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勸大家先放一放迫不及待想吵架的心，先耐心聽我講一段LGBT文化史的沿革歷程，然後自然會對標題提出的問題有一個確切的答案。
首先，開幕式中法國大革命的段落讓我感到熱血沸騰，直接表達法國人民築起街壘，把統治階級吊路燈的歷史，不愧為革命老區的偉大傳承。這些內容我會單獨寫一篇文章。
本文集中關注中國觀眾在社交網路普遍抱怨“辣眼睛”的片段——LGBT+的相關內容，比如圖書館3p、異裝舞蹈等，讓不少網友表示頗為不適。甚至於有網友總結出，各國官方的解說員都在這個情節中，表達了“震耳欲聾的沉默”——就連法國自己都是。
整部開幕式的主線就是法國文化大巡禮，這一段致敬的法國大師導演特呂弗的代表作《祖與佔》，這部電影之經典，讓《戲夢巴黎》也頻繁致敬；同時也有另一位大師導演讓-呂克·戈達爾代表作《法外之徒》的影子。
現在社交網路上介紹特呂弗和戈達爾，通常用“新浪潮”這個名詞，我覺得這個名詞還不夠，他們就是旗幟鮮明的左翼導演、革命導演。
我在罵王家衛的這篇文章《王家衛的背叛》開頭就講了這兩位大師的故事：
1968年，由中國文化大革命引發的全球共產主義運動高潮傳播到了法國，革命老區法國人民紛紛走上街頭，拿起武器、構築街壘、學生工人市民大串聯，希望重現巴黎公社的榮光，史稱“五月風暴”。
而五月份正值一年一度戛納電影節舉辦，在電影節現場，知名導演弗朗索瓦·特呂弗（又譯為楚浮）跳上主席臺大聲疾呼：
“我們的人民正在受苦，而你們卻大言不慚地坐在這裡誇誇其談！”
隨後特呂弗發出呼籲：拿起你們的攝影機，走上街頭，去拍攝人民，去拍攝革命，去拍攝歷史！
他的呼籲獲得了在場電影人的熱切響應，戛納電影節評委紛紛辭職，參展影片紛紛申請撤展……讓·呂克·戈達爾、路易·馬勒、羅曼·波蘭斯基、阿倫·雷乃、米洛斯·福爾曼、克勞德·勒魯什等等這些在電影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宗師們，也都紛紛表達了對特呂弗的支援。
未到戛納現場出席電影界的查理·卓別林、斯坦利·庫布里克、羅伯託·羅塞里尼、奧森·威爾斯和路易斯·布努埃爾也聯名發信，表達了對現場電影人們的支援。
卓別林大師特別宣告，如果有電影人因為抵制這次電影節而受到法國當局的迫害，那麼他將永久收回自己被戛納電影節收藏的電影底片複製。最終，這一屆戛納電影節被迫取消。
戈達爾對此評價說：雖然電影人放棄了獎項，但是我們贏得了歷史！在其回憶錄中，戈達爾驕傲地宣稱：“我革過戛納的‘命’！”
這就是法國這一段文化的革命道統、左翼文脈，能夠在巴黎奧運會開幕式上展示，能夠讓大家重溫那一段歷史，我是倍感欣慰的。
但是，也必須指出的是，對於那個時代文化大師們思想的復現，過於膚淺、過於單調，侷限於“形式主義”的模仿與致敬，甚至有一些“修正主義”的意味在。
左翼革命者們反對封建衛道士式的桎梏，是生活與社會方方面面的【解放】，並不能簡單的理解為同性戀、性自由和濫交。
為什麼左翼的先輩們會拍同性戀題材的作品，因為歐洲因為宗教原因，有著兩千年迫害同性戀的歷史，比如王爾德、圖靈的故事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這兩位人類歷史上閃耀的靈魂，都因為同性戀而入獄。
但是，對中國觀眾而言，我們歷史上從來沒有迫害過同性戀，甚至我們歷史上對於“龍陽之好”之類的同性之愛，都是非常寬容和包容的，所以很難帶入理解歐美文化中的“撥亂反正”。
簡而言之，所謂“新浪潮”中諸多同性戀題材作品的核心是反封建、反教會、反右翼。
最為關鍵的是：歐洲進步主義浪潮為同性戀發聲，是建立在更大框架下為一切被剝削者、被壓迫者發聲之下的，一個很細分領域的內容。無論是特呂弗還是戈達爾，他們又不是隻拍同性戀啊，他們還拍過很多弱勢群體、無產階級、窮人、邊緣人口的內容。
那個進步主義激昂高歌的年代是全方位的進步，包括一切弱者、被壓迫者、窮人。
我在《日本“共產主義陣營”的四次大分裂》這篇文章中提到過一點，日本對於殘疾人士的保障，是日本新左翼領導的運動，是轟轟烈烈的日本文化大革命之下的一個很小的成果——
還有很關鍵的一個知識點是，60年代進步主義對“弱者”全方位的撥亂反正，是建立在以全面清演算法西斯主義為目的的基礎之上的。
需知：被納粹關進集中營的，並不僅僅是猶太人。納粹集中營大屠殺發生年代較近，而且是史無前例的有組織、有規模的“工業化屠殺”，所以資料材料齊全，在史學界沒有任何爭議，以下是納粹集中營犧牲者構成：
共死亡一千二百萬人——六百萬猶太人；四百萬蘇軍戰俘；一百五十萬西歐共產黨人、工會積極分子、左翼游擊隊員；幾十萬吉普賽人、黃種人、妓女、殘疾人（同性戀被認為是殘疾人的一部分），這幾十萬中還包括“懶惰的、不努力工作的人”。
敲黑板劃重點了啊，納粹可是會把“不努力工作的人”送進集中營的，現在社交網路上有些人尬吹元首簡直笑嘻了，真希特勒來了你上班摸魚都得被抓起來。
再舉一個東方的例子，日本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紅小將”一代宗師坂本龍一，其電影代表作《戰場上的快樂聖誕》，就是一部同性戀題材、核心是反戰法西斯反軍國主義的作品。
那個年代一系列作品中的同性戀都有強烈的解構主義象徵意味——解構右翼、解構法西斯、解構父權制。
對於現在的“政治正確”亂象，可以做一個簡單的類比：猶太人對於大屠殺的“遮蓋”，就像LGBT對於整個進步主義的“遮蓋”一樣，都是以一個部分取代了整體。
所以，對巴黎奧運會開幕式，我很欣喜地看到了法蘭西革命靈魂的傳承，但也悲哀於LGBT“修正主義”對於革命思想的剝離和矮化。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也不是濫交和異裝癖的狂歡節，對同性戀的【解放】是在一切剝削和壓迫之【解放】的核心之下的，而不是要用辣眼睛的視覺刺激讓大家忘記【解放】和【革命】所超廣義的範疇。
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法國的“左”搞濫交異裝癖形式主義狂歡；中國也有不少所謂的“左”公開叫囂“為了民族復興必須996”“以大局為重工人不能獲得罷工權”，咱誰也別嘲笑誰。正視問題，inner peace。
即便不從政治角度，單以審美而論，也並不是說“同性戀”題材就一定要用如此誇張的服化道來表現。曾經的同性戀作品都是把他們當做一個“跟我們沒有任何區別的正常人”來看待。
而近年來走火入魔的LGBT藝術路線，都是透過奇裝異服甚至審醜來吸引眼球，說到底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歧視”，從骨子裡還是沒把性少數當“正常人”。
正如我在《民族解放，民主，女權，環保運動——被竊取的四大左翼進步議題》這篇文章中所述：
二十世紀四大進步議題，就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背景之下，以階級鬥爭為指導思想的：民權民主運動，民族解放運動、婦女解放運動、環境保護運動。這曾經是左翼最鮮明的符號。
但是，隨著新自由主義的版本更迭，以及1976年之後國際共運的全面式微，這四大左翼進步議題被全面竊取了——
民主被弱化與自由混為一談，同時經濟民主已經無從提起；民族解放運動矮化為了種族議題，和各種令人反感與無意義的政治正確；婦女解放運動變成了女權運動甚至扭曲與LGBT混為一談；至於環保運動，本來是指向帝國主義和跨國資本集團的利器，被矮化為了寵物保護、素食運動，以及向名畫潑油漆等愚蠢的“行為藝術”。
因此，文章的最後必須要提及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也就是我近年來一直強調的：全世界極速右轉、保守主義化、新法西斯重新抬頭的問題。
簡而言之，我們需要仔細甄別對巴黎奧運會開幕式的各種批評言論，有些是希望被“修正主義”奪舍的革命重新回到革命的正軌，有些則是封建老殭屍帶著濃濃的爹味看不慣這個、也看不慣那個。
更進一步，至少在反封建、反極右、反法西斯層面上，我們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和所謂的“白左”們達成一致的。跟白右相比，那還是白左更可愛一些，至少白左不會因為我不努力工作，就把我丟進集中營。
如果在進步主義為主軸的年代，對巴黎奧運會開幕式的評價就是一場愚蠢的、博出位的形式主義作秀；
但如果在保守主義為主軸的年代，對巴黎奧運會開幕式的評價就是竟然保留著如此多革命的記憶、革命的傳承、革命死後的碎片。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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