助我們瞭解這個概念是如何從19世紀的德國觀念論哲學中一步步拓展和演化，最終成為當代社會普遍接受的概念；同時，也讓我們從不同的思想家那裡汲取他們關於世界觀的真知灼見。第三部分是第九到十一章，作者對“世界觀”概念進行神學和哲學的反思。這部分是本書中的理論建構部分，主要展現基督教世界觀的獨特性和影響力，以及世界觀概念的哲學意涵。最後一章檢省了世界觀概念可能被濫用的風險；即便如此，作者仍然指出，世界觀概念對於當代基督教大有益處。
按照諾格爾的概念史梳理，“世界觀”（Weltanschauung）首先出現在康德1790年出版的《判斷力批判》一書中。康德只使用過一次這個概念，意思是人們對世界的感性知覺。此後，在19世紀的德國觀念論和浪漫主義思潮中，“世界觀”一詞的含義不斷擴充套件演變，轉變為對宇宙的理性知覺，世界觀也成為與“哲學”同等重要的一對並列概念。<3>在此期間，它也由原來一個純粹的哲學術語，擴充套件到自然科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各領域，成為一個廣為人知的文化用語。人們開始使用這個概念來“表示一套構成並塑造人類所有思想和行為的信念”<4>，它甚至成為一個核心概念（Herzwort），清楚地表達了人類理解宇宙本質的強烈願望。<5>值得一提的是，德國哲學家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是19世紀世界觀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全面處理了世界觀的起源、表達、比較和發展等問題，並把世界觀問題提升為一個包羅永珍的理論體系。<6>雖然狄爾泰對於世界觀概念提出了他獨特的理解和創見，但是他的世界觀思想並未擺脫他那個時代的歷史主義潮流。最終，狄爾泰世界觀理論的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傾向，在尼采激進的視角主義中抵達其邏輯的必然結果。
諾格爾指出，儘管“世界觀”一詞起源於近代，但是在古老的基督教傳統中已經有世界觀思想的萌芽。因為基督教從一開始就“試圖根據上帝之道，為實在提供一種全面的解釋”<7>。近代基督徒對於世界觀概念的吸收和運用，則是從改革宗傳統開始的。早在19世紀末，蘇格蘭長老會神學家詹姆斯·奧爾（James Orr，1844—1913）和荷蘭新加爾文主義神學家亞伯拉罕·凱波爾（Abraham Kuyper，1837—1920），運用當時在歐洲大陸思想界盛行的世界觀概念，來回應現代性和世俗主義對於基督教的衝擊和挑戰。<8> 這兩位改革宗神學家都敏銳地發現，基督教在現代世界所遇到的衝擊，不再侷限於具體的神學教義，而已經延伸到人們理解宇宙萬有的整體方式和基本原則。因此，基督教若想有效地抵禦來自各方的攻擊，就不能滿足於平常那種零打碎敲的方式，而必須使用一種包羅永珍的方法。奧爾和凱波爾發現，世界觀概念正好能滿足這一需要。
此後，福音派神學家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1913—2003）、福音派思想家及文化批評家弗朗西斯·薛華（Francis A. Schaeffer，1912—1984）、福音派政治家查爾斯·寇爾森（Charles Colson，1931—2012）<9>等，都曾在各自領域發展了他們的世界觀思想。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將基督教描繪成一種包攬萬有的實在觀，它對人類生活的影響遠遠超出了神學和教會的範疇，並在許多方面與當時的世俗意識形態發生衝突。
值得一提的是，在當代的福音派中出版的世界觀論著，大部分都是受到以凱波爾為代表的荷蘭新加爾文主義的影響。例如，在《世界觀的歷史》一書的“附錄一”中，列出的大部分福音派世界觀著作，均立足於荷蘭新加爾文主義，貫徹凱波爾所代表的思想傳統。<10>近年來，英語學界又翻譯出版了荷蘭新加爾文主義另一位代表人物赫爾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1854—1921）的世界觀論著<11>，甚至還譯介了巴文克的侄子J.H.巴文克（J. H. Bavinck，1895—1964）探討世界觀問題的著作<12>，引發了福音派思想界對於世界觀概念適用性的新興趣。
儘管目前關於“基督教世界觀”的著作汗牛充棟，世界觀概念也已出現在很多學科的討論中，但是對於這個概念本身的發展歷程，仍需要專門的研究。諾格爾發現，對於“世界觀”概念之歷史的學術研究是從德國學界開始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世界觀”概念在學術討論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遍運用，德語學術界對於“世界觀”的詞彙史（Wortgeschichte）和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為我們探討這個主題提供了豐富的學術和文獻資源。英語學術界對於世界觀概念的專門研究起步較晚，最早可以追溯到阿爾伯特·沃特斯（Albert M. Wolters）寫於20世紀末的兩篇論文。<13>沃斯特是一位荷蘭新加爾文主義背景的神學家和學者，正是他的這兩篇研究論文帶給諾格爾最初的靈感，促成了《世界觀的歷史》這部學術專著的寫作和出版。
隨著福音派對世界觀概念的廣泛運用和深入研究，對世界觀方法也產生了不少批評的聲音。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14>：首先，世界觀方法會讓基督教信仰變得過於理性化（intellectualize）。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1886—1968）認為，世界觀概念建立在人類意識的主觀性基礎上，所謂的“基督教世界觀”，其實是將基督教信仰簡化為人們所處時空之中的“世界圖景”；因此，這種立足於人類理性、而非立足於上帝啟示之上的世界觀，不能取代作為真正信仰物件的上帝。<15>一些福音派思想家認為，世界觀概念過於強調人的理性和心智（mind）方面，而忽略了與人切身相關的體驗、情感和想象等心靈（heart）層面。因此，當代改革宗哲學家詹姆斯·史密斯（James K. A. Smith）傾向於以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世俗時代》（A Secular Age）一書中提出的“社會想象”（social imaginary）概念，來取代世界觀概念。<16>
其次，世界觀概念自身帶有相對主義傾向。我們已經在狄爾泰的世界觀理論中看到了這種危險的傾向。世界觀概念脫胎於19世紀德國觀念論和浪漫主義的思想環境中，因此不免帶有那個時代的印記，如歷史主義、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而且，經過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洗禮，世界觀概念的相對主義和個人主義傾向得到大大強化。“世界觀思維”似乎消解了基督教信仰的客觀性和共同體性，讓我們誤以為世界觀只不過是個人思想和選擇的產物。因此，基督教世界觀似乎淪為現代社會中眾多世界觀中的一個，並且只對選擇接受它的個體才是有效的。
當我們通讀《世界觀的歷史》全書，尤其是該書的最後一部分（9—11章），就會發現，諾格爾已經在對世界觀概念的神學和哲學反思中意識到了這些問題，並進行了充分的處理和討論。例如，對於世界觀方法會使得基督徒的信仰變得過於理性化的問題，諾格爾主張我們應當迴歸聖經人類學，從聖經中的“心靈”（kardia）概念出發來理解世界觀。從基督教的立場看，心靈決定著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如果我們以聖經的心靈觀重新解釋“世界觀”概念，那麼我們不但能探明其真正的來源，也會理解這個概念更豐富全備的含義。也就是說，世界觀不僅關乎人的頭腦和理性，也關乎心靈的基本傾向，甚至人的整個生存方式。<17>
對於世界觀概念所沾染的相對主義毒素，諾格爾則呼籲我們將基督教世界觀建立在三一上帝的客觀實在基礎上。三位一體的上帝，是多樣性的統一性和統一性中的多樣性，因此能夠解釋宇宙的統一性和多樣性及其固有的位格特徵，從而可以作為自然和道德之秩序的根基。“宇宙的意義和主宰宇宙的權能，並非懸而未決的問題，二者都取決於上帝的存在和本質。因此，我們必須把相對主義和主觀主義排除在外。”<18>
對於中國大陸的讀者來說，《世界觀的歷史》也能讓我們瞭解到現代漢語中的“世界觀”概念和思想的來源。諾格爾指出，雖然人們經常說“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但是嚴格來說，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才是首先關注世界觀問題的人。恩格斯認為，辯證唯物主義作為一種世界觀，具有客觀性、合理性、普遍性和確定性，因此是真正的“科學的哲學”。鑑於恩格斯在共產主義世界的威望，他的世界觀思想受到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普遍接受，這反映在蘇聯官方所主張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中。正如《蘇維埃大百科全書》中所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核心。”因為蘇聯在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相關的話語和表述也延續了下來：“讓廣大的工人階級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是黨的所有思想教育工作的核心。……黨的至關重要的任務是，培育人民的共產主義世界觀、道德觀以及真正的人道主義、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19>在此，我們就找到了自己從兒時起就無比熟悉的“世界觀”話語的來源。
總之，儘管《世界觀的歷史》是一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著作<20>，但該書仍是我們瞭解世界觀議題繞不過的一部學術專著。誠然，這二十多年以來，福音派思想界關於世界觀的討論也有了新的發展，相關著作層出不窮。但是，可以明顯看出，這些著作要麼是直接受到《世界觀的歷史》的影響和刺激<21>，要麼是深化和發展了諾格爾在這本書中提出的思想和論點。<22>因此，如果普通讀者想學習並進入“基督教世界觀”的相關討論，從閱讀這本書開始將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23>
註釋：
<1> 安德魯·霍菲克編，《世界觀的革命》，餘亮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3頁。
<2> 大衛·諾格爾，《世界觀的歷史》，胡自信譯，上海三聯書店，2024年，第5頁。
<3> “這兩個術語確實有一些共同的特徵：哲學和世界觀都有一個對整體的認知取向，都與觀察的視覺隱喻有關（希臘語theōrein，德語anschauen）。它們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強調這種觀看的普遍性、抽象性、永恆性和一致性，而後者強調這種觀看方式的特殊性、具體性、時間性和獨特性。世界觀的基本思想是，它代表了一種關於世界的觀點，一種對事物的看法，一種從特定的有利角度看待宇宙的方式，這種角度無法超越其自身的歷史性。”見Albert M. Wolters, “Appropriating Weltanschauung: On Jerusalem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Athens,” in After Worldview: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Postmodern, ed. Matthew Bonzo and Michael Stevens (Sioux Center: Dordt College Press, 2009), 106。
<4> Peter Heslam, Creat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Abraham Kuyper's Lectures on Calvinis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89.
<5> 大衛·諾格爾，《世界觀的歷史》，第69頁。
<6> 同上，第92頁。
<7> 同上，第5頁。
<8> James Orr, The Christian View of God and the World as Centering in the Incarnation (Edinburgh: Andrew Eliot, 1893).這本書自首次出版以來歷經許多版本和重印，最近的一個版本是The Christian View of God and the World, foreword by Vernon C. Grounds (Grand Rapids: Kregel, 1989)。Abraham Kuyper, Lectures on Calvinism: Six Lectures Deliver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New York; Chicago; Toronto: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9).該書也出了多個版本及重印，比較流行的版本是Abraham Kuyper, Lectures on Calvinism: Six Lectures Deliver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under Auspices of the L. P. Stone Foundation (1931; repri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中譯本見凱波爾，《金石之言：從加爾文主義論宗教、政治、學術和藝術》，郭熙安譯，臺北：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另一箇中譯本載於茜亞·凡赫爾斯瑪，《加爾文傳（增訂本）》“附錄三·加爾文主義講座”，王兆豐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年，第203—370頁。
<9> 寇爾森積極踐行世界觀的思維和方法。他關於世界觀的重要著作是：Charles Colson and Nancy Pearcey, How Now Shall We Live? (Wheaton: Tyndale House, 1999)。中譯本見寇爾森、皮爾絲，《世界觀的故事》，林秋如、林秀娟譯，臺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6年。
<10> 比如Brian Walsh and J. Richard Middleton, The Transforming Vision: Shap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foreword by Nicholas Wolterstorff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1984)；Albert Wolters, Creation Regained: Biblical Basics for a Reformational Worldview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5)等。
<11> Herman Bavinck, Christian Worldview, trans. and ed. Nathaniel Gray Sutanto, James Eglinton, and Cory C. Brock (Wheaton: Crossway, 2019). 該書的中譯本，見赫爾曼·巴文克，《基督教與世界觀》，朱雋皞、徐西面譯，愛丁堡：賢理·璀雅出版社，2022年。
<12> J. H. Bavinck, Personality and Worldview, trans. James Eglinton (Wheaton: Crossway, 2023). 該書是由已故的提摩太·凱勒牧師作序並推薦。
<13> 分別是Albert M. Wolters, “‘Weltanschauu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Preliminary Notes” (n.d., photocopy)，這是一篇未完成稿；以及“On the Idea of Worldview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in Stained Glass: Worldviews and Social Science, ed. Paul A. Marshall, Sander Griffioen, and Richard J. Mouw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9), 14-25。
<14> 參考Michael W. Goheen and Craig G. Bartholomew, Living at the Crossroads: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Worldview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8), 19-23。就基督徒對世界觀概念的應用，該書列出了五點批評。此處只簡單探討前兩點主要的批評。
<15> Karl Barth, Dogmatics in Outline (London: SCM, 1949), 59；另見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I/3, ed. G. W. Bromiley and T. F. Torrance (Edinburgh: T&T Clark, 1960), 18 (§48.2)。
<16> James K. A. Smith, Desiring the Kingdom: Worship, Worldview and Cultural Formation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9).
<17> 《世界觀的歷史》，第296—301頁。
<18> 同上，第289—296頁。
<19> 同上，第258—259頁。
<20> 該書的中譯本初版距今也近二十年了（大衛·諾格爾，《世界觀的歷史》，胡自信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21> 受《世界觀的歷史》直接影響而寫成的著作是James W. Sire, Naming the Elephant: Worldview As a Concept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04)。此外，諾格爾在《世界觀的歷史》中的創見，也促使詹姆斯·塞爾（James W. Sire）在自己的暢銷書《鄰舍的宇宙：主要世界觀概覽》（The Universe Next Door: A Basic Worldview Catalog）後續版本中，修改了他關於世界觀的定義。
<22> 例如，詹姆斯·史密斯（James K. A. Smith）的“文化禮儀”（Cultural Liturgies）三部曲，尤其是Desiring the Kingdom: Worship, Worldview and Cultural Formation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9)。值得注意的是，史密斯在該書中借鑑了奧古斯丁和當代天主教哲學家查爾斯·泰勒《世俗時代》的思想洞見，來反思“世界觀”概念。首先，泰勒的《世俗時代》出版於2007年，而《世界觀的歷史》出版於2002年。史密斯曾為《世俗時代》寫了一部出色的導論（中譯本見詹姆斯·史密斯，《如何（不）世俗：解讀查爾斯·泰勒》，高喆譯，上海三聯書店，2024年）。其次，諾格爾早已將奧古斯丁的思想納入他對世界觀的反思（參見《世界觀的歷史》，第287—288頁）。諾格爾1993年的博士論文是《聖奧古斯丁“失序的愛”之概念及當代應用》（St. Augustine's Concept of Disordered Love and Its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他又於2008年出版了一本與此相關的著作：David K. Naugle, Reordered Love, Reordered Lives: Learning the Deep Meaning of Happiness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2008)。綜上所述，諾格爾在世界觀方面的探索更像是史密斯的先行者。
<23> 雖然《世界觀的歷史》足夠全面和深入，但對於普通讀者來說，需要一定的學術基礎才能充分消化吸收。一個比較好的替代讀物是：Philip Graham Ryken, Christian Worldview: A Student's Guide (Wheaton: Crossway, 2013)。這本書有個更早的簡略版本，即Philip Graham Ryken, What is the Christian Worldview? (Phillipsburg: P & R Publishing, 2006)，後者已有中文譯本，見萊肯，《何謂基督教世界觀？》，郭熙安譯，臺北：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
作者為橡樹文字工作室文字編輯，北京大學宗教學系博士。本文原刊於《世代》雜誌（kosmoschina.org）2024年秋冬合刊號（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