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頭記》是一次極具溫度的自我反思的成果。一位父親試圖找出自己與孩子之間微小裂痕的根源，為此他選擇回溯父與子的影像記憶。
獨具特色的結構和懸念設定，從影像內容中自然地生長而出。作者在拍攝中直面自己的缺陷，再加上影片獨特的拍攝背景，也讓影片內容具備了相當強的公共性。
康世偉坦言，拍攝這部影片，直面父子關係，剖開自己的弱點很艱難，他剪輯結束後影片中的很多片段都不敢再看。他甚至還陷入了倫理困境，因為導演和父親的雙重身份而掙扎。拍攝原本可以呈現更多衝突矛盾，但面對兒子心軟了，職業和親情該如何選擇？作為監護人，他還擔心兒子慢慢長大會不會對影片有意見？
“觀察自己需要一種立場，需要一種勇敢的態度。” 康世偉說，拍攝私影像，導演要正視自己既是觀察者又是故事製造者，與其想方設法平衡，不如心懷坦蕩介入。
影片資訊
這部電影講述了新冠疫情期間一位被困家中的父親（導演本人）為改善與兒子的關係，主動為兒子洗澡洗頭的故事。3歲兒子有“俄狄浦斯情結”情結，對母親過於依戀，而對父親莫名抗拒，致使父親有些嫉妒。疫情為他們提供了一個修復親情的機會。在日常的瑣碎中，偶爾的爭吵、短暫的分離、給兒子吃藥、帶兒子做核酸檢測等生活細節，兩人的關係變得逐漸牢固。
與此同時，這位具有深厚中國傳統觀念的父親慢慢意識到在教育兒子方面的缺陷。如男性沙文主義的面子觀，將兒子視為自己虛榮心的表現，偶爾的情緒爆發，都使他在家庭倫理及自我成長的反思中深刻覺醒。
*《洗頭記》劇照
連線嘉賓
康世偉，文學博士，紀錄片導演，日本鐵木真電視公司（東京）中方製片人，廈門理工學院教師。
代表作包括：《輪迴情》、《廣場上的舞蹈》、《暴走風塵》等。作品曾獲歐洲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華盛頓華語電影節“最具社會價值獎”、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金紅棉”獎提名、華語音樂影像志“最佳導演”獎，中國民族誌紀錄影像展“銀收藏獎”，中國紀錄片學院獎“最佳紀錄電影提名獎”等。執導的紀錄片在加拿大國家電視臺CBC，日本NHK，鳳凰衛視等媒體播出。
凹凸鏡DOC對話康世偉
凹凸鏡DOC：片頭提到你很小的時候就非常想當一個父親，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願望？
康世偉：可能會被很多人誤會這是一種傳統觀念，希望傳宗接代、希望有個兒子，其實不是的，我就是希望有個小男孩陪我一起玩，就是那種很單純的想法。
凹凸鏡DOC：你想象中的和實際道一進入生活之後，有哪些是與你的想象不符的或者比較有衝擊到你的？
康世偉：總體來說，比較符合我對兒子的想象。讓我覺得衝擊到的是人的成長是潛移默化的，就是你永遠看不到一個人的成長。他就在你身邊，尤其是你每天看到一個人的話，那你是肯定看不到他的成長。如果說你五年，十年見到一個人，那可能你能看到這個人的變化，但你每天看到他，你反而看不到他的變化。陪伴導致了一種對他成長觀察的一種疏離。突然一下他有這樣的一個能力了，突然一下他有那樣的能力了。
凹凸鏡DOC：什麼樣的契機讓你把自己的孩子作為拍攝物件？
康世偉：從我吃他媽媽的醋開始，他每天就說他很愛媽媽，對著爸爸說，不愛爸爸，我不愛爸爸。就從那個點開始。我想要拍關於他的紀錄片。我相信會有變化。因為我覺得我兒子一定會很愛我，那他為什麼老是要說不愛，我想找出為什麼？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想給他洗頭，然後就開始了拍攝。
凹凸鏡DOC：父子之間的互相表達，可能不會像和母親一樣那麼直接。
康世偉：對，因為都是男人，男人本身可能有一種內斂和沉默，就是不管關係好不好，感情都會很收斂。在父子的關係下。這種關係要把它拍出來，要讓觀眾看到其實是挺難的。
凹凸鏡DOC：你在影片中有很多類似於內心告白的反思，如果不是因為拍攝紀錄片，這些話你會直接跟道一講嗎？
康世偉：相對於我們生活的這個長度來說，記錄的時間一定是很少的，那在這個記錄之外，我還是經常會跟道一講，很坦誠的跟他講我的感受。也會很坦誠的跟他講爸爸哪裡做的不好。因為我覺得，這是我的性格。好和不好的事情，我都喜歡分享過程。我覺得我們不定義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感，正面的，負面的或怎麼樣，它都是一種分享情感的過程。情感正是因為被分享，它才能夠慢慢的積蓄增長。這也是我拍這部紀錄片過程中收穫到的。對於這部紀錄片的拍攝來說，它也是一個情感分享的過程，有了分享，我們的情感才有了慢慢的積蓄，有了慢慢的積蓄才會有這樣的一個轉折。
凹凸鏡DOC：影片中有一個片段，你帶道一去海邊玩，道一其實從小就對水很敏感，所以你一直不斷地要求他要勇敢，事後你反思自己的行為是一種“父親的虛榮”，可以具體談一談嗎？
康世偉：我做那件事情的時候，其實是無意的，你這樣把他用水衝一下，難道別人就勇敢了嗎？這個本身是不符合邏輯的，但那個時候充斥在我大腦中的，可能一方面有一時的衝動，另一方面也有原生家庭帶給我的那種“父親的虛榮”。我在拍這個片子之後，我就意識到了，現在我不會跟道一說，你一定要怎麼怎麼樣，他只要快樂和健康就好。
凹凸鏡DOC：道一是你的兒子，當把這樣的人物作為拍攝物件的時候，和以往的拍攝經驗會有哪些的不同？
康世偉：他第一次看這個片子，他覺得太好看了，那以後他還會覺得好看嗎？人都在變化，等他長大了，看到爸爸拍我半裸身體在洗澡，還在大熒幕上放。那他會怎麼想，這就是一個關於拍攝倫理的不同點。
還有一個就是情感交織的不同點，之前的拍攝物件，都是我的朋友，在社會上遇到的人。我跟他們沒有太多羈絆。我們在這個紀錄片，它不僅有一些我們在成長中的開心時刻，也有很多酸甜苦辣。
每次看這個片子都是需要勇氣的，比如說像《歸途列車》或者很多紀錄片裡的矛盾，你覺得看起來很精彩，但當你看你自己，尤其是自己兒子的時候，你會心一下就軟了。
凹凸鏡DOC：你這部片子拍攝了大概六年，你是如何去處理大量的素材，以及在後期剪輯中如何去梳理出這樣的故事結構？
康世偉：故事結構是在拍的時候就有想過。在拍的時候你就會自覺的想我們需要哪些素材，那對於導演來說，好像是一種天賦，或者說是一種天性。你知道你想要哪些素材，當然這也是前面發生了一些事情，讓我進行反思之後，才覺得這個故事可能會是這個樣子。這個故事結構並不是說在後期剪輯的時候形成的，前期就形成了，後期加了一些像倒敘那些文學修辭性的東西。
凹凸鏡DOC：像這樣的私影像，更好的畫質，更創新的方式和更多的記錄之間，你會更傾向於哪種？
康世偉：紀錄片和劇情片一直有一個不同在於到底是資訊優先還是美學優先。這個紀錄片，因為它確實是資訊優先，因為它有一部分的屬性是屬於新聞屬性的，你能夠抓到那個資訊最重要，到底用手機拍還是相機拍，它的畫質怎麼樣？像看新聞一樣，我們不會在乎新聞畫質，我們更在乎新聞內容。紀錄片從它誕生之時起，就是反美學的。現在很多紀錄片，都有逐漸朝著一種電影美學化的發展傾向。從我個人來說，是持懷疑態度的。
凹凸鏡DOC：這樣一個私影像的拍攝，你作為觀察者，同時又是一個主角，一個介入者，你如何去平衡這兩者之間？
康世偉：與其想方設法追求平衡，不如心懷坦蕩介入，正視我既是觀察者又是故事的製造者。因為作為一個參與式紀錄片，它本身就帶有一定的先入為主的性質在裡邊。在開始的時候有一點不適應，但是隨著我自己拍自己的時間長了，慢慢也就適應了，慢慢的也讓自己放下了一些戒備。類似於有兩個我，我在看自己跟自己打交道的感覺。這個過程雖然有點複雜，不一定有說那麼美好，但我還是很坦蕩的面對我自己拍攝自己的這個過程。
凹凸鏡DOC：片尾道一給你的回答其實是一個很溫馨的答案，聽到這個答案的時候你的感受是怎樣的？
康世偉：覺得超級開心那個時候。就一下子感覺天亮了。即使是我猜想他可能也是因為他長大了，他情商很高，他想讓爸爸更開心，反正也沒有其他人在場，他可能這麼說，即使這樣，你逗爸爸開心，爸爸還是很開心，我覺得家人就這樣。
凹凸鏡DOC：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你很擅長的事情就是觀察別人。在這部影片中，你要不斷地去觀察自己，你覺得這是一個困難的事情嗎？
康世偉：我覺得是非常困難的事情。觀察自己需要一種立場，需要一種勇敢的態度。你觀察本身很簡單，但是觀察並呈現出來，這需要勇氣，也是很具有挑戰的事情。為什麼現在我不是很敢看這個片子，實際上是我呈現了一些自己的弱點在裡面。我們經常說想看開心的事情，那不開心的事情，可能不會那麼想看，但是又因為我是一個藝術家，一位導演，我有想表達的東西，所以說我需要去把它呈現出來。
凹凸鏡DOC：你之前的一些影片經常都是跨國合作，你可以分享一些這方面的經驗嗎？
康世偉：有很多的偶然性。最核心的就是參加提案大會。一部影片不要等到做完之後我才想怎麼樣把它推廣出去。影片推廣的最佳時機是在影片做完之前，而不是之後。另外，跟國際製片人保持聯絡，因為很多時候紀錄片人的拍攝多多少少都帶有自己的主觀色彩，即使你是一部觀察式紀錄片，有時候你自己的導演的主觀性仍然會出現在你的影片中。導演的性格，為人處世，也會出現在影片中。製片人不只需要了解你所講的故事，也需要了解你，因為你是什麼樣的人就講得出什麼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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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凹凸鏡DOC、Wali
編輯| W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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