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也不是。”
這是“哏都養老院”的抖音影片中，餘奶奶最常評價他人的一句話。今年3月，為了陪伴爺爺奶奶，28歲的陳卓離開服裝行業，進入二伯開的養老院，當起了“院長”。他將短影片帶進養老院，讓這家平均年齡75歲的養老院，一下子熱鬧了起來。
他與老人們共同創作，以搞笑、反差的形式來調侃內卷、焦慮和死亡。調笑、打趣間，有老人重新找回了自己，有老人放下抑鬱和焦慮，而陳卓也在獲得流量和認可的同時，對生死之事有了新的理解。
以下是陳卓的講述。
我叫陳卓，出生在天津。這個名字是我的老伯給我取的，就如字面意思，家人希望我能夠突出、卓越。但我更喜歡自己的另一個名字，陳勁領，日常和微信都會用，我覺得這個名字更好聽，更重要的是，這是老姨（小姨）給我取的名字。
我出生在天津一個普通家庭，爸爸很帥，眼睛很大，常被認為是新疆人。
老姨是對我影響最深的一個人。她是我媽媽的親妹妹，因為外婆被確診了自身免疫性肝炎，需要昂貴的醫療費，但家裡條件又不好，我父母都是普通的公司職工，在我四歲的時候，老姨作為“大陸新娘”嫁給了老姨夫，到了臺灣。
老姨結婚當天，我穿著她的禮服。
老姨夫是臺灣一個電視臺的主持人，作為聘禮，他在天津最早的商品房小區龍都花園買了一套房子。老姨出嫁的時候我4歲，沒有太多印象。為了方便照顧生病的外婆，我從記事起就和媽媽一直住在這套老姨的房子裡。
老姨從臺灣回來，帶我去動物園遊玩。
老姨為了家庭願意奉獻自己。她去了臺灣之後做一些生意，每個月都會給家裡打1萬塊錢，用於全家生活費用和給外婆治病。小時候我最盼望的事情就是老姨迴天津，她會帶很多玩具和稀罕的好吃的給我，還會帶我出去玩。
外婆是個善良而隱忍的老太太，我們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
龍都花園在天津非常中心的位置，我在那裡從5歲長到了15歲。我們小區是一個大院子，我和幾個發小兒每天都在一起玩。我們叫彼此的方式就是直接按門鈴、敲門，或者站在樓下大喊，然後一起在院子裡踢足球、打籃球。
除了一起玩兒，我們還會到處串，今天我住你家，明天你住我家，後天我們一起住他家，在家裡玩卡片、吃零食。除了小朋友，當時父母或者爺爺奶奶大家都互相認識，有一些也是朋友。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就是吃各家爺爺奶奶的飯慢慢長起來的。因為這些經歷，會讓我對老人有一種天然的親密感。現在我在養老院工作，身邊是幾十個老人，他們就像是我小時候院子裡的爺爺奶奶一樣。
除了這群發小，最常陪我玩的人還有我爺爺。他是一名公交車司機，性格開朗，喜歡唱歌，喜歡嘗試新鮮的東西。別人的家長都是會管著小孩子，不讓玩遊戲機、不讓去網咖、KTV。我家不一樣，我第一次去這些地方都是爺爺帶著我去的。
爺爺是個愛玩兒的人。遊戲廳、網咖、KTV，我第一次去這些地方都是爺爺帶著去的。
爺爺家後邊有一條街，是天津最早的商業街，商場的樓上有很多遊戲機。假期的時候，他幾乎每天都帶我去玩兒，買5塊錢的遊戲幣就能玩整整一個下午，我們兩個人在遊戲廳玩到滿身大汗，然後一起回家吃晚飯。
2008年外婆去世，老姨覺得在臺灣打拼、賺錢沒有太多意義了，所以從那一年就回到天津了。老姨自己沒有生孩子，在我的性格形成期，老姨是管我最多的人，我交了哪些朋友她都會去了解。我們前邊沒有一起生活，但她性格很直，從不拐彎抹角，我有問題她都會直接指出來，如果不聽話她還會揍我。
我慢慢長大，從一個皮膚黑黑的“小土豆”，變得又高又白，個頭長到了1米86。上了高中，我開始變得叛逆。
高中時與打球的朋友在一起，展示我的7號。
不記得具體因為什麼事情，高一時老師說要請我家長到學校，我說我不想，老師讓我當場給家裡打電話。
我沒打電話，而是用行動回答了他——我開啟窗戶，從樓上直接跳了下去。我的叛逆不是很激烈的逆反，我們沒有任何爭吵，也沒有任何的不禮貌，我只是用行動去回答他，我不願意。
我們的教室在三層，教室樓下不是草坪，是水泥地。檢查後發現，我的兩條腿都粉碎性骨折。現在我走路有時會有一點跛腳，就是當年留下的後遺症。那一年我因為受傷沒去學校，在家裡躺了一年。
跳樓之後，我的自嘲。
我覺得自己偏激，想不出為什麼會幹這樣的事。後來分析，可能跟我的性格有關。我是一個很愛鑽牛角尖的人，願意為心中的堅持付出任何後果，不懂得妥協。但一個少年的底線、堅持和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的，牛角尖的最尖尖也總是朝向自己。
那次之後，我覺得自己醒了，沒有那麼愛鑽牛角尖了，好像很多之前在乎的問題都不是問題了。而被打碎之後重建的自己，也更堅硬了。如今的我，將這份“偏激”，給了自己認定的事業。
高二回到學校，就要面臨高考。我成績不太好，也不愛學習，但我喜歡看電影。我有一個MP4，我會提前一晚上在電影網站下載兩到三部電影，早上6點起床後去學校吃早點，然後回教室趴在桌子上睡一覺。等睜眼差不多10點，我會開啟MP4，看我的第一部電影。電影兩個小時左右，結束正好吃午飯，然後在下午第一節課，開始看第二部電影。在高考之前，我用兩年時間看了上千部電影，主流和非主流的電影看了很多。
我最喜歡的電影是《肖申克的救贖》。電影是我十七八歲看的，但十年過去了，我才明白電影中的道理。世界就是一個人內心的投射，物質和空間上的障礙並不是真的障礙，每個人的枷鎖只有自己的內心。想要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成為怎樣的人，都是你自己的選擇。
我媽媽有個很好的朋友姓趙，他是大學老師，教馬克思主義哲學。他說既然我這麼喜歡看電影，要不試著學一學編導。然後給我介紹了一個輔導老師。
我去跟著老師學習了一段時間編導的課程。在培訓班上，我們要看電影、拉片，解讀鏡頭語言。老師會給我們一些題目和關鍵詞，讓我們來寫一個故事，教我們要有編劇思維。可能是前邊看了那麼多電影，有點水到渠成的感覺，我後來還真考上了趙老師的學校。
大學期間，我們宿舍四人的合影。
大學時候，《夏洛特煩惱》上映了。這個電影在當年是一個大爆片。裡邊有一個情節是，夏洛在打了老師之後為了逃避，從樓上跳了下去。這和我的經歷出奇相似，我第一次看這個電影的時候，電影院裡所有人都在笑，我在哭，我說原來自己這麼荒誕。後來我又看了很多很多遍，別人都把它當喜劇片，只有我把它當作一個鏡子去看。
但大學我又沒怎麼好好學習。當時我爸給我每個月一千塊的零花錢，我覺得不夠花，就去做兼職。我在天津衛視的一號演播廳做實習生，同時還在另外兩家服裝店做兼職。每天早上醒來，我會先去教室打個卡，然後坐地鐵或者打車去商場。一個班最多4-5個小時，下班後，再到電視臺，等錄完節目後大概晚上9點多，我就回學校或者乾脆回家。
這段奔波勞碌的兼職經歷，也塑造了我面對任何挑戰，都有勇氣去闖的精神。後來在養老院拍攝短影片，一開始流量不好，經歷了好幾個月的低谷，但我們還是渡過了難關。
我與服裝店兼職的小夥伴在一起拍照留念。
在天津衛視實習，一天有一百多塊的補助，然後再加上兩個服裝店的兼職，我每個月有4000多塊的收入，加上我爸給我的生活費，比較寬裕。這些錢讓我在大學的時候可以出去玩一玩，去一些地方看了看。韓國、印尼、香港以及國內大眾的城市都去轉了轉。
不同的目的地和不同的景色，它帶給我的收穫很有限。反而是兼職時身邊這些人，他們在影響著我。這段時間我認識了很多朋友，有個客人羅先生比我大兩三歲，我們常常聊天。慢慢的我們會聊一些比較深入的話題，就變成了朋友，有時候還會一起出去逛一逛。
後來他提到，很多人和他相處時是有所圖的，所以他會有比較強的戒備心，但我和那些人不一樣。與朋友的交往，充滿了信任與溫暖，也使我能在今天投入到這份與人和關懷相關的工作之中。
我在兼職期間認識了很多朋友，後來他們中的一些成為了家人。
在天津衛視實習，讓我覺得很新鮮。今年我因為給老人拍短影片，被邀請去一號演播廳做嘉賓，我比主持人和導演到的都早，因為我對那裡太熟悉了，當年我就站在臺下的監視器前。從臺下到臺上這十米的距離，我走了將近十年。
當時我主要跟的節目是《愛情保衛戰》和《幸福來敲門》。《愛情保衛戰》關於親密關係，《幸福來敲門》在改版前講人的苦難，請的一些嘉賓都是缺胳膊少腿、白血病的、抗癌鬥士等等。
我在這裡看盡了人生百態，有些人為了幾千塊錢打得不可開交；有些人面對生活迎頭痛擊，仍然笑著面對。其中一位嘉賓是抗癌鬥士，他在上節目時候只有30歲，在前幾年還是去世了。我就想，他在節目當中神采奕奕，但還是不能阻擋死神的腳步。風光也好，輝煌也好，再偉大的人在死亡面前都很渺小。
我最喜歡的動畫片是神奇寶貝，裡邊的耿鬼看起來很無厘頭。據說它巨大嘴巴的另一端連線著死後的世界。
畢業後，我們專業80%的人沒有做本專業工作，包括我。我媽媽心地善良，受她的影響，我第一份工作是公益機構的新媒體編輯，不需要坐班。這是一份很有趣的工作，和一些沒有任何商業目的的人在一起去做一件事，只是為了傳遞一些價值觀，讓你去奉獻、去犧牲，去破除對自己的執著。
做了一年之後，我和朋友羅先生一起做過一些文化演出類的事情，到了2019年，又和朋友一峰開了直播公司。一峰是我電視臺實習期間認識的好朋友，我們當時覺得直播是個風口，他負責出錢，投入了幾十萬元，我沒錢算是負責技術入股。雖然公司開了沒幾個月就遇到疫情，沒能做下去，但十分感激他的支援。這些身邊的人，給了我現在獨立做事的底氣。
因為我一直對服裝比較感興趣，之後又南下去廣州做服裝批發生意。我覺得不同的城市是有不同的氣質，比如天津人底子裡，就會有直爽、幽默的態度。而廣州，它會給每一個人尊嚴，無論是你一年能掙幾百萬、幾千萬，還是說你一個月掙幾千塊，你都可以很舒服地活下去。
我和朋友們擺地攤。
但疫情打破了這種舒適。疫情三年，我總會覺得焦慮，時常覺得這個世界看不到任何希望，尤其在封閉的幾個月裡。因為喜歡思考，我平時調侃自己是“貧民窟裡的哲學家”。但當時，在封閉的空間裡，又有大量的時間，我每天在面對自己，審視自己，這是很讓人恐慌的一個事情。
後來，我認識一個朋友Sami，她教會了我很多心理學的技巧。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作為人類應該有、也必須有的這種侷限性與脆弱性。成長並不是走向一種精神上的無敵，當凌冽的寒風呼嘯而過的時候，沒有人不會顫抖。在那時，我們總是需要向著某個有溫暖的地方依偎，這是一種本能，也是一種本領。
我與Sami在一起，她幫助我走出“困境”。
疫情和我之後做選擇，也有很直觀的連結。我愈發覺得家人對我很重要。從小帶我玩的爺爺，後來因為格林-巴利綜合徵吃了5年流食，被下過2次病危通知書，隨著他年歲漸高，我多少擔心會留下遺憾。我的生命還很長，有很多的時間去體驗不同的經歷和不同的工作，但是最近一兩年，我想陪陪家人。
爺爺、奶奶晚年都住在我二伯開的養老院裡。這家養老院在2014年成立，有70多位老人，其中有自理能力和失能的老人各佔一半，平均年齡超過了75歲。因為爺爺奶奶住在那裡，其實我很早就去過。我不記得對它的最初印象，只覺得老人的生活都很安靜。
剛好春節前後，家裡人問我要不要去二伯的養老院上班，當“院長”。我從畢業後，一直沒有朝九晚去上過班，還是在這樣一個都是老人的地方。但想了想，即便在工作期間什麼收穫都沒有，但至少可以陪爺爺、奶奶，我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從今年3月，我就進入這家養老院工作。可能是因為成長過程中對於老人的親近感，我覺得和他們相處挺容易的。不拿社會角色和職業去定義他們，也不刻意把他們當成被服務者去討好或同情，只把他們當一個一個的人，去平視、平等相處。然後把我自己擺在他們面前，喜歡也好，不喜歡也沒關係。
一個月之後，我開始嘗試拍抖音短影片，最初想的就是記錄一下養老院的生活。我平時也會隨手拍攝、記錄一些有趣的生活日常，有一點學編導的“職業病”。拍攝他們這個想法來自於電影《尋夢環遊記》，裡邊說死亡並不是生命的終結，遺忘才是。養老院是距離死亡很近的地方，我就是個很唯心的人，想為他們留下一些影像。
老人們穿著後輩捐贈的校服扮演聽課學生。
後來我發現一個賬號，他的奶奶是數學老師，會拍攝一些奶奶教書的有趣短影片。我們養老院裡有一個餘奶奶，她退休前是天津耀華中的化學老師，今年已經90歲了。老伴去世後，她去上了6年老年大學，81歲時自己決定住到養老院，到現在已經住了9年。
我就以她為主角，讓其他老人穿上校服演學生，在養老院嘗試拍攝短影片“化學課”系列。比如有一節課，九十歲的餘奶奶拿起教鞭，兩位“學生”各捧著一個瓶子，分辨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兩種氣體。一個“學生”在猛吸瓶中氣體之後，被救護人員抬走之後，餘奶奶才娓娓道來：“現在我們不難看出，這位被抬走的同學，手裡拿的是‘一氧化碳’氣體，是有毒的，就是咱們家裡常說的煤氣中毒。”
最早出圈的短影片“化學課”，右一為餘奶奶。
在短影片中，我會設定一些反差。餘奶奶的化學課實驗總會發生“人員傷亡”事故，還有死神、南天門這些對於死亡的調侃和戲謔。網友們覺得很好笑，說餘奶奶的課很費學生，她的實驗課應該改名為“逝驗課”。
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裡，對死亡是很避諱的。但我和這些老人相處的過程中發現，他們在面對死亡這個話題時，並沒有我想象中那種焦慮，反而很豁達。比如餘奶奶之前就和家人說過，希望自己真到了死亡那一天，要安安靜靜離開。雖然影片展現出來的內容是表演，但傳遞的精神核心很多是來自於他們。
我會在影片中刻意注入一些“死亡元素”。
最初我並沒有考慮過，拍攝短影片對他們這些老人來說意味著什麼，直到我看到了變化。有一個老人叫劉國霞，她被女兒送到養老院後有一些抑鬱情緒，最初幾乎連房間都不出，一天要吃4片安眠藥，吃完飯就睡覺。但是在參與拍攝短影片之後，能明顯看出來她情緒的改變，我很開心她現在只吃一種藥了。
很多人都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來了養老院，像餘奶奶這樣主動選擇到養老院的人，微乎其微。他們更多是為了不給子女添麻煩、不給子女增加經濟負擔、和家人關係不和諧、給子女騰房子住的。
養老院內，我和餘奶奶。
然後我就想，短影片是不是可以給他們構建一個“烏托邦”。比如餘奶奶，她因為年齡太大了沒能繼續再做老師，但她最理想的狀態就是自己30年前，所以我就希望能讓她“回”到30年前。還有一個王爺爺，他年輕時想要當領導，但一直沒能當上，在短影片中他就扮演了領導。在這個“烏托邦”裡，讓他們每個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自己”。
一些影片在網上獲得了不錯的點選量和傳播，讓這些老人被關注、被看見。比如餘奶奶，她能看見外界對她的一些評價，看到網友的鼓勵、支援，還能在評論區裡找到四十年前自己的學生。這種時候我會覺得，我好像給他們打開了一雙新的看世界的眼睛。
我和餘奶奶、王爺爺做客天津衛視《幸福來敲門》。
但他們真正看到世界了嗎？他們的生活沒有改變，還是住在這間屋子裡。他們走出去了嗎？好像是，但好像也沒有。他們走進每一塊螢幕當中，但他們的身體還在養老院，他們的眼睛也還在養老院。
螢幕之外，也有人重新看到了自己、找回自己。與餘奶奶的明亮祥和不同，王力（鮑勃）的底色有一些晦暗。46歲的時候，他因腦梗變得半身不遂。他被母親照顧了一段時間，後來母親去世、妻子和他離婚，兒子把他送到了養老院。他會和很多人講自己年輕時候的事情，比如下海做大生意，帶過500人的大團隊，亦真亦假。
這些反反覆覆的故事背後，我聽出了他的不甘心。但因為半個身體癱瘓，他覺得自己沒有未來，總說自己是個“廢人”。他一天抽4包煙，兩天就能抽一條。我有時候想，是不是主觀意識裡，我們沒有勇氣從樓上跳下去自殺，但會透過抽菸這種方式，去被動自殺呢？
我就屢次喊他拍影片，慢慢他真的參與進來了。他沒有短影片工具，也沒有家人、親屬來關注他拍影片這件事情，但他好像在透過這種方式，治癒他自己。
我們拍過一個與“生死簿”有關的影片，這也是我最滿意的一個影片。裡邊餘奶奶在電話本上做記號，在去世的人名字上畫上紅叉。王力說她這根本不是電話本，而是一個“生死簿”。拍攝期間，他突然給自己加了句詞，“我要把生死簿撕了”。
餘奶奶和王力拍攝的“生死簿”短影片截圖。
這句話如雷貫耳，到現在仍給我很大震動。作為看《西遊記》長大的我們，太知道撕掉生死簿的象徵意義了——我命由我不由天。從那之後，我發現他變得愛吃了，他愛去嘗試各種美食了，他開始主動和世界重新連線，我覺得他像又被點燃了。
在拍攝抖音短影片這個過程中，在與這些老人的交往中，也照亮了我自己。與人的關係，是我們探索自己的方式和途徑，從關係中看到自己，瞭解自己，過程曲折又迷人。現在面對生死、生命這些重大的議題，我好像也有了一些新的答案。
因為你如果能活五百年，能早晚有一天考上清華，你的公司早晚能上市，你喜歡的人早晚能追得上，所以人最終能否邁過那道坎兒，是對死亡的理解。正因為生命的侷限，才使得一切有意義。
就在上一週，我險些經歷離別。爺爺和我們在外邊吃飯時，突然劇烈咳嗽然後就倒下了。我一開始以為是喉嚨卡到東西，後來發現是他腦缺氧。在搶救他的過程中，我內心沒有一點恐懼和慌張，只是在按部就班做搶救的動作。我事後才發現，原來我已經可以成長到去接納死亡。
而無常總是不期而至，因此更要珍惜眼前身邊的人。
如今的我。
*本文由陳卓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註明外均由陳卓本人授權提供。
*未經授權禁止轉載。
陳 卓 | 口述
曦 月 | 撰文
貓 基 | 編輯
-THE END-
這是我們講述的第411個口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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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養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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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