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25年1月24日，吳敬璉先生95歲生日。
研究中國的真問題
吳敬璉
這兩年我參加一些論壇，我常常說這麼三句話：開拓思想市場，研究基本問題，探索中國長期發展的路徑，核心是研究基本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界的同仁們對改革開放做出了很多貢獻。但是有一個問題始終困擾著我們，就現象答問題的多，對基本問題卻常常研究不透。現象這個東西是多種規定的集合，而且是千變萬化的。一個新的現象出現以後熱鬧一通，但淺嘗輒止，沒有把這個基本問題弄明白。過了兩天，有某些因素髮生了變化，有可能是一種很偶然、很次要、很短期的因素，導致現象表現有所不同，於是又來一次浪潮。這個浪潮又是這樣，就事論事、淺嘗輒止。當同樣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現時又覺得是一個新問題。因為對本質沒有認識，所以新現象出現的時候，原來那些得到的認識不但沒有深化，反而忘了，於是又重新來，每次都從零點開始，每次都走不遠。
所以，需要在每一次浪潮來的時候，把基本問題弄清楚。因為本質的東西是比較穩定的、長期的存在的，這樣我們的認識才能步步深入。以前的成果向前發展，而不至於每一次都回到零點再來。但是我們似乎有個習慣，要的就是答案，而不是把這個過程弄的技術上更好，然後自己來找到答案。
所有現實問題都值得研究，但是要回到基本，從基本的地方弄清楚，然後一層層往現象推。馬克思提倡抽象法，他說研究的過程是抽象，抽象最本質，最稀薄的。馬克思抽象到最後，從研究資本主義變成商品兩重性、勞動兩重性。亞當•斯密抽象，他認為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動力在分工。當然，到底誰抽象得最對還可以討論。但是方法是對的，透過研究，把本質的東西抽出來，一層層地把次要因素加進去，最後浮現出整個現實，而不是急於就現象論現象來就事論事的回答問題。
對中國來說，貫穿著幾十年的經濟發展的是兩個主要線索：增長模式的轉型、體制的變革。我想就這兩個問題講一講回到基本問題是什麼。
關於增長模式，我們就現象提出了很多的口號。缺點在哪裡？就這些現象直接解決這些問題，是從現象層面上解決問題。每一次口號提出後都經過學習，可是沒有把基本的認識留下來。比如說，從1981年到2015年提過很多口號，各個口號看著都是對的，但是好像問題一直沒有解決。改革開放以後國務院所屬部門和一些諮詢機構做了很多研究，到了1981年年末就由國務院在《政府工作報告》裡提出“十大建設方針”，比如有降低重工業的投入，拯救我們的農業，發展輕工業，發展商業，如何進行技改等等。它是圍繞提高經濟效益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的十大方針。那個時候因為我們的經濟學還是跟海外隔絕的，所以效率這個概念很少有，叫做效益，當然效益也不清楚是什麼。我們當時這些人有的人說效益就是利潤，有的人說利潤不能表現效益。但是這個問題是抓準了的，其實就是效率問題。
到了1995年國家計委提出，很多經濟問題都是因為靠投資驅動的這種外延式增長導致的，於是找了一個蘇聯口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蘇聯在1959年準備用三個五年計劃超過美國。超過美國是按增長率算的，說完全沒有問題。一個五年計劃後發現問題不對了，一個是蘇聯增速下降，因為勞動力緊缺。增長力下降後三個五年計劃總量上就超不過美國。更加麻煩的是技術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
蘇共中央就要求經濟學界討論。經濟學家得出政策的結論，蘇聯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而西方國家的經濟增加主要是靠效率提高。
所以蘇共中央經濟學家一致認為要解決問題就要提高效率，他們從《資本論》第二卷找到一個詞，主要靠資源投入的增長，叫做外延增長和粗放增長，這是翻譯問題。而靠效率提高的增長，叫做集約增長或者內涵增長。於是就提出一個口號，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粗放轉到集約。1995年國家計委覺得我們也有這個問題了，就接受了蘇聯的口號，向黨中央提出我們要實現這個轉變。黨中央做了研究，中央機關還進行了一些討論，研究了蘇聯為什麼沒能實現。當時的認識是體制不行，它這個體制是實現不了的。所以在“九五計劃”裡提出，要實現兩個根本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到集約的轉變、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第二個轉變是第一個轉變的基礎。
計劃通過後，過了幾年，人們慢慢地不知道這個轉變是從哪兒轉到哪兒了。後來我發現報道最多的提法是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這個就跟原來的意思不一樣了。就我們經濟學家文獻看，只有科爾奈的《社會主義體制》這本書裡面專門有一節，用現代經濟學的語言來解釋這個口號。一般人說法叫增長質量、增長數量，其實他的內容要用增長函式才能說得清楚。
1995年的“九五計劃”還可以，因為那個時候改革跨了一個大步。到了“十五”就不行了，赫夫曼有一個經驗定理，說工業化後期是重化工業化時期。他是從工業化的前期往外推的，但這中間隔了一個第二次技術革命，所以這個定理是有問題的。但他的定理一下子風靡全國，全國都搞重工學化。用大量的投資去做重工業和化學工業。“十五計劃”整個期間的增長模式是往後退的，到了後期各種問題就出來了。所以“十一五”的時候又有一次大討論，到底該走哪條路線呢？最後回到“九五計劃”的意見佔了上風。《中國增長模式的抉擇》就是這個大討論的產物。“十一五”提了一個口號叫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十一五”的主線。
以後提出的幾個口號，其實內容都一樣。比如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各種說法，什麼叫跨越，為什麼中等收入會有陷阱？比較讓人可信的，是世界銀行的解釋，在中等社會階段有些增長動力此時已經不管用了，一定要找到新的動力，其實就是提高效率。
後來的引領新常態也有這個問題。西方說的新常態就是說進入一個相當長時間的衰退狀態。但對我們來說，走向新常態或者引領新常態，要實現的常態有兩個特點：第一，增速下降，第二，效率提高。中央領導講轉向新常態，但到了報刊或者民眾的討論，就說我們已經在新常態裡面了，那這個新常態就是第一條，沒有第二條。真正要實現一個我們所期望的新常態，一定要有第二條，關鍵也還在效率問題，然後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了。
在我看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兩個部分：一個是供給側，從供給側找問題、求對策，二是最終解決問題要靠結構性改革。為什麼會提出要供給側去找問題呢？根本原因是因為我們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從需求側找問題。三駕馬車力氣不夠，怎麼辦？增加需求。有很多經濟學家發表意見，說不對，研究長期增長不能從需求方面去研究，要從供給方面的因素去研究。於是中央定下來了，要從供給側找問題、找對策。
中間的環節是什麼呢？就是提高效率、最佳化結構、糾正資源誤配。怎麼才能糾正資源誤配，才能提高效率呢？要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但我們這個市場還沒有建立怎麼辦？改革。框架建立了，但是很多中間的架構都是要改的，就叫結構性改革。但是後來，不知道怎麼就變成了供給側改革了。供給側改革跟需求側改革就成了相對立的一個東西了。我們說“三去一降一補”，其實是方針執行得好的結果，但是到底怎麼做是另外一回事。現在仍有很多問題，我們從需求側去刺激、去增加需求的慣性還在。
另外，如果結構性改革或者說改革推進不夠，效率提不高，也糾正不了資源誤配，結構最佳化不了，用什麼辦法？用行政命令下指標，比如說鋼鐵下個指標今年降多少萬噸，然後下到省，省下到縣，縣跟企業定合同、責任書，你今年下多少。但這樣的話，距離原意我覺得就有相當的差距了。當然，在市場還不完善的情況下，行政手段是要用的，但無論如何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哪怕像十四屆三中全會講，起基礎性作用也好，讓市場發揮作用來解決問題。
所以，不管是哪一個具體問題都要回到基本。增長模式問題的本質規定是什麼？我看就是索洛寫的增長函式，這是一個總量，也可以取增量，資本K的增量，勞動力L的增量，技術發展水平A的增量，TFP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過去的增長是靠人口紅利和海量的投資。人口紅利大概在2005年、2006年已經消失了，勞動力總量從去年開始就下降。資本海量投資的支撐也已經用不下去了。它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回報遞減，2009年那個刺激增長率上去了3%，而且保持了相當長的時間，但後來的刺激強度不比那時候差，而效果遞減，到最近兩年已經沒有作用。另一方面，副效應變得非常大，槓桿率高得已經超過了臨界點，特別是去年開始，進入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變得很突出。所以不能再用海量投資的辦法去做了。
現在的問題從供給側的分析其實就是用索洛的增長函式來分析。經濟專家們是用這個去分析的，但是大眾好像很少接觸，甚至學經濟學專業的也很少接觸，報刊更很少提到，於是因為基本問題不清楚，導致討論現象問題時五花八門的各種問題就應接不暇。
再講體制，其實體制就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政府和市場關係問題。但問題沒有弄得很透徹。第一個問題，市場經濟為什麼優於計劃經濟？這個問題並沒有討論清楚，所以不斷提出，最好的是希望把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另外一個問題是政府職能，這個牽扯到我們老理論經濟學人，我們最基本的問題就是解決這個。
在二十世紀初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同樣具有效率被論證，但是引用的是新古典模型，那個模型有個前提，資訊是充分的。在資訊充分的情況下計劃經濟，透過計算得出來，能夠跟市場經濟達到同樣的水平。但是後來哈耶克給了這個論證致命的一擊，他證明這樣的資訊機制是不可能建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我們自己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條：資訊的非對稱性。資訊的完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資訊是分散發生的。在經濟活動中，你怎麼把分散的資訊集中到一個重要計劃機關，然後透過他的計算切入呢？計劃委員要把企業的資訊集中起來，是要從下面往上報的。
我過去的工作是跟國家計委是在一塊兒的。有一年我參加制定價格計劃，就發現了資訊沒有辦法用。因為下面報的時候他們會把所有的產出資訊少報，所有投入的資訊多報，否則就是給自己找麻煩。因為他有不確定性，他要保險。計委知道他虛報，所以就核對，就要砍一刀。但基層知道你要砍刀，他們就會比原來多報的，還要多報一點。這個叫做“頭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這個東西怎麼解決呢？有人說，現在計算技術不是很厲害嗎？建立全國網路，把重點企業的資料直接給到國家計委。這個事情蘇聯幹過，羅馬尼亞也幹過。蘇聯好像是七十年代把網路建成了，沒成功。有人說蘇聯太大，但是羅馬尼亞不大，也不成。這個問題沒有討論清楚，現在又來，說大資料之後就搞計劃經濟就有效了。
關於政府職能，十八屆三中全會講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除了市場的決定作用，還有政府的作用。仔細看看，十八屆三中全會是說清楚的，這句話叫：要更好地發揮。就是說過去發揮得不好。那怎麼更好呢？就是校正市場失靈，發揮市場作用，而不是用行政命令發指令性指標。但是那些基本的，為什麼市場有優越性？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做什麼？沒有討論清楚。等到要解答的時候，有的人抓住這幾條，有的人抓住那幾條，結果就沒有辦法討論起來。
所以總而言之，我們要首先把基本問題研究清楚，因為它是討論本質性的問題。清華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寫《經濟學原理》，他說，把本質的問題抽象起來，觀察才能深刻，結論才有一般性。因為本質是貫穿在各種的現象中間的，所以對本質問題研究清楚以後，觀察的覆蓋面就可以更快。否則只能就事論事，就一些具體的問題做出回答，無法把這個知識遷移到別的現象上去運用。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今年經濟工作的主線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兩個方面，我們從基本問題上入手：一個是結構最佳化，就是糾正資源的誤配，效率提高。另外一個是發揮市場的作用，透過改革統一開放競爭，把有序的市場建立起來。市場有兩個作用，一個作用是能夠有效配置資源，糾正資源的誤配，在再配置中提高效率。另一個是建立一個所謂的相容的激勵機制，使得人們有創新和創業的積極性、有推動力，這樣才有可能創新。透過市場的這兩個作用，比如說在“三去一降一補”上，就要透過兩條，一條是透過獎優懲劣、優勝劣汰，把結構變得更好，一條是透過激勵機制的改善激勵創新和創業。透過這些，也許實現“三去一降一補”會比現在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