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雁影

因為最近的一些熱點事件，很多人又聊起新中國當年為什麼會出現文革。這幾年，國內網路輿論場中，尤其是以青年群體為主的網路鍵政參與者中，對當年的歷史，甚至包括近代以來中國的整個革命史，存在著兩種並存又截然相反的認知趨勢。

一種是是在大環境下同近年的教員熱一樣，青年群體中有越來越多的人對革命的歷史作用與必然性有了更清醒堅定的認識，對當年文革發生的複雜原因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另一種是在前兩年疫情期間一群極端不理解當時的防疫措施，極端要求“與國際接軌”的群體中，產生了一種對整個革命史和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傳統更加否定的情緒。

應該說，疫情後東昇西落的程序持續加速，相當程度動搖了第二種群體中否定性情緒的價值觀基礎。不過還遠不夠，一方面，東西逆轉還沒有迎來決定性時刻；一方面，我們自己內部還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而最近的熱點事件似乎又是一個契機，提醒人們不能忘卻革命，不能忘卻社會主義傳統。

在當代重新討論革命，就要先說說八九十年代掀起的，影響至今的“告別革命”論。就像文化研究著作《隱形書寫》中談到的——

歷經80年代的文化實踐及其非意識形態化的意識形態構造，“告別革命”間或成為90年代一種深刻而可悲的社會共識。與“革命”同時遭到放逐的，是有關階級、平等的觀念及其討論。革命、社會平等的理想及其實踐，被簡單地等同於謊言、災難，甚至等同於“文革”的記憶。作為90年代中國的社會奇觀之一，是除卻作為有名無實的官樣文章，社會批判的立場，不僅事實上成了文化的缺席者，而且公開或半公開地成了中國知識界的文化“公敵”。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經濟規律”“公平競爭”“呼喚強者”“社會進步”……一種比政治禁忌更為強大的“共識”與“默契”，使人們拒絕指認並討論類似親歷中的社會現實。似乎指認階級、探討平等，便意味著拒絕改革開放，要求歷史“倒退”，意味著拒絕“民主”，侵犯“自由”。

從八十年代開始的“告別革命”論一言以蔽之，可謂是一種“去意識形態化的意識形態”。至今仍有許多人對“意識形態”存在誤解，認為它就是教科書或新聞聯播裡“假大空的政治洗腦”，而只要與它拉開距離就能獨立思考，獨立於意識形態的影響之外，所以就說要“去意識形態化”。

但一種因有意或無意的自我暴露而被普遍識別和質疑的意識形態恰恰是失效的意識形態，真正強大而有效的意識形態是那些你說不上來為什麼卻由衷相信的東西。

例如文藝青年就由衷相信，流連於那些高雅而迷人的小資“必看片目”“必讀書單”是完全自由自願的選擇，它們無關政治、無關利益，無關世俗中的蠅營狗苟，只關乎愛與良知、藝術與美，這些精神食糧代表著人類文學藝術的最高成就，包含了人類歷史的全部真相，而只有被這些小眾文化所深刻薰陶的人，才能真正具備“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但令人忽略的是，這一看似為人類代言的文藝套餐卻相當一致地大多由曾經冷戰中的資本主義陣營而來，或保持著與之步調一致的文化姿態，一種“倒置並固置的冷戰邏輯”——自由主義，好(✓)，共產主義，壞(X)。同樣在《隱形書寫》中，有這樣一段精準但隱晦的敘述，筆者嘗試照個人理解在括號內稍作註釋。

這份事實上餵養了後冷戰、“後革命”的一代人的文化食譜，抹去了當代史記憶（當代史中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抽空了20世紀的中國文化印痕（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文化遺產），斬斷了眾多文字在其原產地的歷史、現實藤蔓（世界各國的左翼運動、解殖運動背景），飛昇於冷戰的鐵血對峙之上（看似獨立於任何陣營之外），呈現著一份脆弱的純淨（“純文學”、“純藝術”的空想）。在這剔除了政治汙染的純淨飛地（小布爾喬亞的文藝消費）之上，20世紀的歷史縱深不是在諸多斷裂、暴力無痕的隱形空白間萎縮，而是乾脆成了某些支離破碎、全無趣味與實感的汙漬、血痕（“非人的年代”），成為中小學教科書蒼白的文字（空洞的政治宣教），成了文明史浩渺劇目中無差異可言的，間或可悲、可愛的小插曲（“人性共同的悲劇”）。如果說，全球化時代，新自由主義主流文化的重要症候之一，是歷史縱深感的消失，那麼，這處飛地（文化的殖民地）於成就這一全球主流（新自由主義文化霸權）建構之時功不可沒（難辭其咎）。

其結果之一便是，太多青年已無力再分辨那些歷史上有著截然不同的目標、綱領、鬥爭物件和理論基礎的政治行動，而只能透過呼喊美麗空洞的口號、cosplay影視劇中的“孤勇者”形象來體認“革命”“反抗”“介入社會”的全部意義，甚至能堂而皇之地搬出“五四”、《國際歌》、切格瓦拉等左翼文化標誌為新自由主義招魂。

沒有人能否認那些客觀存在的社會問題都需要解決，多數青年的熱血與正義感也從來不假，但現實的困境在於，新自由主義文化的無孔不入，使每一個在成長中感到困惑、壓抑和束縛的青年，每一個對社會有所關注卻終究涉世未深的青年，只要開始覺醒和憤怒，就註定要走向一片荊棘密佈、險象環生的沼澤。今天對這些青年或嘆息、或嘲笑、或恨鐵不成鋼的過來人們又有幾個不是從這片沼澤地裡摸爬滾打出來的呢？

而沼澤裡的花朵又太過迷人，一種攜帶著個人英雄主義的攬鏡自照使他們幾乎不可能將大眾的真實生存置於自我的完美想象之前，不需要嚴肅思考，不需要辛苦實踐，只需念一些新自由主義框架下的“人權”“自由”“普世價值”“公民社會”之類好聽的大詞，人人都是“當代魯迅”，人人都是“自由鬥士”。如果最終無法走出這片沼澤，那可能就會像某些大V自己說的，變成那種（一邊表演著反叛姿態，一邊累積著文化資本，一邊名利雙收，一邊繼續蠱惑下一代青年的）“可恥的大人”。

這幾年常常會看到有人緬懷文化上“生機勃勃、百花齊放”的90年代，甚至不吝溢美之詞地將其稱為“黃金時代”。在這一現象中我們同樣可以清楚看到，某些流行於發達國家的大眾文化是如何在國內以小眾的面目出現，又以小眾的聲音盜取了大眾的名義。

無論是近年來因“港風美人”“懷舊潮”而興起的“90年代熱”，還是網友們念念不忘的那些“童年回憶”（引進動漫、電影、電視劇），在帶給我們耳目一新的審美快感之外，卻也都無例外地指向了同一個東西——消費主義。

那些曾天真地期盼著“藍色文明”“自由彼岸”到來的80年代知識分子，卻始料未及地迎來了一個光怪陸離的90年代，降臨中華大地的不是什麼“啟蒙主義”，什麼“人文精神”，而是金錢湧流的都市、消費主義的景觀、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和日漸原子化的個體生存。

90年代能買得起時裝、買得起首飾和化妝品、用得起電腦電視、有閒心看電影和演唱會的，顯然不會是中國人口裡的絕大多數，這些沉默的大多數不僅與這些時尚消費無緣，而且還要面對大下崗的危機，進城務工的辛勞和無法預料的治安風險，而他們均在這樣一種“黃金時代”的敘事中消失了。

似乎很難苛責為什麼這些平時愛為弱勢群體發聲的人，此刻卻對他們不再關心，也許不是不關心，只是沒有那麼關心，只是渴求生存的人性不如追求精神享受的人性高階，只是他人想要吃飽穿暖的自由在自己的觀影自由面前顯得太過不值一提。

與其訴諸道德，倒不如說是階級身份決定了他們如果不經反思就只能感受到自己和自己所處階級需要的那些“自由”與“人性”，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說“在階級社會里就是隻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

以市場為基礎而建立的新自由主義大眾文化，實際上所滿足的正是這樣一種臣服於資本邏輯的消費主義和個人自由至上主義。沒錯，今日盛行於全球的自由主義，佔用了“自由”這個美好的名詞，但實質卻早已與“自由的前提是不妨礙他人自由”“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些寶貴精神毫不相干，而是淪為一種精緻包裝下虛偽的極端利己主義。

就像那個世界上最大的新自由主義國家一樣，可以一邊高舉火炬扮演“人類燈塔”，一邊以“民主”的名義施行霸權，以“人權”的名義損害他國人民的生存權與發展權，以“自由”的名義剝奪第三世界國家免於貧窮、飢餓和戰亂的自由。

文化交流的開放與文化市場的繁榮原本是好事，但在一種不對等的國際關係中，在完全不設防的狀態下，想象中絕對平等的文化交流，最終只會變成強勢者單方面的入侵和滲透。這並不是說要草木皆兵地視所有西方文化/資本主義文化為洪水猛獸，事實上它們大多有著很高的藝術價值，如果人人都能“取其精華，棄其糟粕”，那當然是最好的事，但真實情況是，自90年代始（或許更早），在我們盡情享用豐富多元的文化產品的同時，新自由主義文化同死而不僵的封建文化一起在這片土地上覆蘇了所有在過去革命中所革掉的東西，培養出一代又一代新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當“吃著火鍋唱著歌”的朋友們奔向浦東，就難再喊出麻子那句“公平，公平，還是公平”。當經濟決定論和實用主義大行其道，一切有關信仰的討論便因不合時宜而被懸置到遙遠的未來。“殺四郎、搶碉堡”的記憶還未遠去，就交由黃四郎們批次供應全新版本的“主旋律”，和報紙上的八股文章、課本里的哲學教條一起，消耗著人們對理想的信任和期許。潘多拉的魔盒開啟之後，“所有命運饋贈的禮物，都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於是，一段時期中，對“愛國”的否定大行其道，試圖將中國這個概念與社會主義剝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剝離的聲音大行其道。於是，一段時期中，各式各樣的“恨國主義”或“逆向民族主義”大行其道。

後來，作為一種壓力下的反彈，越來越多的人識破了“公知”的嘴臉和謊言，自輕自賤式“殖人”話語在教育、文化、傳媒界的全面滲透激起了普遍的愛國情懷和民族自尊心，於是許多人開始自發選擇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作為意識形態上的防禦武器。一個“姓甚名誰”的問題就在這樣的合力下成功轉化為“愛國/恨國”（親建制/非建制）的問題。

但兩個問題依然彼此交織。由於發達國家的話語霸權建立在跨國資本的全球流動之上，來自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聲音就不得不依賴馬克思的相關理論；而對國家權力始終警惕的非建制者（大多同時信奉自由主義或無政府主義、激進左翼）如果無法認知全球化的資本邏輯，就會不自覺地站到了資本主義建制和帝國主義霸權一邊；愛國者可能會為了證明制度上的優越性而接受和使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觀點，也可能為了國家榮譽而無視和否認日益明晰的階級現實；恨國者則一邊蔑視國內的愛國情緒，一邊有意無意成了和平演變/文化殖民的排頭兵，但其為了特殊目的所暴露的社會矛盾和階級問題卻並非不值得關注與警醒。

有太多吵鬧與爭執都圍繞著愛國/恨國、公權力/個人、親建制/非建制，以此來比試誰更正直、誰更清醒、誰更沒有奴性，卻少有人停下來想一想，選擇一種政治立場，究竟是為了標榜自身形象，還是為了保障自己和無產階級同胞的根本利益？

參照某種鐵板一塊的“官方”想象以定位自身，選擇捍衛或反叛的姿態，始終只能是一種堂吉訶德的風車之戰。因為就如《隱形書寫》的作者戴錦華所說，今日中國，早已不再只有一個權力中心，一種“主旋律”。儘管攜帶著昔日集體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的宣傳口號依然迴盪耳邊，但太多的人信奉“搞錢才是硬道理”；關於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關於個人奮鬥、消費享樂的“美國夢”彼此衝突又相互借重，捲土重來的本土文化保守主義則與日漸風行的歐美白左意識形態在激烈的網際網路對峙中維持著微妙的平衡。

自詡清醒的“反叛者”們卻由於繼承了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共產主義PTSD，以及新自由主義為了自由地積累資本而排斥一切政府計劃和干預的必然要求，將那塊因不斷粉刷翻新而搖搖欲墜、但依然庇護著沉默的大多數的“牌匾”視為唯一的仇敵。

而一旦我們拋棄這份來之不易的遺產，用墨水將它抹黑，再永遠地埋於地下，就只能對一切形式的入侵者繳械投降。舊的問題沒有解決，新的問題成百倍湧來，勝利的只有內外敵人和階級力量的強化，而人民則終於享有了飢餓、貧窮和病痛的“自由”。

革命是社會的最後一道保險，尤其對中國來說，偉人和無數先烈們留給我們的革命遺產，實在可以說不光是今天中國的總保險，也是這個世界還剩下的為數不多有強大力量的保險之一。社會的總是會在動盪和平穩中不斷交替，往往越盲目渴望平穩，最後越容易招致更大的動盪。終究，我們無法告別革命。

今日亦如是。很多人因為對社會固化，對一些群體試圖維持階級穩固與階級再生產的所作所為感到恐懼，而重新想起得以讓新中國建立並發展至今的革命的意義。這是好事，但又遠遠不夠。如果你只在恐懼固化時才想起革命，那說明你還遠不明白為什麼會需要革命。不忘卻革命，根本上的意義不是為了保障“社會不固化，而是為了提醒我們，我們終究還是要在探索社會主義，探索公平正義的道路上不斷前行。

近期文章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