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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巾紙所在的地方
當172公分、55公斤、26歲的前建築公司職員秋雨走進江蘇鎮江一家小型直播公會直播間時，她穿著一件緊身圓領長袖，領口到鎖骨。這是她在一家頭部直播平臺作為“顏值主播”開播的第一天，公會運營告訴她，“26歲”恐怕不行，因為“大哥”們（平臺願意持續打賞的觀眾）喜歡更年輕的，這件衣服也不行，“太臃腫”，要換掉。“所以在直播間我只能說自己22歲，我的幾個同事是單身媽媽，她們會說自己是98年、96年的，比實際年齡小5歲。”2024年12月，秋雨坐在用做主播半年掙到的蔚來汽車裡對我說。
第二天她換了一件圓領緊身短袖，領口在鎖骨附近，運營還是不滿意。“他先說衣服顏色不好看，然後讓我去看公會里別的女主播是怎麼穿的。”秋雨說，直播間的門都是開啟的，她一一走過，每一間都是吊帶或者超低胸緊身T恤，“領口過低，就往露出乳溝的地方墊一張餐巾紙”。
後來她從其他主播那裡聽說，墊餐巾紙一是為逃過平臺稽核（衣領太低可能被判定為違反平臺規則），二是能讓觀眾的目光聚焦在餐巾紙所在的地方，引發遐想。秋雨說，公會不會特地說明著裝的邊界是什麼（這個新世界的規則需要她自己揣摩），只會在合同裡列出打賞的錢怎麼分：五成歸平臺，兩成歸公會，三成歸主播。主播每週工作6天，每天播6小時，底薪5000塊。
“沒有門檻，（入職前）唯一一個需求就是加你微信看看你朋友圈的照片（長得）別太離譜。”秋雨說。
2022年11月，蘇州大學博士生潘瑩入職當地一家只有2名運營的小型公會，成為一名秀場主播。這一個月是她博士論文田野調查的重要部分。訪談過超過20名秀場女主播、11家公會運營後，她告訴我，女主播們真人長什麼樣子並不重要，公會運營會幫每個女孩調好屬於自己的美顏濾鏡。
“前面運營本來都不想要，然後我說我試試，看看能不能調。”成都一家公會的24歲男運營知山對自己的調濾鏡技術十分自信，向我展示一個來應聘女孩調前調後的對比照。他把這組照片發了朋友圈，配文“你們現在還相信抖音有美女嗎？”知山告訴我，調濾鏡的運營“基本都是男生”，因為“男人才瞭解男人”。他管理超過10名直播平臺娛樂主播，全公會有1000名左右線上主播。
潘瑩說，這行裡金主“大哥”多、打賞金額高的女主播被視作標杆，所有人都得向她們看齊。公會運營會要求旗下主播“多看多學”，女主播們會複製“標杆”的穿著打扮、動作姿態、語言形式。久而久之，女孩們的形象統一成了一種模板，“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她向我描述一個新人用來學習的“典範”影片，“（那位標杆主播）胸部非常誇張，每天晚上不停地跳熱舞，聲音非常夾子”。還有一些更細節的知識點，比如潘瑩的同事小雪“學習”到在鏡頭前穿有破洞（而不是全新的）的黑色絲襪更受“大哥”歡迎，“可能（男性）會幻想把絲襪撕掉”。
入職沒到一週，公會運營第三次暗示秋雨著裝“不對勁”。她被帶到另一個直播間，要求現場向這裡的同事們學習穿衣。這裡身著吊帶和“護士服”的性感女孩們指出，秋雨的緊身T恤“太老土了”，解決方法很簡單，去購物網站搜“主播上鏡服”。“（她們說）二三十塊錢一件，不貴，（讓我）買幾件來回穿。”秋雨說。
秋雨按女孩們給的關鍵詞搜尋，大胸細腰的模特圖（其中一些衣領開到胸部以下）填滿了螢幕，商品名都帶有“純欲”“性感”字眼。搜尋一次後，購物網站開始自動向她推送情趣內衣、“水手服”“護士服”和“性感絲襪”，搜尋框建議她檢索“娛樂主播服裝有心機”——演算法似乎比秋雨更懂她需要穿什麼，她一口氣下單了近三十件暢銷上鏡服，包括“包臀緊身裙”“護士服”“緊身旗袍”等等，“吊帶抹胸居多”，“（全都）勒得特別緊”。
換上新衣服，其他女主播開始誇她“好看”“上鏡”，運營也再沒有讓她去“學習”了。“我意識到這一天還是來了，本來想能推遲一天是一天。”秋雨說。
這行只適合現實主義者
運營負責包裝主播，首先是燈光、濾鏡、衣著，然後是表情、動作、語言。
穿著過關後，運營告訴秋雨，短影片也是很重要的個人形象展示環節，被稱為“流量入口”：如果觀眾喜歡短影片，就更可能點進直播間，才會有後續打賞行為。他建議秋雨，從下往上拍自己的大腿，然後讓腿上的肉抖起來，因為“大哥特別喜歡這樣的畫面”。秋雨不想拍這些影片，為了讓賬號上有內容釋出，她會下載那些購物網站推送的情趣內衣照片，用修圖軟體把模特的臉換成自己的交差。
“公會說幾點發（短影片）就幾點發，讓我們拍什麼風格我們就得拍什麼風格，天天發，粉絲漲得也挺快的。”主播穎兒在接受潘瑩訪談時說。潘瑩沒拍，她在網上下載那些“更撩的”影片，透過AI換臉生成自己的短影片。
“二十多歲的女孩們往往還沒經歷社會歷練，很容易被公會的思路影響。”32歲的主播洺瑜告訴我。她2017年入行，見多了年輕女孩想掙快錢，結果往往三個月都堅持不了。在她看來，能堅持下來最重要的是想清楚到底為什麼要幹一行——這行只適合現實主義者，或者說，那些承擔著“房貸怎麼辦，車貸怎麼辦，家庭開支怎麼辦”的人。
疫情時期，洺瑜全家人“連米都拿不到”，她靠一個月25000元的打賞交上了電費、買到了菜。“外面風大雨大，只要你有電，你有網，你就能開播。”洺瑜說。
秋雨的公會規格很小，只有十多個直播單間（多數時間坐不滿主播）和3名運營，但全職HR就有3人，負責不停地招女主播。這些小公會的HR們成了各大app上唯一對秋雨“主動出擊”的招聘人員。
和同事們熟悉後，秋雨發現和直播間中表現出的輕鬆甚至輕佻相反，女主播們的線下生活一個比一個沉重。有人是因為老公欠了鉅款要幫著還錢，有人是單親媽媽要獨自養家（這位單親媽媽提到她讀小學五年級的兒子曾突然闖進直播間，嚇得她慌忙說了句“有點事”就下播了）。一次聚餐時，同事“十五”邊說著家裡的情況邊放聲大哭，她丈夫因為涉賭入獄，為了不連累她要跟她離婚，但她決定不離，做主播養活四歲的孩子，等待丈夫出獄的那天。
前“廠妹”穎兒告訴潘瑩，她的男朋友退伍回來後很窮，沒有工作，她自己初中二年級就輟學，只能做餐廳服務員或廠妹，她不想再吃苦，所以一直在做女主播，換了好幾個平臺。和穎兒一樣，潘瑩接觸的多數主播出身“廠妹”，她們公會所在城市密集分佈著富士康等電子製造廠，疫情後許多女工加入直播公會，暫時緩解了就業焦慮。
“近些年該地區湧現許多中小型直播公會，在崑山、太倉還出現了泛娛樂的‘直播小鎮’。”潘瑩在論文中總結道，這些“湧現”和傳統制造業的地理佈局密切相關。
命運與共的草臺班子
潘瑩入職的M公會成立於2022年6月，管理層由4人組成：老闆，過去職業是挖掘機包工頭；老闆娘，曾是“酷狗”平臺女主播，老闆是她過去直播時的榜一大哥；運營張凱，曾是KTV領班，和老闆是老鄉；運營周濤，曾是快遞公司貨車司機，後來跟著老闆開挖掘機，他有一家老小，開車賣力，困得受不了會喝風油精提神。截至2023年9月，M公會共有172名主播先後入職，僅留存20名，流動性極大。
主播洺瑜說，“圈外人感覺公會很神秘，其實都是草臺班子，公會招運營沒有什麼要求……即便是王牌運營，出門在外，身份也是靠自己給的。”
公會強調與主播之間是“命運共同體”關係。潘瑩做主播期間，經常聽到老闆娘和運營說“我們是自家人”。女主播們幾乎都是前“廠妹”，沒地方住，公會提供宿舍，沒有直播裝置、空間和衣服，公會提供設施完備的直播間。“那些疫情後原來在江浙滬一帶電子廠的廠妹們像浮萍一樣飄著，直到進入公會，就像獲得了暫時的安身之處。”潘瑩說。大家產生了一種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有錢一起掙的江湖義氣。公會在一棟寫字樓3層，那層只有這一家公司，晚8點女主播們上播時走廊漆黑，門口公會招牌亮得耀眼。招牌下是一處佛龕，供奉著財神爺，香火不斷，煙味飄散到二樓直播間。
潘瑩對小型公會的“江湖氣”印象深刻，公會不止為女主播們提供庇護和便利，也透過嚴格的考勤制度、罰款措施和言語羞辱等手段進行“洗腦式管控”。
研究者們認為，主播在直播間與觀眾互動，出售直播間裡能售賣的一切，包括氛圍、外貌、才藝、社交能力，與觀眾建立關係，典型的關係是介於朋友與戀人間的“曖昧關係”，因此被稱為“曖昧經濟”。
洺瑜會提醒女主播們明確自己和觀眾之間是“買賣”而不是“情感”，實際工作中，兩者的邊界很模糊——和演員表演一樣，長期的情感勞動可能演變成情感本身。穎兒告訴潘瑩，直播平臺那麼多，女主播那麼多，但她的大哥就願意一直停留在她的直播間裡刷禮物，這種“就願意”意味著“產生了感情”。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學術界分析時，傾向於將主播和觀眾的關係視作賽博世界的“虛擬親密關係”，而在業界，公會老闆和運營們不僅不這麼想問題，他們的工作之一就是阻止女主播們這麼想。
穎兒和潘瑩的老闆娘（嫁給了“榜一大哥”的前女主播）像日常噴消毒劑一樣對女孩們進行浪漫愛和負罪感消殺教育：“直播就是坑蒙拐騙、撈偏財，你把大哥（的錢）騙到手就完事兒了，不要有那麼多思想包袱，理所應當，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老闆娘本人身體力行，與老闆一言不合就吵架，甚至會在辦公室大打出手。面對崩潰員工她也會出手相助，比如替一名叫小藝的主播哄了一晚上的大哥。她希望小藝早日理解，去掉包袱後這件事是多麼簡單，“哄大哥就像哄小孩兒”。
總體上，管理者都希望主播們變身“無情的圈票（掙打賞）機器”。運營曾責備穎兒“這個大哥明明可以薅出來票，你為什麼就是不再薅一點”，穎兒的理由是大哥刷禮物刷到沒錢生活了（有大哥月工資5000元，每月打賞穎兒4000元）；大哥在微信上向穎兒借錢，穎兒轉賬過去，被運營發現斥責，穎兒回答，“騙一次兩次可以，騙多了良心過不去”。
因為內心愧疚借錢給“破產大哥”很可能是女主播們的普遍行為，除了穎兒，秋雨和洺瑜也向我講述了類似的故事。
應對性騷擾的正確方式
做秀場主播第一天，潘瑩就在後臺收到了二十多條性騷擾資訊，包括要求微信小窗影片裸聊，“約約哥哥每個月給你上1萬”，“約約秒當（線下發生關係後立即給女主播當大哥打賞）”，“約嗎我很溫柔的”，以及更多不適合在文章中出現的下流語句。傳送騷擾資訊後，一些男性觀眾還會在直播間注意潘瑩是否臉紅，並追加發送“你是不是臉紅了，出來和我約一次就放開了”。
女主播們普遍對這種使用者表現出“蔑視”，潘瑩說，“我們需要宣洩，每天會私下罵今天有哪些傻x發了這樣的資訊”，但“情緒不能流露在直播間或和使用者聊天過程中，每次作出反應都要先衡量這些男性是否還有打賞自己的可能性”。
在直播間，追求打賞永遠是第一位。為了刺激大哥持續打賞，女主播下播後也不能休息，需要在微信上一對一隨時回覆那些打賞到一定數額的男性觀眾，聊天過程會被公會監控。潘瑩所在公會里，運營每天收走女主播們的手機，查閱聊天記錄，這種隱私侵犯行為被稱為“精細化運營”。
收到騷擾資訊那天，運營對潘瑩進行了“一對一輔導”，教她如何應對：“這種資訊現在看來沒什麼，你可以回覆他‘謝謝哥哥支援’‘下次要再來直播間刷（禮物）哦’。”
性騷擾內容被他人看到，一開始讓潘瑩特別尷尬，很快她發現運營透過監控和分析，可以讓女主播們對性騷擾資訊“脫敏”，從而與公會目標達成一致：“一切為了打賞，不用在意這些小細節”。
“脫敏”完成後，運營告訴她，應對性騷擾正確方式就是“把話題引向‘打賞’”。他們教女主播們識別哪些男觀眾更可能打賞：如果在直播間的觀看時長很長，但在主播“連麥PK”時“一票不上”（指沒有任何打賞行為），那“明擺著是耍嘴炮的”；如果等級是“公爵”（酷狗平臺上打賞超過5萬元），那（收到性騷擾資訊後）就要選擇繼續“維護”，比如回覆“謝謝哥哥支援”“感謝哥哥的守護”。
秋雨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運營給出了明確的話術模版。比如應對“約嗎，一晚上多少錢”，正確回覆是“我覺得這樣太快了，我們還要彼此瞭解一下”。
穎兒始終沒能徹底融入系統，選擇離開M公會。她告訴潘瑩，公會一天到晚“不要臉才能吃飽飯”的教育快把她搞抑鬱了。在潘瑩看來，這是一種雙向篩選的過程——那些衝破“性心理防線”的女主播們會留下並更好地為公會工作，她們會將上述過程視為“主播職業素養”，從而在直播中表現得更“放得開”。
公會規定了女主播與“大哥”相處的三定律：
第一，禁止私下與大哥見面；
第二，不要相信大哥畫的餅——他們只有約你這一個目的；
第三，一定要做“拿捏的”一方而不是“被拿捏的”一方。具體來說，要拿捏的是大哥的心理活動，順著他但不給他真的回報。
技術上，“順著他但又不給真的回報”並不容易實現。潘瑩回憶，一次女主播橙子的大哥急了，威脅不見面就不再刷錢。為了穩住大哥，老闆娘要求橙子在微信影片聊天中“給甜頭”，“稍微露一下、裸一下，要哄著”。
秋雨的運營會拿過她的手機，替她回覆那些棘手資訊。“我打字喜歡打空格，不喜歡打逗號，運營都會注意，儘量不穿幫。”秋雨說。
2023年上半年，一位大哥向秋雨表達“刷不動（禮物）了”，提出發展線下關係，秋雨心態矛盾，不知如何回覆。她的勞動本來就是花費大量時間回覆私信（提供情緒價值），大哥不再刷錢還想維持關係，如果同意了秋雨感到對不起自己，但讓大哥真的超出自身能力刷禮物，秋雨又感到對不起大哥。
運營拿過她的手機，職業回覆：“透過這段時間的相處 雖然是網路上認識的 但是也能感覺到你的陪伴和保護”——既實現了“順著他但不給真的回報”，又加深了大哥對秋雨的好感。
久而久之，秋雨也變得職業。如果大哥問“你在幹嘛”，她會回答“我在想，你怎麼現在才來找我聊天呀”；如果大哥說“我年紀大了配不上你”，她會回覆“我就喜歡成熟的，我這麼久沒有談戀愛，就是沒有遇到你這樣的”；如果大哥懷疑“為什麼你的聲音和直播間裡不一樣”（直播間有聲音濾鏡），她會說“因為我只想對你撒嬌”……就像運營手把手教給她的，所有回覆都會加深大哥的同樣的感覺：
一，我有機會與女主播發生實質的戀愛；二，我對女主播來說很特別；三，我是因為沒給夠錢，才還沒得到女主播。
這份工作帶來的一個副產品是，秋雨開始喜歡在下播後看“擦邊男主播”。她形容這是一種“對沖行為”。一次凌晨兩點她在直播間打賞“擦邊男主播”被她的大哥發現，大哥打微信語音罵了她3個小時，“他受不了自己給我花的錢，我又去打賞別的男主播”，通話最後大哥反覆問秋雨到底喜不喜歡他，秋雨本能地想回答“不喜歡”，但職業性壓倒了本能，她回覆，“這幾天的相處我要能下定論了，那我的感情就太隨便了”。
和穿衣自由不同，
沒有女主播“享受”擦邊
“大家好，我是一名擦邊女主播。”2024年秋雨參加播客節目《禁止說笑》時這樣介紹自己。此刻距離她從公會離職已經過去一年，她向我形容自己理解的“擦邊”與“穿衣自由”的區別：首先，“擦邊”的主觀感受是不願意和羞恥的。
“如果我覺得自己是美麗的、身材比較好，我只需要以自己感覺開心、自在的方式，比如在大街上穿顯身材的衣服走路或者跳舞。”秋雨說，但“擦邊”是一種雙向反饋的結果，當她用性別優勢吸引觀眾，觀眾欣賞她的外貌而誇讚她——只到這一步她也覺得高興，“可如果誇讚（的形式）是性騷擾，我還要迎合性騷擾，或者說我出於想套取利益做出性暗示行為，我會覺得這樣賺到的錢有點髒。”
在鬥魚平臺記錄女主播表現的官方認證公眾號“DY星聞”上，女主播Q將“擦邊”形容為“在網上買了很多一字肩小裙子……學了點舞蹈……一邊覺得丟人，一邊又要笑著跳那些舞”；而女主播Z在最後一次直播中說自己“播那麼久了都沒正兒八經地擦邊，今天就擦一次吧”，“最後一舞”中，她將腿放在了桌上，如願引來了“超管”（平臺違規稽核人員）。
在洺瑜印象中，“擦邊”二字盛行，是在鬥魚等平臺出現直播性行為被警方打擊後。但她強調，“擦邊”並不等於性暗示，是否含有性暗示取決於擦邊者的主觀意圖，以及當時的社會容忍度，比如，“最早維密秀也沒人說是在擦邊”。
洺瑜說，秀場運營分為兩大陣營，第一種認為“千萬不要擦邊”，因為“高質量的大哥不喜歡擦邊主播”，第二種“恨不得你去賣，只要有流水就行”。但是主播們是沒有兩派的，洺瑜說，所有主播擦邊都是“為了流量不得已而為之”。
在運營知山眼裡，擦邊就是“有意無意暴露自己的隱私部位”。他所在的大型公會規定，主播擦邊，運營會被罰款。不鼓勵擦邊有兩個原因，一是容易被舉報封禁，二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擦邊是能掙快錢，但不能長久發展”。
接著他說，“小公會肯定是鼓勵擦邊”。
“可以非常坦率地告訴你，很多女主播擦邊就是被運營帶的。”洺瑜說，她概括，受不了的女孩會直接放棄（比如選擇離職的秋雨），忍下來的逐漸嚐到甜頭（流量和打賞變多），會相信運營，更努力克服羞恥，說服自己“只是在利用性別優勢賺錢”。
洺瑜拒絕了運營讓她擦邊的要求，但也沒改行。她認為主播才是直播間的絕對主角，應該擁有自己直播間的絕對主宰權。她把自己的直播間想象成賽博世界裡的一間深夜小酒館，她是老闆娘，直播間裡的大哥大姐是來酒館裡消費的熟客，她希望在這裡人人平等，可以自由來去，也可以打賞別的主播，她不會認為這是“跑騷”（指主播的固定大哥大姐轉換打賞目標），她把直播間裡的男性觀眾稱為“兄弟們”，而不是“哥哥”。
對新入行主播，如果不想擦邊，洺瑜的建議是“不要去承諾底薪的公會”。她解釋，有底薪的公會為了保本，會嚴格要求主播聽話，簽訂一種叫“直播包裝事宜”的條約，規定主播與大哥互動的內容和方式。
潘瑩的調查還發現，主播無法保障自己的勞動權益是普遍情況。不少小型公會存在剋扣或拖欠薪水問題，甚至假借“家人情誼”和“江湖慣例”不籤勞動合同。
“鑑擦隊”與“賽博死刑”
女主播默庭第一次聽說“擦邊”這個詞，是有“網路鑑擦隊”在她的舞蹈影片下稱她是“擦邊女”。她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搜尋後發現並沒人能準確描述到底什麼是擦邊。她反對用“擦邊”汙名化所有女主播，想透過玩梗來減輕傷害，“我何不大方接受這兩個字”，她將自己直播間的花絮影片標題定為“一個擦邊女主播的一天”。
學弟給潘瑩發來一段兩個女孩跳舞的影片，其中一個女孩穿著黑色吊帶和短裙，動作幅度不大，學弟問她是不是在做這種“擦邊主播”。潘瑩說，影片裡女孩就是在正常跳舞，“甚至沒有做性感動作也被定義成‘擦邊’了嗎？”
“我擦嗎？”2024年12月14日主播白玲可釋出一條“直播第三次喜提永久封號”的帖子後，把封禁畫面發給我看，讓我評評理，最好能幫她“伸張正義”。跟帖中一位自稱做過頭部直播平臺稽核的網友表示，“大機率是被封臉了”，“系統識別後，會錄入資訊庫，打上標籤，跟你相關聯的所有小號都會受牽連。這時有些主播還不知道，以為是黑粉一直舉報，其實是你這張臉已被納入高風險識別資訊庫”。
一名2023年辭職的頭部平臺前直播間稽核員表示，他的辭職原因是“熬不住”，“我們稽核的時候都是熬夜審，因為12點過後，擦邊更嚴重一點”。他介紹，稽核採取演算法和人工結合的方式，系統識別到“擦邊行為”，會把直播間推送給稽核人員重點關注，關注一段時間後，如果仍有擦邊行為，根據嚴重程度來確定“提醒”或“封禁”。一旦被永久封禁，就算主播換賬號直播也無法露臉，“可以說這個平臺就跟你無緣了”。
問及那些大方展示自我的性感舞蹈怎麼辦時，這名前稽核員表示，稽核員中也有“專修舞蹈的藝術生”，能看出究竟是“正常跳舞”還是“故意擦邊”。
“演算法是一種治理方案，沒有法律法規上的效力，最大限度是把賬號永久封禁。”長期研究直播經濟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董晨宇說，可以理解為一種“賽博死刑”。他補充，至於“擦邊”的定義，他認為“邊界是流動的”，“關鍵在於，很難判斷孰是孰非，而只能評論觀念的快和慢……在（邊界）流動的過程中要求沒有摩擦，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越界主播面臨“賽博死刑”，那麼“越界觀眾”面臨什麼後果？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主辦的中國市場研究中心調查指出，直播平臺對於主播的監管力度要比對觀眾（彈幕/私信）的監管嚴苛許多，主要表現為主播不被允許說髒話、衣著暴露、躺著等，但觀眾傳送各式露骨騷擾資訊的攔截機制明視訊記憶體在侷限，比如，“直播間的觀眾總是能透過髒話諧音的方式，不斷找出詞庫語庫範圍外的替代詞輸出惡意”。
許多主播表示，被騷擾後，自己只能透過“不關心”來消解侮辱性語言帶來的心理傷害。“女主播不應讓渡自己的名譽權作為職業代價，平臺加強對觀眾彈幕和私信的監管力度是重中之重。”這份調查寫道。
“治理沒有到點子上，”潘瑩說，“平臺給予主播技術上的許可權，例如選擇誰是直播間的房管，房管可以踢人或禁言，性騷擾主播的人就無法在直播間說話。”
“秀場直播產業存在的基石是孤獨的使用者希望得到情感上的反饋，如果某個使用者等級足夠高（在平臺花錢多），他的許可權就會突破這一道屏障……”潘瑩繼續回答，“怕就怕平臺的惡在於站在經濟利益最大化這一邊，榜一大哥能在整個平臺上橫著走。”
新年來臨，潘瑩正在完成她的博士論文；洺瑜因長期坐著直播腰椎損傷，轉型成自媒體人，專注於寫“女主播避坑指南”；小雪、穎兒從一個公會跳到另一個公會，改了名字在YY平臺做主播；十五還在邊哄大哥邊等待丈夫出獄；被五年級兒子闖入直播間的單親媽媽現在是一名“檯球助教”，不用再哄大哥但還是得穿著超短裙做一點“擦邊動作”（比如從後方輕摟男士幫著推球杆）；辭職後，秋雨在蘇州找了一個月薪5000元的會計工作，收入少了一個零，感受卻好多了，她兼職做脫口秀演員，希望把“擦邊主播”的真實感受帶到舞臺上，讓更多人聽見。
PS.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秀場從業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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