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禮
1891年春天，南方傳來的訊息讓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坐立不安，他們看到了一份又一份令人觸目驚心的報道，比如以下這份，一位目擊蕪湖騷亂的法國傳教士描述說：5月10日傍晚，“正當教會僱用的兩位女教民走出教堂，穿過離道臺衙門不遠的運河南區的一條街道時，突然遭人毆打，並被粗暴地揪住，拖到保甲局。她們被指控曾用迷藥誘拐過兩個幼孩；作為人證，兩個幼孩，一個5歲，一個7歲，被帶了進來，據說他們是這兩位女人的受害者”。一天後天主堂被一群中國居民包圍，道臺拒絕援助，知縣卻挺身而出，幫助幾個傳教士逃到長江上的太古公司輪船上，“他們親眼看到他們教堂的所有房子正燃起熊熊火光”，不久有訊息說，“有兩位教士的墳墓已被撬開”。
蕪湖是安徽省教務管理中心，此前中外雙方相安無事，從未發生衝突。幾乎與此同時，九江、宜昌、丹陽、無錫等幾個相鄰省的城市也爆發了針對西方教會及社群的騷亂。湖南被深入調查的傳教士指責為“排外”中心，當地民眾對教會的敵意確實由來已久，《湖南合省公檄》這樣的反洋教小冊子在19世紀60年代之後廣為印刷。據說直到1886年，還沒有一個外國人進入湖南省會長沙。
新的排外怒火和一位湖南寧鄉籍官員周漢大有關係，1891年他編寫、印製了一批小冊子，發行量最大的名為《鬼教該死》。它自稱由8個人捐印，每人10萬冊，贊助者用的是萬里城、師孔、齊心戰這些明顯的假名字。即使沒有宣傳的那麼多，這本書的印量也相當驚人，它大約3700字，用白話文撰寫，長江沿岸很多老百姓讀過，多數人覺得痛快，因為“鬼”字很符合他們的口味。1891年各地流傳的謠言裡，集中指控了傳教士拐帶孩子和用他們的眼睛製藥，這些顯然都不是人乾的事。
《北京條約》（1860年）讓傳教士得以深入長江腹地，這一影響深遠的權利是充當翻譯的法國傳教士艾嘉略私自增加的（這件事直到此時還沒有被中國發現）。自那之後，一座座新教堂拔地而起，它和出入其中的本地教民讓很多人深感不安。
就儒家精英而言，禁止祭祖卻祈禱上帝（以及個人與上帝直接溝通）令人氣憤，“這是在不停頓地切割中國傳統的家族和諧與血緣紐帶延續的夷化行為，這無疑是一種異文化的挑戰”。
周漢經常用一隻鬼子或一群羊代替“洋人”。教士、教民被叫作“鬼”“鬼夫人”，後來叫的最多的是“中國豬叫”。在一張名為“鬼拜豬精圖”的印刷畫裡，兩個洋人狼狽地跪在一頭豬面前，豬的身體上寫著“耶穌”。
類似風格的小冊子還有很多，據不同統計，出自周漢的印刷品至少有30種-
50種，裡面畫了很多洋人乾的壞事，比如偷挖人眼和內臟，“豬叫取胎圖”“小兒失腎圖”出現在眾多小冊子裡。這些指控其實毫不新鮮，很多地區都流行過類似謠言。它“是一種刻板印象式的對食人誘拐行為的恐懼”，實則來自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傳教士不過是傳統觀念上那些需為誘拐事件負責的外來群體的一個新例子而已”。
讓兩湖地區最高長官張之洞感到棘手的，是周漢的身份和文化立場。此人自詡“周孔徒”，並非等閒之輩，曾跟隨左宗棠出征西北，後官居陝西候補道，1884年因病返湘住在省城。周漢對西方人的排斥很大程度上來自絞殺太平軍的經歷，他認為後者是一支基督教軍隊，既然湘軍擊敗了它，那麼眼下“也應該組織起來打擊基督教經文的新散播者——傳教士和因他們而皈依的基督徒”。不過周漢的武器如今變成了印刷品，西方人稱之為“湖南出版物”，這些免費的小冊子圖文並茂、生動活潑，而且經常是彩色的。
這年9月，倫敦會傳教士楊格非得到了一本《鬼教該死》，那是另外一個傳教士從黃陂縣帶回來的，他向漢口領事館舉報此事，當地幾家發放小冊子的當鋪被罰款4000兩，但無法查出源頭。楊格非聽說過周漢，但一直無法確定，不過他不久得到了一份周漢給湖北巡撫譚繼洵函件的副本，周在其中承認印刷品出自他。
作為最早深入內陸的幾名傳教士，楊格非1867年就創辦了漢口“書報部”，幾年內向華中幾個省發放了35萬部福音書。他相信這些書一旦流行便能改變中國老百姓。沒料到印刷品反過來被用來對付教會。“在湖南流傳的諸多書籍，都無一例外對基督教大肆汙衊，說耶穌信徒放蕩不羈，縱慾無度；上帝被醜化為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一隻豬，周圍滿是男女信眾，他們或跪著，或在交媾。”他給上海《每日新聞報》去信說。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援引這封信時注意到，隨著小冊子一起出現的是對中國人的警告，比如一個告示稱，庇護洋人的家族一經發現，將被冠以“豬羊鬼子家族”。明恩溥當時剛出版了《中國人的氣質》一書，他用“面子”概括中國人的性格。
1891年7月18日，74歲的郭嵩燾在湖南落寞去世，直到此時，他撰寫的《使西紀程》也沒能得到北京原諒。這本書因親西方備受指責，周漢對郭嵩燾一直非常不滿，把他和另外三個湖南人稱為“四鬼”。
1876年，郭嵩燾因“馬嘉裡案”受命赴英國道歉，意外成為清廷首位駐外公使。他視野開闊，很早就看出西方人志在貿易而非領土，第二次鴉片戰爭時十幾次給主戰將領僧格林沁寫信反對和英法聯軍開戰。
歐洲見聞進一步提高了他的眼光，不過對西方的欣賞讓郭嵩燾淪為很多人眼裡的敗類，他寫的《使西紀程》1878年被毀版，同僚指責他的罪名無不誇張，比如觀遊炮臺時披了一下洋人衣服，以及在白金漢宮聽音樂會時拿音樂單看。當他回國從上海前往長沙時，長沙、善化計程車紳不許用小火輪拖他的船靠岸。
郭嵩燾去世前後，湖廣當局對排外活動採取了一些措施，但無法遏制其勢頭。1891年11月，漢口外交使團聯合通過了一份抗議書，指責張之洞未能認真查處，導致成千上萬的小冊子仍在公開發售。在英國駐漢口領事要求下，張之洞關閉了幾個印刷據點，並責令湖南巡撫抓了長沙寶善堂的三個刻字商，但因證據不足把他們釋放了。
事實上，張之洞沒打算重責周漢，而且害怕長沙因此發生騷亂，攻擊本地教徒。他想把周漢調往甘肅或新疆任職，沒有成功。此後，德國公使巴蘭德附上湖南小冊子向總理衙門告狀，後者只得繼續向武漢施壓。
讓張之洞頭疼的遠不止周漢，1891年6月至9月，湖北爆發了武穴、宜昌教案。武穴距離蕪湖不遠，因懷疑一位天主教教民用籮筐挑的四名幼兒要送到對岸九江天主堂“挖眼蒸食”，千餘人搗毀了當地福音堂，打死了一名海關英國檢查員和傳教士；在宜昌，人們圍堵聖母堂，燒燬了幾座教堂，四名來自法國、比利時、義大利的傳教士被毆傷，修建中的英國領事館被破壞。面對九國公使聯名抗議和開來20多艘軍艦的威脅，張之洞只能妥協，最後笞杖或充軍了12人，賠償白銀175700餘兩。
“當外國領事調來炮艦為傳教活動撐腰的時候，那些在他們的領事館幹活的中國苦力們卻知道，傳教士作為一個整體，並不被那些層次較高的外國人當成道德教師。”張之洞的幕僚辜鴻銘為此憤憤不平。這位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出生於馬來西亞，是華人中罕見的語言天才。他為排外事件投書上海《字林西報》，用英文發表了《為吾國吾民爭辯：現代傳教士與最近騷亂關係論》（7月24日），認為外國公眾只聽到傳教士的一面之詞，中國人的聲音卻聽不到。辜鴻銘批駁傳教士蠻橫，四處惹事。“在中國人受到外國公眾輿論的道德譴責之前，請拿出證據來說明這些騷亂不是日積月累的侮辱和傷害所激起的憤慨的爆發。至於那些關於嬰兒及其眼珠的傳聞，其實不過是點燃這場隨時可燃的烈焰的導火索罷了。”
辜鴻銘的言論被《泰晤士報》部分轉載，遭到很多人批評，很多人奇怪他為何在英國受到教會薰陶，卻“公開敵視把基督教傳入中國”。也不明白他解釋傳教士禍害中國的各種理由，比如太平天國運動，辜鴻銘稱之為基督教引發的“中國棄民的叛亂”，正是這場內戰改變了中國，如同把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女變成形容枯槁的老婦人。
有一個西方人眼下正打算模仿太平軍時代轟轟烈烈的西方前輩，他就是鎮江海關幫辦稅務、英國人梅生（Charles Welsh Mason）。他打算加入湖北哥老會的一次暴動，後者計劃這一年11月16日行動，從沙市發起一場長江“起義”。梅生參加了哥老會6月在南京附近的一次會議，決定幫暴動者走私軍火。隨後他以去日本度假為名前往香港購買武器，後來由“濟雲”號經上海運往鎮江，不過上海海關稅務司裴式楷（Robert E. Bredon）拒絕配合。
9月12日，梅生剛到鎮江即遭查捕，冒險家之夢就此破滅。憑藉治外法權，他只被判九個月監禁，罪行是身上搜出的5磅炸藥。
“梅生事件”成了總理衙門反擊西方人的一個把柄，不過總稅務司赫德深諳官場之道，以袖手旁觀的姿態儘量淡化此事，幾個月後，果然就沒多少人再關注它了。當1892年夏天梅生被釋放時，輿論幾乎忘記了他。此人回到倫敦卻再次興奮起來，聲稱自己參加哥老會的行動，“完全是基於為被壓迫的人民爭取自由的激情”。
（本文摘自《失敗：1891—1900清王朝的變革、戰爭與排外》，編輯：許瑤）
責編 | 王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