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武俠宇宙”崛起之路，探討“俠之大者”的精神內涵
文化視野中的小說型別學
——評陳平原著《千古文人俠客夢》
作者：吳曉東
初刊《文學遺產》1993年第6期
衡量一部學術著作的價值大小可以有諸種不同的尺度，但大體說來，以下兩個標準是一部卓有建樹的著作不可或缺的要素：其一，作者在著作中體現出了深厚的學術素養和豐富的識見；其二，這部著作為學術史提供了嶄新的理論視野，具有一種“原創性”。陳平原先生已經問世的三部學術專著 [《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和新近出版的《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型別研究》（以下簡稱《千古文人俠客夢》）] 無疑是符合上述兩種標準的。如果說早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陳平原就已經開始探求新的學術領域和新的學術規範，那麼這種思路已進一步貫徹到他的新著《千古文人俠客夢》之中。而且，這種具有方法論意義的追求在新著中更趨成熟。從《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到《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再到《千古文人俠客夢》，可以說陳平原的學術道路呈現出卓然一家的趨勢。
首先，《千古文人俠客夢》，所涉及的物件不僅僅是作為通俗文學意義上的武俠小說，而是一個“充滿意義的人類世界”，在作者眼裡，武俠小說可以“作為體現民族文化精神的文字來解讀”，武俠小說中“俠”的觀念已經演變成一種精神、氣質。演變成中華民族的“一種富有魅力的精神風度及行為方式”（以上引語均見美國喬納森·卡勒《結構主義詩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因而武俠小說中隱含著中國千百年來豐富的民族心靈史與民族文化史。其次，作者對武俠小說的考察並沒有簡單地超越文字結構直指意義世界，而是以尋找武俠小說作為一種小說型別的自身的“敘事語法”為基本前提。儘管在本書中作者的興趣焦點並沒有自始至終完全集中於小說的文字形式層面，但作者維繫全書的一個最重要的意旨仍在於為武俠小說體裁“制定一部語法和句法”（［美］羅伯特·休斯《文學結構主義》，106頁，三聯書店1988年版）。這種執著的努力使《千古文人俠客夢》一書不僅僅成為一部武俠小說研究方面的卓有建樹的學術專著，它更為重要的價值在於開創了中國學術界的型別學研究的先例，從而繼《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之後為中國的小說史研究開拓了又一個嶄新的天地。
武俠小說作為一種小說型別，與中國文學史中的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神魔小說一樣，也是中國小說史上一種特殊的小說型別。武俠小說具有區別於其他小說型別的嚴格的自身質的規定性以及程式化傾向。武俠小說是以“俠”為核心觀念的、講述以武行俠故事的小說型別。圍繞“俠”與“武”的兩個基本軸心，武俠小說在上千年曆史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意義世界以及文體特徵。一旦建立了這種小說型別，“其發展演變就不再單純依賴於現實生活的刺激，更有作為一種型別自身運轉的內驅力”。這種內驅力使武俠小說形成了它特有的文學傳統，任何個別的具體文字只是加入繼承與發展這一文學傳統的行列中去。在很大程度上，武俠小說的歷史，是文字傳承的歷史，這也為作者從文字結構內部入手去探尋武俠小說千百年來已然定型化了的“敘事語法”，提供了根本的科學依據。
追蹤作者在《千古文人俠客夢》一書中的研究思路，可以看出，作者正是從尋找武俠小說中已經程式化與規範化了的“敘事語法”來介入文字世界的。“敘事語法”可以有兩個層面的內涵，一是指狹義的小說敘事，它牽涉了由什麼樣的敘事角度去如何講述故事以及隱含作者、敘事者、隱含讀者三者間的關係諸項內容；二是指結構一種小說型別的基本規則和相對恆定的要素，或者像鮑·托馬舍夫斯基所說的“類別的特徵”，“即組織作品的結構的手法”（［法］茨維坦·託多羅夫編選《俄蘇形式主義文論選》，27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本書的作者是側重從第二種含義上來界定小說的“敘事語法”的。
作者致力的中心是探尋武俠小說的“恆定因素”、“主要手法”或“核心場面”。作者緊緊圍繞武俠小說中“俠”這一核心出發點來展開他的敘述過程，把武俠小說的基本敘事語法分別概括為“仗劍行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浪跡天涯”，並強調這四個敘述句在武俠小說中各自的特珠功能：“仗劍行俠”指向俠客的行俠手段，強調的是“劍”所指喻的武學境界以及以武行俠的觀念；“快意恩仇”指向俠客的行俠主題，強調報恩與復仇主題背後的“俠”的靈魂；“笑傲江湖”指向俠客的行俠背景，強調虛擬化的江湖世界構成的武俠小說的典型場景；“浪跡天涯”指向俠客的行俠過程，強調俠客之“遊”中人生境界的啟悟歷程。
如果說型別學研究的主旨在於探尋一類文體的內在執行機制，那麼本書作者正是超越了對具體文字的單獨論證而把研究重心投入到武俠小說型別的總體結構理路的考察之上。武俠小說自身的文學機制在作者概括的“十六字”敘事語法中顯得清晰可尋，讀者藉助這“十六字”真言往往可以透過千變萬化紛紜無序的具體小說中的故事情節而領悟到武俠小說的真諦。型別學作為一種方法論的作用之一正在於可以使複雜的物件抽繹化、簡約化，讀者從這種抽繹過程中所獲得的不僅僅是對一種小說型別的結構理路的明晰把握，更意味著對這種小說型別“特質”的直觀透視。透過“十六字”敘事語法的概括，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可從對武俠小說的感性認識進入到這一小說型別的實質。本書作者在這十六字的歸納中所體現出來的近乎“本質直觀”的能力，固然與作者豐厚的學術功力與敏銳的洞見力相關，但客觀上無疑更是得益於作者的精心選擇與重建的型別學的理論框架。
談及“敘事語法”，一般偏重於從結構層面來理解。本書作者注意從這一層面論證他所歸納的“敘事語法”。作者指出，“平不平”的主題在武俠小說發展過程中逐漸從前臺退居背景，其中重要的原因在於其藝術功能上的缺陷：“行俠的隨意性和偶然性使得小說結構鬆散，惡人殺了不少，可惜長篇小說成了短篇的“集錦’，除了‘行俠’這一統一主題外，幾如一盤散沙。”
而“報恩仇”的行俠主題卻有利於支撐起一部百萬言的長篇小說：“再沒有比‘報恩仇’，更容易結構長篇小說的了：俠客無日無夜不在思考報恩復仇，對手當然也不是庸常之輩，雙方既成對峙之陣，中間還穿插前來為其助戰的各派高手，這樣儘可沒完沒了地打鬥下去，而又不失其敘述的統一。”
又如在第八章作者論及俠客的浪跡天涯的漫遊：“不管是茫無目的的漫遊，還是別有苦衷的逃亡，俠客之漂流四海，已成為武俠小說固定的敘述套路。而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只道出了武俠小說的行俠主題（平不平）、行俠手段（仗劍），還連帶說明其敘事結構：驅使俠客上路，是遊俠傳奇得以展開的一個基本前提。”作者在俠客行俠過程中發現的是俠客情感變化的心路歷程以及漫遊者孤獨的精神特徵。這才是武俠小說中“漫遊”的真正藝術功能。
“十六字”的敘事語法實際是內涵豐富的“結構一功能”體。雖然“快意恩仇”的行俠主題以及“浪跡天涯”的行俠過程均指涉了小說的結構技巧，但它們的“功能”作用卻遠非結構層面所能涵蓋。此外，“仗劍行俠”中對於打鬥本領的強調，“笑傲江湖”中對於行俠背景的闡述，都是力圖分析“敘事語法”在武俠小說執行機制中的功能作用。從這一角度上看，《千古文人俠客夢》雖然在操作規程上以型別學作為其理論框架，但就其方法論的精髓而言，則是結構主義的系統功能觀。
作為一種“結構一功能”體，“十六字”的敘事語法已經超出了“為某種敘事體裁製定一部語法和句法”這一定義所能容納的含量。如果說普羅普和格雷瑪斯等型別學研究者“關注故事的形式特點，它的基本單位以及制約這些基本單位的組合的那些規則”，那麼，或許可以斷言，陳平原所建構的型別學理論框架已經發展了普羅普的型別學理論。這體現為《千古文人俠客夢》中所歸納的“十六字”敘事語法在形式模式的概括之外引入了文化闡釋，並且把文化史的內容滲透到整個操作過程中。本書作者一以貫之地圍繞“敘事語法”這一“結構一功能”體，並著力開掘每一種基本“敘事語法”背後所蘊含的文學意義與文化符碼，從而為武俠小說型別的研究建立了一個深廣的文化史背景。
“新批評”派的文字中心原則強調孤立文字自身的自足性，從而放逐了作者以及文字產生的社會歷史因素，它的固有的缺陷是不把文本當作歷史與文化範疇來看待。型別學研究從文類的角度入手，對於孤立文字中心主義的弊端是有一種糾正與彌補作用的，但它潛在的弱點仍在於逃避文字的文化闡釋。事實上，當從文類角度考察文字時，文字的文化屬性就上升為考察文字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陳平原顯然意識到了文化闡釋對於小說文類研究的重要性。在形式分析中引入文化因素，這是陳平原從《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到《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的具有連續性的學術脈絡，也是其學術優勢之所在。這種優勢在《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得到更加淋漓盡致的揮灑。
研究者對一種方法論的選擇是與他對於文學以及學術特質的認識密切相關的。陳平原堅持不懈地把文化因素引入文字形式分析也源於他對文學與文化關係的更為深入的思考。他認為指出哪些“恆定因素”、“主要手法”或“核心場面”為某一小說型別的基本敘事語法，這只是第一步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論述敘事者為什麼不約而同地選中這些‘主要手法’或‘核心場面’。也就是說，開掘某一小說型別基本敘事語法的文學及文化意義，才是型別學研究的中心任務。指出武俠小說中充滿著‘仇殺’的場面，這不需要專家的艱辛考證，大部分武俠小說迷都能脫口而出。專家的任務在於分析‘仇殺’這一文化符號在武俠小說這一文學系統中的功用及意義，以及武俠小說家選擇這一文化符號對整個小說型別藝術發展的制約。”將型別研究簡化為“挑選‘核心場面’或‘主要手法’，未免低估了這一工作的理論意義以及從事這一工作所需的學識修養”。
可以看出，陳平原並不滿足於“敘事語法”的概括與小說形式結構的形態描述，他認為這只是一種初步的工作。他所從事的，是進一步窮根究底的深入探討，是小說在其內部機制運轉演化過程中外部文化因素的決定與制約作用。換句話說，武俠中的“江湖世界”作為充滿意義的文字世界，它的意義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文字之外的與文字世界相同構的社會歷史的生活。
雖然在小說藝術中相對恆定的形式結構是相對恆定的外部世界的秩序和文化模式在文字中的積澱與生成，但純粹的形式卻永遠無法說明和論證自身，它總是求諸文字之外的其他非形式因素。在諸多的非形式因素中，文化範疇無疑是最後決定文字意義的終極性因素。陳平原的獨特的學術眼光，正是瞄準了文化因素對於小說內在的“敘事語法”的制約作用。《千古文人俠客夢》的沉甸甸的學術分量，也多半來自作者豐厚的文化史修養。
從文化史的角度詮釋武俠小說的意義世界，也同樣具有它的科學的立論前提。正如作者所說的那樣，“大俠精神作為武俠小說的靈魂，本身就有深厚的文化意蘊，文學史家無法完全繞開”。但如何具體化地論證文化因素對文字世界的滲透與制約，才是真正體現作者的學術功力和學術識見的地方。本書正可見出作者精細的具體操作過程。
例如，在第六章“快意恩仇”中，作者在闡述行俠的主題之餘把筆觸伸向“快意”兩字。作者指出，在“快意恩仇”的率性任情、放蕩不羈之中，也無意中顯露出民族心理的某種缺陷。“報恩仇”之所以“快意”固然是因正義得到伸張、邪惡受到懲罰，可也包括殺人時產生的“快感”。武俠小說中“必須表現然而卻不能公開面對的潛在動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文明人身上潛藏的嗜血慾望”。這種精闢的論斷固然不是始於作者，但作者以確鑿的武俠小說文字作為例證，就更具有根據性和說服力。無論是在第五章“仗劍行俠”中把“劍”視為最具有文化意味的冷兵器並進而追蹤“劍”的文化史，還是在第七章“笑傲江湖”中分別對比“江湖”“山林”“綠林”諸範疇的文化氛圍和文化意蘊並進而說明“介於日常世界與神話世界之間”，“小處寫實而大處虛擬，超凡而不入聖，可愛未必可信”構成了所謂寫實型武俠小說中“江湖世界”的基本特徵，都是作者揮灑自如地發揮其學識修養中的文化史優勢的範例。
在“十六字”的武俠小說“敘事語法”的結構性概括之外，作者同時仍舊關注其他具有“結構一功能”作用的武俠小說範疇。第四章“二十世紀武俠小說”中，作者指出，“劍”不只是一種殺人利器，而且是一種大俠精神的象徵，一種人格力量乃至文化傳統的表現。在這個意義上，“劍”中不能沒有“書”。“‘劍’中之‘書’保證了俠客不至於淪為殘酷無情的職業殺手，更保證了武俠小說不只是一覽無餘的‘滿紙殺伐之聲’。”這堪稱是獨出機杼的論斷，惜乎作者未能沿著“書”的思路充分展開。
其實，武俠小說中“書”的成分同樣可以升發到一種“結構一功能”體的地位來看待，其內涵可能更加寬泛，它不僅僅給武俠小說帶來了“書卷氣”，而且昭示了一種文人性在武俠小說中的體現與傳承。例如，清代俠義小說中屢屢出現的“有詩為證”以及敘述俠客遊蕩時不時展現的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都是文人趣味在武俠小說中的滲透。“書”的範疇因此顯示了一種具有傳承性的文人傳統，它是古代士大夫的文化精神、文化心理與文學氣質在武俠小說中的具體印證。
類似於“書”的範疇的還有“情”。作者在論證新派武俠小說的時候引入了“情”的視角，認為“‘武’‘俠’‘情’可說是新派武俠小說鼎足而立的三個支柱”，同時把這種“情”擴充套件到超乎狹義的“情愛”的一般的情感和心理。因此，以“書”“劍”“情”“俠”四種結構功能因素來闡發20世紀的武俠小說，便具有一種鮮明的歷史具體性與針對性。
《千古文人俠客夢》的另一特色是在方法論上兼顧了敘述的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型別學的操作基本規程要求共時性的分析，在共時性分析的基礎上找出小說型別的基本“敘事語法”。但陳平原堅持認為，“研究這一基本敘事語法在不同時期的各種變體及演進的趨向，或許更有意義。借引進歷史的眼光和文化的因素，以使型別學研究永遠保持開放的姿態，免得因自我封閉而窒息其理論活力。同時，這種注重‘移動中的主導因素’的理論眼光，也使型別學研究模式更容易為文學史家所接納”。正是基於這種理論預設，陳平原引入了歷時性角度，在全書結構上，第二章到第四章為武俠小說發展的歷史過程描述，分別討論了“唐宋豪俠小說”“清代俠義小說”“二十世紀武俠小說”。另外，作者在歷時描述中緊扣武俠小說的型別特徵，這就使全書的操作不僅兼及“內容”與“形式”層面，同時也兼顧了歷史性描述與理論性分析。在這一過程中，單純共時性型別學研究中“基本敘事語法”的一成不變的恆定性被突破了，作者既注重“恆定因素”保持其在故事創作中的再生能力，同時又注重“同一因素受各種外力影響，在小說系統中定向移動，並因此改變了小說的整體結構”這一演進過程中的變形的歷時性現象，從而使武俠小說成為一種在自身結構機制中逐漸衍變的有機系統。這無疑是對原有的型別學理論的又一個重大的突破。
陳平原以明晰的思想性和條理性見長，而且他是當代中國學者中對自身的研究工作以及研究中的理論框架最為自覺的人之一，這體現為他的研究中具有一種原創性和生長性。一方面，他並未著力於建構宏闊的理論框架和體系，但他的成果中卻包容著豐富的具有方法論特徵的啟示內容。這些啟示萌生並體現於他的具體的研究過程之中，並且同時預示著生長演化的多種可能性。他已經問世的三部最具分量的專著《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以及《千古文人俠客夢》都具有上述的特質。另一方面，他的學術思路又是清晰可尋的，因為陳平原以嚴格的規範化的操作過程去實現他的理論預想。這使他的學術思想呈現出一種可資借鑑的意義。
型別學作為一種結構主義方法運用於文學研究無疑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論。它可以從一個角度解釋某一種文類或體裁衍生發展的內在機制和要素。格雷瑪斯、普羅普的研究均具有這種功效。型別學從屬於形式主義文論這個大的範疇，力求使文學研究走上科學化的軌道。這也恰恰是20世紀文論科學主義傾向的一種表現。一方面，形式主義文論旨在使僅僅從感覺印象出發的傳統文學批評提升為可以條分縷析，可以捕捉文字內在機制的科學研究。另一方面，它內在的缺陷也是不可避免的。基本缺陷之一是形式主義文論以消解“文學性”為代價。就其本質而言，文學決非科學，即使搞清楚了文學的內在機制及運轉規程，有時也無助於說明為什麼一篇小說令讀者廢寢忘食而另一篇則令人昏昏欲睡。其根本的原因在於文學畢竟有其無法訴諸科學手段的內在的文學性與個體性存在。文學千古以來的真正魅力也盡在此。
陳平原的《千古文人俠客夢》引人歷時性角度以及文化史因素，這對形式主義文論的偏頗處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彌補。但我們也多少感受到，儘管作者自覺地兼顧到了武俠小說審美功能的描述，但這種審美功能與文化意義過分的糾纏，使得審美特徵與文學性多少消融到文化詮解之中了。或許可以說，這是一部仍以文化史見長的學術著作，並且在兼及內容與形式層面的同時偏重於內容性。即使“十六字”的武俠小說的“敘事語法”也更多地呈現出內容層面的特徵，其代價是武俠小說型別自身結構系統中形式因素的削弱。或許陳平原先生在預設了本書的理論框架的同時，這些代價已經先在地蘊含其中了。這裡面的得失倒不失為研究者可以進一步探討的地方。
作者簡介：吳曉東，黑龍江省勃利縣人。1984年至1994年於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獲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人文學部副主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學術委員會主任。
文章來源：《陳平原研究資料》（王風、李浴洋 編，雲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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