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主任：裁員最多的時代，我們根本不愁客源

大家好，我是陳拙。

曾經不少朋友問我，為什麼執著於記錄那麼多不同職業的故事。

我說因為關心時代。

這話看起來挺裝逼的，但事實如此，透過一個又一個職業，我能感受到，甚至預知到一部分時代的變化。說個簡單的，刑警講近幾年案子沒過去精彩，那說明，當下安全點了。

這種感觸，蘇軾也有過，還寫成了詩：“春江水暖鴨先知。”

今天的故事，來自精神科醫生陳百憂，不過她反映的一種現象，不僅是在過去，也可能是你我的將來——失業潮對人們精神狀態的影響。

世衛組織的報告有這樣一組資料，“失業率每增加1％，就會使65歲以下的人的自殺率增加0.79％。”而今天的故事，就發生在多年前的東北大下崗時代，陳百憂的主任奉命建立精神科，收治當時的病人。

他是那個時代裡走出來的好人，隨波逐流地生活著，給自己和很多無法被看見的患者，在精神科找到了一個容身之處。

主任是精神科最討厭酒的人，他給我們定了一條鐵律：誰給患者帶酒，誰就走人。

我能理解主任為什麼不喜歡收治“酒蒙子”，因為他們愛惹事、心眼還多，為了喝酒敢賄賂護工，隨時可能讓病房徹底亂套。

主任處理這種事毫不留情，先後開除了好幾位護工和醫生，還嚴肅警告過屢教不改的患者“少把社會上那套帶到病房來”。

然而整個精神科最能喝也最愛喝酒的人，就是主任。

主任符合大家對中年男人的所有刻板印象，愛組織飯局且必喝酒，開場要提一杯，手裡的啤酒都是仰頭就幹。之後還得打圈，無論是一起工作20來年的師姐們還是才來幾天的實習生，他會一個不落地敬酒。他欣賞喝酒豪邁的人，還教育我們“酒品即人品”，好在酒量好的師姐陪主任喝能讓他高興，我這種完全沒有酒量的人他也不嫌棄。

這一套對科裡新來的年輕人很有壓力，尤其是主任喜歡在飯桌上講道理，全是社會上那套為人處世。酒過三巡，他講話的音量開始變大，反覆給我們講老院區的陳年舊事，說自己如何憑藉一己之力開辦精神科。那些源自上個世紀末的故事我已經聽了很多年，但還是經常能聽到新故事。

對於我和大多數同事來說，主任完全來自不同的時代，要想理解他，多少有些難度。但我能明顯地感受到，他把同事，把精神科保護得如同自己的家。

而這個家的起始點很有主任的風格，因為這裡的一切都可以說是主任在酒桌上喝出來的。

我加入精神科是2010年，坐著車走過一條坑坑窪窪的土路來到位於郊外的分院區，在院區最深處找到了精神科的封閉式病房。白牆紅瓦的獨立二層小樓周圍，到處是參天大樹和肆意生長的花草。患者經常在院子裡活動，後勤部的人在附近開闢園子種菜，我和大家彷彿生活在世外桃源，自成一體與世隔絕。

這裡雖然看上去歲月靜好，但病房會階段性地不太平，一般都是因為來了新人。而1999年精神科成立那會兒，主任每天重要的工作就是叫上司機班的師傅，開著麵包車滿城接患者回來，而且是破壞力很強的“武瘋子”，可想而知病房天天都不太平。

有一次主任去接一個拿著刀要砍人的患者，警察都到場幫忙了。回病房的路上，主任趁機跟警察學習了幾招擒拿術。他經常向我們炫耀這些招數，說自己當精神科醫生從來沒被患者“幹一電炮”。

但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有個“癲癇所致精神障礙”的患者，堅信身邊的人都在害他，所以他要報復，而且手段很下流，專抓男性的生殖器，已經抓傷了好幾個人。主任去接的時候可費了好一番功夫，患者來了醫院總想找機會報復主任，整得主任每次查房都得提防著。

一天患者突然從後面竄出來，一手抓住主任的白大衣領，另一隻手就往下掏。主任往旁邊一閃躲開了控制，然後用膝蓋磕患者的腿窩，讓患者直接跪在了地上。

這件事被主任講了好多遍，每次都是繪聲繪色的。有一次他甚至拉著一個男同事現場演示，好像這是他人生的高光時刻一樣。

對主任來說，這種打人的患者還不算極端情況，他遇到過更危險的：有患者在家養了一百七十多隻貓，整棟樓都臭得沒法住人，誰敢抱怨，患者就去砸人家玻璃；有患者用斧頭砍妻子，從脖子砍到後腰下，縫了幾百針；還有患者把嫂子殺了，屍體就放在衣櫃裡……

我每次聽到這些情況都會心驚膽戰，覺得有些偏執型人格障礙還多次傷人的患者，應該送監獄才對。然而封閉病房雖然也會把人關起來，但畢竟是提供治療服務的地方，好多患者還是院長專門去別的醫院商量後，才被分到我們這裡的。

精神科的第一批患者有十幾個人，都是別的醫院不想要的：有的經常偷東西，有的愛搬弄是非，還有的患心臟病、糖尿病治療難度大……

他們看到醫院的麵包車就會拼命掙扎，主任的衣服被撕爛是常有的事。他工作後攢了很久的錢買了一塊“雙獅”牌手錶，每天都戴著有空就用酒精擦錶鏈。有一天主任接患者回來，發現自己的表特別乾淨，原本磨花了的玻璃蓋都是透亮的，他很開心。等他閒下來才發現，能不透亮嘛，表蓋不知道什麼時候被打掉了。從那之後，主任接患者就再也不戴眼鏡和手錶了。

痛失表蓋那年主任30出頭，他從呼吸科半路出家成為精神科醫生，所有事情都要從頭學。別的醫院不主動介紹患者的發病和治療過程，有些家屬也不想多說。所以主任要自己重新摸索患者的病情，理解他們的性格、習慣甚至人生。

主任遭了這麼多罪，都是因為他被院長趕鴨子上架開辦精神科。當時醫院的財政狀況非常緊張，已經發不出工資了。

主任得到的任務是給醫院創收，讓大家都活下去。

主任是八十年代的本科醫學生，被分配到醫院沒幾年，就趕上了席捲東北的下崗潮。當時我們醫院歸鐵路管，大家不至於下崗，但醫院效益很不好，常常不能足額髮工資。

那時候可能全東北的單位都在開源節流搞自救，我們醫院鼓勵職工停薪留職，可是作用不大。務實的老院長組織大家利用院區的荒地種玉米、養豬、養魚……想盡辦法增加收入。結果這些副業也就給大家改善了一下生活，根本解決不了工資問題。

老院長想拓展醫院業務，他到處考察，發現社會上的精神病患者越來越多。這和東北的衰落有關，也因為人們對精神疾病缺乏重視甚至心存偏見，讓很多患者流落在外。老院長看到了屬於醫院的“時代機遇”，於是決定開辦精神科。

在動員大會上，主任將自己隨波逐流的個性展示得淋漓盡致。起初他和大家一樣悶聲不吭，一來精神科處在醫生鄙視鏈的最底端；二來改變執業方向的壓力很大，收穫卻是未知。

老院長的目光投向了主任他們那期的年輕醫生，最後直接拍板，把任務指派到了主任的頭上。主任心想既然是領導安排得的，那就得接下。

其實他兩眼一抹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完成任務。當時院區裡除了有破舊的小樓可以改造成封閉病房，其他的軟硬體、治療團隊甚至連治療精神病的專業知識都得從零開始籌備。

小樓是蘇聯人援建的，最初是鐵路領導的療養院。因為地方偏遠空氣好，五六十年代又變成了肺結核病人的病房。後來肺結核有了特效藥，病人越來越少，院區上百畝土地也就漸漸荒廢了下來。於是小樓等來了新的安排，它被裝上了防盜窗和隔離門，迎接一批又一批的精神病患者。

主任的命運和這棟小樓很像，一直在被人安排。他沒有比別人更喜歡精神科，就是領導讓幹嘛就幹嘛。非要說為什麼只有他願意接下這個前途未卜的任務，我想來想去，只能說主任是個好人唄。

我接觸過的很多人，最開始並不是特別明確地要當精神科醫生。主任是院長給了任務，我是在實習時本能地對這裡感興趣。到了畢業時，我在猶豫去市裡的精神病院還是到現在的精神科，導師幫我分析利弊說“主任人特別好”。

我到了科裡，主任憨憨地笑著說“慌（歡）迎”，本來我還有點緊張，卻被他的後鼻音逗笑。主任自嘲說：“我的普通話確實不標腫（準），湊合聽吧，聽久了就能懂了。”

那時的主任一米六五的樣子，微胖，和內蒙古大漢的形象有些出入。好多人都看不太出來他的年齡，有人說主任“從40多到60都有可能”。他有一頭自來卷，臉上有痘印，年紀上來後他的近視鏡就摘掉了。他的眼皮也因為上了年紀而耷拉下來，睫毛會刺得眼睛流淚。他為了治療眼瞼下垂割了雙眼皮，我們就嘲笑他一把年紀了還挺愛美。

我見到主任的第一面，導師口中的“人特別好”一下子就具象化了，我也放鬆了下來，很快融入了精神科。

只是當時我還無法理解，這麼一個愛喝酒能喝酒的老好人，是怎麼在酒桌上把這個精神科給喝出來的。

要想開辦一個精神科，把一個個“武瘋子”順利接回病房只是最簡單的一步，接下來的治療更讓主任發愁。

當時的抗精神病藥物一共就那幾種，主任看著說明書給患者開藥。有個患者症狀始終控制不好，怎麼換藥都不行。醫院請了一位精神病院退休的老專家來坐鎮，但老專家出工不出力，只知道跟主任說“你是主任，都聽你的”。

主任心中煩悶，恰巧遇到精神病院的醫生，熱情地請人家喝酒。酒過三巡，那個醫生幾句話的指點就解決了主任的難題，從此之後主任遇到困難就想辦法請人喝酒。

我們科有幾位護士大姐常說，主任剛被分配到醫院工作的時候剛二十出頭，是個特別害羞的小夥子，跟女同事說話就臉紅。主任對此毫不避諱，說自己從小到大幾乎沒跟女孩子說過話。但為了完成任務，也就顧不上害羞了。

如果把我們精神科比喻成度假酒店，當時的老院長負責給科裡找“客源”，主任負責“上門接客”。院長為了給初創的精神科找患者，帶著主任去兄弟單位找領導搞關係，告訴他們以後有人犯病就給科裡打電話。這當然也少不了喝酒。

主任經常請各種人喝酒，別人酒後吹牛，他是酒後學習治療精神病。因為科裡幾乎所有的活都是主任來幹，所以他的酒量和經驗成正比，都是靠實踐鍛煉出來的。

我問過主任：“你不當呼吸科醫生遺憾不？”

“不後悔。”主任沒怎麼想就回答了。

他說那個年代呼吸科的病人也很難治，患者在他面前咳出一盆血，紗布口罩根本擋不住結核桿菌，但他還得給患者做氣管鏡下止血。主任很有既逆來順受又能苦中作樂的精神，他被安排去了精神科後，就像阿Q一樣尋找以前工作的“壞處”和現在工作的“好處”。然後自我安慰說“現在已經很好了”，結果他就真的感到滿足了。

經過一年多的摸索，科室總算走上了正軌，患者也逐漸多了。原來的病房不夠用，還擴建了一部分，病房的氣氛也漸漸安寧了下來。

主任成功完成了任務，但這對他既是好事也是壞事。因為只有做成了才會發現，不愁“客源”的精神科，簡直就是把那個悲情的時代，濃縮在了一起。

主任開辦精神科，最初的目的是為了給醫院創收，把拖欠大家的工資賺出來。真接觸了精神病患者這個群體，主任發現他們不止有病人一個身份，很多人還是身世悲涼、無家可歸的苦命人。

如果說千千萬萬的下崗工人是時代的棄子，那麼精神病患者就是隱入煙塵的遊魂。往往只有在發生嚴重的暴力事件時，人們才會注意到這個群體的存在。

我上班之後跟主任追過好幾次逃跑的患者。有一個男患者看所有東西都覺得“賊眉鼠眼的”

，以至飯都不敢吃了。如果沒有人照顧，要不了多久他就能把自己餓到酮症昏迷。他已經住院很多年了，媽媽每年會接他出院住一段時間。

後來他媽媽去世了，從此再也沒有人接他出去。那天他趁外出活動的工夫，自己跑了。主任帶著我們開車出去找，結果沒走多遠就發現他坐在馬路牙子上。他想回家卻找不到路，而且就算回去了，家裡也沒有媽媽給他做飯了。

主任問他：“跟我回去不？”

他說：“我餓了。”然後自己拉開車門坐了進去。

還有一個女患者太想孩子了，趁著去澡堂洗澡的時候逃跑。因為被護工看到，我們很快就把她找了回來。我打電話讓她老公帶孩子來病房探望，可是她老公說忙，沒時間。

這是精神病患者悲哀的處境，他們更容易被親人放棄。

還有一些突發疾病的患者，他們的生活也很艱難。有一個女患者有非常嚴重的子宮肌瘤，平時只是月經量大、時間長。有一天晚上她說肚子疼，主任是男的不好檢查，護士去看發現血都浸透了棉褲，必須趕緊手術。

主任聯絡不上患者的兒子，只能去患者家裡找人。地方很遠，晚上10點才到。主任他們去小賣店買東西填肚子，正好遇到患者的兒子買菸。患者的兒子看見主任拔腿就跑，主任和司機在後面追了半天。

患者的兒子以為主任來要錢才跑的，他也有難言之隱，下崗之後一直沒找到工作，已經交不起住院費了。主任這趟只是為了找他去醫院簽字給母親做手術，見他實在困難，還向醫院申請把欠的大部分住院費給減免了。

按現在的標準來看，主任30多歲就牽頭開辦了新科室，絕對算得上年輕有為，而且給很多讓社會棘手的重症患者找到了去處，可是這個精神科從患者到醫護人員，全都窮得叮噹響。

大家終於發現了精神科的真面目——錢少事多。當初雄心勃勃定下的創收任務，失敗了。

而主任自己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之中。

主任最落魄的時候，足足半年沒拿到一分工資，然而工作卻一點都不能耽誤。

一開始患者少，晚上有護工看著就行。後來患者多了，尤其是有五六個患者是同一個單位的，他們之間互相不服氣，動不動就打架。導致主任不光白天要上班，晚上還要值夜班。實在扛不住，主任找院長申請外聘一個醫生。正式醫生可不敢招聘，因為發不出工資，就連之前坐鎮的老專家都離開了。

外聘的醫生來了後主任能稍微輕鬆一些，兩個人輪流值晚班。本來以為是好事，沒想到還是出了意外。當時新來了一個酒精依賴的患者出現了戒斷反應，外聘醫生給患者喝了酒。喝酒確實可以緩解患者的戒斷反應，但容易把其他患者的酒癮給勾起來。最後主任慎重考慮，讓這位醫生走了。一時沒有新的人頂上，主任只能繼續當光桿司令，成天住在醫院。

那段時間主任很少回家，大半夜想兒子想得心裡難受，總想起兒子剛出生的那天，他坐在醫院的嬰兒床邊看著肉乎乎的小奶娃。主任不敢用手碰更不敢抱，就那樣坐著看了一夜。有一天主任實在太想兒子，就抽空回了一趟家。他久違地抱起了兒子，結果居然把兒子嚇哭了，主任心裡難受了好久。

更讓主任難受的是，在上幼兒園的兒子指著他問：“你一天天家都不回，都幹啥了？賺的錢呢？”

主任內心十分愧疚，他明白兒子是在替媽媽叫屈呢。主任當時連兒子的學費都要管岳父借，好在岳父能理解他，說老兩口花一個人的工資就夠了，直接把自己的工資卡給了主任。

我問過主任：“都不發工資了，你哪來的錢請人吃飯啊？”

主任得意地說他妻子特別好，知道主任吃飯喝酒是為了精神科這一攤子事兒，還總勸主任說男人在外面不能沒錢。有一次妻子給了他300塊零花錢，主任揣在兜里舍不得花。

講這段的時候，主任的手還拍了拍白大衣的口袋說：“心裡老有底氣了。”好像兜裡還裝著那300塊錢似的。

現在想起來簡直不可思議，一個男人忙得連家都顧不上，還經常在外面捱打捱罵，而且長時間沒有工資，我是想象不出來主任是怎麼堅持下去的。

我很討厭以前的文藝作品為了歌頌奉獻，非得讓工作比家庭重要，覺得這種描寫是違反人性的。當主任一點點給我講他的故事，我又覺得那不是老套，就是屬於主任那個年代的普遍事實。

當年我父母做小生意也是風餐露宿，連續十多年一年365天都不歇著。只有送我到東北來上大學，他們才奢侈地休息了幾天。他們那一代人，都是吃著苦走過來的。

每次說起這段，主任都在說自己接受過不少人的幫助，所以只要有人找他幫忙他都願意幫。我問他遇到過白眼狼嗎？主任說又不是砸鍋賣鐵地幫，不需要回報。“你幫了十個人，即使有九個白眼狼，不還有一個是好人嗎”。

我幫他總結：“也就是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唄？”

主任嘿嘿笑：“還是你會總結。”

2004年，醫院改制終於完成，我們變成了醫科大學的附屬醫院。主任拿著拖欠了好久的工資回家，交給兒子說：“你看看，這是你爸的工資。以後別再說你爸不賺錢了。”

那會兒主任的兒子都已經會數錢了，他兒子反覆地數了幾遍然後笑著說：“這還差不多。”

好事和壞事一樣，總是扎堆來的。醫院總算正式招聘了兩名精神科專業畢業的研究生，就是我的兩位師姐。科室的管理正規了起來，開始有實習生來實習，也設立了“總住院醫師制度”。

其實那個時候沒有績效考核，無論主任幹多幹少，拿的錢都是一樣的。很多大醫院都因為精神科病房不賺錢事還多，直接不開設這個科室。只是這些年精神衛生越來越受重視，所有的三甲醫院才被要求必須開設精神科。

主任可能是有危機意識，擔心我們的科室會被取消，所以他總是努力地體現自己的價值，特別是要讓領導們看到。所以有時候主任在我們的眼裡，顯得特別像個官迷。

每次有領導的親戚來看病，主任都會叮囑我們要特殊關照。我對這種搞“特權”的行為心存牴觸，覺得沒有必要活得卑躬屈膝，曾經懟過一個不講理的“皇親國戚”。

那個患者來勁了，非給我看他的微信，說自己上個星期還跟院長吃過飯，非說我的治療有問題。我說：“你要覺得院長厲害，你讓他給你看啊。”然後這個患者就整天給我告狀。

主任為這事兒專門批評過我，他說只有把領導的關係搞好了，對科室才有好處。他也不罵我，就是拉著我反覆說這些車軲轆話，讓我學會做人。

其實我也不是討厭所有的“皇親國戚”。曾經有個院領導的親戚在我們科“外掛”，領導給他找了間空著的小屋住，他每天去單位食堂吃飯，早晚來我們科裡吃藥。他雖然有特權，但我還挺喜歡他。

因為這個患者生活很規律，還養了只小狗，取了個大明星的名字。每天他都帶著那隻明星小狗在小屋外面曬太陽，他看到熟悉的人會主動打招呼，小狗也撲過來搖尾巴。患者患病多年，父母已經去世了，他在這裡住得愜意，堅持服藥基本就不會犯病。

院領導很滿意我們對這個患者的治療，多次公開表揚過我們科室。新一任院長來病房視察的時候，院領導一邊陪著院長走一邊吹風說我們科幹得好，說主任幹得好。主任回了辦公室就顯擺，說領導重視我們總是好的。

總院的週會，我們分院的人都是線上參加。大家總是到會議室籤個到就偷偷跑了，只有主任拿個筆記本認認真真地記錄領導發言，然後一字不差地讀給我們聽。我曾經分析過主任為什麼那麼在乎領導的看法，發現這不僅僅是因為主任經歷過聽從組織安排的年代，也因為無論什麼時代，人總會有許多的身不由己。

就好像我們精神科的成立，不就是領導的一念之間嗎？

就比如我讀研究生時的醫院，比我現在工作的醫院更有名氣。但是因為各種原因，精神科病房很多年都成立不起來，如果能得到領導的大力支援，也許結果就不一樣了。

不過主任也不是完全聽話，他有很多應付形式主義的小聰明，讓我們躲開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有一段時間我們科特別缺人，正好醫院通知全院都不能再僱外聘醫生了。主任覺得我們的孩子都太小了，確實需要有人幫忙值夜班。他跟我們商量說如果醫院不再續聘，我們就自己出錢把外聘的醫生留下來，主任出大頭，兩個師姐、我、師弟一人出一點，科室獎金也照樣按勞分配。

想好對策之後，主任先向院長打報告提出科室的困難，院長重新考慮了我們科的特殊情況，同意由醫院來續聘這位外聘醫生。主任的計劃雖然沒有用上，但我和師姐們心裡都很溫暖。

我也不知道主任哪來這麼多小聰明。還一次醫院開展廉潔教育，所有人都要抄書。我心想自己又不收患者紅包，有啥好接受教育的，對這種事煩得不得了。我們主任的特點是，只要醫院的任務就得幹，但是他知道大家都不願意，於是他經常請實習生吃飯，然後讓他們幫大家多抄幾份，把任務混過去。

科裡每來一個實習生，帶教的醫生就要寫好幾本教學記錄，還必須手寫。我經常忙得來不及寫，遇上教學檢查，主任就給我換一個新本，把最近兩個月的寫好就行，檢查的時候就說最近換了新本，舊的弄丟了。

主任絕對不會內耗，遇到難事兒就會跑到我們辦公室坐一會兒，拉著我們討論，一旦梳理出思路就立馬起身去解決。就主任這個狀態，也難怪他會不理解年輕人為什麼總想辭職。

這些關於人情世故的體悟，年輕人不願意聽，也很難共情。我可以不去操心這些事情，但主任不得不顧忌。所以我一直感覺，自己沒什麼資格去質疑主任的做法，因為我們就活在主任的庇護下。

眼看著科室越來越壯大，沒想到2015年醫院突然決定，關閉封閉病房，不再治療重症精神病患者。

這些年來，分院要調整的小道訊息一直在傳，我們不願意相信，但也覺得有道理。畢竟分院一直在虧損，大家搬回總院是遲早的事。每年都有很多人來勘測土地，有一年甚至陸續來了11波，彷彿這裡馬上就要變成商業樓盤了。那時候就連院長過來，我們也不積極開門，主任總是最先跑出去開門迎接的人。

正式接到訊息那天，我們心裡都很難受。精神科回到市裡就不開設封閉病房了，所以很多患者需要分流去其他醫院。患者們也很難受，他們來辦公室求主任帶他們回市裡，甚至保證以後不犯病，不給主任添麻煩。

主任一點不浪漫地說：“犯不犯病也不是你能控制的，要是你一直不犯病，住家裡多好！”

有幾個患者捨不得走，找到主任說：“是不是那誰（院長）讓關的？主任你就發話吧，只要你同意，我們去找他鬧。反正我們都是精神病，他能拿我們怎麼樣！”

“拉倒吧。只要你們出事，不論是不是我的主意都會算在我頭上。你們真去鬧了不是坑我嗎。”

提前一個月我們就開始忙活患者轉院的事情，除了少部分患者家屬有自己的想法不需要我們操心，剩下的大部分患者都需要主任來安排。那段時間很亂，每天都有主任聯絡的醫院來看患者，每天都有患者來辦公室告別，我和師姐們的眼淚不值錢，每天都在哭。

主任不哭，他在用小本本記錄患者的情況。

他考慮得特別細，有軀體疾病的患者適合去綜合醫院的精神科，方便看病；家庭經濟情況好一點的患者，他會安排去條件好一些的地方，經濟比較困難的患者就安排去花費少點的地方；有幾個患者的父母年齡很大了，主任還會考慮路程給患者就近安排，坐車路線他都寫下來交給家屬了。

主任讓我們把每個患者的病志都整理好，多列印了一份給對接的醫生帶走。當年主任從別的醫院接患者回來，得到的資訊非常少，全部都得自己一點點琢磨。現在他跟接收醫院對接時，把每個患者的家庭情況、治療過程、所屬單位，甚至患者家屬的脾氣都交代清楚了。

主任這個走過夜路的人，總想著給別人留一盞燈，這讓我特別感動。

好幾個患者上車前反覆來辦公室告訴我們，以後有封閉病房一定要通知，他們還來我們這裡住院。很多患者走的時候都哭了，連心硬的“院霸”都抹了眼淚。

主任不哭，他在忙著叮囑患者不管在哪裡都好好配合，好好吃藥。

幾天內，封閉病房的患者被一輛一輛麵包車拉走，其中就有1999年開始被主任一個個接回來的人。

當年主任在醫院門口坑坑窪窪的土路上走了不知多少遍，把他們接回來，安置好。16年過去了，門口的路總算是修好了，可是患者們卻要從這條路遠去。

每送走一輛車，主任就回到辦公室，把小本本上的名字一個個劃掉。名字劃完了，我們就正式回到了市裡。這對精神科來說，是一次新生。對主任來說，則是對16年時光的告別。

如果說精神科是主任親手蓋起來的家，那段和老患者們分別的日子裡，家的一半塌了。

到了市區後，我們精神科不得不“重打鼓另開張”。大家搬進了一棟獨立的三層小樓，病房全變成了開放式，患者大都是焦慮、抑鬱症。他們住院的時間通常只有一到兩週，有時候快到我來不及把名字和人對應起來，患者就出院了。

我和師姐都很不適應，尤其是中午休息的時候不能外出活動，只好待在辦公室懷念郊區那有些荒涼但自由自在的大院子。

2020年時我們科已經小有名氣了，有患者為了找我們看病會從很遠的外省過來。正當我們對自己的工作有了點成就感，開始在新的精神科找到家的感覺時，疫情來了。

我記得很清楚，1月23日醫院緊急召開了會議，我們的病房是獨立的小院，直接被徵用為隔離病房。當時病房裡還住著四十多個患者，有幾個是當天早上才入院的，立刻全部辦理出院。

這次患者的離院非常倉促，不像當初封閉病房關閉那樣，有足夠的時間道別。好幾個患者走的時候只來得及匆匆說一句，“過了年我再回來住院”。沒想到一走就是好多年。

病房關了，師姐和主任輪流出門診，其他的人都派去支援“抗疫”。我一開始是去發熱病房支援，後來被派去紮了一年多的疫苗，又在社群採了大半年的核酸。

我採核酸的時候是2021年的冬天，東北的冬天太冷了，大家還得在通風的環境下工作，我在防護服裡穿了兩件羽絨服還是很冷。採完一個人往手上噴冰水一樣的消毒液，手都凍麻了，到了晚上回家，胳膊酸得都放不下來。

主任知道我們很辛苦，每天都在群裡鼓勵大家，問我們要不要暖寶寶啥的。雖然科裡的人很長時間都沒有見面，但心還是離得很近。每個人每天在幹什麼，大家都很清楚。在那種困難的時候，集體的溫暖能給一個人內心提供很大的力量。

疫情時好時壞，一開始主任還能趁疫情不重的時候召集大家聚餐，後來防控越來越嚴，醫院要求醫生也隔離，必須住在醫院不能回家。

主任跟師姐商量，他先值一個月班，然後科裡從年齡大到小輪著來。主任拿著鋪蓋卷就開始了“住院”生活，每天吃飯由食堂送來盒飯，晚上就住在門診的診療床上。那一次的隔離不到一個月就結束了，我們科真正被隔離了的，只有主任一個人。

主任是個身先士卒的領導，就是有時也是個“爹味十足”的人。

那天中午休息的時候，主任來辦公室通知週二晚上聚餐，讓大家儘量都來。師姐看了看孩子補課的時間，說可能得提前離開去接孩子，其他人都“嗯”了一下表示回應。主任看大家的反應不是很積極，有點落寞。

他走後，我看到幾個實習生互相看了一眼，都面露難色。其中一個實習生說：“真不想去啊，最近在減肥。”另一個人立刻回應：“每次吃飯主任都講人情世故，不知道該怎麼接話。”

還在郊區封閉病房工作那會兒，聚餐總是熱鬧非凡。有次我們去吃水煮魚，主任有事兒晚來一會兒，等他到場時魚就剩兩片了。主任樂呵地坐下來就繼續點菜，開啤酒。而現在，科裡大都是年輕的女生，過去習慣點的一桌子菜經常吃不完。主任還在講他那套人生哲學和社會感悟，大家想的則是早點吃完早點撤退，氣氛冷清了許多。

主任屬於運營管理型領導，吃飯喝酒講道理是他用了一輩子的凝聚人心的方式，現在已經變得不合時宜了。好在主任不是隻會這些。

比如他看到來科裡輪轉的小護士在哭，得知小護士的爸爸腦梗塞但沒有病床，見不得人哭的主任拔腿就跑去神經科找人。神經科主任幫忙協調，臨時在走廊加了床。

前一段時間有位焦慮症患者因為候診時間太長，和實習生吵起來了。患者氣得要報警，不依不饒地要求實習生道歉。實習生覺得是患者先罵人，自己懟回去並沒錯。主任兩頭做工作，好不容易實習生同意去道歉了，患者又覺得不夠誠懇，主任只好自己繼續跟患者道歉。

事情發生的時候我不在科裡，回來的時候正好看到主任在患者旁邊低著頭“挨訓”。事情鬧了三個多小時大家都累了，實習生第二次道歉，患者總算是消氣了。

我聽到主任自言自語：“都要60歲了，還被罵。”後來我們聚餐，這次被指著鼻子罵的故事，成了主任新開發的段子。

主任對實習生說：“你都哭了，我就不再批評你了。不過我還是想說，咱們科患者本來就焦慮，又讓患者等了那麼久，你讓他說幾句他也就不氣了。”主任給實習生放了兩天假，讓她回家緩一緩，也考慮一下主任的話是否有用。

“你以後要幹這行，不能跟患者硬槓。別動不動就不幹了。”主任在餐桌上還是不忘敬酒，單獨跟實習生喝了一杯。

每個人都是時代的產物，主任覺得聚餐可以溝通感情，他很願意聽年輕人的意見。只是現在時代不一樣了，很多事情越來越正規，大家照章辦事就行，不需要太多的私人感情。不過時間長了，實習生們都能覺出主任的好，也敢跟主任開玩笑了。有時候主任一到辦公室，實習生就問他，“主任，昨天又去哪喝酒了”？

主任其實很清楚，時代在飛速變化。

自從精神科搬到市區，我們多了很多學習交流的機會。精神科醫生上學時都學過一些心理學理論，但大都沒有接受過系統的心理治療培訓。我到了開放病房就發現，自己有時候很難理解一些患者的行為：他們看起來很正常，但做的事情卻很不合邏輯。

我因此有點“懂了很多道理但依然過不好這一生”的宿命感。

為了更進一步的理解這些心理現象，我開始系統的學習心理治療。主任非常支援我們參加各種學習，也給我們創造了很多機會。

我每次請假，主任都毫不猶豫地簽字。趕上院領導不在，主任就幫我打招呼。他打招呼好使，因為院領導經常他任喝酒。他常常說自己“就這個水平了，但是你們的日子還很長，一定要跟上時代”。這也使得我每次學習都很認真，甚至有了使命感。

精神科的封閉病房在2015年取消的時候，有一批和主任年齡差不多的老醫生，被調去了後勤。他們那一代人好像真的是領導讓幹啥就幹啥，一身的醫術說放下就放下，安心在醫院管理大倉庫。

主任和這批老醫生相似又不同。他雖然也是從不抱怨，努力配合領導的工作，但科室這些年經歷了的多次改革，遇到過的那些不合理要求，甚至遭遇的近乎毀滅性的打擊，都被主任扛過去了。

這是我佩服主任的地方，他從不迷茫也很難抑鬱，總能適應各種環境，找到自己的位置，保護這個他從零創立的精神科。

而這裡有他隨遇而安但全力以赴的人生，有他偶然進入卻堅持了一輩子的事業。

這幾年我們經常有去其他醫院支援建設的任務，一次要離開半年甚至一年，每次去的都是主任。

我問主任：“你咋不爭取一下呢？跟院長說咱們科人手不足，別派人去了啊。”

主任一副錯愕的表情：“領導已經決定了，名單裡有咱們，你們都去不了就我去。”

我腦子裡突然出現當初開辦精神科的時候，主任可能也是這樣。主任也不見得多願意，但任務落到自己的頭上，那就去執行吧。

主任在別的醫院也一如既往地認真，他總是把自己的姿態放得很低，能幫上什麼忙就幫什麼。

他發現當地的精神科經過了好幾輪的專家支援，各項制度都很完善了。但是實際工作的時候，當地的醫生還是有些經驗不足。他就陪著醫生出門診、查房，看醫生有哪些不足再把我們一些已經成熟的經驗分享出去。

主任一直很實在，給對方說：“我可能沒有專家的專業水平高，我會什麼就教你什麼。”

當地的主任第一次遇到我們主任這樣毫不保留的專家，非常激動地說以前專家教的那些東西，到主任來了才終於落地。從零運營一個科室，把理論和實踐中的差異縫合在一起，這是主任擅長的，也是他26年來積累的驕傲。

可能就是因為主任總往前衝，所以我們科好多人都對他形成了依賴。

主任去別的醫院支援前，按照科室慣例要聚餐送行。他不說什麼豪言壯語，只是反覆向師姐交代，科裡的各種東西都放在哪裡。

我們甚至把自己的畢業證、醫師證都交給主任保管，需要用的時候就找他。他每次用鑰匙開啟他的櫃子，都能準確地拿出我們需要的東西。以至於我連訂書釘沒有了都找主任要，他那個櫃子就像多啦A夢的口袋，裡面什麼都有。

我有時候會不信任我自己，因為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偷懶，什麼時候會耍小聰明把事情糊弄過去。但事情讓主任管的時候，我就覺得穩了。

送行聚餐上，主任囑咐了很多，這大概是主任第一次長時間離開精神科。師姐說：“別說我現在喝酒了，就是沒喝我也記不住。等我要找的時候，再打電話問你吧。”

主任走後，果然好多東西都找不到了。大家真的每次需要什麼東西就給主任打電話。“主任，那啥在哪裡？”主任就電話指揮，一下子就找到了。

主任這些年揹著我們做過很多事情，小到我懷孕的時候坐在有輪子的凳子上摔了一跤，第二天科裡就再也沒有這種凳子了。悄無聲息到他給一個出國的前同事交了十幾年黨費，直到同事決定定居海外，主任才突然說出：“你以後就不回來啦？那黨費我就不給你交了。”

主任常說：“我就是出道早。我是本科，你們都是碩士博士。我給大家服務好。”

我知道有些醫院派去支援的醫生，孩子小得連幼兒園都還沒上。而在我們科，任務全都是主任去的。科裡的大事小情主任都管，但他從來都不是指手畫腳地管，就是單純想為大家做點什麼。

一回憶這些事情，我多少會覺得不可思議，但在我們科室，就這樣自然而然地發生了。

正是因為我們科容易讓人產生歸屬感，所以有很多患者都捨不得這裡。

封閉病房被取消的半年後，我辦公室門外有兩個人探頭往裡看。等我看清楚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以前的老患者“老田”和“老吳”。我和師姐興奮地叫了起來，趕緊給主任打電話。

主任從隔壁辦公室走過來看熱鬧，一如既往地掃興，笑呵呵地問他們是不是從病房偷跑出來的。

老田說自己在新的醫院表現很好，醫生允許他一個月請假外出一次，這是症狀穩定的患者才有的待遇。前幾次他和老吳出來之後忙著吃頓好吃的喝點小酒，然後理個髮再泡個澡。他們想起在我們科的生活，就一起打車找到了我們的新科室。

主任確定他們的狀態很好，這才放心下來。然後又開始挑毛病，看著滿桌的水果說：“以後人來了就行，別亂花錢。”

老田說自己開始拿退休金了。時間真快，他已經從請病假治病的中年人，變成退休老頭。主任還在那兒很認真地說，精神病患者有時候花錢心裡沒數，“我得提醒他們”。

從那之後，老田和老吳幾乎每個月都要來看我們。後來新病房太忙，他們來了之後也找不到人說話，才逐漸不來了。還有其他患者，甚至患者家屬，如果來我們醫院看病，總會繞到科室來坐坐。

還有不少新患者，他們因為喜歡這裡的氛圍，不願意去別的地方看病，家屬也特別放心。其他科室的同事有事兒沒事兒也愛過來坐坐，找我們聊聊家常理短，獲得一點治癒。

這也是我十分珍惜的地方。

我來精神科的第一天，護士大姐就不由分說地跨著我的胳膊留我吃飯：“今天吃飯的人多。走，幫我拎幾個飯盒。”

雖然我已經在東北上學多年，見識過東北人的熱情，但科室裡這種撲面而來的溫暖，還是讓我有點意外。大家沒給我太多猶豫的機會，直接就把我留到了現在。

正式工作之後，大家的熱情有增無減。護士大姐們怕我落單，每天約我參加她們從春天持續到秋天的固定活動——挖野菜。挖得太多吃不了，大姐們就把野菜包成餃子帶來給大家吃。師姐更是去哪都帶著我，到別的科室就挨個給我介紹誰是誰。主任則反覆告訴我，“你剛來，有患者欺負你就告訴我，我來處理”。

直到我工作很多年了，主任還是這句話，”你們不要和患者發生矛盾，我來當壞人”。

每次科裡聚餐，主任要打電話確認我不上夜班才訂日子。對主任來說，聚餐很重要，要儘量等人齊了才行。我雖然在外面輪轉，但心好像很踏實，知道自己的“家”在哪裡。這種歸屬感很難形容，感覺就好像把我當留守兒童時缺失的愛，都在精神科補回來了。

主任經常調侃我剛來的時候不愛說話，現在性格變好了，能開玩笑了。我就說，“這麼多年了，即使是一塊石頭也被你捂熱乎了”。

我之後又來了師弟“酸總”，一個用東北話形容就是性格“硌塞”的學霸，就連他也在這裡被大家融化了。

疫情結束後，我們被醫院“徵用”的病房不光沒有還，小樓還被整個扒掉了，在原址上蓋大樓。以精神科在醫院的地位，我們現在就等著別的科室進了新樓，再搬家去騰出來的舊樓。

主任還有一年多就該退休了，對於我們科暫時沒有病房他一直憂心忡忡，其實他多慮了，這些年，如果說我從主任身上學到了什麼，就是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要有隨風飄搖落地生根的毅力。

我們每學期都要承擔很多教學任務，尤其到了期末，少不了監考批卷。有一天晚上有幾十個班同時考試，我們科和其他幾個附屬醫院的醫生都在教學樓監考。

前一天剛下了雪，夜裡特別冷，完成監考的醫生們都站在外面等車，不少人凍得瑟瑟發抖。這時主任叫的車開了過來，把我們熱熱鬧鬧地都接走了。主任早就在一家有名的鐵鍋燉點了菜，接到我們就立即通知飯店往鍋裡下菜開燉，等我們到了立即就能吃上熱乎的。這件事把其他醫院的醫生給羨慕壞了。

我們科有一個年輕的同事非常優秀，一家名氣很大的醫院想挖她跳槽，她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她說她捨不得離開我們科室。所以雖然主任愛聚餐愛喝酒的習慣，對年輕人來說是一種負擔，但有時也可以是一種溫暖。

我感覺我們科好像一個世外桃源，以前是因為大家都待在與世隔絕的小樓，在地理位置上像。而現在則是因為精神科是一個讓人心裡舒服的地方，於是在我們的心裡，同樣也擁有了一片世外桃源。

寫到這裡我才發現，精神科的命運一直跟時代緊密聯絡在一起。在以前人們的觀念中，“精神病”等同於“瘋子”，對他們避之不及。現在的人們越來越重視心理健康，發現自己狀態不對，會主動來精神科檢查。我在門診和開放病房接觸的患者中，很多人的表達能力比以前的老患者更好，他們可以進行很深入的交流，讓我能夠及時修訂治療方案。

不止是主任、我和科裡的同事們，患者其實也在積極地尋找自己心裡的那片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