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文｜從易

以下內容涉及劇透，請謹慎閱讀

《向陽·花》是趙麗穎從電視劇頂流向大銀幕轉型的關鍵一躍，也是馮小剛在《只有芸知道》《非誠勿擾3》票房遇冷後，試圖以全女性陣容、女性話題搶佔市場的背水一戰。

但上映後，《向陽·花》引發口碑爭議，票房表現不佳。當“老炮”馮小剛試圖在女性題材的浪潮中表現出他的女性關懷時，難免某種隔靴搔癢的尷尬。就像《好東西》中趙又廷飾演的前夫會閱讀上野千鶴子，並不意味著他真正理解女性主義。馮小剛也許認真研習了當下女性議題的“標準答案”，但他對女性困境與經驗的想象，終究帶有太多的“誤讀”。

《向陽·花》劇照

新穎的女性題材

不論是否喜歡馮小剛，都應該承認一點，他有敏銳的市場嗅覺。作為新世紀前後國產商業電影的標杆人物，馮小剛曾叱吒電影市場。儘管馮小剛並非女性主義導演，但他後續執導的《我不是潘金蓮》《芳華》等女性題材電影，均展現了獨特的切入視角。《我不是潘金蓮》以黑色幽默解構農村女性李雪蓮的荒誕維權之路，《芳華》藉助文工團女兵的集體記憶，探討時代洪流下個體的悲情與堅韌。

《向陽·花》亦然。雖然女性故事很多，各種題材都拍過了，《向陽·花》仍是新穎的，它以監獄為切口，聚焦於刑滿釋放的女性群體，這是一個鮮少被國產影視深入挖掘的女性世界。古早的《女囚》（1998）、《紅蜘蛛1：十個女囚的臨終告白》（2000）、《四號女監》（2005）等影響力有限，《向陽·花》填補了主流空白。

高月香（趙麗穎飾）為了給聾人女兒湊齊20萬元的人工耳蝸費用，走上歧途，最終入獄。在獄中，她結識了毛阿妹（蘭西雅飾）等姐妹，並在出獄後，彼此扶持、努力生活。“向陽花”之名，來自於監獄管教鄧虹（啜妮飾）給女囚們起的一個演出組合名，寓意著蹲過監獄的人抱團取暖、向陽而生。

電影對女子監獄生活的刻畫雖篇幅不長，但比較生動。例如，幾個關於“吃”的細節很有記憶點。監獄允許服刑人員購物，但沒有毛阿妹想吃的糖，高月香假裝低血糖暈倒從獄警那裡“騙”來糖給了毛阿妹；鄧虹過生日時，請向陽花吃生日面，獄友胡萍（王菊飾）大方地把自己的辣椒醬分享給大家；為了表揚向陽花表演隊，鄧虹幫大家加餐了紅燒肉，這可是監獄食堂難得的“硬菜”，大家一片歡呼……這些細節描繪了監獄生活的貧瘠單調，也折射了獄友之間相互關懷、彼此溫暖的情誼，以及在艱難的環境中，女囚依然對生活有著質樸的熱愛與期待。這與早期獵奇向的監獄題材作品形成鮮明對比。

刑滿釋放的女性融入社會的過程，也是女性題材裡少見的。

“偏見”無處不在，她們重新融入社會的過程困難重重。高月香出獄後成為酒店保潔，被客人無端指控偷竊，雖然自證了清白，仍因出獄證明書遭辭退；毛阿妹出獄後因為沒有身份證無處住宿，只能撬開車門睡在別人車裡，第二天被保安發現，保安以出獄證明威脅並搶走了毛阿妹的錢，她只能流落街頭乞討……

影片透過監獄與出獄生活的對比，讓“牢飯更香”的黑色幽默顯得悲涼。她們當然不想回監獄，只是出獄後的社會處境依然殘酷——就業市場的排斥、人際關係的疏離、經濟來源的斷絕……電影以此尖銳指出：對刑釋女性而言，物理的牢籠雖已開啟，偏見的囚牢卻依然堅固。

很自然地，《向陽·花》經由幾位女性角色的入獄經歷，以及她們出獄後的遭際，揭示了社會對女性的系統性壓迫。

高月香曾是父權制度下的犧牲品——她被當作“換親”的交易品，嫁給瘸腿丈夫；為了給女兒籌錢買人工耳蝸，鋌而走險進行情色直播觸犯法律，背後是弱勢困難群體的保障缺失；出獄後則遭遇排擠與歧視，形成難以掙脫的生存閉環……

毛阿妹的經歷也很悽慘。從小被賊窩收養，盜竊是她唯一的生存技能，反映出一個殘酷事實：當家庭與社會保護機制雙雙缺失，貧困女性往往淪為犯罪鏈條中的工具。進入移動支付時代，當“天下無賊”，賊窩的女性則淪為“代孕母親”，她們的子宮成為犯罪集團的“生產工具”，讓人觸目驚心。

呈現女性的困難，凸顯的是女性張揚的生命力。高月香的生存哲學是，生存第一，務實，該硬碰硬時也絕不妥協。比如在酒店做保潔時，客人汙衊她偷手錶，要求搜身。高月香允許搜身，她沒偷，對方就得賠錢，不能“白看”。她能忍，但不慫，該低頭時低頭，該較真時寸步不讓，這是她務實活著的狠勁兒。

女性之間的互助，也必然像黑暗中的明燈，照亮主角們的求生之路。呈現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向陽·花》該做的樣子都做出來了。高月香和毛阿妹出獄後，成為彼此對抗生活的堅實依靠，一起賣假酒、一起租房生活、一起為鎖具廠工作，迷惘時相互提攜、不離不棄。獄警鄧虹也是女性互助的關鍵一環。她不僅在獄中給予高月香、毛阿妹等人關懷和引導，出獄後還積極幫助她們找工作，為她們牽線搭橋，讓她們有機會重新開始。

總之，《向陽·花》充分體現出馮小剛對當前電影市場風向的敏感度——女性題材很流行，於是抓住新穎的切入點，踩在得分點上進行創作。電影聚焦女性題材，展現了女性困境，彰顯了女性不向命運低頭的生命力，刻畫了女性之間真摯的互助情誼……他還在創作過程中儘量規避了“男凝”色彩，沒有將鏡頭聚焦於一些容易引發爭議的畫面。

看上去真像是一部符合當代價值觀的女性主義的作品，也是一些人給這部電影打高分的“底氣”。然而，正因為影片太像是女性題材的“高分作文”，故事的大方向觀眾完全可以猜想得到：女性的生命力，以及女性的互助。在此情況下，影片展現人物和人物關係的細膩度和深度就顯得尤其重要。那麼，《向陽·花》真的觸及到女性困境的本質嗎？

對女性的“誤讀”

一旦探究其深層次邏輯，馮小剛對女性的“誤讀”屢見不鮮。

首先是對女性困境的“誤讀”。電影的著重點是，刑滿釋放女性重新融入社會的艱難，但電影對這種艱難的呈現，幾乎僅侷限於刑滿釋放者的身份，而非女性的身份。

出獄後的高月香和毛阿妹，不約而同地被發現她們曾經入獄的經歷：在不同的場合中，都剛好有人強行翻了她們的包包，剛好發現了刑滿釋放的證明書。一樣的技法兩次使用，不僅說明了編劇手法的粗糙，也折射了導演對於底層女性生存困境的隔膜。也許馮小剛壓根就不知道，不必因為刑滿釋放的標籤，一個底層女性的謀生之路本身就可能是沉重而艱辛的，諸如性別壓迫、就業歧視、同工不同酬等日常性擠壓……它們遠比電影中賣假酒差點跟對方魚死網破、逃不出的賊窩這種戲劇化、奇觀化的橋段更為普遍。

女性的困境以及刑滿釋放者身份的困境兼具，作品不如更多去聚焦底層女性所遭際的那些日常的、綿密的生存擠壓，比如出獄後的高月香是否依然受到原生家庭和夫家的“糾纏”和盤剝，在酒店做保潔的疲乏與尊嚴的磨損，或是一些隱晦的騷擾等等，這是底層女性更真實的生活質地。可供對照的是去年的《出走的決心》，李紅的困境並非透過誇張的衝突展現，而是藏在那些日復一日的生活細節裡：家務活永遠預設是她幹，當媽的責任沒完沒了，社會對中年女性的偏見根深蒂固。

其次，是對女性力量的“誤讀”。《向陽·花》中，馮小剛試圖展現高月香對抗挫折與苦難的生命力，但這種生命力的核心是“意氣用事”，是老炮兒式的草莽習氣，其特徵是以暴制暴的衝動、不計後果的莽撞、缺乏理性思辨的爭強鬥狠。它沒有什麼女性特徵，反而帶有些微的“有毒的男子氣概”。

就拿賣假酒這一情節來說，高月香為了謀生，參與了假酒銷售，無良老闆故意拖欠支付幾百元。高月香讓毛阿妹先走，自己留下來討債。老闆差點強姦了高月香，危急時刻，毛阿妹折返回來，兩人與老闆一番暴力對抗後僥倖逃脫。她們不僅錢沒要回來，還都受了傷。回去的路上，高月香將全部的怒火發洩到毛阿妹身上，用粗俗的言語暴力相向，怪毛阿妹不應該過來“施救”（幫倒忙），導致她沒要到錢。換言之，高月香可以忍受老闆的強姦（這就是她的策略），只要能把錢要回錢。

老闆無疑是最惡臭的，毛阿妹“老孃是從大牢裡出來的，你不弄死我們，我就捅死你”的怒吼也相當果敢，但總的來說，這個橋段絲毫沒有展現出屬於女性特有的智慧和力量。高月香的抗爭被巢狀進男性主導的暴力敘事框架：她預設容忍“以性換錢”的交易，之後又將憤怒轉嫁給幫助她的女性同伴身上。可以理解她著急賺錢以從福利院接出女兒，但這種“對弱者兇狠、對強者妥協”的扭曲反應，並沒有讓人物的形象更深刻。電影還屢次用這一手法，每當高月香陷入困境時，她都是把氣撒到她的女性友人身上，跟毛阿妹互罵“小偷”“婊子”，之後又怪鄧虹不管事，完全就是黑社會混混的模樣。

事實上，電影有太多地方可以充分去施展女性的生存智慧和鬥爭智慧。比如毛阿妹費勁力氣也要逃走賊窩，面對賊窩頭目的威脅，她並非沒有對付的手段——可以將賊窩以前的執行方法告訴鄧虹或警方，讓警方能夠更迅捷地掌握賊窩的證據。但電影中，被頭目發現蹤跡後，毛阿妹竟然又順從地回到賊窩。她此前所展現逃離的意志、韌性和生命力，僅僅是形式主義？同樣地，高月香最後時刻拯救毛阿妹的方法，除了“以暴制暴”的故意傷人，並非沒有法律和智慧的解決路徑，但電影沒有拍出來。

再則是對女性情誼的“誤讀”。電影中有一些感人的細節，比如高月香和毛阿妹一顆糖的情誼就很細膩，只是這樣的細節不多。電影中女性情誼的主要有兩個元素構成，一個是幾乎是“偉光正”化身的監獄教官鄧虹，從監獄內到出獄後，一路幫助著高月香們。現實生活中這種“一對一”的扶持不能說沒有，但絕對鳳毛麟角。電影不能將個例當作普遍。

女性情誼的另一個由來，是爛俗橋段裡的寫法，而非基於女性生命體驗的理解、共情和惺惺相惜。比如高月香故意傷害賊窩頭目後，頭目血型特殊，命懸一線，恰好胡萍的血型與他契合，但胡萍一開始拒絕獻血。鄧虹怎麼說服她的呢？撥通胡萍家人的影片電話，讓胡萍和家人通話，打感情牌勸服胡萍。僅僅是這個禮拜，我已經在三部不同型別的國產影視劇中看了三次類似橋段，《獵狐·行動》用過，孫儷的懸疑劇《烏雲之上》用過，《向陽·花》也這麼用。好一個“親情萬能血包”，編劇是共用同一個腦回路嗎？

女性情誼的第三個由來，則延續著“老炮兒式”的想象，女性情誼變“江湖拜把子”。電影最末，出獄後的高月香帶著一眾姐妹站成一排拜關老爺，“我們不惹事，但也不怕事”。這是把男性江湖義氣的敘事硬套在女性關係上。女性情誼不需要靠“立規矩”“拜大哥”來維繫，也不必以“不惹事但不怕事”這種口號來定義。真正的女性情誼，是自發的、柔軟的、家常的，有時也是沉默的、潤物無聲的，這一點《小巷人家》《好東西》等作品中有太多正確的寫法。《向陽·花》也許是既不能也，也不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