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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峰
來源:雪球
導言: 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升級和轉向, 不僅會對全球貿易格局產生直接影響, 還會引發“ 站隊效應” , 即透過關稅談判迫使各國在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競爭中選邊站隊。 這將對國際關係和全球秩序將產生深遠影響。
2025年4月, 特朗普政府宣佈透過《 1962年貿易擴充套件法》 第232條( 國家安全) 和《 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 ( IEEPA) , 直接實施實施新關稅政策, 對所有國家徵收10%的普遍關稅, 並對貿易逆差較大的國家加徵更高關稅( 如對中國可能高達60%) 。 這一“ 大棒政策” 旨在減少美國貿易逆差、 保護國內產業並推動製造業迴流。 然而, 面對這一經濟衝擊波, 各國反應不一。 根據各國對美貿易政策的初步反應, 目前大致可將各國分為“ 合作者” 如墨西哥、 日本、 越南; “ 猶豫者” 如加拿大、 歐盟; 和“ 對抗者” 如中國。
傳統“ 盟友” 是否真盟友: 檢驗和站隊
美國的傳統盟友, 如歐盟、 日韓、 加拿大、 澳大利亞等, 長期以來與美國保持著密切的經濟和安全合作關係。 面對特朗普政府的關稅壓力, 這些盟友的反應可能較為複雜和矛盾。 一方面, 他們不願與美國公開對抗, 擔心損害與美國的關係, 可能尋求透過談判和協商, 爭取關稅豁免或減少關稅衝擊。 另一方面, 他們也對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感到擔憂, 不願完全屈從於美國的壓力, 可能採取一些象徵性的抵抗措施, 或尋求與其他國家加強合作, 以對沖來自美國的風險。
而特朗普政府的強硬姿態, 部分原因也來自於其長期以來對盟友“ 搭便車” 現象的不滿。 在特朗普政府看來, 許多盟友, 尤其是在經濟和軍事上, 長期以來都享受著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和開放市場, 卻並未承擔與其獲益相稱的責任。
以歐盟為例, 儘管是美國的傳統盟友, 但在貿易領域, 歐盟長期以來對美國商品和服務設定了大量的貿易和非貿易壁壘, 例如: 複雜的監管標準、 農業補貼以及政府採購限制等。 特朗普政府看來, 這些壁壘損害了美國企業的利益, 是不公平的貿易行為。 而更深層次的矛盾還在於價值觀的差異。 在部分歐盟國家, 以及一些其他盟友內部, 左翼思潮較為盛行, 與美國保守主義的傳統價值觀存在顯著差異。 這種價值觀的差異, 不僅體現在社會政策領域, 也影響到對國際事務和地緣政治的看法, 俄烏戰爭則使得上述分歧更加顯性化。 所以在特朗普政府看來, 傳統盟友是否是可靠的盟友需要檢驗。
地緣經濟方面, 部分盟友如墨西哥和加拿大, 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中國商品進入美國市場的“ 後門” 。 由於地理因素和《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 現為《 美墨加協定》 ( USMCA) ) 的存在, 中國商品可以透過先出口到墨西哥或加拿大進行轉口加工, 再以“ 墨西哥製造” 或“ 加拿大製造” 的名義進入美國市場, 從而部分規避美國對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 這種“ 轉口貿易” 現象, 在特朗普政府看來, 間接抵消了其關稅政策的效果, 使得其重塑貿易關係的目標難以完全實現。
合作者: 墨西哥、 日本、 越南、 新加坡
這些國家的合作態度源於經濟與地緣政治的雙重考量。 首先, 它們對美國市場高度依賴: 墨西哥對美出口佔其GDP近30%, 日本依賴汽車出口, 越南對外貿易佔比高, 嚴重依賴對美出口, 新加坡為高度開放的貿易樞紐, 間接受到影響的程度可能超越表面所見。 關稅將直接損害這些國家經濟, 合作成為最優解。 其次, 地緣政治因素強化了這一選擇: 墨西哥和日本作為美國傳統盟友, 傾向於維持友好關係; 越南則希望藉助美國對抗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 新加坡地處馬六甲海峽要道, 在航運和地緣政治更是有賴於美國。 此外, 這幾個國家對美貿易逆差相對可控, 具備透過談判或投資調整滿足美國要求的靈活性。
猶豫者: 加拿大、 歐盟
對抗者: 中國
態度中國明確反對美國新關稅政策, 並快速做出強硬反擊。 據《 紐約時報》 報道, 中國表示將對美國加徵的60%關稅採取報復措施, 可能包括對美國農產品( 如大豆) 、 能源和高科技產品加徵關稅。 同時, 中國加速推動“ 去美元化” 和“ 一帶一路” 倡議, 以減少對美依賴並拓展替代市場。
中國採取強硬對抗的立場, 和目前對美戰略競爭和當前地緣政治格局的直接體現。 首先, 中美兩國在政治、 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存在深刻的結構性矛盾, 尤其是在高科技產業、 地區影響力以及國際規則制定等方面。 美國將中國視為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 而中國也對美國旨在遏制其崛起的政策保持警惕。 在此背景下, 任何被中國視為損害其核心利益的單邊行動, 都極易引發強烈的反彈。
其次, 近年來中國在高科技領域取得顯著進展, 特別是在數字經濟、 人工智慧( deepseek為代表) 和機器人( 宇樹為代表) 等前沿技術方面, 這為中國對抗美國提供底氣。 雖然美國在高科技領域仍佔據優勢, 但中國正透過產業政策、 人才戰略和產業升級等方式, 縮小差距並在某些領域實現超越。 這些技術突破增強了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 也提升了其在面對外部壓力時的戰略韌性。
最後, 儘管對美出口佔其經濟的18%左右, 但中國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和多元化經濟, 能夠緩衝關稅衝擊。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希望透過報復性關稅( 如針對美國農業州) 施加反壓。 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巨大( 2024年超4000億美元) , 也使得短期內特朗普政府壓制手段有限, 並促使中國政府選擇對抗而非妥協。
全球影響與展望
各國對美國新關稅政策的反應揭示了全球經濟與地緣政治的複雜博弈。 “ 合作者” 採用配合策略, 主動調整對美經濟政策、 並透過投資和政策調整換取減免, 並鞏固對美國經濟和政治合作。 “ 猶豫者” 在經濟依賴與獨立性間權衡, 其拖延策略可能爭取到部分豁免, 但也可能錯失主動權, 並在對美關係上降至第二陣營。 “ 對抗者” 如中國則透過強硬回應維護地位。 如此特朗普透過新關稅政策, 快速分清其未來的經濟和政治的合作陣營, 並據此調整對外經貿關係和政治合作方式。
面對不同國家的反應, 特朗普政府可能會採取差異化的關稅策略。 對“ 合作者” 將會視為新盟友, 既要透過關稅施壓, 迫使其在貿易和地緣政治上讓步, 又要透過外交手段和安全承諾, 維護盟友體系的穩定。 對“ 猶豫者” 可能採取拉攏分化的策略, 提供經濟援助和政治支援, 爭取其加入美國陣營, 孤立競爭對手。 對“ 對抗者” , 可能採取孤立和打壓並行遏制策略, 聯合盟友削弱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 然而, 這一政策也可能引發全球貿易戰, 增加經濟不確定性, 甚至削弱美國自身的長期競爭力。
目前來看, 美國新關稅政策不僅是經濟工具, 更是地緣政治槓桿。 墨西哥、 日本、 越南、 新加坡等國的合作, 加拿大、 歐盟的猶豫, 以及中國的對抗, 反映了各國在全球化與保護主義交織下的不同抉擇。 這些反應不僅將塑造未來幾年的國際貿易格局, 也將考驗特朗普政府平衡國內目標與全球影響的能力。 在這一背景下, 觀察各國後續行動及其連鎖效應, 將是理解全球經濟新秩序的關鍵。
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及其引發的“ 站隊效應” , 將對全球經濟格局和國際秩序產生深遠影響。 一方面, 全球陣營對立加劇, 形成以美國為首的新同盟陣營和以中國、 俄羅斯等為代表的新歐亞陣營。 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可能重新回到新冷戰時期。 另一方面, 國際產業鏈和供應鏈必然再度重塑。 原有多邊貿易體系基本失效, 區域性和區域貿易體系面臨重構。 這種“ 站隊效應” 的長期影響, 也將取決於各國各自戰略選擇和政策應對, 未來則將影響全球政治和經濟力量的對比和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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