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這個世界的本質是，福禍在時間這個變數面前是隨時可以發生轉化的，以左宗棠為例，樊燮案是他的生死劫，是他人生的至暗時刻，但也正是因為這件事，左宗棠從此告別了幕僚生涯，被朝廷系統所吸納，進而進一步走上軍事這條路，成為楚軍的統帥，名揚天下。看懂了樊燮案，我們不僅能還原咸豐年間清朝官場的複雜生態，更能進一步瞭解左宗棠這個個體。
說樊燮案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左宗棠的性格先作以交代，因為，左宗棠一生命運的起伏基本都是由其性格生成的曲線三維人生，極為個性的性格曾讓他長期蹉跎於底層，後來更是一度遭遇生死劫，但最終，這種特立獨行的性格還是讓左宗棠拿到了一個相當不錯的結果。
對於自己的性格，左宗棠內心是有一本賬的，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鄙人氣質粗駁，不能隨俗俯卬，尤難入格。退處於幕，庶可息機行素，進退自由。”
左宗棠雖然沒有考中進士，但這並不代表他沒有機會進入大清的官僚系統，因為，左宗棠畢竟有胡林翼、陶澍、林則徐、賀長齡等大佬的資源作為背書，謀個差事還是不成問題的。
之所以沒有入局是因為，左宗棠知道自己的性格無法適應複雜的官僚系統，所以寧願做一個師爺，以另一種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對於左宗棠的性格，筆者也曾做過深度思考，認為，賀長齡可謂是左宗棠的知己。以賀長齡的江湖經驗，他在談話的過程中肯定已經基本摸清了左宗棠的性格，所以就結合自己對官場的瞭解為左宗棠指出了一條路：“你呀，以後要做就要做大官，別在小地方埋沒了自己。”
以前覺得賀長齡這句話是對左宗棠的高度評價，如今才覺得賀長齡其實是為左宗棠指出了一條明路：以左宗棠的性格他肯定不能適應基層的複雜生態，極易將關係搞崩，而如果他能處在高位，就相應能減少冗雜的人際關係對他的干擾、掣肘，從而能專心做事。
說白了就是，不管是性格原因還是個人才華，左宗棠都不適合走傳統的升遷路線。
這樣看的話，左宗棠三次沒有考中進士其實還算是一件好事，因為，如果他和曾國藩一樣考中進士，那麼其稜角肯定會被現實所磨平，喪失拼命三郎的銳氣，很可能就不能建立之後的不世功業。
所以，我們不管遭遇任何一種人生際遇都不要消極對待，很可能那正是老天為了讓我們拿到更好的結果而特意所做的設計。人生的所有遭遇，將週期拉長來看的話，都是好事。
左宗棠呢，雖然沒有考中進士，但他在剛進入政治江湖之後就以師爺的身份指揮湖南巡撫府，成為湖南軍政的實際操盤者，用左宗棠的話來說就是：“所計畫無不立從。一切公文，畫諾而已，絕不檢校。”
湖南巡撫駱秉章完全退化為一個蓋章機器。
相信左宗棠對這樣的結果一定是極為滿意的，既避免了和複雜官場生態的博弈，又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一舉兩得。
但即使如此，左宗棠還是沒能避免和官場生態的博弈。在湖廣總督官文已經保奏永州總兵樊燮為湖南提督的情況下，左宗棠卻指示駱秉章上奏參劾樊燮。
咸豐九年（1859）四月，樊燮去巡撫府交代情況，但駱秉章卻讓他去找左宗棠。由於樊燮在見左宗棠時沒有下跪請安，所以就引起了對方的強烈不滿。當時，左宗棠對樊燮的態度是大喝：“武官見我，無論大小皆要請安，汝何不然？快請安！”
樊燮呢，則以自己是正二品的武官不能向一個師爺請安為由拒絕。其強硬的態度馬上就讓矛盾升級，左宗棠直接將樊燮罵了出去。
平心而論，這件事左宗棠做得確實是有點過，這也可以進一步論證以上賀長齡對左宗棠的判斷。此事對於樊燮的傷害指數到底有多大，我們從其後來的表現就能看出來——樊燮被罷官之後於老家建了一座讀書樓，讓兩個兒子穿著女性衣裳讀書，並要求，只有在中舉之後才能換上男性衣裳。而且，樊燮可是當著鄉親的面發誓的：“不中舉人、進士，點翰林，無以見先人於地下。”
對於樊燮來說，這是雪恥。
左宗棠對樊燮的傷害由此可見。
樊燮的兒子呢，也爭氣，小兒子樊增詳後來不僅考中了進士，且最終做到了護理兩江總督的高位。這是後話，這裡只是為了說明左宗棠對樊燮所造成的傷害指數。
所以，樊燮自然不肯善罷甘休，於是就向湖廣總督官文緊急求救。由於以官文為代表的滿官早就對湘系在南方的權力擴張極為不滿，所以樊燮案馬上就上升為滿、漢兩個集團之間的博弈。
樊燮和官文兵分兩路：樊燮向武漢督署、北京督察院遞稟訴冤，控訴左宗棠陷害自己；官文則上折參劾左宗棠，理由是“劣幕”。
官文的手段確實毒辣，因為清廷對幕僚是本來就存在戒備心的，雍正當年就對幕僚群體插手人事、獄訟的行為是大為反感，認為這些人敗壞了督撫的清名，耽誤了督撫的功名。一句“殊屬可恨”就足以證明雍正對於劣幕的態度。
所以，當咸豐皇帝收到官文的奏摺之後也是直接表態：“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咸豐當時已經放棄了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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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直接將左宗棠的命運交給了官文，而官文的態度也可想而知。此時的左宗棠呢，還天真的以為最多就是充軍新疆，完全不知此時的他已經面臨嚴重的生命危險。
只能說，雖然左宗棠透過內觀對自己足夠了解，但還是栽在了性格的短板上。
這裡我們必須強調一點，就是左宗棠雖然是湖南巡撫的幕僚，但咸豐對此人是瞭解的：咸豐五年（1855），御史宗稷辰舉薦人才，將左宗棠置頂，並對對方作出了“若使獨當一面，必不下於（胡）林翼、（羅）澤南”的評價；同時，曾國藩也奏敘左宗棠“保衛兩湖，大有裨益”，奉旨“以郎中分發兵部行走，並賞戴花翎”；咸豐六年（1856）七月，胡林翼上專折陳明左郎中才略，說左宗棠“才學過人”，除了幫辦湖南軍事外，還“能兼及江西、湖北之軍”；…
在各大員都點贊左宗棠的情況下，咸豐也自然會對左宗棠予以關注。咸豐七年（1857）五月上諭：“該員（左宗棠）有志觀光，俟湖南軍務告竣，遇會試之年，再行給諮送部引見。”
咸豐八年（1858）十二月初三，咸豐在和郭嵩燾談完公事後又順嘴問起了左宗棠的情況，對於左宗棠的才幹，郭嵩燾是如此評價：“左宗棠才極大，料事明白，無不了之事，人品尤極端正。”
不管是人品還是才幹，郭嵩燾都對左宗棠給予了高度評價。但是呢，左宗棠難以和世俗相容的性格最終還是導致他和郭嵩燾絕交，這是後話。
如此，咸豐自然就會問起左宗棠為何不肯做官的原因，對此，郭嵩燾的回答是：“左宗棠自度賦性剛直，不能與世相合。在湖南辦事，與撫臣駱秉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肯相離。”
當時，咸豐還揶揄左宗棠，認為他何必執著於進士出身，建功立業比文章報國明顯更實在。咸豐的原話是：“左宗棠何必以進士為榮？文章報國與建功立業，所得孰多？他有如許才華，也須一齣辦事方好。”
可以說，在樊燮案之前，咸豐對於左宗棠就已經有了初步的瞭解，但對於樊燮案的處理咸豐之所以支援官文，一個是對劣幕的天然否定心理，更重要的是，他要在漢官、湘系崛起的大背景下支援滿官，打擊漢官，維持清廷的權威。
如果不出意外，左宗棠就將以師爺的身份定格於歷史，最多被歷史一筆帶過，但是呢，此事卻被咸豐當時的寵臣肅順所得知。肅順透過身邊的幕僚對於左宗棠、曾國藩、胡林翼等“楚材”是極為了解的，認為這些人才具備解決時代問題的能力，因此也是大力支援這些人。
不得不承認，肅順雖然是貴族出身，但其格局卻絕對大，具備一定的大局觀。肅順比任何人都知道左宗棠對於湖南的重要性，於是就透過幕僚高心夔將此訊息透露給了湖南人王闓運，王闓運呢，則緊急轉告給了郭嵩燾。郭嵩燾呢，又趕緊將訊息傳給了曾國藩、胡林翼等人。
於是，整個湘繫緊急行動，發起了一場保衛師爺左宗棠的行動。
其實，湘系並只是保左宗棠這個人，更是保護他們在南方擴張的結果，如果他們打不贏這場和滿官的政治博弈戰，那麼之後就將步履艱難。所以，不管是出於救左宗棠這個人，還是集體利益，湘系都必須保下左宗棠。
作為湘系的靈魂人物，胡林翼充當了這場政治戰的總指揮，他先是透過各種手段穩住了官文，然後才展開了一系列具體的行動。
當然，肅順也已經給出了總體方案：必俟內外臣公有疏保薦，餘方能啟齒。
肅順當時是力保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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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肅順直接出面來保，則必定會被咸豐所懷疑，因為自古皇帝都怕大臣之間結黨，尤其是肅順這樣的重量級人物和湘軍的聯絡，必定會讓局勢更加複雜、更充滿不確定性。
而且，湘系也是不能出面去保的，駱秉章上奏為左宗棠辯護被咸豐所批評就已經能說明問題。必須得局外人出面才能幹這件事。
有了肅順的建議和保證之後，郭嵩燾就主動去找了當時作為南書房侍讀學士的潘祖蔭，並說動對方讓其出面保左宗棠。潘祖蔭在得了相關好處並得知是保左宗棠這樣的賢者後也就果斷答應，拿著郭嵩燾已經寫好的奏摺就上奏。
對於郭嵩燾寫的這份奏摺，那絕對是有水平，其中：“楚軍之得力，由於駱秉章之排程有方，實由於左宗棠之運籌決勝”之語是在強調左宗棠對於湖南地方的重要性；“夫以一在籍舉人，去留似無足輕重；而於楚軍事勢關係甚大，有不得不為國家惜者”是強調去左宗棠對於湖南局勢的弊端所在；“請飭下曾國藩等，酌量任用，盡其所長，襄理軍務，毋為群議所撓”則是給出了處理建議。
曾國藩認為郭嵩燾擅長學術，透過這份奏摺，我們就可以看出曾國藩的察人之明。
為了打動咸豐，奏摺中甚至還有這麼一句話：“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
咸豐年間天下局勢一再惡化，正是用人之際，這句話可謂是戳到了咸豐的痛處。因此，咸豐在和肅順討論此案時就對肅順說了這樣的話：“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長軍旅，自當棄瑕錄用。”
肅順呢，等的就是這句話，於是趕緊丟擲了自己的意見：“聞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贊畫軍謀，迭著成效；駱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難得，自當愛惜。請再密寄官文，錄中外保薦各疏，令其察酌情形辦理。”
既肯定了左宗棠的才華，又闡明瞭對方的功勞，完了又給出了處理意見。
由此可見，作為像肅順這樣的頂尖政治高手，其行事都是有一套縝密的系統、邏輯的支撐的。
官文呢，在看到朝廷寄來的保薦材料也就明白了皇帝的意思，於是只能就此打住。
此戰，湘系不僅保住了左宗棠的性命，更是打贏了和滿官之間的政治戰，維護了集體的利益，是湘系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另外，胡林翼在此案中的指揮能力也絕對值得一提，他不僅指揮了地方合力對左宗棠的保薦，同時指示了身在京師的郭嵩燾的具體打法，更是穩住了官文讓其沒有提前對左宗棠動手。
當然，胡林翼也及時穩住了左宗棠的“軍心”，保證了其沒有在危局之中亂出牌：胡林翼先是在左宗棠發牢騷時勸對方“惟有忍乃能有濟，公其念之哉”；在左宗棠想要前往京師自證時，胡林翼又及時將已經走到襄陽的左宗棠勸回，將他安置在曾國藩軍營中暫時保護了下來。
樊燮案絕對是左宗棠人生的至暗期，他在長沙的家不僅被好事者塗上了“欽加劣幕銜幫辦湖南巡撫左公館”的標語，在前往京師準備自證時更是對前途一度失望，甚至發出了“側身天地，四顧茫茫”的慨嘆。
但一切事物都是運動式在發展，這件在初期具備悲劇屬性的事最終卻在時間的重力下逐漸切換了軌道，讓左宗棠走上了一條上坡路。
只能說，事緩則圓呀。任何人在遇到棘手事情時最需要做的就是先靜下來，然後再等待。
咸豐十年（1860）四月十日，朝廷下發了一道諭旨：“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勢，戰勝攻取，排程有方…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辦團練等事，抑或調赴該侍郎軍營，盡其所長，以收得人之效？”
最終，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的身份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再後來就是建立楚軍，成為獨立於湘軍之外的一部，並最終將軍功拿到手軟。
左宗棠以軍功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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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說，任何人的成長路徑都是不一樣的，左宗棠的進階之路看似充滿坎坷，實際上是和其性格高度匹配的。
請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在人生開啟局面之後，左宗棠也是一時感慨：“宗棠頻年怫鬱之隱，竟蒙聖鑑，感激何言。”
寒冬之後必然是柳暗花明，這是規律。
還有，你自認為的缺點可能並不是缺點，而是助你成事的特點。
對待自我，人一定要實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