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受害者到倖存者，“英菲尼迪車禍案”當事人王輝的15年

王輝說：“受害者強調的是無力感，倖存者則強調在災難中重生。”

文丨新京報記者 吳瑜

影片 丨新京報記者 吳瑜劉鑫

編輯 丨陳曉舒

校對丨李立軍

►本文3230字 影片10分鐘

專訪“英菲尼迪車禍案”當事人王輝。新京報《剝洋蔥》出品

如果沒有15年前的那場車禍，王輝和丈夫，還有他們的雙胞胎女兒，應該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事故發生的那天是母親節，他們原本計劃好好慶祝一番。2010年5月9日凌晨，北京朝陽區建國門外大街永安里路口，隨著一聲巨響，所有對未來的憧憬戛然而止。

一輛黑色英菲尼迪轎車高速闖紅燈，猛烈撞上正在等待通行的白色菲亞特，巨大的衝擊力將菲亞特撞擊得只剩一節車廂。事故導致菲亞特車內三人兩死一傷——王輝的丈夫和年幼的女兒不幸離世，而她本人重傷致殘，餘生與傷痛相伴。

肇事者酒駕、超速、逃逸，以及受害者夫婦北大清華高才生的身份等因素，使這起車禍迅速引發社會震動，輿論對醉駕的聲討達到頂峰，也直接推動我國醉駕入刑立法的程序。

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將醉酒駕駛納入刑法範圍。同月，肇事者因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事件在法律層面得以完結，但對王輝而言，接下來的14年是一場更漫長的身體和心理的重建。她經歷了十幾次手術，從僅能活動手指，到重新站立、行走；她一度自我封閉，現在已走出傷痛，致力於幫助更多有類似經歷的人。

“曾經我是受害者，現在我是倖存者。”王輝說：“受害者強調的是無力感，倖存者則強調在災難中重生。”

以下是王輝的自述。

事發現場的監控錄影。圖片來源：北京電視臺《檔案》欄目

充滿希望的家庭瞬間破碎了

我是後來看監控影片才瞭解事故全貌的。

2010年5月9日凌晨，我的小女兒肚子疼，我們夫妻倆帶她去兒研所看病，回來的路上，等紅燈的時候，一輛車從後方撞過來，我們的兩廂車被撞得只剩下一廂。

事故使我的愛人和雙胞胎小女兒永遠離開了我，我也身受重傷，渾身13處骨折，心臟挫傷，腿被截走5釐米，頸椎也被植入鈦板，靠各種手術活下來。

警方後來證實，肇事司機醉駕，且超速駕駛，釀成車禍後下車逃逸。開車前，他在酒吧裡喝了兩輪酒，撞向我們的時候，車速接近120千米每小時，且無剎車痕跡，當時他根本沒有看到前方的車。

一個原本充滿希望的家庭，瞬間破碎了。我們夫妻雙方都來自普通家庭，一個考上了北大，一個考上了清華，父母把我們培養出來很不容易。我的愛人陳偉寧離世時才34歲，小鎮做題家出身的他，當時在外企做到了總監級別，我們的雙胞胎女兒也才剛滿6歲，可愛又貼心。事故發生的那天是母親節，我們原本計劃好好慶祝一下。

這起車禍在當時反響很大，引起了大眾對酒駕的輿論討伐，推動了醉駕入刑。同時，它也推動了中國代駕行業的發展，在此之前，酒後代駕服務並不普及。

王輝、丈夫與小女兒珠珠的合照。受訪者供圖

“幾乎是重新拼接起來的”

我是寫過遺書的，把女兒託付給發小和親戚，最後，我決定活下來。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想讓我的大女兒成為孤兒，她需要媽媽的陪伴，哪怕是一個殘疾的媽媽。我的父母也一樣，事故已經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打擊，如果我再離開，他們也沒法活下去。

事故發生後的那一年，我的大女兒去了南昌上學，由大姑大姑父幫忙照顧。我在醫院做康復，我的父母在醫院旁邊租了一間小屋，在那做飯，再送到醫院給我。我全身的肌肉都萎縮了，我的媽媽需要每天給我做按摩，一次幾個小時。

我清楚地知道，我將來的生活質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身體的恢復情況。為了不成為父母和小孩的負擔，我盡力配合治療，希望在最大程度上實現自理。

“幾乎是重新拼接起來的”，醫生這樣形容我的身體。那一年，我做了十幾次手術，最長的超過十個小時。我的左小腿粉碎性骨折，被截去5釐米，又被植入鋼架延長出相應的長度，周圍壞死的肉被不停地削掉，再在上面植皮。我的頸椎也被放入一塊鈦板和八顆鈦釘。身體的疼痛讓我24小時不能入眠，醫生給我打上杜冷丁，我才能勉強睡上4個小時。

出院後，我的康復之路還在繼續。那段時間，我每天早上五點鐘出門，轉兩個小時的地鐵去醫院接受治療。我去過的醫院不計其數，連燕郊私人診所的偏方我都試過，身上都被膏藥貼爛了。

現在，我能走路，還能開車，醫生說算得上是醫學奇蹟了。一般來說，像我這樣有脊神經空洞的，會高位截癱，終身坐輪椅。我恢復到這個程度，也得益於接受了最高水平的治療，這背後，親朋好友同學的幫助、醫護人員的支援、保險賠款，都起了很大作用。

不過，這樣的治療並不是暫時的，我需要終身康復，否則身體狀態會急劇變差。好在，疼痛已成為習慣，現在並不會太困擾我。

王輝家中的五隻小狗。新京報記者劉鑫攝

我只要把光引進來就好了

心理重建的難度並不亞於身體重建。

至少有三四年的時間，我沒有走出事故帶來的陰影。我可以木訥地去做很多事，包括堅持做康復，但我基本不與人交流。我是可以生活的，但是沒有活著的感覺。

我太思念小女兒珠珠了，希望她能轉世投胎回來，甚至想再有一個像她一樣的孩子，我還會責備自己沒有保護好她。我的家人也小心翼翼的，生怕觸碰到我的痛點，我從醫院回到家的時候，所有的照片都被收起來了，連電腦和硬碟都被封存起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大家都戴著面具生活，家裡的氛圍是冰冷的。

車禍並不是谷底，過一段時間，還有更深的谷底等著我。

剛開始，我的大女兒珍珍的狀態是很好的，青春期的時候，她的情緒突然爆發出來。她不想上學，跑到學校的樓上，說如果我逼她，她就跳下去。對於當年的車禍，她總這麼說：“如果事故不發生，我們家不是這個樣子，我也不會是這個樣子。” 每當遇到過不去的坎，她就重複類似的話。

後來，我的母親患了肺癌，在2015年去世。肺主哀傷，我猜想她得病與哀傷過度有一定的關係。我母親所承受的痛苦並不亞於我，珠珠是她帶大的，每天和她一起睡覺，加上我一下子癱瘓在床，對她來說是雙重打擊。我出事住院後，很長一段時間見不到父母，他們當時肯定已經全面崩潰了，不敢見我。後來的日子裡，我的母親一直在默默付出，即使身患癌症，仍鼓勵我學習心理學，我考心理諮詢師證書的那天，她說會等我，讓我放心去考，她一直等到我考完回來才閉眼離開。

她走後，我翻看她的日記，發現她寫了很多未寄出的信，寫給“天堂裡的偉寧”，寫給“天堂裡的珠珠”，也寫給我。我一度自責，之前太過沉浸於自己的悲傷，忽略了家人的感受。

這些變故讓我清醒起來，如果再不調整自己的狀態，原先的悲劇將演變成更大的悲劇。

為了改善自己和女兒的狀態，我更加系統地學習心理學，學習如何面對親人的離世，如何處理哀傷，如何和女兒相處。

透過專業的學習，我開始反思自己教育女兒的方式。出事之後，我告訴自己不能讓珍珍生活在仇恨當中，迫切地希望她儘快走出來。後來我才知道，告訴她你不應該怨恨，其實是在阻擋她的情緒，她並沒有準備好。我要允許她有怨恨，這樣她的情緒才能流動和釋放，新的情緒才會產生。

為了改善珍珍的狀況，我們養了五隻狗一隻貓，它們讓家裡熱鬧起來。珍珍把小動物照顧得很好，她自己的狀態也在逐漸好轉。

與此同時，我也學會不把太多的期待附加在珍珍身上，如其所是。曾經有一度，我希望她能像我和她爸爸一樣，考上名校，甚至希望她能把妹妹的那一部分活出來，這給她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孩子是透過媽媽的眼睛看自己的，當我接納了她，她才能慢慢走出來。

對我自己來說，很重要的轉折點是，我意識到事故已經發生了，我可以悲傷，但是我要對得起自己所經受的那些東西，把它轉化成更有意義的存在。我跟很多智慧的老師學習，他們告訴我，如果親人的離世讓我感到遺憾，我可以做一些事情，讓世間類似的遺憾少一點，並把我的遺憾安放在那裡。

原來，黑暗在就在了，並不需要去掉它，我只要把光引進來就好了。

王輝在主持一場關於情緒調節的線下課程。新京報記者吳瑜攝

一切可以從頭再來

2015年，我成立了心理服務類公司，給別人提供心理方面的支援，幫他們做認知或情緒上的調整。

我的服務物件中，很大一部分是剛經歷親人離世，不知道如何處理的人。可能我的經歷，會吸引到這個群體，他們覺得我能給到他們支援。我告訴他們，對於親人去世這件事，悲傷、難過、自我責備的情緒都是被允許的，但是同時，它不代表你不可以好好生活，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它帶給你的是什麼？

很多媽媽來找我，告訴我孩子爸爸去世了，但小孩現在很懂事。我也會結合自身經歷提醒她們，孩子的情緒只是暫時性壓抑住了，在沒有爸爸陪伴的成長過程中，孩子將面臨很多的挑戰，累積的情緒可能在青春期爆發，媽媽們需要儘快成長起來，給孩子提供得當的幫助。

現在，我的時間安排得很滿。由於身體原因，我每天大概只能睡上四個小時，早餐七點半開始做康復訓練，緊接著是直播，晚上還有一些答疑課程，中間偶爾穿插一些關於身心調整的線下活動。我並不覺得累，這是我的熱情所在。

“你還年輕，一切可以從頭再來”，我一直記得父親當時在病床前和我說的話。我確實有一股勁頭，康復也好，事業也好，我會堅持做一件事，直到把它做好。這股韌勁可能是骨子裡的。中學時期參加長跑比賽，起初我是最後一名，但我不急不慢，按照自己的節奏來，超過一個，再超過一個，最後得了第二名，大家都很驚訝。實際上，比賽結束後，我連打了三天的吊瓶。

我的勁頭與錢等世俗的東西無關，我覺得我從事的工作是有意義的，在支援別人的過程中，我也得到了洗禮。比起當初的目標“生活自理”，現在我有了更高的追求，那就是創造社會價值。

作為北京市道路安全宣講團的宣傳員，我會去參加酒駕相關的公益活動，讓更多的人拿起酒杯就放下車鑰匙。我給酒駕的司機播放事故影片，讓他們知道如果不留心，類似的悲劇將被複制。我的家庭已經不完整了，但是我能讓更多的家庭免受類似的遭遇，我的遺憾也因此得以安放。

現在，我和女兒都能更坦然地面對接下來的生活。我也組建了新的家庭，在康復和事業上，我的丈夫給予了我很多支援和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