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春海、楊雯琦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
【導讀】自4月初以來，特朗普政府接連宣佈對包括中國、歐盟在內的多個國家加徵高額關稅，最高達145%，引發中國迅速反制，將對美進口關稅提升至125%。這一輪針鋒相對的貿易對抗不僅推高了全球市場波動，致使美股、歐股接連震盪，還導致油價、債券收益率劇烈起伏，全球供應鏈面臨空前壓力。更令人擔憂的是，這場關稅戰暴露了全球經濟協作的脆弱性，中美關稅戰的升級，正是“超級全球化”瓦解的縮影，折射出經濟和市場邏輯到政治經濟邏輯和零和博弈的根本轉向。美中互徵高額關稅，各國政策內向性加劇，單邊主義盛行，多邊協調幾近癱瘓，那麼，全球治理緣何失敗？世界經濟協作危機又何以發生？
本文指出，在地緣衝突以及全球經濟長期停滯的大背景下，主要國家之間越來越難以就全球危機達成協調與合作。這是因為涉及空間上的跨國再分配問題，各國政策之間的潛在競爭性，使其缺乏協同解決全球問題的政治意願，這從根本上制約了國際協調。
作者認為，從長期視野來看，這可能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超級全球化”逐漸減速的結果。全球化本身會帶來收入分配效應，當收入分配問題累積到一定程度，對全球化的不滿和對抗力量就會從多個維度顯露出來，並演變為民粹主義、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等思潮和政策。而大國競爭和地緣政治矛盾，使得各國特別是大國評判全球化的標準發生改變，在成本和收益之外加入了安全和穩定訴求，從追求絕對收益轉向相對收益，這也改變各國關於全球化影響的政治共識。世界經濟作為統一整體的執行基礎由此受到嚴重削弱，這既是當前世界經濟無法有效應對各種外生衝擊的根本原因，也是各國在未來較長時間內將要繼續面對的最大挑戰。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2月刊，原題為《“超級全球化”的終結——世界經濟協作危機何以發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世界經濟的脆弱性在於，各國無法透過協調合作來應對共同的問題和挑戰，從而無法推動世界經濟迴圈恢復常態。放在更長的時間維度下，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調整塑造了世界經濟的執行基礎，推動了隨後的經濟全球化程序和世界經濟的擴張；那麼，近年來全球化進入下行期，非經濟邏輯與零和競爭思維不斷強化，則使得世界經濟作為統一整體的執行基礎受到嚴重削弱。這既是當前世界經濟無法有效應對各種外生衝擊的根本原因，也是各國在未來較長時間內將要繼續面對的最大挑戰。
▍大起大落中折射出世界經濟的脆弱性
2022年，俄烏衝突打斷了世界經濟的復甦程序，世界經濟遭遇衰退和通脹的雙重壓力。根據IMF、OECD、世界銀行和聯合國貿發會議等的預測，2022年全球經濟增速只有2.5%~3.2%左右，全球1/3左右經濟體可能在2022年或2023年出現衰退，歐元區整體可能在2022年底或2023年陷入技術性衰退。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同時，許多國家尤其是發達經濟體的通貨膨脹壓力急劇上升——而在2019年，通貨緊縮還是各國力圖解決的主要問題。雙重壓力之下，世界經濟再次走到了一場新的危機邊緣。
那麼，世界經濟為什麼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從強勁復甦走向新的危機邊緣？疫情反覆、俄烏衝突、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的激進加息等固然是直接誘因，但更為重要的是世界經濟復甦程序的基礎本就非常脆弱。很多尚未得到解決的問題被進一步放大，復甦程序很容易就被逆轉。具體來說，全球供給和需求之間的動態平衡未能有效修復，整個世界經濟迴圈尚未恢復常態。這表現為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發展中經濟體在復甦程序上的顯著差異。
2021年，美歐發達經濟體實現了快速復甦，甚至很快從復甦階段轉向擴張階段。然而，除我國以外的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在2021年的整體增速甚至低於發達經濟體，這是過去30年間沒有過的情況。基於資源稟賦、技術水平、產業結構和增長模式的差異，在既有國際分工體系之中，正常情況應該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速超過發達經濟體。兩類經濟體在經濟復甦程序上的差異，主要是它們之間在疫情動態及非常時期政策能力方面的差異帶來的特殊結果。同時，這也表明全球經濟並沒有夯實常態化復甦的基礎。在整個國際分工鏈條上，歐美髮達經濟體是大宗商品和最終消費品的需求方，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是供給方，前者的需求擴張未能充分傳導和帶動後者的供給擴張。於是，我們就看到了，發達經濟體率先復甦，同時伴隨通脹壓力上升，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復甦滯後。全球整體上的供給約束增強和供應鏈緊張狀況加劇，經濟下行和通脹上升的雙重壓力在此時就已經出現，並且在消費需求率先擴張的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表現尤為明顯。
進入2022年，在全球供給和需求尚未完全恢復、供求聯絡依然不暢的情況下，俄烏衝突的爆發進一步阻斷了正常的世界經濟迴圈，帶來了新的成本衝擊和不確定性衝擊。這就加劇了2021年下半年即已出現的經濟下行和通貨膨脹雙重壓力。特別是，歐美主要發達經濟體出現了40年來最高水平的通貨膨脹。為了應對急劇攀升的通脹壓力，貨幣政策需要迅速轉向緊縮。按照通常的邏輯，經濟下行壓力能夠約束貨幣政策緊縮力度。然而，美國的情況卻顯著地不同於歐洲。俄烏衝突帶來了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短缺，讓歐洲主要發達經濟體一片哀鴻，卻成為能源和自然資源豐富的美國可以利用的獲益機會。在經歷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衝擊後，國內需求擴張和勞動力市場短缺逐漸成為美國通貨膨脹壓力的主要來源。國內經濟的擴張勢頭使得美國貨幣政策可以沒有太多顧慮地走上激進加息程序。而歐洲主要發達經濟體卻不得不在雙重壓力下加快貨幣政策緊縮步伐，對內是為了抑制迅速上升的通貨膨脹壓力，對外是為了抑制貨幣貶值、進口成本上升和資本外流等壓力。
在全球普遍的高債務、弱財政和低市場信心的大環境中，主要發達經濟體超常力度的貨幣緊縮對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性構成巨大威脅。它不僅使歐洲主要發達經濟體自身走到了衰退的邊緣，還會透過金融條件收緊、資本流動逆轉等機制引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金融動盪甚至金融危機。
地緣政治衝突本身就是利益差異及其矛盾的集中爆發，我們很難期待各國就此展開有效的政策協調。但是，在面對全球經濟嚴重衰退乃至危機這樣的共同衝擊時，主要經濟體之間如今也缺乏有效的協調與合作。這是因為，疫情以來的全球供給約束帶來了強烈的再分配動機，從根本上制約了國際協調與合作。正如聯合國貿發會議所言，“當前真正的問題並不是通貨膨脹危機，而是一場分配危機”。
過去三十年來，全球生產價值鏈和全球供應網路將成本-效率標準發揮到了極致。各國都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整體迴圈之中，維持全球生產價值鏈和供應網路的有效運作，是各國經濟以及整個世界經濟實現穩定和增長的前提。但這一鏈條和網路高度依賴貨物、服務和人員的跨境流動，面對疫情衝擊時脆弱性非常高。關鍵節點上的生產中斷或者跨國聯絡的中斷，都會使得全球生產供應鏈陷於停滯。這迫切需要各國透過政策協調，共同維護全球生產價值鏈和全球供應網路的有序運作。其中，主要發達經濟體不僅應該是積極參與方，更應該是主動發起者，這是由其國際地位和政策能力所決定的。但是很遺憾，主要發達經濟體在疫情以來缺乏主動發起國際協調的動機。
在疫情快速發展期，世界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定位是救助經濟，而不是刺激經濟。在以往的危機中，以刺激性宏觀經濟政策推動經濟擴張，能在國際間透過供應鏈條和需求鏈條產生正向的溢位效應，各國有很強的意願就此展開協調與合作，透過政策合力推動各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快速走出衰退。但是，疫情救助政策在本質上是內向性的，很難產生正向的溢位效應，各國分別指向本國家庭和企業的救助政策之間很難形成合力，這就導致各國之間的合作意願不強。
面對國際生產和供給的中斷，各國還帶來了潛在的國際融資競爭，或者說跨國再分配過程中的競爭。疫情快速發展期間，經濟和社會迴圈的停滯導致政府收入大幅降低，政府的債務融資能力就成為關鍵因素。政府債務存量已經很高的國家傾向於採取所謂的“第三種財政政策”——政府債務的貨幣化。政府債務貨幣化實際上是一個再分配過程，如果這個過程只限於國內，政策的空間和效果有限，並且會帶來很多問題。能否將債務融資鏈條向國際延伸，就成為政府開展大規模疫情救助的關鍵環節。因此，各國政府在疫情期間不得不展開國際融資競爭。
而發達經濟體，特別是主要國際貨幣的發行國或地區在這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因為國際貨幣地位帶來的最大好處就是提升了利用本幣進行國際融資的能力。基於其主導性國際貨幣地位，美元和美國國債成為國際上安全資產的代表，美國在國際融資競爭中具有最大的天然優勢，這也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美元過度特權”。由於本幣國際地位的顯著差異，在國際貨幣發行國與非國際貨幣發行國之間，在美國與其他主要國際貨幣的發行國之間，都會存在不斷激化的國際融資競爭。這是由救助政策的性質決定的：在經濟整體性停滯的背景下，所謂的救助就是一部分人救助另外一部分人的再分配過程。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各國在經濟刺激政策上的協調，實現的是時間上的跨期平滑和轉移，即用未來不斷擴張的經濟來救助現在的經濟。而疫情救助政策在某種意義上觸及的是空間上的跨國再分配問題，其內生的競爭性從根本上制約了國際政策協調。
疫情暴發之前，世界經濟尚未擺脫2008~2009年金融危機後的長期停滯和無序狀態，全球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仍處於相對失序的狀態，缺乏共同應對外生衝擊的能力和機制。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隨著技術進步速度的下降，全球化失去了最重要的動力，全球化紅利顯著下降。特別是由於在源頭缺乏具有突破意義的技術創新，全球產業鏈的延長和動態升級過程趨於停滯，新國家的進入和技術落後國家的升級努力，加劇了全球產業鏈的擁擠以及各國間的競爭，圍繞全球化收益分配的競爭日益加劇。此外，為了提升長期的增長潛力以及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圍繞技術前沿的競爭態勢已經凸顯，產業競爭特別是圍繞先進製造業的競爭日趨激化。在此背景下，各國政策的內向性，及其導致的國際經濟治理不協調與摩擦已經開始顯露。
疫情暴發後，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及其帶來的社會分裂和政治極化、國際競爭加劇和地緣政治動盪等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進一步惡化。各國均著眼於長遠，試圖趁此機會解決早已存在，並被疫情放大和凸顯的各種結構性問題。因此，主要國家都已開始關注一個基本問題：疫情期間出臺的各種宏觀經濟政策如何兼顧短期應急需求和長期結構調整導向。這在美國表現得最為明顯。
美國很多從事戰略研究的學者經常說：“你絕對不應該浪費一次嚴重的危機。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你可以做你曾經認為不可能做的事情。”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就曾透過立法調整為擴大能源和氣候相關領域的財政支出提供了法律依據，隨後又透過稅收調整和財政撥款推動了本國清潔能源產業的迅猛發展。疫情暴發以來，美國政府各項政策的長期戰略競爭色彩日漸濃厚。例如，利用危機期間政府能夠提供的經濟支援，推動私人部門的戰略性轉變，刺激戰略性產業的發展；利用疫情帶來的全球生產供應鏈中斷，重建或增加國內生產能力，減少關鍵產品對國外供給的依賴性。過去兩年中，美國拜登政府開展的“供應鏈審查”行動，以及相繼推出的《美國就業計劃》《美國家庭計劃》《重建美好未來法案》《晶片與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等，都體現了在長期戰略導向下對經濟安全、國家安全以及增長潛力和國際競爭優勢的關注。
雖然相對地位和實力有所下降，但美國依然是最具全球影響力和領導力的國家。隨著美國的政策選擇越來越體現“美國優先”的要求，對於支撐全球性協調合作至關重要的政治共識不復存在。各主要發達經濟體都迅速推出大規模政策刺激措施，涉及財政、貨幣、信貸、金融和社會保障等諸多方面。但是這些政策都是各國分散的行為，基本沒有多邊協調與合作。在世界經濟衰退甚至危機的陰霾下，2022年11月在巴厘島召開的G20會議也沒有帶來實實在在的國際協調行動。面對俄烏衝突，在共同的地緣政治利益之下，美歐不斷協調對俄製裁的立場和行動；但是針對地緣政治衝突的經濟後果，特別是歐洲所面對的嚴重經濟困難，雙方卻沒有實質性的政策協調。
事實上，如今各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相互依存，均依附於世界經濟整體迴圈，共同面對各種全球性問題或挑戰。世界經濟當前所面對的諸多問題，如衰退風險、債務風險與金融風險、通貨膨脹和全球生活成本危機、氣候危機、不平等加劇、地緣政治緊張和衝突、世界經濟迴圈中斷等，都高度依賴主要參與者的政治意願和行動，需要更加有效的多邊協調和行動。而這恰恰是當前世界經濟的最大困境：缺乏協同解決全球性問題的政治意願，多邊協調與合作難以展開。
從全球整體看，以2008年為轉折點，產品和服務貿易佔GDP的比重呈現下降趨勢，從2008年的歷史峰值61.8%降至2020年的51.9%。這個轉折被很多人視為始於20世紀80年代的“超級全球化程序”的結束。一個流行的觀點是所謂的“全球化達峰論”：隨著全球化成本和收益的背離，關於全球化能帶來普遍好處的政治共識被打破，全球化程序達到了頂峰並開始退潮；這導致對國家主權的關注超越多邊主義，對國家利益的關注超越國際合作。2011年以來，全球貿易增長停滯、英國脫歐、越來越盛行的貿易保護主義，似乎都在印證這一觀點。由此引申出去，隨著全球化達到頂峰，地緣經濟將發生徹底改變，新自由主義秩序走向滅亡。這引發很多學者對全球化停滯或逆轉問題的關注和研究。
在邏輯上，這個轉折預示的可能是“超級全球化”的減速或者向某種常態的迴歸。一方面，1986~2008年的超級全球化是多種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其背後的很多推動力必然會出現衰減。例如，冷戰結束帶來的政治轉型與緩和，發展中經濟體向開放型市場經濟的轉型，都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發生的大沖擊或大推動，由此帶來的紅利不會一直持續。20世紀80年代以後各國的制度變革，特別是越來越多的經濟落後國家轉向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為全球化的縱深發展構建了相對統一的制度框架。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是中國、東歐和印度的經濟轉型，意味著大量的新增勞動力進入全球生產過程，為發達國家企業將製造環節外包提供了機遇。與此同時，歐美髮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和英國推行放松管制改革，為企業全球擴張奠定了基礎。但是必須注意到，這種變化及其帶來的影響是非常特殊的，在全球人口中的主要部分加入全球生產價值鏈後，進一步增長的空間必然會越來越小。
目前，技術進步仍在前進，上一輪資訊和通訊技術革命的影響還在，而且還有新的技術進步方向，特別是智慧製造和數字技術等。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應用範圍的擴大，資訊和通訊技術革命的影響力有其週期變化規律，從引入到擴散，再到衰減，對全球化的邊際推動力必然經歷由升轉降的變化。新一輪技術革命則給全球化程序帶來了不盡相同的影響。智慧製造技術的出現和廣泛應用，削弱了發展中經濟體的勞動成本優勢，同時可以降低發達國家本地生產的成本。這意味著發達國家企業外包製造環節的動機可能減弱，從而導致某些製造環節迴流。但是，在本土重建制造環節會額外佔用本國資源稟賦，其他生產環節就需要收縮，這就需要增加中間投入的進口。此外，製造環節迴流以後，產出是完全依賴國內市場，還是要部分出口至國外市場？在邏輯上兩者都有可能。因此，智慧製造即便帶來所謂的製造業迴流，未必就會導致全球化指標出現趨勢性下降。而蓬勃發展和應用範圍越來越廣的數字技術，能夠大幅降低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成本，眾多小企業可以利用數字平臺和電子商務參與全球價值鏈，也為全球生產價值鏈的擴張帶來了新的動力。
全球化本身會帶來收入分配效應，全球化背後的推動力也能夠帶來直接的或間接的收入分配效應。當收入分配問題累積到一定程度，對全球化的不滿和對抗力量就會在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多個維度顯露出來，並演變為民粹主義、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等思潮和政策。大國競爭和地緣政治矛盾，使得各國特別是大國評判全球化的標準發生改變，在成本和收益之外加入了安全和穩定訴求，從追求絕對收益轉向相對收益，這也會改變各國關於全球化影響的政治共識。但由此帶來的不全然是貿易保護主義。根據美國的相關調查，從2000年到2008年，認為國際貿易是美國經濟威脅的被調查者佔比從35%升至52%；但2008年以來美國人的態度再次發生變化，在2019年的調查中只有21%的受訪者認為貿易對美國經濟是威脅。從全球整體看，我們既可以看到貿易摩擦增加、英國脫歐、多邊貿易體系失效、限制性貿易措施持續增長，也可以看到各種自貿協定和區域貿易協定快速增加、全球加權平均關稅水平持續下降。這些矛盾的現象反映國際經貿環境變化的複雜性，不能簡單定性為保護主義傾向或自由主義傾向，而是有選擇的保護主義或自由主義：對特定區域、集團或特定國家實行貿易自由化，對其他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這意味著整個經貿環境的分裂。
總體而言，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頭10年的超級全球化，是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有些力量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不可持續的；有些力量的邊際作用必然隨著時間推移而遞減。因此，全球化降速是必然，從超級全球化轉向“慢全球化”也是很正常的現象。展望未來，雖然資訊和通訊技術的推動力在下降，但自動化技術和數字技術又可以帶來新的推動力。所以，決定全球化未來的可能並不是技術因素，而是政策和制度因素。一方面，原有制度變革和政策調整方向上的空間和邊際貢獻都在縮小；另一方面，全球化以及更為基礎性的技術變化，都會帶來收入分配效應和收入不平等，甚至演變為政治極化、社會分裂、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變化，這給全球化走勢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關於全球化走勢的判斷，無論是就各種全球化指標的可能走勢的分析，還是就全球化動力消長變化的分析，目前都很難形成定論。這種不確定性是整個世界經濟執行基礎重構的必然表現。人們經常說，當前的國際經濟秩序是“二戰”後建立起來的。但事實上，在“二戰”後40年左右的時間內，這種秩序並沒有一統世界。20世紀80年代以前，世界上大多數經濟體和大部分人口都沒有進入統一的開放型世界市場之中。東西之間以及南北之間的界限分明，不同經濟體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中組織各自的經濟執行。即便在經濟學理論層面也是如此，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似乎是兩個不同世界的理論問題。直到80年代以後，我們現在所熟悉的世界經濟才逐步形成，分佈於不同地理位置、具有不同發展水平的經濟體均以開放型市場為導向，整個世界經濟的執行基礎逐步統一。在此之後，超級全球化程序與世界經濟快速增長作為一體兩面而同時出現。
對此的分析需要回到上世紀80年代。上世紀70年代以後歐美主要發達經濟體開始面臨高通脹和低增長的困境。就其形成機制來說，一方面是戰後盛行的政府幹預和管制導致經濟效率與活力下降，這奠定了經濟滯脹的基礎；另一方面，石油危機放大了當時歐美經濟模式的內在問題，滯脹就成為當時各種國內和國際問題集中爆發的體現。為了走出滯脹，需要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經濟邏輯和市場邏輯符合這樣的需求，新自由主義政策實踐應運而生，自由開放的市場觀念在全球傳播和擴散，比較優勢和市場競爭的結合帶來了效率提高和經濟增長。強調小政府、自由市場和對外開放的“千禧正規化”在全球傳播擴散，這個過程推動了國際分工的深化發展以及全球生產價值鏈的形成和發展。
具體而言，首先是歐美髮達經濟體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包括政府與市場關係的重構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力圖以新的經濟執行模式來帶動經濟走出滯脹。其次是重構國際分工模式和世界經濟版圖，在全球更大範圍內實現比較優勢和市場競爭的結合。發展中國家當時面臨著債務問題和增長困境，因此願意跟隨歐美髮達經濟體經濟增長和執行模式的調整方向，希望在歐美髮達經濟體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找到加速本國工業化、實現快速增長的機遇，於是也接受了新自由主義，開始走向開放的市場經濟模式。最後是新技術革命的影響，新技術的特徵及其應用和擴散剛好適應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需求。這些趨勢都有利於推動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深度融合以及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程序，就此開啟了新一輪世界經濟週期。
近年來，世界經濟面對的問題又是什麼？全球化收益的國別分配問題，國內收入差距問題，大國圍繞世界經濟權力、控制力和影響力展開的競爭博弈，災害性事件衝擊下的經濟韌性和經濟安全問題，地緣政治競爭、摩擦和衝突中的安全和穩定問題，等等。對於這些問題的關注和解決，將偏離市場邏輯下的成本-效率標準，必然要求不斷強化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因為，要解決國內外各種問題背後的長期結構性矛盾，市場力量存在明顯不足，甚至很多結構性問題本身就是市場力量作用的結果。在國內，緩解收入和財富不平等，調和社會階層矛盾、彌補社會裂痕，重構經濟、社會和政治基礎；在國際上，既要面對短期的國際分工利益的分配和競爭，也要面對長期的國家競爭優勢的培育和權力資源的爭奪。此外，還要面對災害性事件、地緣政治衝突和氣候變化等外生衝擊，以及“和平紅利”和“安全紅利”不斷喪失的局面。所有這些都要求強化政府在經濟社會執行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強化民族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這就意味著，強調市場、開放和小政府的“千禧正規化”走到了盡頭。
國家和政府的特性以及在當前背景下的使命，使得其行為體現出越來越多的非經濟邏輯。放到整個世界經濟中，當前各國政府在特定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下的行為模式，蘊藏著內在的不協調、矛盾和衝突，難以形成有效的國際協調與合作。這種不協調甚至是矛盾和衝突，在大國行為中尤為明顯。
大國行為背後必然要體現對全球影響力和控制能力的關注。在國際合作與競爭中，大國所考慮的往往不只是能否獲得收益，它們更關注能否獲得相比於競爭對手更多的收益，因為相對收益差異的長期積累將會改變各國之間的力量對比。近年來，大國對權力和影響力的爭奪，以“國家安全”之名滲透在各種政策行為中。各個大國為重塑國際秩序而展開競爭，紛紛加大提升國際權力和影響力的投資，以期保持對競爭對手的持久競爭優勢。這改變了國際競爭與合作的基本性質。國際競爭與合作的性質是“雙贏”還是“零和”，依賴於參與方的行為邏輯和決策目標。大國博弈、疫情衝擊和地緣政治矛盾的疊加，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觀念強化，各國行為背後非經濟邏輯的影響上升，使得各國從關注絕對收益轉向關注相對收益，行為標準偏離了經濟邏輯下的帕累託改進標準，這種思維下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零和的。
由此，整個世界經濟的執行基礎發生了深刻調整和重構。在20世紀80年代開啟的超級全球化程序中，各國經濟或地區經濟在目標取向和行為模式上呈現趨同，分工合作和政策協調都更容易展開。這樣的邏輯放在當前的世界經濟亂局當中，已經不能成立。今天，在政治經濟邏輯的支配下，主要經濟體之間，特別是大國之間在目標取向和行為模式上的差異性越來越明顯，世界經濟作為統一整體的基礎和機制受到嚴重削弱。這既是當前世界經濟無法有效應對各種外生衝擊的根本原因，也是各國在未來較長時間內將要繼續面對的最大挑戰。
編輯｜劉懿陽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2月刊，原題為《“超級全球化”的終結——世界經濟協作危機何以發生》。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絡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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