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
2024年10月26日，IDF學術論壇單元在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11號樓201教室舉行一場精彩紛呈的學術講座。此次學術論壇講座的主講人是凱文·麥克唐納，學術主持人為陳玲珍。
主講人
凱文·麥克唐納
Kevin Macdonald
導演、編劇、製片人。代表作《九月的一天》曾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長片獎，《終極探險》 曾獲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獎電影獎最佳英國影片，《馬利》 曾獲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獎電影獎最佳紀錄片提名，《天梯：蔡國強的藝術》曾獲聖丹斯電影節世界電影單元紀錄片評審團大獎提名， 其它代表作有《浮生一日》《惠特尼》等。曾與馬克·卡曾斯共同出版著作《想象真實：關於紀錄片》。
學術主持
陳玲珍
Ruby Chen
CNEX 視納華仁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中國高等電影研究院院長，中國美術學院電影學院教授，奧斯卡紀錄片選片委員。陳玲珍女士監製和製作的電影和紀錄片達數十部。近期，由陳玲珍製片的《胡阿姨的花園》繼今年6月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上獲得金爵獎最佳紀錄片後，又成功入圍第29屆釜山國際電影節。此外，陳玲珍還參與監製或製片紀錄電影包括獲得威尼斯影展地平線最佳紀錄片的《1428》，金馬獎最佳紀錄片《音樂人生》《街舞狂潮》《大同》，香港國際電影節紀錄片評審團大獎《少年小趙》，榮獲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節新人單元評委會大獎、併入圍聖丹斯影展世界紀錄片單元的《塑膠王國》，獲得FIRST青年影展最佳紀錄片的《棒！少年》，趙亮2021年戛納電影節首映的《無去來處》，以及2021年荷蘭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國際影展開幕片《四次旅行》等。
講座內容回顧
內容簡介
凱文·麥克唐納與主持人以互動式交流的形式，談論他的創作生涯和貫穿其中的一些母題，並分享作為一個成功的紀錄片影人，來自人生路上重要時刻的多個選擇與決定。部分涉及了凱文與馬克·卡曾斯共同寫作《想象真實》過程中的研究及相關問題。可謂是一場兼具專業性與互動性的講座。
凱文·麥克唐納與紀錄片、好奇心
您是如何成為一位電影製作人？
凱文最初想要成為一名記者，然而大學畢業之後的環境並沒有他期望的新聞工作機會，隨著尋求生計的探索，在電視上BBC製作的紀錄片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談到家庭中有人具有相關的經驗，他的祖父曾經是一名編劇，在與祖父交流之後他對影片的製作產生興趣，隨著幾次工作更換他對自己的人生進行了思考，決定開始嘗試電影的製作。最初，他僅僅拍攝製作一些幾分鐘的短片，這其中一個短紀錄片被BBC的人所欣賞，凱文因此得到受委託拍攝一部用500英鎊做一個10分鐘的紀錄片給BBC，這開啟了他的紀錄片生涯。
什麼是促使您堅定成為一位紀錄片影人的契機？
這也與當時英國社會的影片傳播模式有關，在英國的公共電影片道上，每天晚上都會播映不同的紀錄片，而在影院裡面卻很少能看到類似的影片。當凱文第一次在影院觀看了一部有關於兩個小孩立志成為專業籃球運動員的紀錄片《籃球夢》(Hoop Dreams)時，凱文感受到了極大的衝擊與震動，他從未見過這樣的表現形式，而在場的觀眾們，包括他都十分興奮。於是他決心要學著製作影院級別的紀錄片，期待自己的作品也能給人們帶來震撼人心的體驗。
影響凱文成為一位紀錄片製作人的還有奧利佛·斯通，奧利佛·斯通曾製作過一部很出名的電影《刺殺肯尼迪》，這部電影的第一個小時即使在今天也使人驚歎，它啟發了凱文使用真實的材料去製作一部電影，讓電影具有揭示真實的作用。
凱文執導的一部關於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期間發生的慕尼黑大屠殺的紀錄片大獲成功，並取得了當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這標誌著他的紀錄片事業的起航。獲得奧斯卡獎在美國有著重要意義，就像在英國獲得騎士榮譽一樣，之後你名字前永遠都會帶有“奧斯卡獲獎者”的頭銜。儘管受到了某些批評，他意識到這樣的榮譽極大地提升了他的關注度。
他與朋友合作編輯了一部關於歷史電影的電影故事，同時出版了一本名為《想象現實》的書，該書涵蓋了自電影產生於1895年盧米埃爾兄弟時期以來的紀錄片的歷史，向讀者展示了紀錄片的多種可能性。
凱文認為，寫作有許多不同的形式，無論是非小說、日記還是回憶錄，它們都能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一個人的故事或歷史。他建議紀錄片製片人和愛好者不要忘記歷史，因為從中可以找到可借鑑的寶貴靈感。
凱文強調好奇心對於紀錄片製作的重要性。他認為好奇心是非常重要的驅動力，並提到了商業領域中對好奇心的重視。當別人發表宣告或觀察到某些事物時，他總是喜歡追根究底，瞭解背後的邏輯和原因。這種對好奇心的強調和欣賞，隨著他從紀錄片的使用者逐漸成長為製片人，已經變成了他職業生涯的核心部分。
是不是類似您最初要成為記者的出發點一樣，製作紀錄片也是受強烈的好奇心所驅動？
的確。凱文表示相信使用影片去記錄歷史的意義，他也相信一名新聞工作者確實需要好奇心，此外，他還喜歡各種浪漫的點子、想法，這些也成為他創作影片中的一部分，他表示他最初的動機就是好奇心，他相信求取真相的這種品質在製作紀錄片的過程中，是一種很重要的品質。凱文發現新聞與紀錄片的相似之處，都需要在分享與傳達之時，透過一些小的故事進行分享，而在分享過程中，你需要“熱愛人”，需要用人的角度去講述故事。此外，他認為有的時候需要透過理解一些謊言而得以揭示真相，這些都堅定了他使用紀錄片的形式創作故事的原因。
獲得奧斯卡獎的經驗與紀錄片的製作
所以好奇心促使你拿到奧斯卡金像獎！能不能請分享一下首次完成你期待的那個激動人心的紀錄電影的創作歷程？你一齣手便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榮譽，這給你帶來什麼樣的變化呢？
凱文說：“獲得奧斯卡獎的確是一次難忘的經驗，當時我認為自己獲獎的機率並不高，但是宣佈他的《九月的一天》獲得獎項的那個時刻，還是給我帶來了巨大的驚喜和成就感，看著臺下那些奧斯卡頒獎現場的著名演員和導演們開始為他鼓掌時，我再一次在掌聲中見到了自己”。在奧斯卡之後，他也獲得了這些他曾經仰慕的電影人的建議與各種可能創作的題材選擇，進一步促使他得以繼續進行紀錄片的創作。也開啟他希望能以一個融合劇情片的形式呈現作品的想法，他開始把各種靈光一閃的創意和內容進行更詳細的記錄，作為接續完成影片的內容，使得在進行中的創作題材能夠更具有新鮮感。當他得知兩位登山者攀登雪山遭遇事故的故事之後，促成了他製作《冰峰168小時》的機遇。
在創作這部挑戰性強的電影的過程中，他摒棄了一貫以自己掌機主導拍攝的模式，而選擇了會攀巖的、在雪地高山能揹著裝置進行拍攝的專業攝影師，才得以實現符合他電影美學風格的拍攝。他也參考劇情片的導演工作經驗，在規劃訪談當事人的時候，他考慮希望收集到最終影片中需要描述情境的指令碼，而他構思在真正拍攝訪談演員的時候，需要運用提詞器進行提問的輔助。凱文表示這麼做的原因是他認為在一次談話中，如果談話雙方進行了眼神交流，那麼他們可能每隔幾分鐘就需要錯開視線以緩解尷尬，而在訪談式的紀錄片中，為了讓鏡頭可以更多地與觀眾進行交流，以便觀眾能夠更清晰地瞭解記錄的真實與鏡頭內的真相。
謀生、題材的揭露與觀眾
凱文在獲得奧斯卡之後，湯姆克魯斯邀請凱文共進午餐，地點是在大明星的私人飛機收藏的飛機廠。在這之後，凱文回到了英國，準備開啟下一個電影專案。一個製片人給他寄來了一本關於登山的書，儘管對這個話題一竅不通，但是《冰峰168小時》其中的一個故事卻深深吸引了他。這個故事在凱文看來既深邃又富有哲學意味，同時也是一個冒險故事。即使他對攀巖一無所知，而且並非戶外運動愛好者，但他認為這可以成為一部偉大的電影。由於沒有可用的實際影像，他必須依靠紀錄片和戲劇性重現的結合來呈現這個故事。他曾是一個反對重現戲劇性場景的人，但埃羅爾·莫里斯的電影《細細的藍線》改變了他的觀點。
這部電影涉及一個男子在獄中被錯誤定罪，電影的製作最終證明了他的清白。埃羅爾·莫里斯的訪談方法也給他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他所採用的直接對話方式使得他在紀錄片領域裡變得與眾不同。他利用了同樣的技術手法，在《冰峰168小時》中使採訪物件直接看向鏡頭，並且運用提示器螢幕進行交流，以此來加強受訪者與觀眾的連結。
《冰峰168小時》的故事是關於兩個攀登者在安第斯山脈攀登一座從未被征服過的山峰。在頂峰時，其中一個攀登者摔斷了腿，導致他們在一場暴風雪中遭遇了災難。在嘗試拯救夥伴的過程中，為了生存，其中一個攀登者不得不切斷了繩索，導致他的夥伴墜落山崖，但奇蹟般地他並沒有死去，而是落入了一個深裂縫中。電影追蹤了他在冰川裡求生的故事。
最終，凱文獲得了將這個故事搬上大銀屏的機會，運用了充滿教育意義的製作風格。他在電影拍攝現場深入採訪了兩位倖存者，並根據這些採訪內容創作了劇本，之後才開始拍攝。這個專案的成功導致了他接到了更多拍攝虛構電影的機會，儘管他本心依然鍾愛記錄真實生活的紀錄片。透過《冰峰168小時》這一成功的電影專案，他證明了自身能力，同時也為他在電影領域內的進一步發展打開了新的大門。
在回看你過去數十年的職業生涯中，關於創作與生計之間的關係，你是如何看待與處理的？
凱文提到他的家庭、妻子與三個接近成年的孩子，自然養家餬口是自己必需分擔的責任，他談到：“在紀錄片製作的過程中，我們其實會面臨很多選擇，在電影市場受到擠壓與衝擊的當下，在題材上就需要做出選擇，我們需要實驗性的只顧及表達與傳遞的電影，也需要具有娛樂性質的商業化電影，我們應該相信，紀錄片有更多的可能性。”
他提到在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下，人們仍然願意去電影院看紀錄片的，他理解侷限的是發行的過程。而在西方，網飛的發展實際上很大程度消減了人們對影院的熱情，如果一部影片中沒有人們想要觀看的內容，那麼這部影片就幾乎沒有人欣賞，甚至慘淡收場。
凱文在紀錄片的製作中並不去想象觀眾，他認為紀錄片的拍攝應該要有一種娛樂感，即使是一個純粹的故事也應該有娛樂的效果。他嘗試將自己置於觀眾的角度進行思考，想象觀眾觀看紀錄片的面貌。
Q&A環節
Q：我們常常發現有很多導演喜歡使用歷史題材進行紀錄片的拍攝，那麼如何讓自己在歷史中發現題材？選擇電影的題材。而在有多個選擇的情況下，如何進行抉擇呢？
A：我也拍了一些當下的正在發生的事件，去年我在烏克蘭拍了一部關於戰爭和基輔市長的電影，我跟他一起在炸彈被扔下來的時候度過了一些不眠之夜，我相信在最近的這些年我可以開始做一些政治主題，例如我最近開始做了一個阿富汗的音樂家的主題，這位音樂家在她逃到葡萄牙之後再一次發現了自己對音樂的熱愛。我相信你也問了這樣一個問題，誰是電影的主角，在這兩件事情發生後，都給了我一種想要拍攝的衝動。
我製作的大部分電影都是關於過去發生的事，我在烏克蘭拍攝的電影在今年早期的時候做了首映，俄烏衝突題材在烏克蘭有其非正義性，但你必須做這樣一些吸引觀眾的、正義的東西，我找到了市長，他曾經是一名拳擊運動員，如果人們都喜歡拳擊，人們也就願意去聽他說關於俄烏的故事。
Q：您在紀錄片製作的過程中會去思考誰想要觀看這個片子嗎？
A：我當年做的一個長篇《九月的一天》，是關於在德國慕尼黑舉辦的奧運會的不幸事件，其中涉及到了必須與所有運動員家屬的溝通，過程非常複雜，最後我獲得了一些犯罪現場的照片，我不得不去決定，這樣的照片是否應該放到片子裡面，我把電影給到受害者的家屬，他們覺得很難受，但還是認為應該要把這些東西展現出來，你在製作紀錄片時，你要判斷你是否願意以別人的生活作為素材，有時候我被迫陷入兩難之中但是必須做出選擇。
我最近也到了烏克蘭，我聽說基輔市長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和總統有很大不同，在戰爭發生之後，其實他們並沒有見過面。而總統是一個英雄，所以我需要糾結是否要把這個內容放到紀錄片中，因為這些有可能會損害他的形象，因為我需要完成真實的，所以我最後決定要用這個素材，雖然受到了烏克蘭的指責，雖然電影有時讓人不舒服，但還是要去揭露這樣的真相。
這個片子在一個美國頻道播放，他們其實在技術上是十分不同的，但他們有個共同點是，他們都是講述故事，在這個影片當中我們感受到了真正的情感，很多不同的情感教會了我很多，例如一些表演的微妙之處，很多情感我們都能夠在一天中感受到，關於一些情節片，我希望它能讓人們感受到它是清晰的，我希望人們感受到事情的真相，我的觀念是想要人們感受到影片的真實，我希望這是像紀錄片的，在真實中感到混亂，有這樣一個妙處。
Q：你談到一個拍攝的技術我很感興趣，我想知道如何掌握面談中感受到平衡。
A：這本《記者與謀殺犯》書中，每個記者不愚蠢的話，都知道自己在道德上要有防禦感，你要知道什麼可以接受，什麼不可以，這應該要源自你自己的判斷，他們可能會有一些脆弱感，你需要去保護他們，你不能讓其他人很困難的生活變得更加糟糕。我不認為這裡面有一個特定的規則，我其實並沒有拍攝很多，我一般都具有浸入性的，有些人在鏡頭面前不舒服，很多人想要去解釋自己，讓自己在影片中顯得舒服，很多人其實想要出現在影片中，你其實是需要讓他們信任你。
Q：你如何建立信任感，如何讓主角感到信任？
A：我們透過電話溝通或者製片溝通，他們需要感受到你在聆聽，你需要給他們一種平等，你需要做好準備，在訪談過程中我就是按當時的大綱進行的，你需要保持這樣的好奇心。
Q：導演剛剛說到，新聞和紀錄片的題材變得模糊，導演會期待紀錄片介入現實嗎？如何看待紀錄片的現實影響？該如何平衡紀錄感和表演感。
A：我改變了我的一些願望，我改變了我對世界的態度，我的其中的改變是2016年給蔡國強拍了一個影片《天梯：蔡國強的藝術》，我看到他真正想做的事情，這個事情特別前衛，政府也給了他一些合作，他在這兩者之間也十分苦惱，我希望我在影片之中有這樣一個想法。
我其實，並不知道這個影片會怎麼樣，我覺得他的一生中有很多衝突，我要花很長時間去找到這樣一個感覺，他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和官僚主義進行交涉，有很多片段我刪除了，這確實也是真相很不舒服的例子，這其實不是一個對中國負面的例子，這只是一個例子，一個表現衝突的例子。我相信當你在做藝術家這樣一個電影的時候，你願意把他們的生活關聯起來，這是一種把暴力轉換為美麗的一種意義，你感受到了蔡國強內心的掙扎，這是一種轉化，你把這些表現為了藝術的一種形式。當時他想不明白自己是藝術家還是公務員。
Q：所以蔡先生他是否願意成為拍攝素材？
主持人陳玲珍針對觀眾問題深入訪談凱文·麥克唐納
A：他願意，他希望自己被世界所知，被曝光，他需要拍攝一個展現內心的電影。我們也等了很久這個故事才得完成，當然這是關於他為他年紀很高的祖母，做了一個作品就是天梯，是他自己對於祖母情感和未能長陪伴她的遺憾的一個救贖，他花了很多時間精力去做這個挑戰性極高的作品，當時政府沒有讓他做，他悄悄做，拍攝他的祖母之後過了幾周她就去世了。這個電影確實很有力量，該如何把這個電影收尾呢，這樣的一個情感，她的祖母並不理解她孫子所做的藝術，但是他仍舊願意分享。
Q：影片去了聖丹斯電影節，現在也一個國際性的流媒體上播映，以中文為基礎的片子被投放到這個平臺還是不多的，我們藉此機會聊一下聖丹斯電影節？
A：我去聖丹斯好幾次，因為這裡快速、吵鬧，美式，費用也很高，我自己並不是特別享受這種氛圍，但是我喜歡那裡能從電影人的角度來看待影片，探討如何製作這樣的電影。
Q：拍攝紀錄片要怎麼獲得主人公的信任？
A：如果我之前接觸過再進行拍攝訪談他們，那就是二次的故事了，作為導演你的角度你是有責任的，哪些可以很好的代表，哪些可以再現？我需要思考我是否操控了太多，我的這些改變主人公是否能夠接受，如果他們認為不可以，那麼我就希望觀眾可以更好地理解，如果觀眾無法理解的話，那你可能心中就要有一個分離裝置，分離你的專業和人性，我相信你自己也要思考。
我發現我和這些年輕的電影製作者一起製作電影時，我相信可能會有代際之間的區別，也許這樣說有些敏感，但也不是說我就是硬心腸的，關鍵是影片本身要好，如果是有能力可以應對的話，我就可以接受。
Q：在影片釋出後是否有遇到人們的憤怒？
A：有的，我需要這麼去做，例如有些人是自戀的，例如覺得自己更美更聰明，但這其實不是真實的自己。比如我遇到一個變性人，因為他不願意拍照，有些人並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在社交媒體中是一個特殊的，比如網紅之類的，是有差別的。
Q：你覺得網紅的現象會持續很長時間嗎？
A：我沒有個人社交媒體，因為我其實我不喜歡分享我自己，我認為幾代人是不同的，如果人們想要了解你，人們透過搜尋引擎找到你有很多的情況，我認為自己是攝像頭後背的人而非鏡頭之前的人，我不願分享自己的隱私。我希望這種真相併不舒服的本質在社交媒體的時代並不丟失，我完全同意真相不會丟失。
主持人總結感謝凱文豐富而真誠的分享，他充滿獨到之處的製作經驗以及關鍵的哲思，確實給世人帶來很多精彩的電影作品。也期待現場朋友們都有了很好的收穫，特別是志在創作優秀紀錄片作品的朋友們，解除了一些後顧之憂。紀錄真相併不舒適，但是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