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子伊

編輯：宋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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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世界上有兩個王存是。

一個是所謂的“天才少年”、“神童”，另一個是“選擇坐下”的普通人。

前者生活在人們的豔羨和誇獎中，跳級唸書，比班級同學普遍小兩歲，10歲獲得天文奧賽二等獎，25歲獲得理學博士學位，在中國科學院大學天文與空間科學學院做博士後。

後者生活在北京懷柔一個普通的三口之家，為不上補習班和媽媽“打架”，喜歡打遊戲，在中學衛生間裡偷吃辣條，因為接二連三的“失敗”陷入抑鬱，在大學宿舍整宿睡不著。

在“雞娃”“內卷”還沒有成為熱詞的時代，“神童”“天才少年”曾是上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許多孩子和家長追逐的神話。但長大後，王存是才發現，“神童”標籤以外，人生的軌道不只有一種。

以下內容根據王存是口述整理：

“神童製造”工程

從一二年級起，我開始在家附近的學生活動管理中心上天文的興趣班。我聽過許多故事，比如科幻的、歷史的、神話的，他們都會告訴你，比較厲害的都是從天上來的。你看哪吒，就總是從天上“噔”地就下來了。‘

跟著興趣班老師學了幾年，10歲時，我去參加一個天文奧賽，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個學科競賽，主要是為了選拔參加國際天文學奧林匹克競賽 (IAO)和亞太地區天文奧林匹克競賽(APAO)的選手。

我獲得了天文奧賽二等獎。這是個不錯的成績，反正在當時，我不知道有誰還在同樣的年紀拿過這個獎。

當時，我媽對八中少年班特別感興趣。三年級快結束時，我媽讓我去考。我覺得個性化的培養方式挺好，再加上能少上幾年學，就說“行”。考試要求是四年級優秀學生的水平，我就把四年級的東西提前學完了。

後來，我沒考上。我媽問我，要不四年級就不上了。我當時挺高興，覺得四年級不上了，可以多玩一年。我媽把我拉到另外一個學校，直接做了四年級期末考試的試卷。當時考的都及格了，就算跳了一級。

我一共考了三回北京八中少年班，參加了三次高考，其中兩次是考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但都落榜了。

就拿北京八中少年班的三次考試說，我記得，三年級去考時，題目已經考了大量五年級的知識。等我自學了一年，從三年級直接跳到五年級，覺得第二次考肯定穩了，卻發現題目考了大量六年級的東西。等我六年級去考時，連中考題都出上了。

一年比一年卷。這是我的切身感受。好像自己每次往上蹦，試圖越過欄杆，都發現標準在不斷提高。

我媽對八中少年班有執念，可能是她覺得自己能培養出一個“天才”吧。

從五年級到高三，我上了各種補習班，書法、天文、奧數、物理、全科補習。我家在懷柔，到市裡上課有53公里，要坐2個小時的公交加地鐵。週末如果8點上課，我需要6點起床。

知春裡、大鐘寺、知春路、團結湖、魏公村——我在不少地方上過課。課是隨著機構老師走的。

我覺得挺累的，但真正的“反抗”發生在初二。那時候，我在朝陽一所學校上初中。在我印象裡，其他中學每天7、8節課，我們學校直接拉到10節，晚自習也晚，等週五回到家，精力基本被榨乾。學校的作業量也很大——像數學單科，週末的作業量一般是20頁起步。

我跟我媽說，我不想去數學、物理補習班了。我媽不同意，覺得就應該聽她的，這樣是對我好。我們從吵架到動手，打手，打屁股，哪裡都打。基本我們每次幹仗，我都得哭一回。

我知道，我不在時，我媽會拿我出去和其他家長顯擺，讓他們覺得自己培養的孩子很厲害，但我在場時，我媽又會拿一些可有可無的小事打壓我，比如每天幾點起床，晚上不睡覺，出去玩不回家。

我感覺自己像一個“獎牌”，一方面向外人展示，嘉獎我媽教育方面的付出，另一方面被摔毀，來顯示我媽對於獎牌的所有權和控制權。

初二的那次衝突，我最後選擇了“非暴力不合作”。我跟我媽說，“你可以報，但我肯定不去。”後來，我媽去查了記錄，發現我已經缺了兩三次課，就把補習班退了。

“快人一步”的詛咒

雖然跳了級，我從來沒有“我比你們都聰明”的優越感。

我也看過很多“天才少年”的例子。比如某神童被父母禁止接觸課外書與電視機，某天才少年因生活自理能力差、知識結構不適應等原因，被迫退學。

我覺得“過早開發智力”這個事本身沒有問題，但你需要保證他的心智成熟度和他周圍的人是相似的。一個人的心智成熟程度和周圍人不一致時，就會存在很多問題。

“年齡小”這個標籤，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大家會預設允許，你能夠犯很多其他人不能犯的錯誤，相當於你犯錯誤時，沒有人給你糾正。另一方面，大家會因為你“小”去找你樂子，相當於“逗小孩”。

舉個例子，高中時，我會直接懟老師。被罰是很正常的，但他不會告訴我為什麼可以這樣做，為什麼不能這樣做。平時和同學交流也是，比如你其實說話冒犯到了他，但是他會覺得這事發生在你身上，是可以容忍的。於是，冒犯還會再次發生。

有時，我也會想，高三那年考砸，跟老早就開始“卷”有關係。一條賽道，普通人勻速前進，在最後階段衝刺，而我在前半程就全力加速，快到終點時已經累了。

高一時，我拿著中科大少院的邀請函，相當於拿到了“高考體驗券”——報考少年班的考生，透過中科大專家組稽核後，能憑準考證在當地參加全國統一高考。我第一年參加高考，因為本身就沒打算能直接上，所以可以隨便“壓力”別人。我把我會寫的寫完，其他隨便寫兩筆，然後開始趴著睡覺。

高二那年，高考之前，我請了一個星期假，我跟爸媽、老師說我要複習，其實在家關門打了一個星期Dota。因為之前複習得比較完備，我考了630分，超了一本線80分——這個成績在第一年能被中科大少院錄取，但因為第二年分數線漲了，我還是沒考上。

按理說，高二已經超80分了，高三應該更好，對吧？但高三那年，我疲了，一整年想著法子玩。每天就琢磨怎麼躲著老師爬到樓頂去玩跑酷，不然就是撬開每個教室講臺前多媒體的鎖，插上隨身碟打遊戲。

當時高中有6個班，1班是看劇的，2班是打爐石傳說的，3班是打Dota的，4班是打拳皇97的，5班和6班是看綜藝的。我2、3、4班來回竄。

高考分出來，我考了650。這個分數並不理想。我想學天文，但成績離南大、北師大這些有天文系的學校都差了一些。

最後，我報名了南科大數學系——2015年，南科大第一次在北京招生，我成了第一屆。

成為博士後的王存是

“成功”，或一無所有

我媽對我的選擇很“失望”。她認為一所2012年剛剛建立的學校，沒有底蘊，“如果選了這學校，只能是你去給學校創造歷史”。

我推測我媽背後的“潛臺詞”是——“往壞了說，你這樣的都能成歷史”。

但我不後悔。南科大是我心中“理想大學”的樣子——多導師制，教授治校，學術言論自由，學生決定學校的管理和方向。

作為學生，我們大一就能參與科研專案，同時獲得多位導師的指導，而不僅是畢業論文“被指導那麼一下”。學校鼓勵自由探索，所有的同學，大一大二都上理學通識課（如高等數學、線性代數、大學物理、大學化學、普通生物學，外加計算機課程），大三再選自己合適的專業。

我和朋友一起創立了天文社的學生社團，學校直接批了10萬塊錢，讓我們買裝置，社團的活動課，我們可以請來北大科維理天文與天體物理研究所柯文采(Kouwenhoven)教授來講行星。

我像是從一個緊繃的環境，突然放鬆了。在高中，所有女生要剪短頭髮，上課不允許提問，上學不許吃零食。而到了大學，課上聽不懂和老師爭論起來，是常態。老師在上頭講，我們在底下聊，老師聽見了，說你這麼想是不對的，然後上面和下面就開始互動起來。

但張力始終存在。大一時，我想進數學系，打算以後選應用數學當專業，再轉天文，但家長想讓我學金融，因為“好就業工資高”。大二時，我家長決定折衷，讓我學金融數學。

我當時沒覺得“好就業的實用主義”有啥問題，大三分專業，半推半就選了金融數學。我發現，數學課很難，每天學得很痛苦，但發自內心的快樂，覺得數學的結構很美。金融方面的課相對簡單，我卻提不起精神來——從根本上，我並不認同金融學科的底層執行邏輯和價值觀。

那段時間，我覺得做的事情沒有意義，每天離想學的東西越來越遠。加上和女朋友分手，託福GRE怎麼都考不出來，過得很痛苦。連著幾個月，我每天都是三四點睡，一週還能通幾天宵，癱在宿舍動不了，那是一種意識上的無力，身體本能地抗拒。我媽不能理解我的狀態，覺得我脆弱。

在許多人看來，南科大是教育改革的“先鋒”——自選專業，無門檻任意轉專業，就算掛科也不影響轉專業，提倡學生的國際化、高水平、多元化。這種實驗精神也得到了認可——2025年，全國143所雙一流高校的最新排名榜單釋出，南科大闖入了全國前50。但對於我來說，現在回想起來，那一段卻是我覺得自己最煎熬的一段時間。

“選擇坐下”的自由

抑鬱後，我覺得，自己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開始主動尋求幫助。

我找了學校的心理諮詢，去深圳市康寧醫院（深圳市精神衛生中心）開了安眠藥和抗抑鬱藥。我還在朋友的建議下參加了茶社——這也是南科大的一個學生社團，平時，大家在茶社喝茶、看書、寫作業。

茶社的第一任社長李巖松要求我每天不上課時，就去茶社打卡。在茶社，沒人會主動問你最近怎麼樣，他們只是陪著你，告訴你，他在，你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去找他。

我感覺，茶社創造了一個環境，類似一種自發的“抱團取暖”，讓你不那麼專注於自己抑鬱的情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單一評價體系帶來的孤獨。

茶社中的很多人，也是單一評價體系中被定義的“失敗者”——GPA不行，科研一般。但在我眼裡，這些失敗者各有各的“成功”：有專業生物學搞不好，天天琢磨歷史，最後考研考到歷史系的；有養蜘蛛、爬蟲、蜥蜴的；有下棋特別厲害的、有打電競有天賦的。

茶社第二任社長鄭非凡寫過一篇文章，我覺得說得挺好。“茶社的本質更趨近於沙龍和俱樂部，是一個創造話題和討論的空間，它不光關注技術活動，更多關注人的生活常態”。茶社也為“瞭解人們的具體處境”創造了空間，“那些失戀的、掛科的、與舍友鬧矛盾的事情得到了別人的安慰，而非被敷衍”。

我慢慢從抑鬱中走了出來。

大三下半學期，我瞞著父母，自己找教學工作部要了一張轉專業申請表，從金融數學轉到應用數學。我還是決定學自己喜歡的東西，也承認了自己不是“天才”，這輩子或許就是個“普通人”。

“承認”是一個最終的結果。在這之前，我痛苦了非常久。

大一時，學數學分析和線性代數，我感覺不是很難，在努力的範圍內能把握得住。到了大二學抽象代數、實分析、複分析，難度就開始往上提了。我發現，自己還在努力跟的時候，其他同學不僅遊戲打得比我好，作業我還老是抄他的，有時候還抄不明白。往往一堂兩個小時的課，老師就把1/4本的教材講完了，瘋狂吧？但你要知道，一個班裡，有幾個同學總能跟上。

學金融時比較簡單，我剛有點自信，一回到數學，我又感覺自己被人摁在了地上。

大三時，一次偶然的機會，學校老師找到我，說國家天文臺的劉繼峰教授來南科大研討。在老師的引薦下，我拉著天文社的小夥伴們見到了劉繼峰教授，聊了很多天文的東西，以及國家天文臺的招生政策和夏令營。我好像重新找回了當年的目標——我還是要學天文。

後來，我被保送到國家天文臺讀博。2024年獲得理學博士學位，又繼續留在天文臺做博士後，研究近鄰星系巡天智慧、CXPD衛星星載模型、星語系列模型、LAMOST的光譜模型等，也曾在之江實驗室的大模型班學習。

仍然有人認為，我是“別人家的孩子”“天才少年”，只有我自己清楚，我只是一個“選擇坐下”的“普通人”。

家人、學校老師好像都在告訴我，標準就那麼高，你踮踮腳，你去跳起來夠一夠，就能看到光明的遠方。一開始，我也選擇“較勁兒”，忍受墊腳過程的痛苦。直到我選擇一屁股坐下，發現接受“普通人”身份的時候特別放鬆，好像人生進入到了新的階段。

選擇坐下，和你在那兒墊腳、蹦躂的時候，本質上不是在同一條賽道上去衡量的。在蹦躂的時候，你實際是在他的賽道、以他的標準去進行衡量的。

當你坐下了，你的時間會花在其他地方，而那個地方肯定是你喜歡的地方。它會是你自己的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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