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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哈薩克國務顧問葉爾蘭·卡林到訪中國人民大學，談到哈薩克人口政策，交流完畢後，臺下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王憲舉提問：
“我們國家現在的女同志不願意結婚，不要小孩，家長也好，領導也好，你動員她，勸她，她不聽。所以我就想問哈薩克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你們在政策上、措施上、優惠待遇等方面，甚至我聽說女大學生畢業以後就生孩子，一個一個地生。她們怎麼能夠這麼相信你們的話，老老實實地、服服帖帖地這麼生孩子，早生、多生？”。
王憲舉的話讓友邦驚詫，卡林當即回懟：
“哈薩克並不會強迫婦女去生孩子，不會替她做選擇。哈薩克的婦女非常積極地參與社會各個方面，包括政治。2022年哈薩克通過了涉及兒童安全和婦女權益的重要法律，形成了新的機制保護婦女權益”。
王憲舉認為，政府可以命令女性去生育，卡林認為，政府不能強迫女性生育，提高生育率要從保障女性權益入手。
該事件一齣，王憲舉成為眾矢之的，被全網唾罵，人大重陽也下架了這篇文章。
不過也有人為王憲舉辯解，說卡林的回答只是外交辭令，認為哈薩克生育率高更多是因為伊斯蘭教和傳統習俗，以及90年代後大量低生育率的俄羅斯族人遷出所致。
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不過哈薩克官媒很快科普，介紹哈國如何透過完善社會福利為多子女家庭“兜底”。
其中有兩條格外引人注目。我摘錄下來給大家看看：
1、從2024年1月1日起，哈薩克國家基金投資收益的50%被分配給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定期打入未成年人的專屬賬戶。在孩子年滿18歲後，其名下賬戶中的累計資金將會被解鎖，供賬戶持有者用於接受教育或購買住房的支出。
2、婦女平均有180天的產假，生育新生兒的女性還可以享受的育兒假期為3年，女性可以自主選擇是否提前結束休假期返回工作崗位。休假期間，其所在單位有義務保留其職位。女性還可享受1.5年的育兒津貼發放。每月育兒津貼金額為申請者在孩子出生前24個月內平均月收入的40%。
如果哈通社所說屬實，哈國的福利確實比某些國家強得多，哈國有2.9的總和生育率並不奇怪。
生育是一個機會成本的問題，如果生育帶來的收益是正向的，人們自然會選擇生育，歷史上看，維持生育率的從來是良好的生育環境或者以來社會自發力量，無論多麼強勢的政府，都無法直接控制人民生育。王憲舉的“政府宣傳拉昇生育率”在歷史上從未成功。
諶旭彬老師在《大宋繁華》一書中細緻梳理了中國人口的發展史，他發現，從漢朝到唐朝，中國的人口幾乎沒有增長，雖然歷代皇帝都想讓百姓多生，出臺了很多強制措施，但都無功而返，老百姓不願生育，他們殺死出生的嬰兒，甚至殺男嬰勝過女嬰。直到宋朝，透過取消一些抑制人口增長、加重百姓負擔的惡政，中國人口才出現爆發式增長。
諶旭彬認為，人頭稅和勞役制度是限制人口增長的最關鍵因素。
他發現漢朝鼎盛時人口大概是5900多萬，唐朝人口最多時是7000多萬，700多年的發展，峰值人口只增長了1000多萬。到宋仁宗時期，同樣的疆域下（遼和西夏也算進去），人口竟然暴增到了1.4億，足足增加了1倍。
這期間，宋代的糧食畝產較之唐代，只增長了12.5%，生產力並沒有發生質的變化，唯一變化的只有稅制。
秦漢隋唐一直以人頭稅為主，漢代人頭稅佔比95%，唐朝前期佔比在57%-76%之間。秦漢還有繁重的勞役，晁錯就曾計算，一個五口之家，至少有兩名成年勞動力要經常服勞役，每多生一個人口，就意味著要多交一份稅，如果是男丁，還要承擔勞役和兵役，等於交兩份稅。
生育是一項高度理性的行為，如果農民覺得，多生一個孩子帶來的產出還抵不上政府的汲取，他就不會選擇生育，在那個缺乏避孕和墮胎手段的時代，老百姓會透過殺嬰來維持家中人口。
漢和帝時期，長沙太守宋度就發現當地百姓“產乳不舉”，因生活困頓不願意養育新生兒，宋度只能“禁民殺子”，結果一年內便有3000名孩子被救下來，為了感恩宋度，這些孩子的姓名裡都有宋字。
西漢末年的臨淮郡，殺嬰的情況也頗為嚴重，侯霸做官後才有改善，但是等侯霸離任後，當地百姓立即停止養育孩子，理由是侯霸在任時願意承擔孩子的養育費用（減免人頭稅），新來的郡守不願意，家庭為了生存下去自然要拋棄孩子。
到曹魏，因為曹操徵發民力太狠，老百姓甚至出現了殺男嬰的情況，曾隨曹操北征的陳琳就說當地百姓“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唐天寶年間，因唐玄宗窮兵黷武，民間也一度：“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朝廷剝削地太狠，經濟價值更高的男性反倒成了累贅。
對於民間的殺子行為，朝廷自然是不滿的，秦制政權的第一要務就是汲取社會資源，而在農業社會，最大的資源就是人口，如果人口不斷減少，意味著皇帝的財富出現了縮水，所以歷朝歷代都嚴厲處置殺子行為。
秦睡虎地秦簡就規定如果父母殺死殘疾的新生兒，不予治罪，但如果殺死健康的新生兒就要嚴懲。東漢末年的酷吏王吉在治理地方時更是規定
“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斬殺後還要將犯人的屍體砍碎遊街示眾。
但這些嚴刑峻法並未阻止百姓殺子，大棒不行，有人就開始丟擲胡蘿蔔，不少大臣建議應該在老百姓生育時暫時減輕汲取，可持續地竭澤而漁。
漢代三國兩晉都有不少人建議用免除人頭稅的方式鼓勵百姓生育。曹魏時期，御史大夫王朗曾上書曹丕，建議在女性生育一年內不徵發她們的丈夫服勞役和兵役，免除人頭稅。勸說曹丕要懂得“可持續的竭澤而漁”，等老百姓的孩子長大後再徵發驅使。但這些小修小補並不能改變百姓拒絕育兒的大局。
這一局面到唐朝後期才有改觀，當時唐朝開始實行兩稅法，兩稅法主要關注的不是人頭，而是資產，土地代替人成了農業稅收的基本單位。稅收從以前人口多多交稅變成了田地多多交稅。在田畝稅為主的時代，人口不再是負擔而成了財富。
宋代完整繼承了兩稅法，北宋時人頭稅就僅佔30%，到南宋降到12%，到清代，甚至完全取消了人頭稅，每一次對人頭稅的降低都會促進人口的增長。
除了拋棄人頭稅，宋朝還改革了勞役和兵役制度，進一步刺激了人口的增長。
此前，朝廷的勞役和兵役都是直接徵發百姓。
宋朝開始實行募兵制，當兵變成一種職業，完全依照自願的原則，在北宋後期，募兵已經成了吸納社會閒散人士，防範社會動亂的重要方式，同時軍隊也承擔一定的勞役，減輕了百姓負擔。
宋朝的差役制度還規定勞役由富人出錢僱傭人為朝廷服役，這種將壓力轉嫁給富人的方式也一定程度減輕了窮苦百姓的負擔。
雖然宋朝仍然有殺嬰的現象，但相比前代已經大為好轉，南宋還設立了專門的“舉子倉”，倉庫的糧食用來救助生了孩子無力撫養的家庭，標準是生一個孩子給60公斤大米。
到了明清，殺嬰的現象還有，但已經從秦漢隋唐殺男嬰為主變為殺女嬰為主，且被殺的嬰兒一般不是獨子。
大部分嬰兒不是獨子說明很多家庭並不是完全養不起孩子，而是財富有限的情況下選擇了經濟價值更高，更符合傳統傳宗接代觀念的男嬰，雖然這仍是慘無人道的行為，也會造成嚴重的性別失衡和社會矛盾，但農業社會下，生產價值高的男嬰能倖存，也證明朝廷的惡政相比秦漢時期還是少多了。
中國古代生育的歷史證明，人口增長最終靠的是朝廷減輕百姓的負擔（尤其是窮苦百姓），創造一個更友好的生育環境，提高生育率只能靠疏不能靠堵，不要說宣傳沒用，就是處死不生育的父母，也沒有多大效果。朝廷再神通廣大，也管不了婦女的子宮。
與其像王憲舉一樣痴人說夢，不如真正地吸取古人的教訓，踏踏實實地創造一個利於生育的環境。現代社會，女性也要工作，女性的自主意識也大幅提高，女性生育的機會成本繼續上漲的背景下，更要拿出實在的激勵措施，包括補貼新生兒、減免稅收和大幅延長產假和伴侶關愛假等。
哈薩克和宋朝的經驗都擺在這了，真心希望諸多像王憲舉這樣的“肉食者”，能多學習下友邦的成功經驗。中國老百姓是世界上最溫良的人民，只要他們的境遇改善一點，都會心滿意足，迸發出無窮的生命力。
真心希望我國的育兒福利和婦女權益能更上一層樓，那樣於國於民，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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