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武俠型別的消解

作者：李嘯洋（北京電影學院電影學系副教授）

原文載於《電影評論》雜誌2025年第一期

內容提要：徐克按照自己的風格和理解拍了一部不同於金庸原著的“作者電影”。中國文化中的武俠“傳記”被徐克改編為英雄“傳奇”。徐克版《射鵰英雄傳》捨棄了反面角色楊康，“義”線扁平化為直奔主題化成家國寓言；電影捨棄了諸多配角，“情”線集中成郭靖、黃蓉、華箏三角戀。武俠悲慨情義的消失，使整部武俠電影變成了郭靖作為英雄的正確史。雖然愛情主線契合青年人的觀影心理，但命運主題的削弱使電影遠離了武俠電影的類型範式。

關鍵詞：《射鵰英雄傳》武俠徐克英雄命運

武俠小說是中國特有的型別文學，有特定的敘事模式。《中國武俠小說史》中，羅立群分析了中國武俠小說的誕生背景、精神核心以及小說的源流、分期與演變等。羅立群追溯了《韓非子·五蠹》《墨子·經上》等經著中對於俠的描述，初步勾勒出“任俠”的雙面特徵：一方面，俠客構造了“江湖”，俠客好武鬥，不受官府和紀法約束，是社會秩序和治安的隱患；另一方面，俠客扶危濟困，解人之難，有仁有義，具備“廟堂”特徵，這正是儒家追求的理想。

《史記·遊俠列傳第六十四》中，司馬遷為俠立傳：“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1] 司馬遷認為，俠有布衣俠（孟嘗君、春申君、平原君等）、閭巷之俠、遊俠（田仲、劇孟）和儒俠（朱家）之分，俠客隊伍也是魚龍混雜，有行俠仗義之輩，也有欺貧欺弱之人。郭解雖然行俠仗義，但是被漢武帝強加罪名誅殺，司馬遷不禁為其扼腕悲嘆[2]。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寫出了為俠客立傳的緣由：“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任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遊俠列傳》第六十四。”[3]

羅立群認為，“俠”表現在民間文學的形象，是儒道法三者合一互補的文化體系。“俠”文化遵循倫理本位、至善原則。武功代表了功利主義的趨向，武德代表的是道德力量，武功和武德是武俠小說中俠客必備的條件[4]。就武功層面而言，俠文化與流氓、盜匪可以互相轉化。就組織而言，俠與盜，都是公開社會之下的秘密社會，江湖義氣是幫派組織內的凝聚力[5]。

武俠小說包含了三個基本命題：江湖與廟堂的衝突，情與義的交織，複雜的恩仇世界。自第一篇武俠小說《燕丹子》始，中國武俠經歷了魏晉時期的志怪武俠階段、唐朝的浪漫武遊俠階段等。明代《水滸傳》以及各類武俠和公案合併在一起的武俠公案小說，使“官俠”逐漸取代“武俠”，《兒女英雄傳》《無雙傳》等作品突破了“俠不近女色”的禁區，英雄至性，俠與情結合。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也對民國幻想劍仙小說產生了影響。20世紀初民國興起的武俠小說，包含了“悲劇俠情派”王度廬、“社會反諷派”宮白羽、“幫會技擊派”鄭證因、“奇情推理派”朱貞木，民國時期被合稱為“北派五大家”[6]。羅立群認為，武俠小說對後世最大的影響，乃是向不公道的命運或者體制進行抗爭，是一種敢於向不合理的現實進行挑戰的精神[7]。

一

原著小說中的“悲慨命運”

金庸被稱為武俠小說界的“武林盟主”，他的小說將民國初期幾派創作的長處融合在一起，獨成派別。除《越女劍》之外，金庸將自己創作的14本小說取首字擬成一副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分別指代武俠小說《飛狐外傳》《雪山飛狐》《連城記》《天龍八部》《射鵰英雄傳》《白馬嘯西風》《鹿鼎記》和《笑傲江湖》《書劍恩仇錄》《神鵰俠侶》《俠客行》《倚天屠龍記》《碧血劍》《鴛鴦刀》。

《射鵰英雄傳》講述南宋抵抗金國與蒙古的鬥爭，郭靖從復仇少年成長為俠之大者的故事。除了郭靖、黃蓉的曲折戀情外，郭靖和楊康是《射鵰英雄傳》中的故事主線之一。金庸對郭靖和楊康這對難兄難弟的命運設定可謂是一體兩面。只有郭靖、沒有楊康的《射鵰英雄傳》是不完整的。為什麼？郭靖、楊康二人的名，是丘處機從北宋“靖康之恥”中取的。金庸從“靖康之恥”中拆出了二人名字，別有深意。楊康是郭靖的反面，郭靖的俠義救宋，都是依靠和楊康對比來完成的。小說第三十九回《是非善惡》，金庸借郭靖之口寫到，靖康二人雖然義結兄弟，然而兩人始終懷有異心[8]。郭靖代表了江湖，他結識各家門派，靠著儒家的責任擔當，終成俠之大者；楊康代表了廟堂，他慕戀權貴，背信棄義。這樣一對反兄弟，卻有相似的身世。郭靖之父郭嘯天和楊康之父楊鐵心是結義兄弟，郭靖之母李萍逃難至蒙古大漠產下郭靖。包惜弱嫁給務農為生的楊鐵心，後被大金國六王子完顏洪烈擄走成為王妃。包惜弱和楊鐵心所生之子楊康由完顏洪烈撫養，改名“完顏康”，成為金國的小王爺。靖康二人都有蒙古草原的生活背景，相似的身世，但金庸設計出完全不同的命運走向。

金庸在郭靖和楊康身上，投射了哈姆雷特的影子——靖康二人都因金人而父母雙亡。只不過，楊康的悲劇更徹底。楊康的悲劇源於對“王子”身份的執念，他無法捨棄金人給與的榮華富貴。他雖確認了身世，卻無法接受自己身為漢人庶民的事實。最終，楊康在民族大義與個人慾望的衝突下走向毀滅。楊康還是完顏康，選擇漢人身份還是蒙古貴族身份，to be or not to be，命運在他身上籠罩出巨大的陰影。楊康的人物設定，很像《天龍八部》中的慕容復、《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他們都是悲劇人物。金庸筆下，沾染政治的婚約都沒有好結局。慕容復企圖復興燕國大業瘋掉，自然也失去了王語嫣的愛情；林平之為了父母之仇，屈居華山派嶽不群門下，娶了嶽不群的女兒嶽靈珊只是生存之計。林平之修成辟邪劍法之後殺了妻子。郭靖也有“政治婚約”在身，鐵木真安排了他和華箏公主的婚約，但在面臨考驗時他選擇了愛情。

金庸的小說繼承了“新派武俠之祖”朱貞木的離奇詭異，將武功的神奇吸引力描繪得有理有據，同時吸收王度廬武俠小說中的沉鬱悲慨之風。《射鵰英雄傳》原著小說裡，金庸尤其強調人物的“悲慨命運”。小說第十回《冤家聚頭》中，楊康背叛了師傅丘處機，同時知曉了自己是漢人的真相。包惜弱和楊鐵心夫妻相逢，楊鐵心便往心窩裡刺槍，包惜弱也湧身往槍尖撞去，夫妻斃命於鐵槍廟。完顏洪烈和包惜弱“貴公子和貧家女”的人物關係，也輪迴到了楊康和穆念慈身上。小說第四十回《華山論劍》裡，金庸給穆念慈的設定是“一生苦命又受辱於惡徒”[9]。比武招親上，楊康打贏了擂臺非但未娶穆念慈，反脫走穆姑娘的繡花鞋。這明顯是花花公子的薄情舉動。鐵掌峰上，穆念慈失身於楊康後懷孕。後來，穆念慈又被歐陽克戲侮。小說後半部分，穆念慈終於意識到楊康是個惡人，意識到自身黯然的命運。小說結尾，楊康中了歐陽鋒軟蝟甲上的蛇毒，斃命嘉興鐵槍廟，穆念慈誕下孤子。“鐵槍廟”恰成了楊康父子的宿命交匯之地。

1983年電視劇版《射鵰英雄傳》劇照

二

英雄聯盟與“俠”的消失

2025年，徐克版《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在春節檔上映。豆瓣介紹電影主要改編自《射鵰英雄傳》的第三十四回至第四十回，這後八回是小說的尾聲。準確來講，電影改編自第三十六回《大軍西征》和之後的情節。電影圍繞郭靖和黃蓉、華箏的愛情戲、“九陰真經”和“降龍十八掌”以及郭靖抵擋蒙古大軍的核心情節展開——集錦式的武功傳奇，更像“英雄聯盟”。

2018年，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首部英譯本由英國出版社Maclehose Press出版。英譯版《射鵰英雄傳》（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分為十二卷，第一卷為《英雄誕生》（A Hero Born），英文推薦序稱其為“一部中國版《權力的遊戲》”[10]。從翻譯中可以看到，中國文化中的武俠“傳記”為了適應跨國文化傳播，被翻譯為西方接受語境中的英雄“傳奇”。本片也採取了“英雄傳奇”的敘事策略：郭靖雖然也經歷了英雄的暗夜，但是將郭靖成長的反面環境全然抹除，只保留了英雄正義和明亮的愛情。電影改編思路上，徐克將“俠”簡單地化成了“英雄”。電影借郭靖解釋英雄：“英雄不靠武功，而是在危難之中可以挺身而出，在逆境中能無所畏懼。這樣的人，才能稱之為英雄。俠之大者，乃是永懷憐憫之心。”約瑟夫·坎貝爾在《千面英雄》一書中，將英雄的啟程階段分為“歷險的召喚”“拒絕召喚”“超自然助力”“跨越門檻”“進入黑夜”五個階段[11]。漫威的超級英雄電影中，比如蜘蛛俠的平民出身以及凡人情感，獲得了觀眾的認同[12]。電影試圖簡單地透過郭靖的武打來突出俠，傳達一種危難中勇於擔當的“英雄之道”。電影將支撐和反襯郭靖情感成長線索的楊康踢出敘事，敘事的厚度削弱不說，郭靖的成長中缺少“義之背叛”這條刻薄而真實的反線，使整個電影維繫“命運”這一重要主題時支柱坍塌。郭靖太過正確，看起來像一個人沒了自己的影子。

金庸小說改編電影一直被熱議，因為小說的海量劇情更適合拍成電視劇。1958年起，《射鵰英雄傳》被相繼改編成《東邪西毒》《南帝北丐》等電影，金庸筆下的俠骨柔情、俠義江湖、失散重聚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和觀眾。小說《射鵰英雄傳》中，金庸構造的俠客性格獨立，天賦秉異。除了“東邪”黃藥師、“西毒”歐陽鋒、“南帝”一燈大師、“北丐”洪七公、“中神通”王重陽之外，還有全真七子、江南七怪、裘千仞、梅超風、沙通天、靈智上人等武俠角色。“俠”來自於社會各個階級，江南七怪、歐陽鋒、黃藥師秉性各異，哪怕道觀真人和寺廟僧人，也都有俠情柔骨。金庸筆下，俠客並非完人，甚至有著常人的缺陷，圍繞俠生成的情與義，成了推動小說前進的原生動力。

1983年電視劇版《射鵰英雄傳》劇照

武功蓋世者不一定有大俠的境界。是否胸懷天下，仗義執言，對世界有仁愛之心，才是俠的精神與文化核心。小說第三十九回《是非善惡》中，丘處機評價了江湖中人：“黃藥師行為乖僻，雖然出自憤世嫉俗，心中實有難言之痛，但自行其是，從來不為旁人著想，我所不取。歐陽鋒作惡多端，那是不必說了。段皇爺慈和寬厚，若是君臨一方，原可造福百姓，可是他為了一己小小恩怨，就此遁世隱居，亦算不得是大仁大勇之人。只有洪七公洪幫主行俠仗義，扶危濟困，我對他才佩服得五體投地。華山二次論劍之期轉瞬即至，即令有人在武功上勝過洪幫主，可是天下豪傑之士，必奉洪幫主為當今武林中的第一人。”[13]

除了俠義，小說《射鵰英雄傳》為俠客建立的情感層次也無比豐富。郭靖黃蓉的情感是正道修得的結果，穆念慈和楊康的愛情包含了命運晦暗的部分，背叛師門的黑風雙煞梅超風依然對師傅黃老邪有敬畏之情，歐陽鋒和私生子歐陽克的父子情則包含了愧與愛……這些情感為武俠折射出光彩陸離的人性，構築出豐富的情感世界。

至於俠客的“仇恨”，郭靖夾在家與國的道義中百般糾結：“歐陽鋒害死恩師與黃蓉，原該去找他報仇，但一想到‘報仇’二字，花剌子模屠城的慘狀立即湧上心頭，自忖父仇雖復，卻害死了這許多無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來這報仇之事，未必就是對了。我一生苦練武藝，練到現在，又怎樣呢？連母親和蓉兒都不能保，練了武藝又有何用？我一心要做好人，但到底能讓誰快樂了？母親、蓉兒因我而死，華箏妹子因我而終生苦惱，給我害苦了的人可著實不少。完顏洪烈、魔訶末他們自然是壞人。但成吉思汗呢？他殺了完顏洪烈，該說是好人了，卻又命令我去攻打大宋；他養我母子二十年，到頭來卻又逼死我的母親。”[14]

可惜的是，電影將武俠小說中描寫俠客“宿命”的情節全部捨棄，借黃蓉之口簡化了江湖：“很多幫派，立了不同的規矩。打打殺殺，三分面子，五分恩怨。貪婪加仇恨。”電影中西毒歐陽鋒對《九陰真經》窮追不捨，負責“貪婪”部分，但是整部電影對於“仇恨”的描述僅限於郭靖之母李萍的自殺，其餘的仇恨沒有層次，“宿命”的深刻性無法顯現。此外，《武穆遺書》和《九陰真經》與西方英雄片中的超能武器一樣成為追逐的麥格芬，無法參與敘事的深度。“打打殺殺”則主要集中在郭靖和歐陽鋒、蒙古大軍和門派身上，更像一部氣勢雄宏的英雄戰爭片而非武俠片。郭靖母親李蘋在草原忍辱蒙垢，楊康認賊作父落得身敗名裂，沒有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鋪墊，郭大俠在鐵木真面前抵擋蒙古大軍的勇敢陳詞顯得莽撞，夾在江湖和廟堂之間的“家國情仇”四個字顯得正確無味。

《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劇照

三

徐克電影中的“異域”

從2010年開始，徐克連續創作了多部好萊塢式的武俠大片：《狄仁傑之通天帝國》（2010）、《龍門飛甲》（2011）、《狄仁傑之神都龍王》（2013）、《狄仁傑之四大天王》（2018）和《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2025），呈現出與胡金銓、張徹的武俠片截然不同的空間想象。來自異域的誘惑和陰謀，常成為徐克新武俠電影中一個重要的敘事動因。

徐克電影裡熱衷於對異質空間的展現。《龍門飛甲》裡的西域沙漠，《狄仁傑之神都龍王》裡遠離大唐的扶餘國和東島國，《狄仁傑之通天帝國》里長安城的地下鬼市，均屬異域。“異託邦”是相對於中原文化而言的，它作為非常規的空間成為一種獵奇的空間點綴。異域的設定，可以暫且隔離本土的文化審美，為電影提供新的美學基點。

《龍門飛甲》劇照

徐克版“射鵰”將原著小說中的“江南、西域、漠北”三重空間設定變成“草原和西域”，主要人物關係挑選了第三十七回裡“靖蓉重逢”的“二人轉”，洪七公等人淪為維持武功奇效的符號化人物。《射鵰英雄傳》後記裡，金庸寫到：“《射鵰》中的人物個性單純，郭靖誠樸厚重、黃蓉機智狡獪，讀者容易印象深刻。”[15] 因為劇情裁剪，肖戰扮演的郭大俠厚度不足，黃蓉的狡黠聰明未能顯現，歐陽鋒的柺杖造型與急躁性格，更像《狄仁傑之神都龍王》裡胡東扮演的終極反派霍義，惡棍氣質居多，梟雄氣質未能展現。胡軍扮演的洪七公，像《神鵰俠侶》中老頑童周伯通。靈智上人在河裡下毒，郭靖救助託雷和毒倒蒙古人的打鬥造型和動作招式，很像《狄仁傑之通天帝國》裡在地下鬼市眾人與國師的激戰段落。本片最為出彩的，是演員張文昕飾演的配角華箏。華箏風格颯爽灑脫，和《東方不敗》裡的林青霞、《新龍門客棧》裡的金鑲玉相似，華箏擺脫了先前影視劇中“柔弱公主”的刻板印象，在情感上的“斷、舍、離”，符合了當代青年觀眾的社會心理。

《笑傲江湖2:東方不敗》劇照

除卻異域空間，“異邦陰謀”常成為徐克新武俠電影標籤。《狄仁傑之通天帝國》中無明火的威脅來自西域的赤焰金龜；《龍門飛甲》的敘事線是前往西夏沙漠皇宮尋寶紛爭；《神都龍王》的故事推動力則是東瀛有毒雀舌茶的篡權計劃。“異託邦”是斷裂性空間模式，它往往聯絡了一種另類新奇的思考模式，呈現、抗議甚至顛倒正常的空間邏輯。《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中的蒙古語，《神都龍王》中的神秘東島語，《龍門飛甲》中桂綸鎂扮演的韃靼女人，這些“異域”元素充滿了浪漫。高建平認為，浪漫主義者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喜歡自然，這也成為“崇高”觀念的來源。歐洲早期“崇高”概念與阿爾卑斯山相關，它使這個概念在歐洲語言中開始轉向“自然”[16]。段義孚在《浪漫地理學：追尋崇高景觀》中，將崇高、哥特以及頹廢風格，視為對日常的超越和反叛。18世紀以來，歐洲漸漸流行“崇高”的美學概念，阿爾卑斯山高聳的山峰正是對這種概念最好的詮釋，登山逐漸變成一種時尚[17]。金庸的小說中，常用中國名山來指代門派，《笑傲江湖》中，五嶽劍派分別是泰山、衡山、華山、嵩山、恆山，改編版《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導演選擇將環境放置在草原和少許山嶽背景中，中原地理表現受到限制。“異域”風景也限制了本片中武俠和崇高概念的關聯度。

徐克的不少電影都是以“亂世”作為電影的開篇。《龍門飛甲》的開篇是這樣的：“明朝成化年間，憲宗皇帝縱容宦官弄權，閹黨權傾朝野，設立東廠和西廠兩大勢力，監視文武百官一舉一動。”《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的開篇也是“亂世”：“南宋一朝宰相高官，亦被金廷賄賂收的勢力不斷擴大，肆意妄為，但不是所有人，都屈服於金廷的打壓。”這樣的背景和環境鋪陳，很容易引出電影的“正義”主題，這恰是戰爭片所必備的元素。徐克電影的另一個經常出現的情節化自京劇《三岔口》。《三岔口》是傳統的武打劇目，主要講述任堂惠暗中保護三關上將焦贊夜宿三岔口，和店主劉利華因誤會而爭鬥的故事。《新龍門客棧》《龍門飛甲》中均有此情節。三方會戰，第三方是敵是友，猜測和拉攏構成戲劇上的吸引力。《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中也有“三方會戰”的情節：歐陽鋒、郭靖、鐵木真共同會戰於蒙古大營。這樣的設定，契合了開篇的“亂世”設定。

本片音樂使用了1983年黃日華、翁美玲主演的電視劇《射鵰英雄傳》中的經典歌曲《世間始終你好》，不少觀眾對於徐克版《射鵰》抱著經典懷舊期待。徐克作為20世紀70年代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主將，曾經拍攝出《蝶變》《智取威虎山》和“黃飛鴻”系列、“狄仁傑”系列電影，這次在武俠改編上遭遇了票房滑鐵盧。江湖依舊，徐克老矣。就《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來說，觀眾期待的武俠變成了古裝偶像片，武打設計依賴特效演員，俠客愛恨情仇變成戰爭片和主旋律電影中的保家衛國……2018年《狄仁傑之四大天王》一齣，有媒體直言徐克的武俠時代黯然落幕[18]。究其原因，徐克摒棄了香港武俠電影的傳統，在技術的裹挾下過分注重場面和特效，“重視效、弱劇情”使其電影風格更接近奇幻和西方的英雄電影，而非武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