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里的中國丨尋找家族故事裡消失的女性

在尋找“為什麼”的過程中,我發現家族裡“消失”的女性不止兩個姑奶奶。
文丨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編輯 丨陳曉舒
       校對 丨劉軍
本文5510字 閱讀10分鐘
過完年,爺爺就91歲了。他身體不錯,熱情健談,尤其喜歡回憶過去。
去年,我對家史生出興趣,就跑去爺爺家,想知道家譜在哪裡。爺爺從生鏽的鐵盒子裡掏出一片紙,說這就是“家譜”了。紙像從筆記本里隨便撕下的一角,是長條形的,很輕。可是它的分量很重,是他和9個兄弟姐妹的姓名。其中有4個後面跟著“女”字。
其中兩個女孩生下來沒多久就夭折了,具體原因不詳。爺爺說,那個年代天花、霍亂、鼠疫太多了。另外兩個活下來的是爺爺的大姐和二姐,近些年才去世。她們生活在江西南昌,離我的家鄉贛州近400公里。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爺爺還有姐妹,我問同輩堂弟,他也搖頭。細細想來,在我聽過的許多家族故事裡,連姑奶奶們的影子也沒有。
比如,爺爺回憶往事時的重要章節——1938年日軍攻打南昌時,一家人一路南下定居贛州的驚險故事,細節拉滿的話,爺爺可以講上兩個小時。但不管講多少遍,都漏掉了開頭——沒有帶走的女孩們。
“生女孩就丟,生男孩就留,那個年代就是這樣,有什麼辦法哦。”爺爺說這話的時候沒什麼表情。
那次以後,我對兩個姑奶奶有了許多好奇:她們在南昌過得怎麼樣?她們和贛州的家人還有來往嗎?她們是怎樣的人,過著什麼樣的人生?她們對被拋棄有過怨言嗎?今年過年,我想去尋找答案。

爺爺翻出來的“家譜”。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殘缺
一切沒有想象中順利,很多問題,爺爺回答不了。
爺爺記憶力很好,是個講故事天才,許多往事從他嘴裡說出來,比評書還有趣生動。可唯獨關於兩個姐姐,他的記憶是殘缺的。
大姐的一生被他粗略帶過,她和那家人的兒子結婚,兩人沒有孩子。晚年好幾個後輩搶著照顧她,想要她的房子。關於二姐,故事更簡單。一輩子當農民,生了好幾個孩子,日子很辛苦。什麼時候走的,忘了。
上世紀80年代,太公留下一筆錢,爺爺和幾個兄弟分了大頭,剩下點零頭給了大姑奶奶,在鄉下的小姑奶奶一分也沒有。爺爺現在想來有些懊悔,“走動太少,真的忘了。”
爺爺的同輩人裡頭,獨剩下他還在世。我父親那一代能提供的素材也不多。除夕的年夜飯桌上,在我的軟磨硬泡下,姑姑和叔叔才勉強擠出一小塊記憶碎片。
姑姑說,她三四歲大時,大姑姑來贛州送了幾雙尼龍襪給她,襪子圖案是小方格的。叔叔則說,大姑姑2004年在贛州住過半個月,她喜歡江西二套的節目《都市現場》。問起為什麼,他答不上來。
至於小姑姑呢,他們沒有在贛州見過她。只記得她老去的樣子,背有點駝,笑笑的,話不多。那是2015年,爺爺帶著三個孩子一起回老家,繞到鄉下去探望了她。
父親見到大姑姑的次數更多些,大學實習時、參加工作後,都見過幾次。這些回憶也沒有細節,父親說,去大姑姑家只是落腳,住一晚就走了。只要他去,大姑姑都會做飯給他吃,飯菜基本是黃瓜、苦瓜、茄子,姑侄間大多時候相對無言。
問了一圈,在贛州的家人裡,素材最多的是堂伯——爺爺二哥的兒子。堂伯年輕時常去南昌出差。第一次去,住在鄉下的小姑姑殺了只雞給他吃。她聲音和樣貌都像奶奶,堂伯說,現在想起來“眼淚都要出來”。大姑姑則住在南昌老火車站附近,帶他去市場買了一雙白鞋。
此後他又見過很多次大姑姑,最後一次是2009年,她哭著對侄子說,晚年淒涼,希望堂伯能去和她做伴,照顧起居。堂伯沒答應,他母親得了阿爾茨海默病,走不開。
堂伯和小姑姑關係則遠一些。他分析原因是大姑姑在城裡,沒有孩子。小姑姑人在鄉下,孩子生了一堆,時間空間上都不方便。
小姑奶奶的兒子遠平從前倒是常來贛州,堂伯還留有他的電話。他替我告訴遠平,過年我和爺爺要去一趟南昌。大年初二這天,遠平為了歡迎我們放了長長的鞭炮,在家門口繞了三個大圈,響了很久。晚上,我們還見到了培麗,她是大姑奶奶丈夫家的親戚,在大姑奶奶的最後時光裡陪伴著她。

遠平放的歡迎鞭炮。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回南昌的那天夜裡,爺爺很晚才睡,浮現在腦海裡的是件高興事。二姐家的廳堂裡,左邊掛著她父母的相片,右邊掛著幾個兄弟姐妹年輕時的合影。她孩子說,這麼佈置是母親的意思。
“蠻好,還記得我們。”爺爺說。

遠平給我們拿來了母親潤珍老年的照片。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潤珍
我的兩個姑奶奶,大的叫黃根秀,小的叫黃潤珍,分別生於1928年和1933年。關於她們的故事,最後也只是一些碎片。
堂伯說,潤珍很可憐。最開始她被送到離家只有半里路遠的一家磨米店。在那裡待了不到一個月,一次,她的父親經過店門口,看見女兒滿臉鼻涕米湯,一把抱走了。但父親拗不過孩子奶奶,潤珍又被送到一個養蠶人家,離家不到二里路,站在家門口就望得到。
1945年日本人投降後,太奶奶帶著一家人回南昌。他們從贛州運去木材,在被日本人炸燬的房屋原址蓋新房。房子蓋了兩年,1947年竣工後,潤珍來過家裡,太奶奶送她一枚金戒指。爺爺記得,潤珍笑得很開心。後來房子沒住多久,土改來了,一家人又回到了贛州。
那一次,他們徹底離開了南昌,走之前沒有和兩個女兒道別。
潤珍在那戶人家養到十八九歲,突然被拋棄了。原因是她沒讀過書。那家人的兒子讀了一點書,他嫌棄潤珍。那一年他去當兵,交了個識字的女朋友,再也不肯和潤珍結婚。後來潤珍經人介紹和村裡的大隊長結了婚,那一年她20歲,隔年生下了大兒子遠平。
人生的大部分時光,潤珍是在一間70平方米左右的木板房裡度過的。和丈夫、五個兒女擠在一起,住了半個世紀那麼久。她自己的那一間屋子沒有頂,只用一些寬樹皮潦草地與閣樓隔開。擋不住風,常掉下灰。

潤珍睡了半輩子的床。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孩子們說,潤珍溫柔地對待每一個人,這輩子從沒發過脾氣。她最傷心的事大概是死了兩個孩子。大的那個爺爺見過,是個很調皮的男孩,11歲時得傳染病死了。小的那個是女孩,幾個月大時被帶到潤珍的養母身邊,一次午睡時被不小心悶死了。
爺爺見過的那個男孩在1964年曾跟著母親來過贛州。那次探親留下一張照片,潤珍抱著孩子坐在中間,圍繞著她的是爺爺和其他三個兄弟。照片的左邊是五個字拼成的一道弧線——“難逢的一天”。這張照片曾被壓在堂伯家的書桌玻璃下。

“難逢的一天”。受訪者供圖
後來,潤珍又來過兩次贛州,分別是1975年和1976年,她不識字,不敢跑遠,都是兒女帶著來的。再以後,爺爺去見過兩次潤珍,一次是2009年,還有一次是2015年。兩次照片裡,潤珍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她穿著舊社會流行的藍連襟、黑布鞋,鬢角的灰髮用髮卡別上。爺爺記得,二姐那次抱怨過腰疼。還說了什麼,就想不起來了。
潤珍走的時候很平靜,“她沒有什麼病,是自然老死的。”遠平說。那一年她88歲,去過最遠的地方是贛州。
根秀
根秀被抱到別人家的六年後,她的丈夫才出生。培麗說,這叫“望郎媳”。
培麗曾問過舅媽根秀,新中國成立後,不是說婦女解放嗎,你為什麼不走?根秀答,我不敢。還有一個原因她那時沒有講,丈夫是她從小帶大的,她真心愛他。
培麗記得,他們夫妻倆感情好得不得了。舅舅去世前曾叮囑培麗,“根秀到我們家來沒有享到什麼福,你一定要對她好。”
根秀沒有上過學,新中國成立後隨丈夫從鄉下來到南昌市區,在江西製藥廠包藥。丈夫在當地環保局做中層幹部。在外人看來,兩人收入可觀,婚後生活應該很幸福。

根秀和丈夫結婚照。受訪者供圖
夫妻倆唯一的煩惱可能是沒有孩子。1964年到1969年,根秀把培麗帶在身邊養。培麗說,那五年,她就像在蜜罐里長大。可是等培麗長到8歲時,親生父母把她領回去了。
我姑姑麗華記憶裡送襪子的那次,是上世紀70年代的某一天。爺爺說,那回根秀來,也有想過領養麗華。培麗走後,另一個孩子來到了根秀家,從幾個月大養到十八歲。後來那孩子和她吵架,話說得太重,把根秀的心傷透了,從此斷絕了往來。
2003年,根秀丈夫去世了。此後大概她覺得孤單,叫當時正在南昌開出租車的遠平夫妻住到自己家裡去。但兩年半後,他們也離開了。
最後留下來照顧根秀的是培麗,她小叔子的女兒。根秀承諾等她過世,房子就給培麗。培麗說,她盡心照顧了根秀八年。她們常在晚飯後繞著南昌景點繩金塔走上四五十分鐘。根秀喜歡聊天,愛聽越劇,最喜歡的劇目是《紅樓夢》,家裡的留聲機常咿咿呀呀地放著。
2015年國慶假期,爺爺帶著三個孩子去探望根秀。她開啟門後就去刷牙了,留下站在門口的爺爺。那時候爺爺才知道,根秀已經意識不清楚了。說起爺爺的名字,根秀想了半天,其他人就更想不起來了。

2015年,爺爺一家最後一次見到根秀。 受訪者供圖
培麗說,那時的根秀已經下不了樓了。最後的半年裡,她在床上躺著。培麗猜她可能是胃出了問題,一開始是不吃肉和雞蛋黃,只吃青菜,後來只能吃流食。
2017年8月18日,根秀悄悄地走了。培麗回憶,那天早上醒來,她看見根秀頭歪著,腳扭著,身體冰冷,嘴角有一點血。
根秀去世的訊息直到兩年後才傳來。2019年父親去南昌出差,憑記憶摸到大姑姑家院子,但哪一棟忘記了。打聽時正好遇到培麗,她抱歉地和我父親解釋,沒有根秀兄弟家這邊的聯絡方式,不知怎麼告知。
根秀是個什麼樣的人呢?父親和爺爺都提到上世紀90年代的一個夏天。在根秀家做客時,她家的涼蓆熱到燙背,父子倆沒法睡。根秀隔段時間就端來一盆涼水,澆到席子上。爺爺說,她這個人蠻好。
根秀也很節省。嬸嬸記得,她家的水龍頭很少開,就擰開一點,一滴一滴掉在桶裡用。繼奶奶補充說,她和爺爺去根秀家的第一天吃過一條魚,兩天後回來發現,她自己一點沒動,又端出來蒸給他們吃。
至於根秀長什麼樣呢?叔叔拿出了一段2004年6月的錄影。那一年根秀71歲,穿著一件黑點白襯衫,三七分短髮,整齊得很。眼睛彎彎的,鵝蛋臉,笑起來有小酒窩。照爺爺的話講,長得很像我們黃家的人。
錄影是在叔叔家拍的,爺爺和兩個兄弟、根秀圍坐在一起吃西瓜。那一次飯局來了好多親戚,贛州話擠滿了房間。我猜,根秀是不是聽不懂,所以全程沒怎麼說話,總是笑笑的。鏡頭推到爺爺臉上,他用南昌話對根秀說,以後這段錄影可以刻到光盤裡,到時候在電視上播。根秀點點頭,沒說什麼。
根秀聽進去了。後來堂伯和我講,2009年他最後一次見到根秀時,她說,這25分鐘的錄影她天天放。特別是家裡來客人,她會高興地介紹錄影裡的每一個人。

錄影裡的根秀,這是她最後一次來贛州。影片截圖
再見舊時代
揹著爺爺他們,我偷偷問過遠平和培麗,兩個姑奶奶有沒有埋怨過家人。
遠平說,有啊,潤珍曾說過,家裡那麼有錢還不要她,起碼讀點書也好呀!培麗說,根秀也說過類似的話。一家人遷到贛州前,根秀曾求過母親帶她走,母親不肯。
據爺爺講,我的太公是過去南昌縣陳坊村的富豪。幼時他去南昌市一家布店當學徒,因勤勞好學,深得店主喜愛。後來店主去世前把那家店送給了他。在太公手裡,店越開越大,除了南昌這家,還有上海的一家駝絨廠和香港的一個辦事處。
既然養得起,為什麼扔掉呢?我不理解。爺爺說,這和錢沒有關係,那時的風俗就是這樣,女兒遲早是人家的媳婦,不如早點送出去,讓別人養著。
在尋找“為什麼”的過程中,我發現家族裡“消失”的女性不止兩個姑奶奶。
嬸嬸的母親邱桂芳也做過童養媳。被送去的那戶人家有個燒香燒蠟的工廠,她從小要去賣香,給未來的婆婆打洗腳水。一次水太燙,婆婆把水倒在她身上,留下一個好不了的傷疤。
幸好,桂芳十七八歲時跑了出來。那時她和參加工作時認識的丈夫結了婚。她的幾個姐妹就沒那麼幸運了。一個送到鄉下,成了那戶人家的媳婦,和潤珍的命運相差無幾。另一個送去的那家人不知出了什麼意外,只剩養母還活著。可是養母沒有辦法養活桂芳的妹妹,兩人一起餓死了。嬸嬸記得,母親常懊悔,妹妹死的時候才幾歲大,那時自己已經有能力賺錢了,為什麼沒有把妹妹帶在身邊。
掰指頭一算,我總共在家裡“收集”了九個童養媳,做決定把她們送走的,往往是孩子的奶奶。爺爺說,那個年代媳婦凡事都要聽從婆婆的安排。
除此以外,也有許多現象是今日的女性難以接受的。家裡人說,我奶奶出生時,她家正好丟了金子,父親認為她來得不吉利,送到了別家去養。我外婆幼時裹過小腳,除大腳趾外的四個腳趾關節都掰斷了。後來很多年,她的腳趾都是彎的,走路也不利索。
聽到這些故事,我常替那時女性的命運哀嘆。我問父親,為什麼生女孩就會斷香火?她的孩子也在延續著家族的血脈呀!父親說,道理是這麼講,但女人記不到族譜裡,是別人家的媳婦。他認為還有一個重男輕女的原因,家裡男孩多,人丁才旺,不會被欺負。
父親也承認,用今天的眼光看,從前的舊制度對待女性很不合理。他說,受時代所限,過去的人們沒有意識到這些,也包括他。
我的父親出生在1962年,他這一輩的女性在家裡的待遇如何呢?
我找到了堂姑美華,她是二爺爺的孩子,比我父親大五歲,是同輩中的長女。我奶奶坐月子時,美華才六歲,就替我父親洗尿布了。
這些家務活,如果她不做,誰來做呢?她想過這個問題,她問爺爺,憑什麼哥哥什麼都不做。爺爺說,誰讓你是女孩。
除此之外,美華覺得小時候的日子過得還可以。過年了,爺爺奶奶會給她5毛壓歲錢,那是大人半天的工資。美華覺得父親也蠻好,手指甲都沒有彈過她一下,總帶一摞摞的橘子來看她。
後來二爺爺娶了一個上海知青做媳婦。他們沒有再生孩子,繼二奶奶從老家那邊領了一個孩子當女兒養,叫繽華。養父母對繽華像自己的孩子一樣好,繽華長大了也對他們好。
和美華、繽華同輩的其他女性在家庭感受到的氛圍也差不多。我的姑姑們都覺得,雖然家人多少還是有點重男輕女,但女性的地位已經提升了不少。

上世紀90年代的一張全家福,兩個小孩是我和堂妹。受訪者供圖
爺爺說,因為時代不一樣了,新社會里人們的思想也往前邁了一步。爺爺的開明有母親作證。他的兩個兒媳都生的女兒。奶奶曾對我母親說,“我的任務是完成了,結果黃家在你們這斷了。”母親記得,我爺爺當時反駁,就算她們完成了任務,誰又能保證下一代也生兒子呢?自那以後奶奶沒再說什麼。
再後來爺爺的兩個孫女長大了,作為90後,我和堂妹在家裡沒受過性別歧視。
上大學時,父親給我寫過一封信。信裡說,他還是個準爸爸時,一天站在擁擠的下班班車裡,身邊有同事問他,是想要個女孩還是男孩?他答,肯定是女孩。他說,心裡確實也是這樣想的,就不假思索地告訴了同事。
“後來女兒出生了,因為如願以償,我心裡真的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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