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戰之後，清朝又進入一輪民族資本主義蓬勃發展時期。特別是1901年慈禧頒佈新政後——相當於承認戊戌變法的措施正確，直接帶動了民族資本主義的大發展。這個週期一直持續到清朝滅亡，也就是史學家所謂的“繁榮十年”。
這個時期清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修葺園林等事不必贅述，軍備上最為典型。北洋水師在中日甲午海戰慘敗後，首隻近代海軍艦隊不復存在，大清帝國似乎沒了“近代海軍”這個軍種。
但事實並非如此，大清於戰敗後的次年(1986)又開始了重建帝國海軍之路——
1896年5月，總理衙門指定許景澄向德國訂購的3艘穹甲巡洋艦中的最後一艘“海琛”號軍艦北上駛抵大沽，另外兩艘“海容”、“海籌”已分別先期駛抵大沽。1897年夏天，在英國訂購的“海天”、“海圻”號大噸位巡洋艦到達大沽，按期到達的還有德國實碩廠製造的魚雷艇。5艘巡洋艦、4艘魚雷艇，使海軍實力猛增。1909年，在日本訂購的14艘小型艦艇全數到達。
清還大肆編練陸軍新軍，從1895年到1904年，新軍規模就已經達到18萬餘人。由於是新軍，武器裝備大部分是從國外採購的新式裝備，政府支出浩大。
此時的大清，不僅經濟騰飛而且武備強大，用“盛世”來形容似乎並不為過。
但是，這種“繁榮”從財政上得不到證實。
對外戰爭中不斷地戰敗，大量的白銀外流，僅僅馬關條約，賠償金額就是2億兩白銀，加上利息和其它支出，清朝需要賠償3億兩以上。清朝也迅速由財政盈餘轉為了財政赤字——
從康熙中葉開始，每年財政盈餘約500萬兩，乾隆中期以後年均結餘也在1000萬兩左右。鴉片戰爭之前的年度財政盈餘也超過500萬兩，到鴉片戰爭後的1847年，財政結餘約380萬兩。甲午戰爭前的1893年，國家財政結餘約760萬兩。清朝財政赤字的真正起點是甲午戰爭之後，1896年赤字高達1292萬銀兩，1899年為1300萬兩，1903年的赤字高達3000萬兩。此後的清朝廷債務纏身，一直到1911年滅亡之前仍然如此。
清朝實行銀本位。儘管白銀無法印刷，清政府卻有獨到的招數——用銅錢來代替白銀。
前些年，安徽鳳陽曾挖出十來斤銅圓，發行時代是宣統三年，直徑2.9釐米、厚0.11釐米、重量約9克。清政府宣佈銅元成為法定貨幣後，這種機制錢從1901年前後大規模出現。此後清朝的繁榮，和印“錢”直接相關。
可是，古代實行貴金屬貨幣制度，銅錢面值也需要與白銀價值相對稱。比如，道光初年，一兩白銀換錢一千文；道光二十年，一兩白銀可以換制錢一千五六百文；咸豐時期可以換到兩千兩三百文。但不管比例如何變，老老實實鑄造銅錢或許可以盈利，但不能解決清政府的財政問題。
但清政府有創造性：上述9克重的銅圓，實際價值為三文，面值標註為十文，清政府就實現了7文的利潤。雖然大量白銀賠償給外國人，用白銀來衡量出現鉅額的財政赤字，但這種財源滾滾之下，依然可以支撐大規模軍備等財政支出。
這就是戲法。
但這必須有一條支撐，那就是管制兌換，否則完成不了這個戲法。清政府所開具的各種票據，無論以白銀還是以銅元為單位，都不能實際兌換白銀，這相當於“外匯”管制。
清政府從19世紀後期就規定，無論英鎊、美元、荷蘭盾，一旦進入大清市場必須按規定牌價兌換成大清銀票和銅錢。這相當於，白銀這種硬通貨只能歸政府，用於對外支付。
僅有這一條還不夠。在出口發生的情況下，國內印銅“錢”導致出口成本不斷上升，可是出口商品的價格是按真實的白銀標價(金本位)，產品出不去清朝對外償付能力也會枯竭。加之印錢導致通脹不斷發生，出口商大量破產會出現大麻煩。
清政府的辦法就是——“強制結匯”和財政補貼。強制結匯畢竟不能持續，清政府的銅圓隨便印，可拿出一部分直接用於鼓勵出口。以茶葉為例——
英國商人肯出100英鎊一箱，按當時的國際匯率摺合800兩白銀。可是，清朝茶葉商人的成本就達到了1000兩白銀(以清朝印的“錢”折算)，他得賣1100兩才行。此時，清朝出馬：100英鎊歸我，我給你相當於1100兩白銀的銀票。此時，英國商人、出口商人、清朝政府皆大歡喜，只是市場中又多出300兩白銀的“假錢”。
不歡喜的，只有面對通貨膨脹過不下去的窮人。
1910年，金融危機開始，上海道臺蔡乃煌等人緊急上奏朝廷救市。財政有的只是假錢(印出來的票據)沒有真錢(白銀)，股市交割卻需要貨真價實的白銀。
此時的清廷又想出一個好辦法：將民間籌資建設的鐵路權收歸國有，籌集的大量真金白銀也就歸了清朝。怎麼收歸國有呢——當然不是拿真錢收購，而是發行國家股票，給那些投資修建鐵路的人。
但投資人不傻，您拿紙換我的真金白銀，還將路權也拿走，和搶劫有什麼不同？於是，湖南、廣東、四川三省就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四川告急，清廷抽調湖北新軍入川維穩，空虛的武昌陰差陽錯爆發起義。
於是，一個全球最有錢、軍力空前強大，用“假錢”催生繁榮的清政府，一夜之間土崩瓦解。
當然，最終的結果也很清楚，“假錢”催出來的繁榮灰飛煙滅，連印錢的“銀行家”也不得不關門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