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經濟視角看特朗普2.0時代

來源丨國際金融研究中心

特朗普2.0：

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

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

此次我發言的題目是“特朗普2.0：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圍繞三方面的議題進行展開：其一，回顧特朗普 1.0 時期的中美貿易摩擦，剖析其為當下經濟形勢遺留的經驗教訓；其二，深入探究特朗普 2.0 階段的政策走向對全球經濟的潛在影響；其三，著重研討中國經濟在面對特朗普 2.0形勢下應採取的應對策略與發展路徑。

一、特朗普1.0和中美貿易戰

從美國方面來看，特朗普1.0時期徵收的約 800 億美元關稅，其成本幾乎完全由美國消費者承擔，這推動了美國國內通貨膨脹的上升。透過經濟模型測算，貿易戰對美國經濟增長造成了負面衝擊。

過往的經驗和教訓指出貿易戰對中國的通貨膨脹、貿易、股市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貿易戰爆發以來，中國出口至美國的商品關稅稅率大幅攀升。此前，中國出口美國商品的平均關稅稅率約為 3.26%，經多輪加徵後，部分商品稅率提升至12%~13%，對價值5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關稅後，涉及2500億美元價值商品的稅率甚至達到19.7%，關稅覆蓋率高達中國對美出口商品的70%，漲幅顯著。關稅提升導致中國出口結構發生顯著變化。以電子產品為例，中國電子產品在美國進口電子產品中的佔比在最高時可達40%，但2018年貿易戰爆發後急劇下跌，當前僅略超20%。與此同時，東盟佔比上升，儘管其中不少產品由中國企業在東盟投資生產，但這部分核算不計入中國的GDP。這與日本曾出現的產業空心化情況有所區別，這種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容忽視。

從出口總量來看，2018年貿易戰爆發後，中國對美出口急劇下滑，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全球對中國產業鏈的依賴度有所上升，近期又呈下滑態勢。從總量看，中國對美國出口額維持在5000億美元左右，貿易順差約3500億美元，在美國市場的份額從21%降至15.6%，表明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仍具有較強競爭力，只是未實現增長。與此同時，得益於貿易多元化戰略，中國對亞洲、歐洲和東盟的出口自2018年以來均呈上升趨勢，在一定程度上抵禦了貿易戰對貿易總量的衝擊。

中美貿易戰對中國股市也造成了較大沖擊。以滬深300指數為例，2018年貿易戰爆發後大幅下跌至2800點左右，這主要歸因於市場信心受挫，不確定性急劇上升，以及外資流出等因素。美國股市同樣經歷了下跌後調整反彈的過程，只不過下跌態勢相對緩和。

此外，美國製造業佔GDP的比重自2018年貿易戰後持續下降，2019年更是急劇下滑，這表明製造業迴流美國並非易事。貿易戰促使美國的進口來源更加多元化，從過度依賴中國轉向全球，但同時也導致進口商品價格上升，推動了國內通脹。總之，特朗普1.0時期的貿易政策在關稅、貿易結構與總量、股市以及產業轉移等方面均產生了深遠影響，值得深入研究與反思。

二、特朗普2.0與世界經濟

1.特朗普2.0對美國國內經濟衝擊

特朗普2.0經濟金融政策涵蓋多個領域。首要的是減稅舉措，針對企業實施減稅政策，同時在產業政策上對能源、國家重點製造業以及軍工等領域予以支援。然而，其貨幣與金融政策、移民政策以及國防政策在實施路徑上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就當前美國國內已明確的政策而言，若延續現行減稅政策並增加政府開支，美國財政赤字將持續攀升。IMF《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美國結構財政赤字率在2028年後預計將維持在4%左右，加之3.5%左右的利息支出，聯邦政府財政赤字率將擴張至7%~9%。70年代美國財政赤字曾對美元造成嚴重拖累。特朗普2.0貿易政策對美國經濟的影響首先表現在財政的持續擴張，其次，財政擴張極有可能推動美國利率回升至5%左右，並引發通貨膨脹反彈，儘管關稅成本可能轉嫁給消費者、公共債務會使美元走弱，但資本回流又會促使美元走強，總體而言，美元走強趨勢較為明顯。美國新產業政策的著力點尚不明晰，尤其是產業資本流動方向難以確定，特朗普對產業政策的闡述相對有限。

2.特朗普2.0對華經濟政策

美國稅收基金會和彼特遜世界經濟研究所分析指出，美國對華貿易政策難以一步到位實施60%的關稅加徵，存在逐步提升關稅的可能性。例如先從10%再到20%，逐步遞增。國會有可能透過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政策的提案，一旦實施，現行關稅將從3.75%大幅提升至25%左右，且覆蓋範圍達到百分之百。對中國企業實施制裁，逐步停止從中國進口製造業產品，這將導致中國資本流入近乎歸零，科技合作受阻，製造業面臨脫鉤風險。60%關稅的核心意圖是實現製造業脫鉤，目前出口制裁與投資約束已日益增多，諸如美國資金被限制投資中國股市，政府基金和養老基金等也受到約束。因此，特朗普2.0在貿易方面的對華經濟政策相較於1.0階段將進一步強化。從特朗普1.0 至拜登時期的對華政策來看，主要存在三個支撐點：其一為直接的貿易打壓、制裁以及資本流動管控；其二是透過產業政策提升美國競爭力，促使製造業迴流美國，拜登在這方面的推進力度強於特朗普；其三是構建全球聯盟以遏制中國。特朗普與拜登的方式有所差異，拜登側重於全球聯盟，而特朗普主要與單個國家簽署針對中國的貿易協定。從這三個維度綜合判斷，特朗普很可能全面繼承拜登的相關政策，這將進一步加劇中美經濟摩擦。

關稅的影響不容小覷。以中國對美國出口為例，中國對美國出口加徵7.5%關稅的產品額約佔20%，若按照實際稅率的一半計算，中國企業出口將受到顯著影響。當前，中國企業在應對關稅時可調整的空間已基本耗盡，包括企業自身的價格調整、成本控制、削弱利潤空間、降低流通費用等措施。在美國20%的關稅調整幅度下已舉步維艱，若再加徵20%關稅，衝擊將更為嚴重。將中國出口至美國且在美國進口中佔比重大的產品分為兩類：一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如中國紡織品佔美國進口紡織品的45%，印刷品、皮革等佔比均在25%以上，若關稅再加徵 20%，這類產品出口將迅速向東南亞、墨西哥、越南、印度等地區轉移。二是電氣裝置、製造業等產品，佔美國進口的30%，目前中國出口至美國的此類產品多為中間產品，中間產品關稅彈性大小至關重要，彈性小則可能導致中國產業結構大規模向境外轉移，而透過提升科技水平、產品提價等方式抵禦關稅影響，將成為未來中美博弈的關鍵領域，這也將深刻影響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產出和投資關係。

3.特朗普2.0與全球經濟

從全球經濟增長視角審視，其將致使全球GDP較基線下降0.3~0.4個百分點，產業鏈穩定性遭受衝擊，全球產業鏈佈局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加。全球資本流向美國，使新興及發展中國家面臨嚴峻挑戰。鑑於這些國家普遍存在流動性緊張與高債務水平的現狀，資本持續外流將進一步加劇其債務風險。同時，WTO框架在全球貿易治理中的作用也被弱化。自2008年以來，全球貿易佔GDP比重基本維持在60%左右且波動頻繁，這一現象表明貿易已非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在特朗普政策的作用下，貿易佔GDP比重或呈下降態勢，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影響尤甚，其經濟增長可能持續低迷。

展望2025年，美國經濟有望走強，中國經濟亦將保持穩健並實現回升。但從全球財政狀況而言，財政赤字將持續擴張。疫情前財政赤字上升相對平緩，疫情後則大幅反彈，當前全球財政呈進一步擴張趨勢，美國表現更為突出。財政擴張源於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地緣政治緊張導致的軍備開支增加、民生保障需求以及產業政策推行等多重資金需求，這已構成全球經濟的重大潛在風險。

財政支出的資金來源問題愈發關鍵，央行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以美聯儲、歐央行、日本央行資產負債表變化為例，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在2007年為0.7萬億美元，2008年金融危機後急劇膨脹，2020年危機期間再度躍升，隨後通貨膨脹加劇。隨著特朗普政策的實施，利率或重回高位且流動性趨緊，這將引發新的潛在風險。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當前國際環境下，貿易分裂態勢日益嚴峻。回顧冷戰時期，蘇聯與美國兩大陣營貿易持續萎縮。俄烏衝突後，兩個集團之間的貿易也在逐漸的減少。去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明確提出不再相信華盛頓共識，要信產業政策，2023年末實施的產業政策措施達到了1500個左右，這標誌著全球產業政策干預大幅增強，世界經濟碎片化程度進一步加深，這成為全球經濟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與此同時，地緣政治風險持續攀升。世界經濟論壇釋出的《2024年世界經濟風險分析》顯示，在前十項風險因素中，僅一項涉及經濟衰退風險，其餘八項均為非經濟領域的風險，也包括地緣政治風險。這充分凸顯當今世界經濟已深度受到地緣政治風險的影響，充滿不確定性。對於傳統經濟學家而言，單純的經濟學理論正規化已難以有效應對當前複雜局面，而特朗普2.0 必將進一步推動世界經濟的結構性變革，增強其不確定性，對全球經濟格局產生深遠且持久的影響。

三、中國經濟結構轉型

在當前全球經濟形勢下，中國採取了直接且有效的應對策略，即專注於自身發展，以應對外部波動帶來的挑戰。儘管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人均 GDP 持續上升，自1978年以來取得了顯著成就，這一成績來之不易。

首先，中國著力於擴大內需，推動消費升級。自2000年起，消費佔GDP的比重從62%降至當前的48%左右，凸顯出消費不足的現狀，而投資與出口佔比較高。從消費結構來看，中國房地產消費已達峰值，商品消費佔GDP比重從40%下滑，在人均GDP達到13000美元后，商品需求消費減少，而教育、醫療、文娛、旅遊等服務性消費逐漸興起。因此，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在於國內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領域。這就需要大規模推動服務業的改革開放，鑑於當前服務業國際化水平相對滯後，這一舉措尤為關鍵。

其次，中國製造業正透過提升科技實力來維持其全球競爭力。中國製造業佔全球比重高達33.3%，超過美國、日本、德國和韓國四國總和（29.7%）。現階段的關鍵在於如何將製造業提升至具備核心競爭力的水平。過去四十年，中國製造業以低成本優勢佔據全球市場，如今則需朝著高品質、高科技且成本可控的方向發展，以此增強產品粘性，應對高關稅等貿易壁壘。近年來，中國製造業數字化程序加速，投資回報率顯著提升。2018年貿易戰後，製造業戰略地位凸顯，製造業投資佔總投資比重迅速升至50%左右。在新一代製造業領域，如智慧駕駛、機器人技術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以智慧駕駛為例，全球六大相關公司的核心技術在中國匯聚，中國率先實現了雷射與路聯網反饋系統的有機結合，為未來製造業發展開闢了新方向。

再者，產業轉型的重要方向是邁向碳中和。2020年，中國承諾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這不僅是對全球的莊嚴承諾，也是國內經濟結構轉型的必然選擇，有助於推動經濟向綠色、可持續方向發展。在碳中和程序中，能源革命是關鍵一環。儘管煤炭目前仍佔中國能源消費的57.7%，但清潔能源發展迅猛，光伏成本持續下降，2021年已降至0.14元/度。截至目前，新能源裝機容量已達17億千瓦，佔總裝機容量約34%~35%，但因光電、新能源穩定性不足，電網接入存在瓶頸，制約了其充分發揮效能。氫能成本有望降至2.5美元/公斤，產業鏈逐步完善；核電亦穩步發展，運營核電站達52座，規劃建設286座，佔比將從2%提升至7%~8%。當前綠色轉型面臨的核心問題是電網基礎設施的升級，尤其是數字電網和智慧電網的建設，以保障37%的新能源裝機容量得以有效利用，釋放綠色轉型的巨大潛力。

總之，面對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中國的戰略清晰明確，即聚焦國內市場開發，提升產品質量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從消費、製造業和綠色轉型等多個維度發力，有效應對外部環境的挑戰。特朗普2.0時期政策的最大問題便是不確定性，中國在密切關注國際形勢變化的同時，堅定不移地推進自身發展戰略，這是應對外部不確定性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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