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家律所，合夥人用“掛名合夥協議”將年輕律師推上債務火線，卻在分紅時聲稱“你只是湊人頭的工具人”；更有資深律師直言：“律所招實習生，同等條件下一定選男生——出差當司機、熬夜寫材料、不用休產假”……

以上場景均非虛構，而是律師行業心照不宣的“生存規則”——雖然市裡坊間所津津樂道的“潛規則”落到自己身上時多少顯得格外諷刺。律師，法律行業最該恪守規則的群體，為何沒法阻攔律所滑坡成潛規則的重災區？

比如案件介紹費的各種門道。資深律師將案源私下“轉包”給青年律師時，常以“資源整合”之名抽取20%-30%的佣金，這種抽成既不體現在合同裡，也不計入律所賬目，成為遊離於監管之外的“影子交易”。

比如“自負盈虧”的提成法則。多數律所對新人實行“零底薪+全提成”制度，青年律師若三個月未簽單，不僅面臨收入歸零的窘境，甚至可能被要求自掏腰包支付辦公位租金。也有律所合夥人會在招聘環節直言：“我們只提供平臺，能不能活下來看你自己本事”。

再比如職業上升通道的隱秘角落。從案件分配到晉升機會，管理合夥人的“個人偏好”往往比專業能力更具決定性。某團隊負責人要求律師每晚陪打高爾夫“培養感情”，實則藉此篩選“聽話”的下屬；更有甚者，將辦公室戀情發展為控制下屬的籌碼，以情感綁架替代職業契約。

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很多：在新人“馴化”體系中，實習律師的轉正考核權完全掌握在帶教律師手中；有人被要求每週替合夥人接送孩子，美其名曰“培養溝通能力”；有人因拒絕陪客戶喝酒被評價為“不懂變通”，最終在實習鑑定表上留下“缺乏職業素養”的評語；而在資源分配環節，也有“案源至上主義”催生著畸形生態：年輕律師熬夜撰寫的法律意見書，署名權卻歸“拉來客戶的資深律師”；更有合夥人將客戶關係視為私有財產，要求團隊律師用私人賬戶收取律師費以規避監管。

最隱秘的規則藏在核心權力結構裡。一家中小型律所的主任曾得意地總結：“律所只有四種人——不忙不賺錢的菜鳥、很忙不賺錢的苦力、又忙又賺錢的頂樑柱，以及不忙卻賺大錢的權力核心。”此類不規範的律所裡，最後一種人往往是掌握客戶資源的“隱形皇帝”，他們可能連法律職業資格證都塵封許久，卻透過操控案源分配、財務審批權成為實際統治者。

種種亂象，既侵蝕著律師的職業尊嚴，也扭曲了法律服務的本質價值。

行業層面，現行律所組織形式下存在著一個“權力真空”：儘管律所普遍紙面上採用合夥制架構，但多數律所的《合夥協議》形同虛設。當創始合夥人同時掌握案源、客戶與決策權時，極易形成“一言堂”局面。尤其是規模體量不大的小型律所，重大決策往往在酒局茶敘中完成。這種“人治”傳統常使得規則讓位於人情，制度屈從於權力。

這和法律服務的強人身依附性離不開關係，不掌握案源或其他“資源”。比如司法行政部門要求合夥制律所必須達到3名以上合夥人，但一些小律所為湊人數，將年輕律師籤為“掛名合夥人”——既不給決策權，又要求其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最終結果可想而知。

組織層面，律所管理時常會走向某些極端：表面上推行“一體化改革”，實則保留提成制核心：表面上合夥人民主一堂，實則各自為政，公共基金形同虛設。內部意見的分裂、公私不分的混亂，本質是律所將風險轉嫁給個體的系統性潰敗。更深層的矛盾則在於，法律行業始終在專業主義與商業主義間搖擺——如果“創收排名”成為律所宣傳的核心指標，部分合夥人將對客戶的諂媚轉化為對下屬的壓榨幾乎是必然的結果。

個人層面，案源焦慮是這套生存邏輯的直接導火索。大部分法律服務市場裡，20%的頭部律師掌握著80%的高價值案源，青年律師為爭奪殘羹冷炙，不得不接受“師徒制”下的資源依附：白天替導師處理瑣碎文書，晚上陪客戶喝酒應酬，用時間和尊嚴換取案源“施捨”——與其說是在培養律師，不如說是在訓練“商業捕手”。

當然，更深層的原因，可能仍在於法律服務的商品化異變。當律師時長被拆解為計費單元，勝訴率被簡化為KPI數字，職業倫理便讓位於逐利本能——這才是潛規則蔓延的終極土壤。

制度層面，穿透式監管正在撕開暗箱。2024年6月，江蘇省司法廳作出行政處罰吊銷某律所執業證書，原因是該所被非律師實際控制，長期不召開合夥人會議或律師會議，且故意隱瞞律師執業真實情況、向司法行政機關提交虛假材料。

律所也在自我改進架構或制度。部分律所設定的職業經理人制度將管委會薪酬與律所社會效益掛鉤，倒逼管理者平衡創收與合規；改良後的薪酬評估體系則將合夥人貢獻量化評分，避免資源分配的暗箱操作；結合數字化手段的“案件管理系統”已經能實現所有案源流轉的線上留痕，切斷私下交易的灰色鏈條……顯然越來越多的律所正在認同某個共識：唯有將“人治”關進制度的籠子，才能重建職業共同體的信任基石。

技術層面，除了上文提到的數字化監管手段，其他革新也在為權力制衡帶來更多可能性。塊鏈存證技術已用於律師費流轉追蹤，每一筆費用的收取、分配、納稅都生成不可篡改的時間戳；人工智慧案源評估系統，透過分析客戶信用記錄、案件勝訴率等資料，逐步削弱“關係型案源”的壟斷地位。

而人工智慧賦能的法律科技更是在進一步重塑行業生態：任何舊秩序的顛覆都離不開生產力的全面革新，而AI的躍進式發展就是這個契機。以最基礎的通用AI工具應用為例，其普及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老律師和新律師間的經驗差，甚至許多場合老律師需要向新律師躬身學習新的AI工具，即便核心資源的所有權還沒改變，但生產力的提升讓許多原本容納“潛規則”的空間悄然消弭——通用工具尚且如此，未來深度定製的行業化工具將會產生的影響力可想而知。

文化價值層面算是前二者發展後的附帶品，但也是從“商人”到“匠人”這一專業價值迴歸過程中最具革命性的力量。部分律所開始重構評價體系：比如設定“公益服務積分”，將法律援助透過更科學的刑事納入晉升考核體系；再比如制定“專業支援計劃”，使用律所資金幫助律師專注研究細分領域而非盲目創收，以此打造律所的長遠競爭力——當律師不再被捆綁在創收戰車上，職業尊嚴方能重獲生機。

諸多實踐最終指向的其實是同一個道理：當律師們真正下功夫用規則意識對抗叢林法則、用專業尊嚴置換灰色利益時，潛規則的生存空間也必定會迎來崩塌。

當AI法律助手能秒級完成類案檢索，當智慧合約可自動執行律師費分賬，技術革命正在壓縮權力尋租的空間。這一過程中，新一代律師的覺醒更為關鍵——他們用技術拆解資訊黑箱、用制度壓縮投機縫隙、用專業能力而非酒量贏得尊重……那些曾被視為“行業必修課”的潛規則，變成歷史標本也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

美國的霍姆斯大法官有句傳播頗廣的話：“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理論上，經驗不應成為潛規則的遮羞布，而應化作照亮前路的星火。終有一天，當青年律師推開律所大門時，迎接他們的不再是盤根錯節的“叢林法則”，而是一套值得託付終身的職業信仰——真正的法治之光，總得先照亮法律人自己的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