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望道先生的《修辭學發凡》在解放前出過九版，在解放後也一版再版，但其中最重要的當然還數1954年在新文藝出版社的“上海第一版”，這一版可以說是《修辭學發凡》在新中國的出版社首次精彩亮相。王元化先生的通訊記載了該版《修辭學發凡》問世之前的聯絡情況，從中可以窺見在那個特殊時期，諸位大師級文人之間特殊的默契、信任和經過戰火淬鍊的革命情誼。
《清園書簡》所見新文藝版《修辭學發凡》問世前的交流
文 | 霍四通
2022年是陳望道先生的《修辭學發凡》出版90週年。《修辭學發凡》被公認為中國現代修辭學的奠基之作，對於推動白話文運動、促進符合漢語特點的語言學的研究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修辭學發凡》在解放前出過九版，在解放後也一版再版，但其中最重要的當然還數1954年在新文藝出版社的“上海第一版”，這一版可以說是《修辭學發凡》在新中國的出版社首次精彩亮相。王元化先生的通訊記載了該版《修辭學發凡》問世之前的聯絡情況，從中可以窺見在那個特殊時期，諸位大師級文人之間特殊的默契、信任和經過戰火淬鍊的革命情誼。
《修辭學發凡》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本封面
一、京滬通訊
新文藝出版社是1951年開始籌備、1952年6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一家公私合營的專業性文藝出版社。王元化任總編輯、副社長。1953年初，王元化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樓適夷頻繁通訊，主要內容都是在聯絡《修辭學發凡》的出版事宜（《致樓適夷（十二通）》，載《清園書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另載《王元化集》第9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2月9日的信為第一封：
(二)效洵兄來信及轉來陳望道《修辭學發凡》已收到，我與俊民同志商量結果，準備接受，但我們對修辭都外行，擬請別人看看，估計自然是無問題的，但這樣做也較妥當些。不知雪峰與陳望道談過書轉我社出版否?他同意否?……
王元化《清園書簡》書影
我們先將這封信涉及的人物關係做個簡單梳理。王元化收到了“效洵兄”即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室主任鄭效洵先生的來信，根據信中語氣，他是奉人民文學出版社馮雪峰社長之命，將陳望道《修辭學發凡》轉給王元化，交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王元化因此找新文藝出版社社長李俊民商量。兩人商定請個外審專家在出版前再看看，把把關更“妥當些”。
王元化對於《修辭學發凡》的出版很重視，因此立即寫信給樓適夷，打探馮雪峰、陳望道兩位先生對於在新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的態度。王元化和樓適夷是老相識。在孤島時期，王元化作為一名年輕的地下黨員就曾和樓適夷等一起編輯《奔流》文藝叢刊、《奔流新集》。王元化在1979年7月20日給樓適夷的信裡回憶說：“回顧孤島時期，我們時在裕和坊四號亭子間(滿濤房間)內聚首暢談，那地方可說是孤島中的‘孤島’。我們一起辦《直入》、《橫眉》。抗戰勝利後，在你的創議下，我們又一起在《聯合晚報》辦《奔流》週刊。此情此景，至今未忘。”（王元化《致樓適夷（十二通）》）
王元化1938年17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馮雪峰與樓適夷都是浙東人，在左聯時兩人就是戰友，馮雪峰是老領導。“一同跑腿，一同捱餓，甚至同被而睡”，（樓適夷：《雪峰啊雪峰》，載《適夷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當樓適夷聽到馮雪峰在上饒集中營遇難的傳聞，信以為真，悲傷難抑，寫了一篇《懷雪峰》，就發表在他和王元化合編的《奔流新集之一：直入》（1941年11月19日出版）上，也直接導致了雜誌被查封。馮雪峰到北京後，便把樓適夷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樓適夷回憶說：“雪峰於一九五一年到北京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由於副社長蔣天佐身體不好，老生病，所以他透過中宣部調我。調令是一九五二年一月發的，我正在打‘老虎’，跑不開，部隊不肯放，直到九月才同意調離，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當副社長兼總編輯。”（樓適夷：《我談我自己》，《新文學史料》1994年第1期）這樣，馮、樓兩人又到了同一個“戰壕”，並一起經歷了後來的數十年的政治風雨的洗禮。
而王元化從少年時就仰慕馮雪峰之為人為文。他在1979年7月20日與樓適夷的通訊裡還說“素喜雪峰的理論，這是你所深知的”。馮雪峰去世後，他撰寫了《我所認識的馮雪峰》（《王元化文稿》中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頁）追述了他和馮雪峰的交往。文中說他們在抗戰勝利後才在上海初次見面，解放後交往並不多，但馮雪峰一直是信任自己的。
這封信唯一的疑問就是李俊民的工作問題。因為根據李俊民本人自述，他應該晚至當年10月才調到上海出任新文藝社社長，在2月份他的正式職位應該還是江蘇省文化局長、文聯主席。（李俊民1991年口述《我的生平》，載《李俊民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27頁；馮菊年《李俊民先生年表》，《文教資料》1998年4期）李俊民在江蘇工作感到並不愉快，所以寫信給中宣部周揚請調上海搞專業創作。從這封信來看，他實際上在年初就已到上海並在新文藝出版社主持工作了。這可能因為他和陳毅市長有特殊關係。李俊民是陳毅的老部下，他在蘇中地區開展抗日活動時，就曾被陳毅任命為副司令員。陳毅夫人張茜也在新文藝出版社擔任編輯工作。這種“生米煮成熟飯”的做法可能不符合組織程式，所以他後來的自述就根據正式的調動手續辦妥的時間（即10月份）來說了。
二、從“曉風”到“雪帆”
陳望道為什麼把《修辭學發凡》交給馮雪峰，而馮雪峰又轉給上海新成立的新文藝出版社呢？
馮雪峰是陳望道的義烏同鄉，兩人並稱為“義烏三傑”（還有吳晗）。馮雪峰（1903 -1976）比陳望道（1891 -1977）小十多歲，曾積極參與“一師風潮”的聲援活動，並於1921年考入浙江一師（這時陳望道已離職）。他在李大釗犧牲後在北京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1928年南下上海，成為上海地下黨閘北小組的負責人。1929年冬，他和夏衍出面邀請陳望道出任中共地下黨組織辦的中華藝術大學校長。中華藝術大學就是左聯的成立地。陳望道和馮雪峰的進步活動多有交叉、重合之處。《魯迅日記》記載兩人多次同席，如1930年2月1日，“大江書店招餐於新雅茶店，晚與雪峰同往，同席為傅東華、施復亮、汪馥泉、沈端先、馮三昧、陳望道、郭昭熙等。” （魯迅：《魯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頁）陳望道正是大江書鋪的創始人。1930年10月，大江書鋪出版陳望道翻譯的岡澤秀虎著《蘇俄文學理論》，該書將馮雪峰譯的《論新興文學》（即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的摘譯，用“成文英”的筆名發表於1930年2月的《拓荒者》第1卷第2期）列為附錄（“伊理基論文學”，有修改）。陳望道對馮雪峰的評價很高。樓適夷在《懷雪峰》文中就曾引用陳望道的話：“今天許多青年受魯迅的影響，但他（指馮雪峰）不但受了魯迅的影響，也時時刻刻企圖影響魯迅的。”
馮雪峰1950年代初攝於北京蘇州衚衕住所
陳望道在1920年代喜用“曉風”筆名，但在1929年開始啟用“雪帆”一名。《蘇俄文學理論》在大江書鋪出第一版時署名 “雪帆”，在開明書店再版時改署 “陳望道”。“再版題記”特地說明緣由：“這版的版式，書名，內容，都和第一版完全一樣，只有我的署名改了兩個字。第一版我是署的‘雪帆’這兩個字，那是因為我在《小說月報》上發表《蘇俄十年間的文學論研究》那篇譯文時偶然用了這個筆名，就此沿襲下來的，這次因為換一家出版，封面必須更換，夏丏尊先生勸我趁此改用本名，我就把那筆名改去了……”《蘇俄十年間的文學論研究》刊於《小說月報》1929年第20卷第3、5、6、8、9號及1930年第21卷8號。
可見，從“曉風”到“雪帆”，這其中聲韻機制當然跟從“望道”到“V.T.”“佛突”（注：陳望道的另兩個筆名）類似，但為什麼要用“雪”字？從時間上看，這個筆名的啟用正是在和馮雪峰相識以後，陳望道很可能是受“雪峰”的影響，表達了他對馮雪峰這位“後浪”同鄉的欣賞、器重，有與他平等相待之意。
在1931年上半年，陳望道提出組織著作人協會，徵求過馮雪峰的意見。1932年1月17日，陳望道在大世界旁邊的青年會樓上召集舉辦了“中國著作者協會”的談話會，到會者有三四十人，包括馮雪峰、樓適夷等。“一·二八”事變後，三人也一起參加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的簽名。馮雪峰在"文革"期間對這些活動都有比較詳細的回憶。（錢益民《30年代陳望道與中共的關係》，載《世紀》2019年第4期）
1949年解放後，陳望道和馮雪峰都待在上海，工作上有很多交集。馮雪峰先在時代出版社工作，並努力從事魯迅作品的編輯出版。6月下旬，馮雪峰作為團長率華東代表團赴北平參加第一次全國文代會，陳望道也在這個團裡一起北上，一路上，“馮雪峰很照顧（陳望道）先生”（ 倪海曙《春風夏雨四十年——回憶陳望道先生》，知識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頁）；9月中旬，兩人又同赴北平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陳望道和馮雪峰都是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共66名委員），陳望道還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長之職。馮雪峰1950年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魯迅著作編刊社社長兼總編。他和唐弢這時積極策劃成立魯迅紀念館，這項工作得到陳望道的大力支援。不久後馮雪峰調北京，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
1949年6月，陳望道（前排右四）赴京參加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時在車站留影
馮雪峰是圖書出版的“老人”，熟悉出版業務，加上他調到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陳望道將《修辭學發凡》的出版託付給馮雪峰辦理，是可以理解的。馮雪峰的老部下樓適夷對陳望道也是熟悉的。樓適夷是餘姚人，家就住在白馬湖邊，經亨頤、夏丏尊、陳望道在浙江一師的風潮之後，就在這裡創辦了著名的春暉中學。說起來也都是“一家人”。
三、出版專業化
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在解放後由開明書店出版發行過兩次。此後不久，出版系統開始了大規模的調整，特別是對私營書店實行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可以說經過了天翻地覆的“大地震”。開明書店是一傢俬營書店（出版社），1953年4月，開明書店遷京改組為中國青年出版社，實行公私合營，級別為中央級出版機構。陳望道在年初應該已經獲悉開明要遷到北京的訊息，《修辭學發凡》若在開明繼續出版恐多有不便，因此考慮更換上海的出版單位。
更換出版社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出版業的“專業化”趨勢。出版專業化也是對私營出版機構改造的重要指導思想。當時擔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的是陳望道的老朋友胡愈之。1950年7月10日，胡愈之在京津出版工作會議上講話就提出，為了提高出版物的質量，出版要實行專業化，不能讓一個出版機構出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一切書籍。專業化之後，出版教科書的就不出文藝書，出版文藝書的不去出自然科學的書。當時對中央級出版機構都有明確的分工，例如政治書籍是人民出版社的專業方向，教科書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專業方向，國際時事性讀物是世界知識出版社的專業方向，工人、青年讀物分別是工人出版社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專業方向，科學技術讀物是科技出版社的專業方向。
胡愈之領導的出版總署堅持“統籌兼顧，分工合作”的方針，陳望道和胡是幾十年的老朋友，當然會全力支援、配合他的工作。胡愈之也是開明書店的創辦人之一。開明書店遷到北京後，主要由邵力子打理（每天到開明坐班半天處理日常事務），都是陳望道的老朋友。考慮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成立後專業分工的不同，加上當時滬上出版行業正經歷脫胎換骨的改造，都不知道哪家店還能繼續生存，因此陳望道拜託當時還在上海工作、熟悉出版系統的馮雪峰幫他物色合適的出版社重印《修辭學發凡》。
但不巧的是這時馮雪峰被周恩來總理點名到北京創辦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於1951年，是出版古今中外文學書籍的國家級專業出版社。這個定位就是由馮雪峰奠定的。馮雪峰到任後立即提出了“古今中外，提高為主”的辦社方針，並沿著這一思路組建了出版社的基本團隊。“古今中外”是從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對內容結構進行佈局，“提高為主”是從出版物品質方面明確了發展方向，強調未來的出版要以經典為主，靠精品立社。所以，這個定位也不太適合《修辭學發凡》。因此，馮雪峰不循私情，故委託鄭效洵和王元化聯絡出版事宜。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陳望道肯定也是理解的。
1952年，上海私營書店有320多家。經過對私營出版業的改造，到1956年3月30日，僅剩下12家國營和公私合營的出版社。其中，新文藝出版社是1952年6月1日由，群益出版社、海燕出版社、大孚出版公司聯合改組為公私合營，後有新群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光明書局、潮鋒出版社、上海出版公司等參加。（上海通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通志》第9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06頁），基本定位也是以出版中外文學作品為主。
王元化從側面打聽“不知雪峰與陳望道談過書轉我社出版否?他同意否?”說明王元化對馮雪峰和陳望道兩人的性格都非常瞭解。兩個人都有典型的義烏人的倔強性格，都是書生本色，性格耿直剛烈。魯迅曾稱讚馮雪峰人很質直，是浙東人的老脾氣。陳望道也同樣是一觸即發的“紅頭火柴”。在陳望道組織的一些抗日活動中，左聯成員都非常活躍，經常和其他與會人員發生衝突。丁玲回憶說，“有一次，陳望道走在馬路上向馮雪峰提出意見，說我們太過火了，弄得他難以掌握會議。馮雪峰沒有接受這個意見，同他爭了起來。”( 丁玲《“九一八”和“一·二八”期間我在上海參加的幾次抗日救亡活動》，另見包子衍著《雪峰年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頁）兩人認準了一件事都直接去做，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兩人的各自命運中都有一定的悲情性。所以王元化吃透了兩人的“倔”脾氣，擔心他們兩人沒有溝透過，會給自己的後續工作帶來麻煩。這是王元化過人的審慎處。
四、例行審讀
王元化《致樓適夷》還有兩通書信談的是《修辭學發凡》出版的審讀問題。時間都僅相隔幾天，根據京滬間收發郵件的時間，基本上都是收到即復，可見各方對出版《修辭學發凡》一事的重視程度。1953年2月15日的信為：
二月八日發來的信已收到。……陳先生的《發凡》，本可照你意見交內部作文字整理加工即可發排的，但得你覆信前，已寄方光燾先生了。這是俊民同志的意見，因為他覺得請一位專家幫助看看似乎好些，但未估計兩人在這方面的修養問題。寄給方看時是用李和我的私人名義，也並非給他審讀，只是希望他提提意見作參考而已，所以雖已寄去，我想關係也不大，不知以為如何?
1953年2月24日的信為：
陳著《修辭學發凡》，記得上信中已告知，已寄給方光燾了。當時是俊民的意見(他現管編輯工作)。所以得你信後我們又研究了一下，可按照你和雪峰的意見，即照原樣出版。但把原稿寄給方是在得你信之前，既已寄出，也不便追回了。方即使提些意見，我們想也不必向陳提出，就照你們意見以原稿付印。
可知第一次通訊後，新文藝出版社就按照程式，請了方光燾先生對《修辭學發凡》一書進行出版前的審讀（以私人名義）。
方光燾（1898-1964）是著名語言學家、文藝理論家和教育家。浙江省衢縣人。他曾先後到日本、法國留學，通曉英語、法語，並諳熟日語。方光燾是進步知識分子，他在日本留學期間就和郭沫若共同發起成立“創造社”。回國後起初在浙江的中學教書，陳望道推薦他到上海大學任教授，後來還先後到上海立達學園、上海勞動大學、安徽大學、復旦大學任教，並參加左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大學教授聯誼會”等進步組織，這些都和陳望道有關聯。建國後擔任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任江蘇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省文化局局長、全國文聯委員、江蘇省文聯主席，和李俊民是同事關係。所以，李俊民首先想到方光燾是審讀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的合適人選。
方光燾和陳望道都是國內最早介紹索緒爾語言學思想的學者。兩人志趣相同，學術觀點相近，一直是互相支援的戰友。在陳望道發起的文法革新討論中，方光燾熱烈響應，積極撰文，先後發表了《體系與方法》《再談體系與方法》《問題的簡單化與複雜化》《要素交替與文法體系》《一點宣告》和《建設與破壞》等六篇論文。1938年7月，陳望道與陳鶴琴、方光燾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語文學會”。在漢語詞類劃分的討論中，方光燾和陳望道是主張“廣義形態”的代表人物，都主張詞類區分的依據是功能，而非狹義的形態。陳望道於1961年10月下旬還應方的邀請到南京大學講學。方光燾對陳望道的學問十分敬重。他在《體系與方法——評東華先生的總原則》第一句就說：“望道先生在《文法革新的一般問題》一文裡，曾經指出‘妥貼’‘簡潔’‘完備’三點，作為評衡文法的體系的標準。這實在是很精當的。” 根據倪海曙《春風夏雨四十年——回憶陳望道先生》，方光燾先生在復旦的語言學課上還專門向同學們介紹陳望道對因明學、邏輯學和辯證法都非常精通。（知識出版社，1982年版第5頁）
但根據第三通書信（2月24日），可知馮雪峰和樓適夷都已經明確給出了“直接出版”的建議。因為他們二人都知道陳望道的學問，也都瞭解《修辭學發凡》這本書的學術分量。其後，新文藝出版社和推薦方人民文學出版社、審讀人方光燾和作者陳望道本人還有什麼樣的交流，還有待我們繼續探究。但根據新文藝出版社的《修辭學發凡》版本，陳望道並沒有做什麼明顯的修改。他在第二年四月寫的“後記”中說：“這次重印之前，我曾經校讀了一遍。有幾位朋友，也替我看了。”這說明審稿人方光燾可能也建議“直接出版”；而陳望道這時正在復旦擔任校長，還兼了很多社會職務，事務極為繁忙，因此也無力分心修改。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修辭學發凡》是切合當時的形勢的。時值解放之初，百業待興。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喚起了社會上普遍的學習熱情，各界群眾都急切要求學習文化知識，更好地指導工作。但當時書籍品種實在太少，難以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學習需求。因此，國家出版總署於1954年4月19日釋出《應該組織重印一些有價值有內容的近代學術著譯、文化知識讀物》的通知。通知明確指出要重印“過去出版的有價值的著譯”。“我們初步研究了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的舊書書目，發現其中有許許多多值得重版的書籍，這些書籍都是中國學術界長期勞作的成果，我們應該而且必須加以儲存，使其繼續傳佈。”“出版工作也與其他文化工作一樣，我們不能割斷歷史，應該繼承歷史上所有優秀的有價值的東西，使之為現代中國的讀者服務，井使之發揚光大。”
這樣，《修辭學發凡》的出版也有了政策上的“保駕護航”。1954年8月，《修辭學發凡》新文藝出版社“上海第1版”順利出版。封面極樸素，只有陳望道親筆書寫的書名、著者。第1次印刷印數為10100冊，很快售罄。在短短的幾年間，新文藝版《發凡》多次重印：1954年11月第2次印刷，10101-15120冊；1954年12月第3次印刷， 15121-21140冊；1955年2月第4次印刷，21141-25160冊；1955年6月第5次印刷，25161-30180冊；1956年7月第6次印刷，30181-34180冊；1957年1月第7次印刷，34181-44180冊；1957年6月第8次印刷，44181-52180冊；1957年11月第9次印刷，52181-60180冊；到1958年5月是第10次印刷，共計67180冊。前9印文字都是豎行，第10印改橫排，封面也改成素雅的淡綠色，但書名和作者仍是陳望道書寫，不過改成橫排，上下以花卉圖案作裝飾。1959年新文藝出版社改組為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3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新1版，1962年11月出新2版。此後，1964年9月改由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出版，1976年7月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修辭學發凡》新文藝出版社第10次印刷本 封面
王元化為《修辭學發凡》的重印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在第一封信中說“但我們對修辭都外行”，這是他的謙遜之詞。李平《王元化與修辭》（《文匯讀書週報》第1711號，2018年5月7日）曾高度讚揚王元化的修辭（學）修養。王元化在自己晚年的精華集《思辨錄》（定本）壬輯中，特意收錄了四則直接與修辭有關的文章：《文章簡繁》《古文朗讀》《修辭例一》《修辭例二》，可見他對文章修辭的高度重視。
（作者為復旦大學望道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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