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的“詛咒”

紀錄片因其追求真實的視覺再現訴求，與現實世界中的人、事、物深刻關聯、彼此影響，其間往往充滿了複雜的情感互動與權力博弈，這一過程正指向以拍攝者和被攝者關係為核心的紀錄倫理。無論是“原罪論”的批判還是“泛道德主義”的爭議，倫理問題始終是紀錄片創作與文化批評中無法繞開的話題。

臺灣紀錄片導演吳耀東的兩部作品——《在高速公路上游泳》（1998）和《Goodnight & Goodbye》（2018），正是紀錄倫理困境的典型案例。兩部影片聚焦同一位拍攝物件Tom，記錄了他從青年到中年乍然而止的生命。然而，這也是一場跨越二十年的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角力。吳耀東的鏡頭呈現了Tom的痛苦與掙扎，同樣暴露了自己深陷倫理危機時做出的抉擇。

再現角力與道德對話：跨越二十年的紀錄倫理事件

作者：權湄荻

編輯：張勞動

上世紀90年代，DV攝影機逐漸普及，個人紀錄片風潮在華語紀錄片界順勢而起。正在臺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修讀的吳耀東為拍攝畢業作品，將攝影機對準了一位才華橫溢又個性疏離的學生Tom，Tom私密的生活經歷逐漸曝光在了鏡頭之中——他少時被男生性侵，如今是一位感染艾滋病的男同志，自殺未遂，幾次進入精神病院，學業也半途而廢。

在歷時一年的拍攝過程中，意圖控制局面的吳耀東與不受控的Tom展開了“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鬥爭、攝影機掌控權力的鬥爭、朋友相處間誠信的鬥爭”（吳耀東對《在高速公路上游泳》闡述的原句為“這整整一年的拍攝相處，一直存在我們之間的是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鬥爭、攝影機掌控權力的鬥爭、朋友相處間誠信的鬥爭，但存在於他自己的，那只是死掉和活下去對於生命本質的鬥爭。”）。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截圖

影片在校內釋出的前一天，指導教授作出批評：“完全被受訪者牽著鼻子走，看不到導演。”於是吳耀東徹夜重剪，放入更多吵架的畫面，“我憤怒到極點，喝了酒有憨膽，就把這些公諸於世，常常是拍一拍我不耐煩，脾氣又暴躁，完全不關心Tom的同性戀與艾滋病，最後片子得了獎。”（吳耀東2018年接受鏡週刊的訪談。）

這部名為《在高速公路上游泳》紀錄片1998年製作完畢後在電影節斬獲獎項（1999年金穗獎最佳紀錄片、1999年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小川紳介獎），使吳耀東聲名鵲起，但也令其伴隨著長達二十年的倫理爭議，批評者認為吳耀東在影片內外對Tom精神及情感的枉顧是一種殘忍的剝削。紀錄片拍攝完畢後，兩人在二十年間越走越遠，幾近失聯。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獲得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小川紳介獎，導演吳耀東（右）與Tom（左）的合影。來源 | Mirror Media

2015年，吳耀東重新聯絡Tom，計劃透過與Tom的再次對話，重溯創作原點，解開心結，而這一過程也將成為一部新的紀錄片。此時的Tom獨身一人，終日酗酒，遠離親友。就在吳耀東與Tom重逢的次日，Tom病發猝死家中，吳耀東的攝影機直接介入與見證了這個突發的、悲劇性的現場。Tom死後，吳耀東以自反的方式重審兩人之間的“愛恨情仇”，2018年製作出前作的續集影片《Goodnight & Goodbye》，這部影片仍舊在獲獎之後因為倫理爭議而譭譽參半，批評者以“沽名釣譽”、“自私”、“卑劣”等言辭指責吳耀東利用Tom的悲劇人生來完成他所謂的“追尋自己”，讚譽者則肯定吳耀東在影片中自省與懺悔的真誠。兩部相隔二十年的紀錄片形成一個有頭有尾的倫理事件，吳耀東在領獎時坦言：“拍紀錄片從別人的生命中拿走一些東西，來成就自己，是一種詛咒。”（吳耀東所獲獎項為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亞洲視野競賽：評審團特別獎”及“華人紀錄片獎：觀眾票選獎”）

倫理矛盾作為驅動力

比爾·尼克爾斯（Bill Nichols）認為紀錄片的內涵在於“明確地再現我們所居住並共同擁有的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真實是紀錄片的追求所在，而在探索真實的過程中，倫理道德成為了紀錄片無法迴避的重要議題。臺灣學者邱貴芬指出，因為紀錄片所再現的是現實世界裡的人、事、物，它們必然會因拍攝這一行為的介入而對於現實世界和被攝者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

紀錄倫理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拍攝者與被攝物件之間的關係。學者呂新雨將這一關係問題視作紀錄片的結構性所在：“取消這個關係，就是取消紀錄片”。其背後，是有關再現政治的論辯。視覺再現本身便滲透著權力關係，看與被看構成了權力的角力場，學者周佩霞和馬傑偉指出，其關鍵在於“再現的主體在哪裡被再現、如何被再現，以及對再現的控制權”。

拍攝計劃下，紀錄片的拍攝者和被攝者經歷了一個主體間的、情感上的複雜互動過程，雙方在再現政治上也構成了相對緊張的博弈關係。拍攝者隱匿在攝影機背後，以攝影機為武器，介入被攝者的生活，而其介入的尺度何在？將被攝者的私人空間公開化，這一紀錄的再現到底對被攝者是構成了消費與剝削，還是為其達成了賦權與發聲？

伴隨再現的倫理問題也被視作紀錄片的“原罪”。紀錄片自誕生伊始便揹負著“再現的罪行”前進，回溯世界第一部紀錄片《北方的納努克》，被攝者納努克因為配合導演弗萊爾蒂的影片拍攝，沒有儲備足夠的食物，以至餓死於寒冬之中。而導演張贊波認為，用倫理規範審視紀錄片創作，是一種泛道德批判，脫離電影的本體論，“高估了紀錄片在現實生活中對於拍攝物件的作用”。真實、在場是紀實影像的追求，倫理、道德又作為其基點而存在，真實美學訴求與拍攝雙方的緊張關係，“具有一種正反互動、無窮辯難的弔詭式的辯證意味”（劉潔，2016)。

《北方的納努克》cc封面

這一對矛盾構成了紀錄片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在西方，紀錄片的發展經歷了由六十年代盛行的真實電影和直接電影到七十年代更具自傳體色彩的、更加個人化的紀錄片的轉變。直接電影主張客觀觀察，要求拍攝者化身“牆壁上的蒼蠅”純粹紀錄，而拒絕其以任何形式干擾被攝物件與拍攝事件，但其悖論在於，攝影機的存在始終都會干涉到被攝者的日常軌跡，所謂絕對的客觀、中立恰恰是“當攝影機完全處於被拍攝者的視野之外、意識之外”才有可能達成，而透過欺瞞、偷拍等等手段獲得的素材又會使其備受倫理的拷問；真實電影不迴避干涉行為，主張拍攝者透過主動參與來積極促成事件的發展，挖掘隱蔽的真實，但介入過度，就容易變成控制（黎小鋒，賈愷，2003）。

為了緩解拍攝雙方因倫理道德產生的“再現危機”，“一些拍攝者不再拍攝他人，而是將攝像機對準了自己”，這也解釋了當前紀錄片創作的私影像趨勢，即其中湧現著越來越多個人化的、自反性的影片。雖然創作有模式，然而倫理並無公式可套，對紀錄片倫理問題的思考是一個實踐化、動態化、具體化的過程。史傑鵬（J.P. Sniadecki）認為，沒有哪種影片模式較之其他會處在道德的制高點上，紀錄片是一個“生動、緊張、易變”的再現方式，拍攝中所遇到的問題不在於外在既定的規範，而取決於“拍攝所遭遇的具體動態過程和最終選擇使用何種影像片段”。

紀錄片的倫理風險看似無解，也許只能寄希望於將負面影響降到最低。一些學者提倡將拍攝雙方圍繞紀錄片的博弈互動轉化為一種協作關係，並希冀雙方進行道德對話，在對話中實踐個人與社會責任，以緩解倫理困境。這一過程中，拍攝雙方彼此影響的交錯關係得到正視，道德對話與倫理反思本身或將成為紀錄片的內容之一，藉此在動態、生動的個案實踐中不斷對倫理道德問題作出回應。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的再現角力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是一部典型的參與式紀錄片，不但呈現出被攝物件Tom的生活狀態，也包含了拍攝雙方的相處過程。影片透過敘述字卡的形式，穿插了吳耀東的內心獨白，讓觀眾得以窺見導演在拍攝中的困惑與掙扎。這部紀錄片之所以引發長久的倫理討論，正是因為再現的角力貫穿於景框內外，吳耀東與Tom之間的權力博弈成為了影片的核心線索。

Tom的性少數身份以及罹患艾滋病的經歷是吳耀東在拍攝伊始想要著重挖掘的內容，藉以闡述這位天之驕子的墮落。邊緣人群常常是紀錄片傾向選擇的題材與物件，但正如前文所說，這種對邊緣人群的再現伴隨著窺視與被傾聽、剝削與賦權的爭議風險。在影片中，吳耀東較多時候呈現出的，是一種居於主流的、“正常人”的姿態，以俯視的視角看待Tom。但是，Tom的“表演慾”、反覆無常的情緒並不受制於吳耀東的拍攝節奏，一再挑戰吳耀東被攝影機所賦予的“權威”，吳耀東經常覺得自己被他“愚弄”。

“在醫院陪了他一整天，看著他一下在我面前跳舞，一下又跑回病房反覆摺疊被單，那晚，因拍攝而長期相處積壓已久的情緒當場崩潰，我決定躲回臺北不再理他。”

“近一年，拍攝的相處，他狀況不斷，好像是不停地考驗別人對他的忍耐極限，當然，也包括我。”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敘述字卡）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截圖

吳耀東在敘述字卡中以自白的方式吐露了情緒，不滿Tom的處事方式、身心狀況對自己拍攝計劃帶來的阻塞。而畢業期限將至，吳耀東急於得到核心素材來完成影片的拍攝，便以較為強勢的言辭逼問Tom。

Tom：“問啊。”

吳耀東：“就是那件事。”

Tom：“什麼事？”

吳耀東：“十七歲被強暴。”

Tom：“怎麼樣，哪一部分？”

吳耀東：“前後左右！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對話）

在這段對話裡，Tom主導談話的起始，但吳耀東隨後用“前後左右”這近於審問的四個字取得了上風。這種生硬的、情緒化的提問方式無疑促使拍攝者由介入滑向了控制。

吳耀東：“你要作ending，就要給我好多東西呀，你要給我一個比較詳細的東西。從頭到尾這整整一年，都是這樣在搞，我知道那種過程是很痛苦的，那個回憶往事是更痛苦的，可是你目前已經過到現在啦，你還是活著啊。”

吳耀東：“你不要光想，你要跟我講啊！我需要你講，不然片子怎麼看，我現在只想我的片子。”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對話）

吳耀東逼問Tom講述如何感染艾滋病的過程，強制性地讓他剖開傷口，袒露身心創痛，以服務於自己的影片，而此時鏡頭前的Tom淚流滿面。

這種愈發激烈的緊張關係終於將已存的倫理風險引發至危機狀態。呈現憤怒吳耀東認為Tom“講了一堆空話”後，讓Tom乾脆用演的方式，“表現出很痛苦的樣子談自己的艾滋病”。

Tom：“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結束悲傷，30歲，像一場賭博一樣。然後得了艾滋病，又被送去精神病院，工作也丟了，好幾次休學、當兵，三溫暖又火燒，每件事好像都嚇到我。像遊魂一樣……不斷地自殺，又被救活……好啦講不下去了。”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對話）

Tom哽咽地停止了這段剖白，表演在哭泣中裂解，顯露出一個人絕望的底色。此刻，隱匿在攝影機背後的吳耀東因過度的控制方式使得他的拍攝物件受到了傷害。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截圖

才子墮落、同性戀、艾滋病等等標籤，是吳耀東認為Tom對紀錄片拍攝的價值化內容所在，也成為了他自己對影片預設的論調與立場，而Tom的“主體性”卻無法滿足於他的預期，在這場關於再現的角力中，被激怒的吳耀東選擇用控制與誘導表演的方式將Tom的創傷隱私以奇觀化、景觀化的顯露到公共領域，已然構成了一種剝削。但弔詭的地方在於，吳耀東並非僅放置Tom在其誘導表演下的剖白，而是將自己在拍攝過程中逾越倫理邊界的審問、逼迫、言語刺激，及兩人由此產生的爭吵一併暴露在正片之中。

這種做法在一些人看來是以保留暴力的行徑消弭了“暴力的邏輯”，“這個‘暴力的邏輯’的含義是指紀錄片拍攝者憑藉著不對等的權力，將鏡頭對準他人，而在成片中剪掉自己的畫面”（史傑鵬，2014）。

吳耀東保留了這些對Tom充斥言語與精神暴力的場面，從而使影片的倫理負罪在基於“在場”與“真實”的層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但這並不能徹底地將其豁免。

於是，這段緊張的博弈關係與吳耀東對於倫理邊界的試探最終取代了Tom被景觀化的苦難而成為了這部紀錄片真正再現出來的東西。

吳耀東在影片中多次透過字幕卡寫下反思。

“在他面前我像個白痴，不斷地混淆，不斷地想整理，卻又不太敢面對問題的核心，然而，他總是能夠對我坦然地陳訴那段悲慘的過往，這令我十分不舒服。”

“其實，我根本很難理解他所說的總總病痛和悲傷。我只感覺到，每次的見面和對話，我只是他再一次移情或者慰藉的某個物件。”

“我無法瞭解生命，他也一樣，攝影機誰不祥的，它將帶來詛咒，帶走你的靈魂。”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敘述字卡）

吳耀東認為，拍攝雙方的僵局在於自己無法理解和共情Tom，無法平視具有強烈主體性的Tom。這場關於再現的角力，看似吳耀東贏了，但他無法真正消弭這段拍攝歷程已經造成的倫理問題，攝影機橫亙在景框內外，成為一種“詛咒”拷問著拍攝者的內心。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截圖

《Goodnight & Goodbye》的道德對話

吳耀東和Tom之間的關係糾葛並沒有斷裂在《在高速公路上游泳》的結束，前作的倫理問題延至二十年後的續集《Goodnight & Goodbye》。近二十年間，吳耀東的紀錄片創作事業平平，想要重回創作原點找尋自己，於是有了再拍一次Tom的計劃。2015年，吳耀東與友人何經泰動身去尋找Tom，不同於前作僅是以聲音與插卡字幕的形式出現，這次吳耀東現身於何經泰掌鏡的畫面之內。

《Goodnight & Goodbye》劇照

見到Tom，他們圍繞曾經的拍攝與如今的境況交談了一晚，而這也是吳耀東與Tom兩人關於那段緊張拍攝關係僅存的剖析。

吳耀東：“我也有在想說，那是不是片子變成，就像你現在想扮演的那個角色，乾脆你是一個針對這種議題的發言人。我又不太喜歡拍這種東西。”

Tom：“抓不住你的問題，因為你試圖去歸類，去解釋，那種東西對於我而言都蠻難的。我可能比你更簡單，那一旦遇到那種問題，我就必須想很久都不見能夠給你很清楚的答案。”

（《Goodnight & Goodbye》對話）

吳耀東不喜歡Tom曾經在鏡頭前的“表現力”，Tom則認為吳耀東是用一種結構化的方式歸納、解釋他的人生，而這種模式讓他無法作答。深夜，吳耀東和Tom在飲酒後發生了爭執。面對吳耀東的反覆追問，Tom選擇沉默。

最後Tom醉倒，掌鏡的何經泰在攝影機後指揮吳耀東拿墊子讓Tom靠著，以免受傷，吳耀東則幾次不得要領，何經泰感嘆：“你沒有照顧過人啊。”

何經泰：“你太強勢了，強勢到我覺得你不是在追尋的感覺，反而是有一點要跟找一個人打架的感覺。你要找他不是要追尋什麼，反而是你們有很多的結一直糾結在那裡，你沒有開，看起來，他已經開了，你反而一直在那個結裡面。你到底要追尋什麼？要拍什麼？”

（《Goodnight & Goodbye》對話）

面對何經泰的質問，吳耀東在當時的回答是“追尋自我，追尋紀錄片的本質”，相比之下，何經泰在當時經由觀察與提問捕捉到這場拍攝計劃的初衷與核心——“此行的主軸並不在重訪Tom，而是吳耀東藉由Tom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因為吳耀東無法面對自己的問題何在。”（郭敏容，2019）

三年後，吳耀東在影片的自白中承認，這是“一種用創作來迷幻我的虛榮。甚至不清楚為什麼去找他。”吳耀東預設的“追尋自我”，究根結底是他想透過與Tom進行一場道德對話來解開多年心結。但這場道德對話卻沒有以“在場”的方式繼續展開，Tom猝死這一突發事件讓吳耀東作為紀錄片工作者徹底失能，陷入更大的倫理危機。

次日清晨，吳耀東與何經泰來到Tom家中計劃繼續拍攝。紀錄片正片出現了凌亂冗雜的客廳特寫，吳耀東曾在一場映後談話中表示，當時拍這些畫面，是想要構思生活環境與這個人的關聯，服務於自己的拍攝計劃，卻不料Tom已經死在了臥室內。（吳耀東於出席2021年12月“共享空氣，共度時光”紀錄片線上展映的映後會談，筆者作為觀眾參與其中。）在面對死亡的時候，吳耀東收起了攝像機。拒絕攝影機對於死亡的見證暴力，是吳耀東為這場倫理事件設定的最後底線。無法確定攝影機的再次介入究竟與Tom的死亡有無關聯，但是攝影機的“詛咒”因為這場陡然的轉折變成了紀錄片的“幽靈”。

之後三年，吳耀東訪問過Tom的舊友，蒐集了他生前的信件手稿，重新觀看二十年前拍攝《在高速公路上游泳》的素材，將這些訪談、檔案、影像剪輯作為《Goodnight & Goodbye》的後半段來詮釋這個人曾經的璀璨與悲哀、美好與落魄、懷才不遇與形單影隻。透過Tom生前的信件、訪談和影像片段，吳耀東拼湊出一個破碎卻真實的人生圖景。

《Goodnight & Goodbye》劇照

在這個過程中，他以旁白的形式不斷反思自己與Tom的關係，時而嘲弄自己的傲慢，時而懺悔當年的冷漠。然而，這場關於紀錄倫理的道德對話，卻因Tom的離世而變得殘缺不全。對話的一方永遠缺席，只剩下吳耀東自說自話來填補這段未完成的交流。

“你大概不知道，那時候在拍你，我有多麼討厭你，那種嫌惡感是越拍越深。我以為拿了攝影機，你就得聽我的，你卻不斷地欺騙我，唬弄我。我感覺你對我的輕蔑，我感覺在你面前很不堪。”（《Goodnight & Goodbye》吳耀東自白）

承認自己只為完成拍攝任務卻對Tom“不瞭解”、“不在乎”，承認自己多年的心虛與愧疚，承認“靠著別人來追尋自己，是一件可笑的事”。吳耀東進行著道德自問，希望再一次從“暴力的邏輯”中得到豁免。

“我想起昨夜相聚的畫面總總，從驚嚇害怕，暈眩想吐，轉成羞愧悲傷，藉口來說聲對不起，其實說穿了，還不是為了自己的片子。如果最後那三聲對不起是他在世上聽到最後的聲音，那他用這樣的方式離開，是在跟我回絕，還是跟我挑釁。我到底要找什麼？”（《Goodnight & Goodbye》吳耀東自白）

吳耀東所謂追尋的“自我”，恰恰戳中了紀錄片倫理問題的核心。“紀錄倫理的重心是拍攝者自己”，面對被攝者，拍攝者自我身份的內部緊張和外部博弈，“共同構成了一種針對自我的倫理強迫”（呂新雨，2011）。

當近年被問及紀錄片的“原罪論”時，吳耀東仍舊錶現得糾結矛盾，先後承認又否認了紀錄片的“原罪”，最終感慨：“你如果心裡都在想這些的話，那就不用像我們這樣子拍片了”“真的誠心去面對你的拍攝物件，或面對你的作品比較重要。”（吳耀東於2021年12月出席“共享空氣，共度時光”紀錄片線上展映的映後會談，筆者就紀錄片的“原罪論”及紀錄倫理向其提出問題。）

關於《Goodnight&Goodbye》這場滯後且一方缺席的“道德對話”，是一個紀實影像工作者在“倫理強迫”下為失職而做的補救，但其自我仍然在紀錄與倫理間的矛盾中徘徊，踽踽而行。

《Goodnight & Goodbye》劇照

動態的答案

紀錄是一個動詞，“不僅跨越了影片內外的界限，而且成為推動事件發展的動力，影片的文字與現實之間互相攜裹與共生，並以此方式不斷推進和生長”（呂新雨，2011）。《在高速公路上游泳》與《Goodnight&Goodbye》這兩部紀錄片構成的不僅是影像與敘事，它們透過“再現”與現實世界產生的聯結是一段跨越二十年的人際關係。紀實影像與現實生活攜裹與共生，拍攝者與被攝物件所面臨的是“旁觀與介入、剪裁與詮釋、交換與交換、窺視與被傾聽的渴求之角力，還涉及‘真實’這項似乎無可挑戰的框架”（胡慕情，2019）。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與《Goodnight & Goodbye》可以看作探討紀錄倫理的典型案例，經典而又具體地呈現出拍攝雙方的權力關係、紀錄片真實追求與倫理問題間的矛盾糾葛。這一倫理事件也間接回應了一些學者們提出的“道德對話”。道德對話僅是依靠言辭溝通與交流即可嗎？作為一種協作關係，紀錄片不僅僅指向契約，更應涉及情感上的聯結。影片中，吳耀東和Tom都足夠真誠，但其癥結在於難以超越拍攝任務而真正理解彼此的主體性。

倫理本是一必須歷經複雜思辨才能提出暫時解答的變動性的狀態（胡慕情，2019），而這些暫時的解答又很快因新狀況的出現而顛覆，每個個體所具備的特殊性都將為紀錄倫理的動態發展提供經驗。對於紀實影像工作者來說，舉起攝影機的那一刻，不僅是對被攝者生活的介入，更是對自身倫理底線的審視。

如何在記錄真實的同時，尊重被攝者的尊嚴？如何在追求藝術表達的同時，承擔起對觀眾的責任？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卻提醒著我們，紀錄精神是對人性與道德的持續追問。

《Goodnight & Goodbye》劇照

《Goodnight & Goodbye》海報

《Goodnight & Goodbye》影片介紹：

為了“自我追尋”，導演啟程尋找他1997年作品《在高速公路上游泳》的主角。路途迢迢開了20年，盤踞內心的幽靈始終揮之不去，而突發的事件，令刻意遺忘與逃避的種種瞬間浮現眼前。無法收拾的矛盾，從虛實迭替的假象中不斷迸出，不知為何開始，也不知何時結束，人稱作者已死，報應遲早到來。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影片介紹：

影片探討著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關係,1997年十月十日，吳耀東在燦爛花火下的西門町，開始拍攝這部關於Tom和他之間愛恨情仇的紀錄片。在整整一年的拍攝相處中，一直存在他們之間的是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鬥爭，攝影機掌控權力的鬥爭，朋友相處間誠信的鬥爭，但存在於Tom身上的,那只是死掉和活下去對於生命本質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