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要看紀錄片？”|紀錄片公開課

本文轉自：廣西木圭青年電影展

「拍一拍」作為本屆影展的特別展映單元，在展映完《里斯本丸沉沒》、《種植人生》、《地上的雲朵》之後，試圖以公開課的形式深入探討紀錄片的價值與魅力，“我們為什麼要看紀錄片？”以及“紀錄片的魅力在哪？”等。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探討，激發觀眾對紀錄片這一獨特藝術形式的思考與興趣。

在《地上的雲朵》觀影完畢後，木圭特別邀請到《地上的雲朵》導演劉幗軼，以及凹凸鏡DOC聯合創始人張新偉進行線上連線，與觀眾交流關於紀錄片拍攝和製作的一些心得體會。

導演：劉幗軼

中國 | 記錄 | 2024 | 彩色 | 84分鐘

劇情介紹：中國新疆南部阿瓦提縣的兩家人，以種植棉花為生。在忙碌的採棉時節他們遇到了各種意外，採收人手難覓、人員受傷、雨水不斷。家庭成員們的齊心協力，兩家人的一年辛勞終於得到了滿意的回報。本片運用真實電影的拍攝和敘事方式，以當地民歌和音樂串聯，不僅講述了一個曲折的採棉故事，更如田園詩般展現了棉農們真實的生活肌理和樸素的家庭觀念。

紀錄片公開課 《地上的雲朵》映後交流

在紀錄片公開課中，劉導、張老師透過對展映紀錄片的探討，深入解析紀錄片拍攝中的情感交融與挑戰，並和觀眾分享了紀錄片製作的經驗，以及紀錄片營銷與推廣的策略等。從2014年的《種植人生》到2024年的《里斯本丸沉沒》、《地上的雲朵》，縱觀這十年來中國紀錄片的變化，兩位相信，真實的力量會打動很多人，未來紀錄片市場會越來越好。

《地上的雲朵》劇照

主持人：劉導好，以《地上的雲朵》為例，在開拍前，紀錄片需要做什麼準備工作？導演是會先個人提出初步創意，再找團隊碰撞，還是有了完整方案後，大家跟著導演走？

劉幗軼：每個片子情況不一樣，就《地上的雲朵》這部片子來說，主要有兩方面——內容方面的準備和拍攝團隊的組建。關於內容我們前期做了很多調研工作，比如請中國棉花協會的專家為我們介紹相關情況；蒐集文字、影片的資料；電話採訪棉農；對中央民族大學的學生、援疆的相關人員訪談等等。到了拍攝地之後，我們又調研了很多戶人家。在組建拍攝團隊方面主要考慮適合的人選。比如攝影師要有抓拍、跟拍的經驗，而且有長時間拍攝的經歷和耐力；比如錄音師最好是既錄過影視劇，又錄過紀錄片。

《地上的雲朵》拍攝都是跟著棉農的真實生活進行的，所以不可能提前有一個完整的拍攝方案。過程中是導演主導，團隊每天根據拍攝的內容進行討論。一邊拍攝、一邊思考、一邊做計劃。

主持人：紀錄片導演在紀錄片裡的作用是一個媒介的角色，幫助觀眾和鏡頭裡面的人物進行溝通，還是鏡頭裡面表現的是導演的主觀感情或者其他的角色？

劉幗軼：我覺得都有。一方面是導演呈現出一個影片，展示給觀眾。另一方面在呈現中一定有導演及拍攝團隊的主觀情感。

我們在拍紀錄片的過程中，都在儘可能地追求真實，但實際上每一位導演都有主觀的視角，每一位攝影師也同樣。所以主觀是不可避免地貫穿在影片中的。而每一個人的主觀背後都帶著他們所有的成長經歷和情感。

主持人：兩位認為一個好的紀錄片，它必不可少的要素是什麼？

劉幗軼：首先，作為導演和創作團隊，心中要有想表達的內容；其次我覺得是表達的語言和手段——從攝影、光線、到剪輯等等，足夠支撐想表達的內容；第三點是觀眾看過影片以後，能夠回味和思考。我覺得這是好的影片應該具備的。

張新偉：順著劉導的分享，我也分享一些我的看法，有些也是分享別人的觀點。首先，我覺得好的紀錄片最重要是持之以恆的去做,就是不半途而廢，最後無論多少困難，你要克服掉，然後呈現給觀眾，哪怕並不完美，但是完成總比完美重要。所以我覺得第一步可能要堅持拍完，哪怕五年、十年都要拍完它。因為紀錄片或者電影行業太殘酷了，即使你是科班出身，如果你沒有作品，你也不能被稱為導演。但是如果你認真去做了一個片子，被別人看到了，會有不一樣的感受。其次就是我們最近也在做一個提案大會的培訓，導師說了一句話我覺得特別好，他說你拍一個片子，你到底是拍一個好人好事，還是拍一個故事，好人好事和故事的區別就是有沒有一些細節去補充你的片子，所以我覺得一個好的題材選完了你還要再去做調研，去找很多的細節去補充。

《地上的雲朵》劇照

主持人：像張老師，做紀錄片自媒體很多年了，看過很多紀錄片，那麼有沒有一部紀錄片是你印象尤為深刻的？

張新偉：劉導的《地上的雲朵》我個人很喜歡，順著《地上的雲朵》，我會想起周浩導演拍的一部紀錄片《棉花》，也是關於新疆的一個故事，其中有一部分是關於新疆棉花的，其實這種農業題材都是很難得，也非常有意思，我覺得我喜歡的好的紀錄片都是導演耕耘了很久的。最近上海國際電影節有一部片子叫《胡阿姨的花園》，導演潘志琪在重慶跟拍了七八年叫胡阿姨的老人；然後我再推薦一部是10月26號上映的藏族導演卡先加拍攝的一部紀錄片叫《光之子》，它講的一個藏族女孩，她父母離婚以後，她跟著母親，她特別渴望得到父親的照顧和關愛，然後有一個暑假，她就決定去牧區找她的父親的故事。在這個尋找的過程，見到她父親的種種，會讓你對藏區有新的瞭解和認識。所以我覺得這種能夠開拓我們的視野，讓我們對一些所謂的刻板印象發生一些改變的片子都是特別值得推薦的。

就像《地上的雲朵》一樣，真的深入到幾個關於和棉花有關係的農戶，無論是漢族還是新疆其他民族，他們圍繞著棉花去產生了很多聯絡和發生了很多故事，這樣的紀錄片會比新聞報道更讓觀眾關注到真實和核心的東西。

主持人：紀錄片有時上院線也很難觸達觀眾，好像在觀眾的認知裡，紀錄片就是枯燥、說教式的，那麼在宣傳階段，張老師什麼樣的方式會比較好呢？

張新偉：首先還是營銷吧，就是一定要把這個片子營銷出去。比如就像《地上的雲朵》一樣，它有一個很好的基礎，首先它在上海國際電影節入圍過。一部好的紀錄片如果入圍一些電影節，得到電影節認可，那麼觀眾可能會關注到。第二就是導演不斷的分享和交流，比如讓觀眾知道創作背後的故事，也能夠激起觀眾去看這部電影。第三，在中國，無論多麼的小眾在中國都是大眾。比如喜歡紀錄片有100萬人，這個在歐洲可能就是一個小國的國民人數了，所以紀錄片小眾這個概念是改變不了的。但是如果我們能從100萬觀眾裡面能找出十萬個或者幾萬個喜歡紀錄片的人，那它的票房就有幾百萬、上千萬，我覺得就是能夠觸達觀眾最重要。《里斯本丸沉沒》現在票房4000萬，不僅僅是宣發，還有一些自來水，就是大家口口相傳這個片子多好，大家的小紅書、微博、朋友圈的釋出，都是對這個片子宣傳推廣很有幫助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看完《里斯本丸沉沒》、《地上的雲朵》，也可以不定期的去豆瓣、小紅書，還有朋友圈去宣傳推廣他們，這樣也會改變大家對於紀錄片枯燥乏味的一個刻板印象。

觀眾：老師你好，我想問一下為什麼您會選擇棉花這個拍攝主題呢？我們在拍攝紀錄片的時候，對選題會有特別的判斷依據嗎？

劉幗軼：首先新疆是中國最大、世界重要的棉花產區，不僅是全球棉花產業鏈的重要一環，更對中國棉紡織業和新疆農業發展起著重要作用。悠久的棉花種植歷史和當地獨特的民族發展歷程，形成了新疆特色的棉花生產生活方式，這本身是很值得紀錄的。

另外，我們也經常注意到來自外界關於新疆棉花的各種聲音，特別是有對新疆棉花生產過程有一些非議和質疑。這更引起了我們去實地瞭解的興趣，我們就是想去看看當地棉農到底是怎麼採棉花的，那裡人們的真實生活是什麼樣的。

如果要對選題判斷的依據。我覺得通常情況下還是跟自己的生活經歷以及關注到的一些事情有關。你自己有一個想表達、好奇、或者想去探索的一個東西。

觀眾：老師你好，我想問一下像學生拍攝紀錄片可以做什麼樣的準備工作？然後大多數學生的裝置不會特別好，想問問您能給一些製作上的經驗嗎？

劉幗軼：如果說要為拍攝紀錄片做準備，我覺得是好好生活、鍛鍊身體、鍛鍊思維的能力，練習視聽語言的講述能力。視聽語言的講述能力提高一方面靠拉片，一方面要自己多去實踐和思考。

說到裝置其實現在的大學生條件好太多了。手機就能夠做很多事情。其實慢慢會發現，真情實感是所有的創作中最重要的。

張新偉：我可以補充一點，因為我也是從學生時代開始做紀錄片，首先分享一個觀點，就是別人問周浩導演，他拍過很多人，比如政府官員、毒販以及一些小人物，別人問他這些人物是怎麼拍到的，周浩就說我給你看到是這些人物只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九的人是拒絕我的採訪。所以拍紀錄片不要擔心別人拒絕你，拒絕是常態。

第二就是我自己的經驗，我剛才為什麼說堅持，我大一開始拍紀錄片的時候認識一個老先生，這個人物我大學四年一直在記錄，等到我畢業以後有一段空閒的時間，我又用了將近一個月時間去拍他，然後就做成了我的第一部作品，所以堅持很重要。

最後，其實有很多人都在拍棉花、老人或者私影像這種題材，那你就要想到一個問題，就是你的作品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同樣一個人物，別人拍和你拍有什麼不一樣，如果你覺得你拍這個人物有不一樣的想法和角度的話，那這個人物就是值得你拍的，不然就泯然眾人了，泯然眾人的也就不會特別的好。

觀眾：劉導你好，我覺得你這部片子非常有生活氣息，我一直是微笑著看到結尾的，我本人是一位人類學學生，這一年多以來都在做我的博士田野調查，我是帶著人類學者的視角去看您的這部片子的，我發現這部片子裡面有非常多親密的瞬間，比如第一個家庭中上學的妹妹和姐姐在床上夜談、收棉花的夫婦回去的路上，每次我看到這樣的畫面都會覺得這是被拒絕了多少次才得到這樣的畫面。所以我的問題是，像您拍攝這樣的場景，是如何和拍攝物件溝通的？以及您是如何處理攝像機和被拍攝者的關係的？

劉幗軼：我覺得在紀錄片的拍攝中，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尊重被拍攝物件，尊重他的生活，不要強加給他你的意願。尊重拍攝物件不是導演一個人的事，是整個拍攝團隊。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在拍攝艾爾肯這個家庭的時候，我自己感覺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他們做，我們冷靜地觀察；第二個階段，遇到一些事情的時候，我們替他們高興，他們也替我們高興，如果看到他們有生氣的事，我們也會很生氣；第三個階段好像是不分你我，看到對方遇上難事的時候急切地就想幫助去解決。

剛才這位同學提到的一些場景，在拍攝時我們是有一定的經驗，但我覺得還不能都只歸因於是我們的拍攝團隊好，應該說是兩好合一好。被拍攝的家庭也很坦誠和善於表達，才會呈現出來這樣的場景和鏡頭。

觀眾：早上的《種植人生》我也看了，這個拍攝於2014年，《地上的雲朵》算是今年的，那這十年的時間，紀錄片的發展除了技術上的變化以外，兩位覺得最大的改變和感觸是什麼？

張新偉：我覺得現在紀錄片的生存環境更難了，今年如果不是《里斯本丸沉沒》的話，紀錄片最高票房只有幾百萬，去年有個資料是中國電影票房500億，紀錄電影的票房只有6000萬。那你想本來電影市場就比較小，然後紀錄片只佔電影市場的1.2%，可見紀錄片的商業屬性會越來越少，這個是一個很長期的現象吧。

最大問題還是紀錄片的美學上感覺有一些停滯，國外他們現在已經對紀錄片有新的認識了，像戛納國際電影節連續兩年把最佳影片都給了紀錄片，是因為他們會覺得紀錄片是一個非虛構的概念，已經模糊了記錄和劇情的邊界，是一個新的潮流，但是國內的一些紀錄片的美學還停留在苦哈哈的階段，我們的美學是相對落後的。從歷史上來說，上世紀90年代中國新紀錄片運動的開始，很大程度是當時央視把很多國外的紀錄片導演的作品都請到中國來做分享交流，給當時的中國紀錄片人帶來了新的體驗和嘗試。那當下的情況就是市場並不是很好，但是還是有一些紀錄片導演一直在堅持做他們喜歡做的片子，比如說邱炯炯導演，他去年的《椒麻堂會》是洛迦諾電影節的評委會大獎，這部片子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採取劇情片的方式去演繹。

慢慢的就會有好多作品，包括我們剛才說的《里斯本丸沉沒》，真實的力量還是有市場的，會打動很多人。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紀錄片從業人員，當然沒有劉導那麼經驗豐富，但是我的觀察是在短暫的情況下，它的市場並不是很好，但是未來會隨著大家的審美和大家對於影像的理解，以及大家對於真實的東西的不斷渴望，未來紀錄片的市場會越來越好，這就是我大概的分享吧，會有些以偏概全。

《地上的雲朵》劇照

劉幗軼：我比較同意張老師的一個觀點，就是紀錄片的創作可以很多元。《地上的雲朵》這個片子是一定要追求真實的，因為它這個題材我們想看的就是它真實的情況。

但是在一些其它題目的創作中，我個人感覺最重要的是要能夠表達出來內心的真實感受。至於真實的感受是怎麼樣表達出來的，你可以想各種各樣的辦法，可以很多元。

再有一個就是剛才張老師提到紀錄片市場，一方面有張老師剛才提到的原因，另一方面我想補充的是，如果我從一個紀錄片創作者的角度來說，我覺得和我們紀錄片人本身是有關係的。我覺得紀錄片在挖掘人物的性格方面、故事的講述方面，應該向各類藝術好好學習，努力做得更好看。有的朋友會說紀錄片的觀眾少一些，原因是曲高和寡，從我們自省的角度來說，也可能是因為我們紀錄片的工作者們還有更多進步的餘地，我們可以把事情紀錄和講述得更好，更有風格，像剛才張老師說到的，紀錄片是沒有邊界的，我們可以自己去盡力呈現出自己的語言風格，做得更吸引人。

觀眾：劉導好，雖然我不是這個行業的從業者，但是對紀錄片很感興趣，我想了解的是，劉導在紀錄片從業過程中，有沒有遇到差一點想放棄的時候，如果有的話，您是如何克服的，並重新激起對這個行業的熱愛和堅持？然後想問問張老師，有沒有其他的關於新疆遊牧的故事推薦呢？

劉幗軼：我還沒有過放棄的念頭。我這個人比較喜歡和別人溝通、好奇心也比較強。我比較享受把一件事情從一個雜亂無章的狀態，經過自己的整合，重新呈現出來。

對我來說可能有一個挑戰吧，是要讓大腦總保持吸收、活躍的狀態，還有要讓自己的體力也保持在一個狀態中。

張新偉：關於新疆的遊牧的片子，我暫時想不起來，但是我想到顧桃導演的鄂溫克三部曲，雖然他不是講新疆的遊牧，是講的大興安嶺那邊的遊牧民族，他也去新疆拍了薩滿文化，也挺有意思的；另外就是，去年有部電視紀錄片叫《我從新疆來》，這個片子是用短影片流媒體的方式介紹新疆，其實也不錯。然後我最近在做的一個紀錄片提案大會，有一個片子入圍了提案大會，叫《天山下的遊牧民族》，應該大概就是關於新疆的這些東西；還有剛才劉導的新片也是關於新疆的，所以看來新疆題材是劉導特別喜歡的，而且繼續鍾情的吧。又回到剛才說的堅持，就是有想表達的東西其實就是最重要的，這個跟錢沒關係，可能就跟自己的想法、選擇有關係。也祝願大家看到自己喜歡的紀錄片，如果有能力也去拍；沒能力，其實完全可以用手機記錄自己的生活，也是一種很不錯的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