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戰”已經一步步向我們走來（1）

文/老C

今天的人類社會，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在治理和發展工業化社會時，找出一個能讓社會中所有人都同時受益的辦法。哪個國家能更有效的改良資本主義，更有效的管理現代社會，哪個國家就是“新冷戰”的贏家。

1、

我的第一篇關於中美關係的文章，《鐵幕徐徐落下，中美之間的鬥爭只是剛剛開始》，寫於2019年5月，釋出2天之後，就被刪除。如果今天發，也許就不會被刪了。

文章中，對中美關係，乃至中國和西方的關係，都做了十分悲觀的預測。

文章中預言，歐洲和日本必然會與美國結成反華聯盟，中國面對的是整個西方世界，而不僅僅是美國。現在，看起來大機率會成為現實。

19年5月，我是這樣寫的：

“中國在世界上，幾乎是沒有盟友的。中國的人口超過了G7人口的總和，13億人追求發達國家的生活標準，這對現有的發達國家來說，是一個噩夢，一定會動了他們的乳酪。無論歐洲還是日本，他們希望在貿易戰中佔一點便宜，也對美國有諸多不滿，但最終，如果要站隊，他們一定都會站在美國一邊。中國和歐日的經濟上的競爭和矛盾，一點不比美國少。歐盟和日本希望能在中美之間獲得一點利益，但最終一定是站在美國一邊，中國希望聯歐聯日來牽制美國，完全不可能。”

“未來二十年，大機率中國會面對整個西方世界聯盟的壓制，美國會更強硬，歐日會緩和一些，但壓制將是主旋律。美國的遏制，不是靠中國貿易讓步，不是靠中國向美國靠攏，不是靠按美國要求改變經濟體制能徹底解決的。這一點，國人必須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這場新冷戰，最終勝利者不是在戰場上，勝利屬於能改革解決自身內部問題的一方”

特朗普時代，美國和歐洲的分歧，是一個特例。拜登團結盟友，一致反華，這才是正常的美歐關係，我們也不必感到驚奇。雖然拜登政府嘴上說不要新冷戰，實際行為完全是按照新冷戰的做法行事。

拜登政府，應該從里根政府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對蘇戰略中吸取了不少經驗。

當時的里根，在面臨越戰後美國國力下降，意識形態吸引力衰落時，制定了一套嶄新的對蘇策略。首先是聯合歐洲，減少歐洲因為越戰而產生的對美國的不信任感。

其次是盡最大力度抹黑蘇聯。

1983年，里根發表了邪惡帝國演講。這是里根最著名的演講。今天拜登政府的很多說法，應該是從這場演講中找到很多靈感。這次演講是在一個宗教場合，有很強的的宗教意味。

演說中，里根把蘇聯稱為“現代世界邪惡的焦點、邪惡帝國”，認為與蘇聯的鬥爭，是“對與錯”，“善與惡”的鬥爭。“我竭力要求你們：大膽反對那些將美國置於軍事和道德的下等地位的人……我竭力主張你們警惕自滿的引誘——輕率地認為雙方都有同樣錯誤的誘惑，忽視歷史事實和邪惡帝國的侵略性動力。”

今天的美國，完全遵循里根演講的宗旨，堅定不移的採用雙重標準，不管美國做了什麼不道德的事情，都堅定把美國放在道德的制高點上。當德國經濟部長把中國和美國放在同一標準比較時，美國駐德國大使出離憤怒，宣稱：“將美國和中國在道德層面上根本就不能放在一起比較，任何這麼說的人都是在忽視歷史，是對美國的侮辱。”

演講中，里根還把美國的偉大和富有創造力歸功於美國人對上帝的信仰，他說“美國是虔信上帝的，一旦美國不再虔誠了，她也將不再偉大”。

中國人普遍對宗教對美國的影響缺乏足夠的認知。而宗教，就是把世界劃分為信徒和非信徒，劃分為正義和邪惡。

今天，我們看到美國政府、美國媒體對中國的，顛倒黑白，罔顧事實的抹黑和攻擊，感到非常憤怒。其實，美國一直是這樣的。一旦一個國家成為美國的對手，美國就是發動一切意識形態武器，把這個國家抹黑成邪惡帝國。這樣，一方面美國佔領道德的制高點，忽悠民眾。同時透過把世界劃分成正邪不兩立的陣營，可以逼迫中立國家站隊。

今天，輪到我們成為美國輿論攻擊的物件，成為這個“邪惡帝國”了。

在這種攻擊面前，你的所有辯解，所有澄清，所有事實都是無效的。你是美國的敵人，你就是“邪惡帝國”。你的所做所為，都是邪惡的。

里根“邪惡帝國”的演說完成了一場話語上的反擊。里根批判之前美國政府的緩和政策。這個緩和政策認為在二戰後的國際體系中，蘇聯已經獲得了與美國以及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同等的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經濟和道德合法性。

里根認為，蘇聯和美國壓根就不是平等的。美國天生高尚，蘇聯天生邪惡，沒有道德合法性。正如對宗教信仰不需要任何事實支援一樣。蘇聯邪惡，美國高尚這個論點也不需要任何事實支援。

今天的拜登政府，只不過重新把當年里根的敘事，重新再用一遍。

中美“新冷戰” 比美蘇冷戰更復雜。美蘇冷戰，是經濟，軍事，意識形態，宗教等領域交鋒。

在國內寫冷戰的書籍中，對宗教在冷戰中的影響描述的不夠。宗教的力量，是美國在冷戰中擊敗蘇聯重要推動力之一，這個有空再講。

“中美新冷戰”，在經濟、軍事、意識形態、宗教外，多了一個人種。美國前國務院官員斯金納（諷刺的是她是有色人種）把中國稱為“第一次美國面臨一個非高加索人種（白種人）的強大競爭對手”。

2、

中美的“新冷戰”不可怕。但我們要好好研究美蘇冷戰，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

美蘇冷戰為什麼會發生，兩個超級大國為什麼會對峙，為什麼會發生“修昔底德”陷阱？

以中立視角看，大國之間很容易陷入一種“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s）。

一個國家為了自身安全而採取行動，但它這樣做時會損害另一個國家或另外幾個國家的安全。而當那些國家也採取措施來維護自己被損害的安全利益時，它們採取的措施又反過來危及第一個採取行動的國家。結果就出現了一個不斷加深的互不信任的旋渦，在這樣一個旋渦中，就是那些最用心善良、最富遠見的領導人也發現自己無法自拔，一方的猜疑加重另一方的猜疑。我相信劉慈欣在寫《三體》中的猜疑鏈概念時，也參考了“安全困境”這個概念。

國家之間互不信任，就很容易爆發戰爭。而現代戰爭的成本過於高昂。核武器讓美蘇兩個國家都有毀滅全世界的能力時，熱戰並沒有爆發，而爆發的是冷戰。

冷戰較量的不僅僅是軍事力量，而是全方位的較量。經濟、意識形態、文化、軍事、全球影響力等等。

美蘇冷戰，和十九世紀的歐洲大國爭霸不同，甚至和一戰二戰的大國交鋒也不同。美蘇冷戰，美蘇兩國較量的是誰能更有效的組織人類社會，是一場持久戰。

無論是美蘇冷戰，還是中美的“新冷戰”，經濟問題都是第一位的。中美兩國，誰能在經濟領域取得優勢，誰就會是“新冷戰”的勝利者。

這篇文章，就先聊聊經濟和內政。後面針對文化和意識形態，會再寫一篇新的。

3、

工業革命，技術進步，一種新的人類社會組織形式，資本主義社會誕生了。資本主義社會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把人類組織起來，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產力，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

本傑明·迪斯雷利在十九世紀後半擔任過英國首相，他同時還是一個小說家。他在1845年出版了一部小說《西比爾 – 兩個國家》。小說描述了工業革命給英國帶來的巨大變化和負面影響。

工業革命代表了19世紀上半葉英國的偉大成就，但它也同時加大了英國富人和窮人之間的鴻溝。小說中的一個人物說：“資本家發財了，他攫取了巨大的財富，而我們的生活水平則不斷地下降，下降到連牲口都受到比我們還好的待遇的程度。按照現存制度的邏輯，牲口比我們更寶貴，但是資本家還對我們說：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為了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產生了兩條路。一條是改良資本主義，一條是打倒資本主義。

西方國家，政府試圖用減少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危害的方法來維持資本主義。

西方政府具體做法是用選票平衡資本。把選舉權從有產者擴大到無產者。窮人永遠是大多數。上層階級受窮人選票的牽制，形成平衡。

最終。二戰後福利國家出現，資本主義的危害得到了減輕。

然而，究竟是窮人的選票導致了福利國家的出現，還是蘇聯的壓力讓資本家不得不給窮人讓利呢？

我寫過一篇文章《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美國三十年大牛市的背後》。從里根時代開始，美國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普選權並沒能阻擋這個趨勢。從這一點看，也許蘇聯的壓力是更大的原因吧。正如革命者切格瓦拉所說：“我們走後，他們會給你們修學校和醫院，會提高你們的工資，這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也不是因為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因為我們來過”。

自從蘇聯誕生，一場思想領域的較量就出現了，這場較量不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持續，還延伸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還延伸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最後延伸到冷戰的大多數時間。

兩種不同思想之間對抗的實質就是迪斯雷利《兩個國家》小說中提出的問題，即如何在治理發展工業化社會時，找出一個能讓社會中所有人都同時受益的辦法。

在美蘇的冷戰中，蘇聯失敗了。蘇聯沒有找到效率和公平的最佳平衡點，最終，蘇聯的體制，既失去了效率，也沒有實現共產主義者心目中的公平。

4、

今天的中美“新冷戰”，核心需要解決的問題仍是同樣的：在治理和發展工業化社會時，找出一個能讓社會中所有人都同時受益的辦法。

西方國家的做法，是改良資本主義，透過每人一票平衡資本家平衡精英。

蘇聯的做法是，打倒資本主義，建立一個沒有資本家的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的做法是，建立一個同時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混合社會。透過一個強有力的，把共同富裕放在第一位的無產階級政黨，來平衡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

蘇聯的做法，失敗了。

中國和西方的做法，都是改良現有的資本主義社會。

西方的做法，目前看來也無法改變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二戰後福利社會的興起，與其說是選票的威力，不如說是蘇聯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壓力。在蘇聯衰落後，美國和英國，都出現了削減福利和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

中國的做法，還在路上。未來是否能成功，取決於中國共產黨，這個無產階級政黨能否不忘初心，能始終把全民共同富裕，放在第一位上。與此同時，還能保持經濟的高效運轉，生產率持續提升。這個平衡，不好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