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批評人士希望廢除這個概念。大衛·諾格爾說，還沒那麼快。”
對於《書籍與文化》（Books & Culture）和《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許多讀者來說，在當今的對話中使用“基督教世界觀”這個詞，就會冒著被人視為老生常談的風險。“福音派心智”的發展——特別是它在基督教高等教育“信仰與學識”領域的表現——如果沒有世界觀思維的概念框架，則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美國人對實用性、簡單答案和有效技術的熱情，已經把這個強有力的概念簡化為用來給各種當代議題提供“基督教回應”的“相關資源”而已。這些議題從克隆到在公立學校祈禱，再到自由派媒體的偏見，當然，還有那些會讓你的大學生物老師看起來很傻的方法。所有這些都讓基督教界的一些哲學家和神學家相信，“世界觀”作為一種分析工具已經過時了。
大衛·諾格爾（David Naugle）則說，還沒那麼快。他旁徵博引的著作《世界觀的歷史》（Worldview: The History of a Concept）是復興世界觀思維的一次英勇嘗試。諾格爾的研究對這一重要但複雜且經常被誤解的概念進行了深入的歷史考察。他認為，儘管世界觀思維有其弊端，但它不應被忽視。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對於世界觀的新觀點——諾格爾對世界觀的起源、發展和使用的精細描述，無疑將重振一個經常被用來終止而不是開啟討論的概念。
作為一所大學藝術博物館的策展人和現代藝術史學者，我開始看到大多數關於藝術的基督徒世界觀論述乏善可陳。諾格爾對這個概念細緻入微和自我批判的探索，重新點燃了我對其潛在解釋力的興趣，因為它涉及到對現當代藝術的解讀。
但我對與世界觀相關事物的參與並不侷限於我作為策展人和學者的專業工作。我也是我家孩子所在的基督教學校的董事會成員，學校的戰略目標之一就是透過課程設定和學習規劃來深化和擴充套件基督教世界觀。這正是世界觀思維對基督徒如此重要的原因，他們認識到思想觀念不僅對專業學者，而且對幼兒的父母和老師都有巨大的影響。
諾格爾的書結合了學者的敏銳和牧者的心腸。他堅信教會需要世界觀思維來幫助“信徒理解聖經啟示的宇宙性維度和包羅永珍的含義”。作為一所浸信會大學哲學系的創始人，他致力於給學生——他們中的許多人無疑將信仰視為一種私人的靈性事務——帶來一種在智性上健全的基督教。
雖然這本書是從福音派改革宗的角度寫的，但諾格爾講述的故事毫不含糊地揭示了世界觀思維既不是美國福音派的發明，甚至也不是基督教思維的專屬領域。諾格爾在基督教神學和西方哲學傳統中抽絲剝繭，形成他關於世界觀論述廣泛複雜的觀點，他藉此表明，探索康德和維特根斯坦對世界觀的理解與研究凱波爾（Abraham Kuyper）或薛華（Francis Schaeffer）的世界觀同樣重要。
諾格爾透過比較和對比新教、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的世界觀開始他的研究。他深入探究了這個概念在康德觀念論哲學體系中的起源，並且考察了19和20世紀的哲學家對這個概念的使用。然後，他探討了它在自然科學、科學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中的學科應用。在這一歷史考察之後，諾格爾又回過頭來，從神學和哲學的角度反思這一概念。最後，他簡要討論了世界觀分析的危險，簡要介紹了福音派對世界觀的貢獻，並提供了有用的參考書目。
我只能指出該書的兩點不盡如人意之處。首先，諾格忽視了藝術和人文學科的世界觀思維，我認為在這些領域，風險和回報可能是最大的，正如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對詩歌和視覺藝術的興趣所證明的那樣。
第二點是諾格爾似乎過快地排除了濫用世界觀分析的可能性（例如，海德格爾觀察到的危險是，世界觀思維已經將人類轉變為一個“主體”，這個主體將世界定義、解釋和控制為一個“客體”）。我有一種直覺，在福音派背景下，這種濫用可以追溯到對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迷人但最終簡化的“正規化轉換”（paradigm shift）概念的偏好。
但這些批評都是在諾格爾這部重要著作的啟發下提出的。我們希望他的書能讓那些認真對待文化使命和大使命的基督徒對世界觀有更深刻、更豐富的理解。
丹尼爾·西德爾（Daniel A. Siedell）曾任謝爾頓藝術美術館（Sheldon Museum of Art）首席策展人，現為紐約國王學院（The King's College）現代藝術史高階研究員，著有《畫廊裡的上帝：基督教對現代藝術的接受》（God in the Gallery: A Christian Embrace of Modern Art）等。
本文於2003年8月1日發表在《今日基督教》雜誌網站上，原標題為：A New View of World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