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的經濟學學術研究進入了一種“新常態”，經濟學創新變得更加重要。
中國的經濟學創新特別需要平衡三種關係：思想性與學術性、聚焦重大問題與追求技術嚴謹、研究一般經濟問題與研究中國相關問題。
相比改革初期，現在的學術規範大大提高，但是同時似乎思想性顯得不夠了。新一代經濟學者的經濟學技術功底要比上一代強很多，但是目前的傾向是多從文獻出發和從工具出發，再去尋找問題，而不是從問題出發，特別是從重大問題出發，去尋找工具以回答問題。
我們渴望的經濟研究是“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是研究重大問題，同時能夠使用最先進的方法和技術，並得到有創見的結果。如果能把在研究中國相關問題中發現的道理上升到一般規律，這不僅能對經濟學的一般理論有所貢獻，反過來還能加深對中國相關問題的解釋力和說服力。
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進入“新常態”。中國經濟新常態帶來的兩個不同於以往的新元素是中國的規模和中國的制度。這兩個新元素會引發新的值得研究的重大問題。我們期待中國經濟學家在這個歷史的機會中，對重大問題做出既有思想性又有一般性的經濟學創新。
——錢穎一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 本文為作者為《經濟學研究年評：中國問題與國際前沿》一書所做的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機構立場。
學術研究新常態與經濟學創新
經過這些年來學習和借鑑現代經濟學的視角、方法、工具和學術規範，目前中國的經濟學學術研究也進入了一種“新常態”。在這種新常態下，經濟學創新變得更加重要。
我在這裡提出，
中國的
經濟學創新特別需要平衡以下三種關係：思想性與學術性的關係，聚焦重大問題與追求技術嚴謹的關係，以及研究一般經濟問題與研究中國相關問題的關係。
這三種關係可以表現為一種“得失交換”關係（Trade-off），或一種“矛盾”關係，也就是說容易顧此失彼
。但是，經濟學創新往往發生在這些關係的平衡中。
第一是思想性與學術性的關係。
思想是對問題的深刻洞見，而學術則強調研究的規範。在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初期，中國的經濟研究更多的是學習和研究市場經濟的基本思想以及由計劃向市場轉型的根本思路。那個時候的經濟研究很具有思想性，但是學術性不夠強。
現在的情況不同了，學術規範大大提高，但是同時似乎思想性顯得不夠了。沒有學術性和學術規範，就不可能有科學性，學問就沒有堅實的基礎；但是如果思想性不強，儘管研究符合學術規範，研究成果的影響力也不會太大。
我們渴望的經濟研究是“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
，這並不容易做到。
第二是聚焦重大問題與追求技術嚴謹的關係。
伴隨中國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一代經濟學者，他們能夠提出並研究重大問題——那些關係到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和發展大局的根本性問題，儘管他們當時掌握的研究工具並不精緻，方法也不是很嚴謹。新一代經濟學者的經濟學技術功底要比上一代強很多，但是目前的傾向是多從文獻出發和從工具出發，再去尋找問題，而不是從問題出發，特別是從重大問題出發，去尋找工具以回答問題。
基於文獻和工具的研究方法並不錯，科學研究也都需要運用已有的文獻和工具，特別是前沿工具。但是如果從技術工具出發，從手頭有的資料出發，去研究不是很有意思的小問題，那就有問題了。
我們希望的是研究重大問題，同時能夠使用最先進的方法和技術，並得到有創見的結果
。
第三是研究一般經濟問題與研究中國相關問題的關係。
研究中國相關的經濟問題，不僅是我們最為關心的——因為它直接有助於中國經濟發展，同時也是我們最具比較優勢的——因為我們熟悉中國經濟執行的細節，掌握較多的案例和資料。
但是，研究中國相關問題容易過度強調中國特色而使研究結果失去一般性，這無疑會減弱其研究結果的力量。
如果能把在研究中國相關問題中發現的道理上升到一般規律，這不僅能對經濟學的一般理論有所貢獻，反過來還能加深對中國相關問題的解釋力和說服力。
在研究中國相關問題的同時，我們也應該關注發現和發展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分析工具。諾貝爾經濟學獎更多的是授予用新的科學方法研究一般性經濟問題取得的突破，包括在研究工具和方法論方面的突破。這種一般性的突破反過來對研究中國相關問題也會極有幫助。
中國經濟新常態與經濟學創新
認真思考和平衡以上三種關係是取得經濟學創新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進入“新常態”之時，中國和世界經濟面臨一系列新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提供了新的研究課題，這是經濟學創新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中國經濟進入的“新常態”，是經濟發展從低收入階段進入中等收入階段，進而向高收入階段邁進的一個長時期的狀態。伴隨這種新常態的是經濟結構調整，發展目標多元化，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創新驅動。
不過，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並從中等收入階段走向高收入階段本身並不是新問題，之前的德國、日本、亞洲四小龍早就做到了。在我看來，
中國經濟新常態帶來的兩個不同於以往例子的新元素是中國的規模和中國的制度
。中國經濟新常態中的這兩個新元素會引發新的值得研究的重大問題，並且有可能產生具有思想性和一般性的研究結果。
第一是中國的規模導致的中國作為崛起的經濟大國與世界經濟的相互影響。
中國進入人均中等收入階段與之前的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比如韓國）都不一樣的原因是中國的總量：14億人口使得中國在只有接近美國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的1/4（購買力平價）之時就已經同美國的GDP總量相當（購買力平價），佔全球GDP總量的16%。
儘管中國經濟增速下降，但是由於發達經濟體以及受其影響的全球經濟都有可能出現“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的狀況，中國相對較高的增速使得中國經濟增量部分佔全球經濟增量部分1/3左右或以上的時間有可能並不短。
中國的規模會引發一系列新的重大問題。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商品市場和貿易的影響，中國改革和市場變化對全球貨幣、資本和人才市場的影響，中國經濟的崛起引發全球遊戲規則的改變，都是新的具有全球意義的大問題。
中國的市場規模和人才規模也有可能改變技術創新和商業創新模式。在經濟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背景下，中國14億人口的巨大規模和中等收入水平不僅提供了巨大的市場需求，也提供了巨大的創新供給，這類情況在過去是沒有的。回顧歷史，美國經濟在20世紀初超越英國經濟的時候全國人口只有7000多萬。
第二是中國的制度引發的轉型過程中的政治經濟學。
中國經濟制度中的最大特點或最顯著的“中國特色”就反映在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與商的關係中。在過去三十多年中，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包括東亞高速增長的國家和地區）像中國這樣，政府如此熱衷於經濟發展，政府如此緊密地與經濟發展相融合，政府有如此強烈的激勵去實現經濟增長。
一方面，這種政商關係成就了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政府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幫助之手”。另一方面，這種政商關係也造成了一些政府官員以權謀私的腐敗。
如果經濟“新常態”意味著這種政商關係的終結，那麼未來政商關係的變化將如何影響政府官員的激勵、如何影響企業和企業家、如何影響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都是經濟新常態中的新的重要問題。
政商關係對經濟的影響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方面。政治經濟學的另一方面則是反過來的關係，即經濟發展對政治和政府的影響。這是現代化理論的核心問題。而中國的制度演變，特別是經濟發展與制度發展的互動，提供了驗證已有理論假說和發展新理論的機會。
從實證的角度，用比較的方法研究中國新常態下經濟和市場的發展對政治和政府的影響會引發經濟學的創新。因此，很有可能比較經濟學和比較政治經濟學將會由此出現新的生機。
對於以上這兩類由中國的規模和中國的制度引發的新常態下的經濟研究，中國經濟學者有一定的優勢。不過，要使得研究兼得思想性和學術性，既抓住重大問題又符合技術嚴謹性，同時又達到一般性，非有創新不可。
世界經濟學家對中國相關問題的興趣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高。隨著中國經濟更加開放，經濟研究也應該更加開放。我們應該以開放的心態和方式，讓世界經濟學家與中國經濟學家一起研究那些由新常態引發的新問題，共同驅動經濟學的創新。我們期待中國經濟學家在這個歷史的機會中，對重大問題做出既有思想性又有一般性的經濟學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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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編輯：宥朗｜責任編輯：宥朗
視覺：李盼 東子
監製：李俊虎 潘潘
來源：公眾號“北大國發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