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琴|“自覺對人終欠和藹溫柔”：夏承燾的學術與生活世界

瞿禪日記的特殊之處，還是處處顯出詩人的本色，坦率敘寫心境。《夏承燾日記全編》在年代上比析出的學詞日記往前與往後都有延展，收錄諸多未刊詩詞，尚有很大的研究價值；對其精神世界的揭櫫，尤其鮮明。

青年夏承燾

近人日記不乏時間跨度較長者，如顧頡剛日記（1913—1980，首尾68年）、周作人日記（1898—1966，首尾69年），這與作者的年壽、日記的存續間斷以及儲存狀況有關。新近整理出版的《夏承燾日記全編》，始自民國五年，終於1985年也即夏先生逝世前一年，首尾70年幾未曾間斷，近代學人日記中可謂罕有其匹。

其實只是單論年限，意義並不大。夏先生日記在學術方面的重要性，三十多年前就已顯現。80年代《天風閣學詞日記》的整理面世，為當時學界的盛事之一。20世紀多詞學大家，但像龍榆生的百萬字日記全無留存，夏承燾日記卻大部分得以完整地留下，尤顯珍貴。不過夏先生日記全貌究竟如何，一直隱而未彰。七年前在樂清舉辦的夏承燾先生研討會上，筆者聽說吳戰壘先生的女公子吳蓓女士在整理日記手稿，便一直期待能睹全帙。現今出版的十二巨冊，年代上比析出的學詞日記往前與往後都有延展，舊時代完整的學術與生活世界得以清晰地呈現。

據夏先生自述，與晚清許多學者一樣，他作日記之效仿物件，“㤅伯（李慈銘）、復堂（譚獻）及周自庵（壽昌）諸家之作，斐然在前。不敢雲企望前修，日不間斷，聊以習恆而已。”（1926）“習恆”並非單純為記事或修身，也是“為己之學”之重複演練。夏先生雖受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影響，卻也嫌其中部分內容記瑣事太多。作為習恆之訓練，他的日記不僅能“企望前修”，也完全開闢出自己的風格。

“少無名師，此平生大憾也”

與陳寅恪、胡適、吳宓等民國初元前後留學國外的學人相比，夏先生的起點並不高，甚至可以說相對落後。他出身於普通的溫州商人家庭，家境清貧。已從師範學校畢業，擔任小學教員。雖有繼續上進的念頭，但因家貧以及英算程度不高等原因，未再考大學。這在日記中有所自陳：“小學教員謀一位置，似同登天。”（1919.4.18）多年後仍有感慨：“明年忽已三十，我其終為一鄉一邑之人乎。”（1928.11.1）有意向上，卻逡巡不前，這一早年經歷和錢穆頗為相似。錢穆比夏承燾年長五歲，執教小學十年有餘，執教中學則有八年；夏承燾亦有十年以上的小學、中學教育經驗。他和錢穆一樣，透過自學、主要是教學之餘的自課，得以拾階而上。這在日記中多有坦露：“自思目前學問，得之昔日學校間者甚少，大半乃自修得來，可知學問非自動不成。”（1923.4.22）“少時無師友之助，十三經皆自看自讀，疑義未解甚多。”（1923.7.21）夏承燾早年雖從學張棡、林鵾翔，內心仍然覺得“少無名師，此平生大憾也”（1929.4.15）。

20年代他曾短期在西北大學任國文講席，受聘時尚且“自度學殖猶不足自信，擬辭不就”（1925.4.23），返浙後仍在寧波、嚴州等地當中學老師。一直到1930年，才因邵祖平的推薦，在之江大學任教。巧合的是，他任教之江的這一年，正是錢穆受顧頡剛推薦、入燕京大學任教的同一年。改聘燕京，錢穆自認“為餘職業上另一大轉進”（《師友雜憶》），從個人學術節點上講當然意義非凡。回顧夏先生履歷，之江亦是其人生之重要轉折。他開始系統地從事詞學考據已有兩三年，但在詞壇上大放異彩則是在之江任教以後。並且，錢、夏二人皆是在20至30年代學術史上的一段重要時期成長起來的。從治學路徑上說，二人早年均受《文史通義》的影響較深。錢穆起始由《孟子》《墨子》始，進而至其他經史典籍；夏承燾則由十三經入手，二十歲以前幾乎通讀記誦大半，詩學方面的入門較早得益於《隨園詩話》等。

王汎森先生曾指出錢穆背後有“東南文化”這一深厚的文化資源（《錢穆與民國學風》）。錢、夏二人歸屬於大範圍的東南學脈，當然也同中有異。錢志熙先生也提及，溫州地域文化在江南文化圈中有其特殊性（《論歷史上溫州地域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兼論有關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些問題》）。20年代初，他與梅冷生、李雁晴等人成立慎社，由林鵾翔引薦而結識朱祖謀，30年代以後有吳鷺山等摯交，抗戰時避寇，相偕雁蕩共數晨夕。晚清以來傳統的文人酬唱生活，在他人生的前期即留有重要的印跡。燕京大學的舊派學人張爾田贊其“永嘉文章，流風未沫”（1938.7.7），並非虛譽。與錢穆不同的是，夏承燾從詩人而及學人，詩人與學者氣質兼具。

夏承燾日記全編（全十二冊）

主編吳蓓

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

在學問的貫通方面，早年已打下堅實的基礎。據日記揭載，執教陝西時他以宋儒理學、小學自課，在此期間亦能自寬，“實則居北方為學，自較愈於南土奢麗紛華之場。若能久居數載，亦計之得也”（1923.12.20）。受晚清日記傳統的影響，側重修身，習以理學，也堪為典型。日記中甚至仿前人，立有功過格。20年代後半期，他的讀書已漸入佳境，據1926年年底所記，他在溫州當地的籀園借書，除叢書之外幾乎已全部閱覽一遍，蓄積待發之意已成。1927年也是抗戰前學術黃金十年之始。此一時期，他漸能從一己之興趣著眼，把握住學問的主導方向。1927年日記開始出現專精為詞的自我勉勵，此時他已著手整理詞籍，次年有詞學考證之專門成果。此時距其少年時之刻苦讀書已有一紀，兩年之後擔任大學教員亦有底氣。

新文化運動中的經史考據是顯學，從諸子到古史，烜赫一時。詞學從20年代也異軍突起，不過相比史學顯得門限略窄。夏承燾的自我期許不止於此，是專注於這一領域還是另作拓展，日記中多猶豫之意。“自嫌學問太狹窄，精力太弱，又不能旁騖，分為庸人以沒世耳”（1930.11.24）。他對宋史尤有興趣，但是否舍此就彼，難以決斷，日記呈現了其中曲折的過程。例如1934年記金松岑與其通訊，“謂宋史難治，世無樊榭、竹汀、西莊其人”（1934.1.17）。此年他已有意“改治宋史，以十年精力赴之”（1934.3.24），下一年又自寬“枕上思能成《詞學志》數十卷，亦足不朽，不必騖高遠治宋史”（1935.3.3）。

他經常著手擬定計劃，喜旁騖，卻時有猶豫。有時似覓見出路：“以眼前我所愛好之物，為極天下之至美善，一心力而注之，皆能成學問、成事業。妄以己意為高下優劣之論，見異以思遷，終至進退而失據。”（1937.2.3）有時又覺“徬徨歧途，心意甚亂。早起讀莊子《大宗師》‘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之語，又為之爽然。辛苦求之，而不知自適其適，究何益哉。”（1940.8.28）筆者僅舉其於宋史前後考量之一端，夏先生對自己是否畢生從事於“文事之末”，反覆而不能決斷，可見他的性格較專注並且謹慎。本身即有善思的一面，“平生善沉思，每當靜坐孤棲時輒回憶往事或預想將來”（1920.6.14）。這一性格也主導了他的人生選擇。

在大時代中，故紙生活是否仍有意義

日記多是對個人史的系統記錄，20世紀的學人日記多留下對激變中的世界新鮮而直接的反應。

當時的一個命題是在大時代中，故紙生活是否仍有意義。張星烺1924年12月致信陳垣：“天下大亂，救死不暇，遑論學術。”時局紛亂中對內心的壓迫，是一種普遍的體驗，亦是“遺民心態引發的倫理困境”（陳平原語）。略舉幾例便可知。1928年6月，“抄《詞律論》。時變方亟，猶孜孜討故紙中生活，執筆內疚。”時局混亂，不禁生出種種預感：“閱時人一文，怵於世變之日亟，抑抑不歡。十年以後，不知復有吾輩端坐讀書日否。”（1928.12.29）此語無疑成讖。時局漸緊，更覺大患之將至，1935年7月：“內憂外患如此，而予猶坐讀無益於世之詞書，問心甚疚。願欲一切棄去，讀顧、孫、顏、黃諸家書，以俚言著一書，期於世道人心得裨補萬一，而結習已深，又不忍決然捨去。”此等心曲於日記中再三呈現。

抗戰爆發後，夏先生先是隨之江大學遷入上海，其後轉入浙大龍泉校區。國難之下，是繼續其冷淡事業，還是對國家有所“靖獻”，顯見陷入憂虞而不能去之。雖時時湧出舊派學者自感“無用”的情緒，然也不乏坦然剛決的時刻：“與予聞談出處。予引郭林宗之處黨錮，予聞謂予太徇情。予自知對人不剛決，亦有流弊，然天性如此，不能強為。私念易直子諒乃《樂》之教，危行言遜，亂世之學，但求自能獨立耳，固不在張脈僨興也。”（1941.12.26）亂世之中立此誓願，學問之脈自能聲張。在價值體系不斷轉變的時代，內心的矛盾實則不可避免。王汎森先生曾分析夏承燾“治學”與“應世”的矛盾，指出“夏氏的矛盾其實是一個時代‘新’‘舊’兩種學問態度的矛盾”（《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在新派學者主導的學術場域中，偏舊式的學者如何自處，如何面對內心的質疑，亦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戰時輾轉逃亡，精神極度緊張，同時感受到激烈變化的時代對學術生活的逼壓，是一代學人面臨的大環境；就小環境而言，長年沉溺於故紙事業，憚於體弱，也常見憂生之嗟，則是另一種受迫的人生實錄。日記中常見有“苦體弱，精神不支”“小病遂如此疲苶，體弱可慮”等語。在智識與“衛生”之間如何取得平衡，體弱者也付出了很多日常的努力。“擬舍考據，專以吟詠自適。”（1929.2.4）考訂與吟詠、讀書與養生分別作何安排，總是懸而未決，時常形諸筆端：“與杲明談。謂餘能努力創作者，不必瑣瑣考訂，為愚者之事。此語堪自勉，苦不能從耳。”（1929.12.15）“自覺奄奄無生氣，總由看書過勞，敝精耗神所致。”（1923.1.9）讀書人讀此應能會心。

學人的精神困境在當時是普遍的，瞿禪日記的特殊之處，還是處處顯出詩人的本色，坦率敘寫心境。吳蓓在撰寫前言時已指出，日記的一些文字“是極優美的遊記小品，可入明人堂奧”。寫景狀物方面的筆墨並非玩賞性質，而是融入學人的生活。除早年任教西安、晚年遷居北京，抗戰期間短暫地在上海任教之外，夏先生的大半生都生活在浙江，他的生活世界也與杭州、嚴州、龍泉、雁蕩等地的風景融為一體。與日常風景作深切的溝通，表徵之一是愛散步。近代學人中，瞿禪可謂記載散步最多的學人之一，早年日記如：

夜間退自修後，散步庭間，見月明如晝，疏星在天。因嘆曰：“如此良夜外，豈可虛乎！”邀贊勳、作霖及輔臣出遊。然月夜陸上游終不如水上，相與覓得一扁舟共登之，鼓棹南行。兩岸人家皆已靜寂，惟遠處燈火兩三點隱約可數，一湖煙水倒映明月，似搖碧琉璃，扣舷浩歌，令人胸襟一曠。舟行一時許，不覺已抵山後。以路遙，恐時已非早，乃歸來，復坐庭下，至夜深方寢。不圖鄉居一樂，一至於此也。（1919.4.8）

作此日記時夏承燾方二十歲，以後的日記大多以這種高度成熟的文字來組織。性格中既有此審美氣質，又得江山之助，可謂兩全。

之江大學在地理上很是優越，他在執教七年後，仍然感嘆“樓前萬綠填山，清晨鳥聲滿耳，之江真足留戀”（1937.5.11）。從嚴州東湖、西湖到杭州錢塘江畔、孤山再至雁蕩，所至之佳山水無不是其詩情的淵藪。“自慚行跡似東坡，到處隨身有西子”（《嚴州西湖看桃花兼答友人訊近狀》）“但知句向鷗邊得，不道身從詩裡歸”（《西湖雜詩四十四首》之十四），身之蹤跡與詩思之綰結如影隨形。所謂“藏修息遊”，人文風景對學者的重要性，在天風閣日記中有真切的體現。

如此“自愛閒中味”（《菩薩蠻》），閒中輔以詩人的風雅、哲人的沉思，則審美力與感知力均顯脫俗。古典審美移之於日常敘事，或可稱之為來自生活世界的紮實的風雅。30年代，他曾婉拒龍榆生的暨南大學、中山大學之邀，抗戰中婉拒郭紹虞的燕京大學、鄧廣銘的北京大學之邀。除去種種際會遇合、戰時畏遷的審慎，以及需要照顧老母等實際原因，我總覺得，杭州確實是他割捨不下的城市。杭州今日仍是詞學重鎮，實乃夏先生當年留戀杭州所播下的種子。

七十年日記，背後龐大的交遊圈

漫長的學人一生中，交往範圍之廣，友朋感情之深，亦可觀可感。夏先生曾自述出學詞日記的初衷即“師友訓迪，不可忘也”（1941.5.30）。七十年日記，背後龐大的交遊圈也有清晰的脈絡。

前輩學者中，他與朱彊村、吳梅、金松岑、張爾田、冒廣生、夏敬觀等長年通訊討論詞學，並有詩詞唱和。20年代初，他曾經林鐵尊向朱彊村呈過詞作，朱彊村對其多有誇獎。作白石詞考證時與吳梅考訂音律，吳梅許其為治白石詞第一人。與一流學者交流方面，他在二十幾歲、學術漸成熟時期已有足夠的意識，亦老練通達。例如日記曾提到有撰寫中國學術大事表的打算，欲修書請教梁啟超，但最終“與先生並世，竟未一面，真辜負矣”（1929.2.21）。僅此一語，足見其求師請益心理的迫切。

夏承燾1929年4月8日日記，記收到梁任公先生家屬信，“先生嘗謂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座，竟以身驗斯言矣”。

在溫州、嚴州任教時，身邊有吳鷺山、謝玉岑等好友；在杭任教時，與其頻相往復的友人包括龍榆生、唐圭璋、錢基博、鄧廣銘、郭紹虞、任中敏、程千帆等，均是當時文史學界的中堅力量，在杭交往之前輩學者有馬一浮、黃賓虹等，朝夕相處之同事則有王季思、徐震堮、任銘善等。

記載交誼肖形繪色，穿插掌故亦頗有趣味。如1934年11月26日至南京訪友，“今日連訪六客，而態度性情各不同，如為小文記其詳，亦有趣也”。先是訪唐圭璋、陳匪石，與之談學，再訪汪闢疆。接著訪胡小石而不值，再訪林公鐸、蔡嵩雲等，過吳瞿安時不值，唐圭璋匯入其室，見其字跡與相片。透過夏先生日記，獲知當時南京學界之一側面。

又如刻畫的學人群像，1932年4月17日於杭州見顧頡剛：“午後再詣頡剛，肅客殷勤，姁姁如老嫗。以其談吐樸訥，尤覺悃愊可親。”見周予同，“其人談吐、丰采皆好”（1928.1.6）。寫錢仲聯：“過仲聯久談，方伏一小几作寐叟詩注。”“仲聯謂日作獺祭生活，極自厭。”（1940.11.12）和鄧廣銘的交往從30年代開始，持續半世紀之久。鄧廣銘箋註辛詞比他早，他因此自覺放棄，“此君用力至勤，所成必甚可觀。”（1937.3.9）“此君讀書能識高心細，傾想無已。”（1937.3.29）學界多有這種惺惺相惜的君子之交。早年日記還顯示，客陝時他與中共傳奇人物董健吾、與後來成為國民黨要員的王陸一等亦有來往。民國教育界不乏各種傳奇人物，因緣際會有所遇合，讀之有趣。

夏先生身邊總是圍繞著一群學界摯友，幾乎全是精通舊學者。除去治學、指導學生外，他的日常總是與各種學人交流，吟詠、宴遊、磨礱切磋、談論掌故，精彩而密切的交遊圈頗令他受益，與友朋之間的“微婉周摯”處也多有記錄。李杲明去世後，他為亡友事求助於容庚，將其遺著出版。日記中提醒自己：“論人不可過刻，須存哀矜勿喜之心”（1923.7.23）。珍惜友情，久而彌篤。

1977年，鄧廣銘與夏承燾在北京大學

從內心裡還是認為舊文學“勝彼浮華無底”

近代學人日記既有意在“學”方面下工夫，“學”的範圍若何，零散或系統的私人閱讀史，也頗能顯出本人的趣味，從李慈銘、王闓運到後來的金毓黼等，都有“學”的具體展示。夏先生用新的學術方法治學，已闊其堂廡。關於他的詞學成就學界已談得較多了，其實他對同時代的文史成果以及新文學也相當熟悉。值得一提的是，對新文學包括譯介文學的趣味，在當時從事故典研究的文史學者中並不常見。呂思勉曾自稱“於新文學最無嗜好”，此種想法在舊文學學者中很普遍，但夏先生有所不同。

錢志熙先生曾指出他有一種淵博、開放的學術態度（《夏承燾先生早年學術道路試探》）。新文化運動席捲全國時，他認為在新思潮中如腦筋混亂，“於是兩道皆無真實學問，故茫然莫所適從”（1920.1.19），他始終對新思潮與新文學的缺陷存有疑慮。王季思也講到夏承燾那批學人，“舊文學有根底，對新文學運動的反應就比較淡薄”（《一代詞宗今往矣——記夏瞿禪先生》），主要是覺得新學者的舊學底子甚為可疑。比如對胡適，20年代後期，他看出胡適作為詩人的有限：“閱胡適之白話詩，此君文學天才不高”（1927.6.7），不過對胡適的考證能力還是相當肯定。雖然密切地關注新文學，甚至親自下場寫小說，為的是讀作品時更具甘苦之感，但從內心裡還是認為舊文學“勝彼浮華無底”。

日記之所以為信史，也是在於有性格、情感等完整界質的投射，令撰者之面貌更直觀立體。讀民國學人日記，我們多能感受到作者的氣質各異，如顧頡剛的憂鬱和敏感，吳宓的情感易於衝動等等。夏先生身上更多的是敦厚溫雅，不失高朗之氣。他善於自省，常常自責“自覺對人終欠和藹溫柔”（1923.6.2），“今日對友人有一謊語，甚自悔，愧平生對人太顧情面，往往自蹈罪過”（1936.1.12）。甚至著書立說也需要反思，“好著書，由名心作祟，不能保持坦蕩之懷，思每日看《朱子集》數篇滌洗之”（1940.10.20）。

他終身保持和易樸素，並無民國知識人中間流行的一些戇態或是狂態。“不顛不狂，其名不彰”，這種情況在他身上似絕無可能。他謙稱自己的詞在宋人中只近似蔣竹山。每獲稱讚，或將愧恧寫在日記裡，“得嚴古津無錫書，謂平生言行，以予為準。此語令人慚恧”（1941.8.10）。早年以李塨仿顏元日譜凡例作為日記體裁，其一曰“身之過惡直書”，認為這條最重要（1919.12.17）。常記有“潭秋箴予‘深沉有餘，明快不足’，此中予病”（1931.2.10）等。記錄友朋之箴規，既是晚清風氣的遺留，也是自覺的人格磨礪。學生評價他為人“謙沖慈藹”（琦君語），與此相合。

夏先生的詩才雖高，對自己的文學才能卻流露出不滿意。“自恨既往之身世太平庸，不活躍，不宜於文學。若長此以往，只得自勉為學者，將無分於作家。”（1929.6.7）仍然覺得自己不宜於文學，只能夠自勉為學者。視文學更高，可見終究文學才是其真正之繆斯。甚少才子習氣，這從詩風上亦可見出。夏先生的詩詞不走婉麗一路，不失清宕奇崛。錢志熙先生曾指出其詞風有“清新伉爽、青山嫵媚”的特點（《試論夏承燾的詞學觀與詞體創作歷程》），對待作為豔科的詞的態度與一般詞人有別。這既和錢先生說的永嘉知識界風氣有關，在讀過完整日記後，感到這亦和他的自身性格桴鼓相應。

關於其個人生活，此次出版的日記全帙亦有大量披露。例如記載其初戀經過，早年與比鄰的錢氏小姐錢蘅青相悅，後因兩家家境不偕而未成。家中為其娶的夫人遊淑昭多病，性格亦不能自寬，日記中常有感嘆，“念淑昭多煩惱，擬寫《彌陀經》寄與持誦。”（1943.1.1）夫人看起來亦鮮能理解其人生志趣，“內子謂予十年以後如仍碌碌教書，誠為可憐，其實有何可憐”（1939.2.19）。但五十年間，仍與妻子相濡以沫，晚年妻子去世後才續娶吳無聞先生。在有情義之完善人格方面，瞿禪亦屬完人。

夏承燾和吳無聞

杭州雖非京滬那樣的學術中心，但民國的三位詞學大師夏承燾、龍榆生、唐圭璋都在江浙滬一帶，交往頻繁，學術積累更形深厚。錢穆曾形容30年代的北平“世局雖艱，而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無倦”。夏先生背後龐大的學術交遊，亦是20世紀上半期學林世界繁密交往的寫照。而日記所勾勒的移步換形的新世界，還包括民國初元的溫州，20年代的西安，三四十年代的杭州、上海，以至80年代的北京學術圈等等。日記全編收錄的夏先生諸多未刊詩詞，尚有很大的研究價值；而綿密的記載中對其精神世界的揭櫫，尤其鮮明。馬賡良謂復堂日記“毗盧遮那足下一光，下照阿鼻，非師子頻申，三昧全力也。然其渟著之淵深，取材之宏富，渾渾灝灝，莫測涯涘”。雖為斷篇，傳之亦可不朽，也是因其建立的精神世界之博大淵深。

“記憶是一種表現曾經存在而現在已不存在的事物的能力”（保羅·利科語）。一切發生的事情如不是特意寫下，終將不復存在，在對抗遺忘方面，日記可能是最重要的載體之一。讀夏先生七十年所記，尤感世事之縱橫與時間本身帶來的改變。晚年所記，亦有珍貴的歷史價值。最後，我想引1932年夏先生在浙大的演講中所引《維摩詰經》經句作為本文的結束：“高原、陸地，不生蓮花（華）；卑溼汙（淤）泥，乃生此花（華）。”夏先生講的是如何在憂患中悟得人生之真義，從其一生經歷來看，實則接近於夫子自道。

編輯：溫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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