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嶼山
來源：深城記
文章已獲授權
昨晚，2025年6月21日晚上，22點，《關於那某某茜有關情況核查通報》釋出了。
折騰了大半個月的事兒終於有了定論。
一個週六的晚上，相關部門還在工作，確實挺敬業的。
不過，這通知發出的時間也挺巧，演員那爾那茜的女主劇《長安的荔枝》剛剛播完，這劇成績也還不錯，也是想盡辦法把影響縮到了最小。
劇播完了，再有問題也都不是問題。
我感覺吧，相關部門的辦事兒效率也是個謎，羅某宇醫生事件舉報了一年多沒有通報，在熱搜上了掛了一天官方通報就來了，這效率槓槓的。
那爾那茜這事兒倒是拖拖拉拉的十來天，還真是讓人摸不得頭腦。
不過，這通報寫得很高階，把幾件事兒都寫明白了。
首先，高考身份造假，是已經坐實的事實。
那爾那茜1989年出生在內蒙古，戶口也在當地，但她並未在內蒙古就讀高中，也沒有相關學籍記錄。
她最終卻以內蒙古呼和浩特八中“應屆生”的身份參加了高考。
這一行為不符合當年的報考政策，涉嫌提供虛假報名材料，是典型的“掛靠學籍”行為。
很多人可能對“掛靠學籍”感到陌生。
過去在某些省份和學校，這是一條灰色地帶中存在多年的“升學捷徑”。
有的靠關係，有的靠金錢，只要能掛上此地區的戶籍身份，就能在地方性高考錄取中享受更寬鬆的政策環境。
但那爾那茜的問題在於，她的身份造假並非孤立事件，而是直接撬開了上戲的“委培名額”大門。
第二，上戲的“委培名額”本是制度常設，卻成了誰也不懂的黑匣子。
一些流傳甚廣的說法聲稱，那爾那茜和她的母親是上戲為內蒙古量身定製委培制度的“唯二成員”，這顯然不符事實。
據查，自2001年起，上戲與內蒙古的定向文藝委培專案已經持續開展12屆，屬於官方之間長期存在的合作機制。
問題的關鍵不是“有沒有這個制度”，而是，誰能進入這條通道？
委培制度的設計本意是將高等教育資源引入邊遠地區，定向為地方培養文藝人才，前提是“地方送人、國家給學、畢業回鄉服務”。
但這個本該公開、擇優、有序執行的體系，在執行中卻常常變形為“少數人才能掌握的路徑”。
人們質疑那爾那茜，不是因為她進了這條路，而是，別人為什麼進不去？
第三，那爾那茜高考成績不是179分，但制度執行比179還荒唐。
網上一度傳她是179分考上上戲的，這種說法經查並不屬實。
她的實際分數為449分，雖然不算高分，但也遠非“破格奇蹟”。
網路上的極端說法更多是出於輿論情緒的發酵。
不過分數的真偽並不是核心問題。
真正值得追問的是，她簽署了內蒙古委培協議，理應在畢業後回到地方文藝單位服務，履行“定向培養”的基本義務。
但她畢業後申請去挪威深造，相關單位不但未阻止，反而將她的畢業證、學位證一併放行。
換句話說，一條被寫入制度的責任，被她輕鬆化解了。
更令人驚訝的是，她不是違規，而是“申請後批准”。
這意味著，整個制度鏈條對她來說，不是約束，而是工具。
最後，穿過這場爭議，我們在質疑的不是她一個人。
那爾那茜的爭議已經超出了個人範疇。
它引發的不只是對一個藝人的公信質疑，而是對教育、資源、身份分配規則的一次集體記憶回潮。
高考，是這個國家最公平的篩選機制象徵。
在無數人眼裡，它是寒門上升的唯一門檻，是“一分一命運”的象徵。
但在這起事件中，我們看到它的門檻被輕易挪開，被灰色身份重新定義，被一紙委培協議繞了過去。
而制度的沉默，比個人的舞臺更有殺傷力。
她之所以成為靶子，不是因為她做了多少錯事，而是：她踩中的每一條通道，恰好都是別人無法企及的隱形路徑。
公眾的情緒，從來不只是對某一個人一件事有意見。
而是當他們發現，自己曾經全力以赴的戰場，其實早就有人悄悄搭建了VIP通道，甚至連監督員都假裝沒看到的時候，憤怒便變得合情合理。
她走的是捷徑，問題是，那條捷徑究竟是怎麼修出來的？
這才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