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為什麼在物質生活充裕的當下，人們的精神內耗頻發？對於20世紀以來現代人的精神危機，學者從生活變化、傳統喪失、人際疏離各方面給出過解讀。心理學家榮格認為，過多的不假思索的對社會成就和實用性的追求會令人們的心靈乾涸。奧地利神經與精神病學教授弗蘭克爾發現了一種“存在的真空”：人們不僅缺乏直覺，還要忍受傳統喪失的痛苦，面對生活茫然無措。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則認為，現代社會的人格通常是自洽的、嚴格自我控制的，而這樣的意識阻斷了人類的情感以及朝向他人的本能衝動，最終消滅了這樣的衝動，這正是現代社會孤獨與情感隔離普遍出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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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前出版的法國社會學家阿蘭·埃倫貝格的《疲於做自己：抑鬱症與社會》和古希臘哲學家愛比克泰德的《生存的藝術》裡，我們或許也可以找到為現代人精神苦悶開出的藥方。
《疲於做自己》一書提出，抑鬱症的普遍發生與獨立自主的個人成為社會現實有關。憂鬱症與抑鬱症相似又不同，相似之處在於它們都是自我意識銳化到極致的不幸產物，但憂鬱症更多屬於出色之人，抑鬱症的出現則像是民主化和大眾化的產物。阿蘭·埃倫貝格認為，抑鬱症流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整個社會機制的變化催生，由富足而非經濟危機引起。
《疲於做自己：抑鬱症與社會》
[法]阿蘭·埃倫貝格 著 王甦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 2025-2
埃倫貝格將抑鬱症的蔓延與“一切皆有可能”、必須發揮主觀能動性這樣的思潮相聯：因為現代人相信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創造歷史的機會，不應該像過去一樣接受宿命的安排、苦難的折磨，所以人們讓自己動了起來。
現代社會中，我們面對的不是公共生活的衰退，而是各種參照系都在普遍個人主義和開放民族國家的背景下尋找自己的位置。埃倫貝格寫道，對於個人的要求也發生改變：個人不再依靠外部指令行動，而是被要求求助於自己的內在，依賴自己的思想能力。在職業生活或個人生活中，制定計劃、發揮能動性、加強交流成為了普遍規則。
《疲於做自己》追溯了工作生活的變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們對工作的投入度有所提高，穩定保障卻顯著減少，對於工作的要求也有所改變，管理的重點不再是馴服身體，而是調動每個員工的情感和精神力。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的焦慮情況、心神疾病和抑鬱狀態漸漸變多，埃倫貝格由此指出，企業可謂生產神經性抑鬱症的“門廳”。
對於精神自由和能動性的強調，消解了穩定和確定性。人們被許諾自由和解放的人們，卻不具備足夠的力量，“他脆弱、缺乏存在感，因自己的主宰力不足疲憊不堪、怨聲載道。”因此，抑鬱症如同更平等的憂鬱症，是想要成為自己的主人的人們無法避免的反噬。透過抑鬱症，人們看到“儘管限制和自由在改變，人類無法縮減的部分並沒有減少”，抑鬱症是因為人們必須要忍受“一切皆有可能”的幻覺才會產生。
儘管榮格、埃利亞斯以及還有埃倫貝格都認為焦慮、抑鬱來源於變化的現代生活，可是人們的苦惱未必是從現代開始的。埃倫貝格筆下想要獲得一切的個人，與古希臘哲學家愛比克泰德談論到的煩惱個人具有相似之處。在風險和機遇並存的生活中，人們應當如何才能做到幸福和平靜？學會如何區分能力之內與能力之外的事物是最重要的。
“每當看見一個人飽受焦慮之苦，我就會想，天啊，他到底想要什麼，如果他不把目光放在自己能力控制之外的東西上，他的焦慮就會立刻煙消雲散。”愛比克泰德這樣區分兩類事物。人們的認知、動機、欲求、厭惡屬於能力範圍之內的事物，而身體、財產、名譽、官職都屬於能力之外的事物。愛比克泰德認為，追求那些“不自由”的事物是人們不幸福的原因，“如果你把天生受奴役的東西當作自由，把別人的東西當作你的，那麼你將會受挫、悲傷、陷入混亂。”不僅是對於官職和財富的慾望會讓人卑躬屈膝和受制於人，想要四處旅遊、獲得學術知識的願望，也會使人們受制於人。
《生存的藝術》
[古希臘] 愛比克泰德 著 周文心 譯
浦睿文化·湖南文藝出版社 2024-10
一個人要是一直提心吊膽就不可能自由，誰擺脫了恐懼、痛苦和焦慮，誰就獲得了自由。愛比克泰德說，人們應當學會從自己的意願出發，辨別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從而做出正確的選擇，這就是教育的意義。所以接受教育，不是為了改變事實，而是為了知道我們關心之物的本質，並保持意志與事物的本質一致。人們應當尤其重視培育自身的意願，將它培養得自由、高貴，與自己的本性保持和諧，而並不需要和他人一模一樣。退一步說，如果不得不出賣自由意志，愛比克泰德提醒道，“考慮一下，多少錢會讓你出賣自己的自由意志。如果一定要賣，請勿賤賣。”
雖然出發點與以上作者並不相同，弗洛伊德也在《文明及其不滿》中反思了現代文明的問題。他的觀點可以解釋為什麼對於文明的敵意始終存在。“似乎可以肯定的是，生活在當今的文明中，我們並不感到舒適，”弗洛伊德寫道。文明在保護免受自然侵害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可在調節人類的關係之時顯得困難重重。因為用群體的力量來取代個體力量的本質是“群體成員限制了自己得到滿足的可能”，也就是限制了個體的自由。
有意思的是，弗洛伊德還特別指出，儘管人們想要否定這一點，但人類並不是溫和的動物，反而充滿衝擊，如果這種攻擊性沒有得到滿足，人不會感覺舒服，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某些“敵對面”總是需要存在。舉例來說，就像羅素寫過的，地鐵上的人們需要壓抑自己的動物本能才能在高峰期與這麼多陌生人共處，而這種壓抑難以避免地變成了一種擴散性的憤懣。弗洛伊德寄希望於，如果我們可以用一種方便無害的形式滿足進攻性傾向，比如將敵意化為嘲弄，群體的團結和親和度也可以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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