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黑洞：這86家人的三天三夜……

這是奴隸社會的第 3847 篇文章

題圖：文中插圖來自 Pixabay。

作者：野大豆，自由撰稿人，曾於媒體和文化機構供職10年，現在在用心做一個七歲淘氣寶的媽媽，閒暇時光讀故事和寫故事。

現在小學下學期開學快一個月了。每天送孩子上校車，我依然有一種複雜的感受，它來自 2024 年盛夏時分我的一次特別經歷。

事件開端在 7 月 3 日，在這前一天，我在日常的忙碌中，突然接到丈夫的電話：“咱們家孩子被分到晨光小學梨園校區了！”

“哦，梨園，”我平靜地接了一句，接著我問他：“你怎麼想？”

“沒想什麼。”他答。他這個人是一個很執著於工作的人，對孩子、家庭的問題並不追逐細節，我則是因為孩子上三年幼兒園帶給我的反饋，將重點落在了他“能不能上小學”而非“在哪兒上小學”的問題上。

我家寶貝是一個非常活潑的小男孩兒，但是在上幼兒園的這三年裡，受到了極大的打擊，因此我之前一直想的是：孩子能不能上小學，而不是孩子在哪兒上小學。

對我這個閒散慣了的人來說，時間像一輛失控越野車。“哪裡適合孩子入學”的問題還沒想明白，小學就要確認簽字了。

這個聽起來很浪漫的“梨園”，難道每年春日會有梨花爛漫，花瓣飛天的景象嗎？還是會顯現出某種教育奇蹟？我想只有瘋子才會展開如此聯想吧。去了那裡，孩子面臨的是每天早晨早起半個小時的命運。

但這在我們家，是沒有進行過討論過的。我老公將小學志願的前兩位都選擇了晨光，一個是本校，另一個只能是梨園校區。第一志願如果人滿，那麼需要抽籤決定誰去“梨園”。

按我老公的說法，我們要“賭一把”了。

都說沒有經過審視的生活不值得過，這不，這個結果就像是一顆炸彈，在稍顯漫長的“導火索”後，把我們平靜的生活炸開了一道口子。

第一天 7月3日

上午：“校長，出來！”

這是我去晨光好運分校簽字的日子。朝陽區教委規定，小學入學之前，需要家長去簽字。要走之前，老公突然對我說：“你就這麼去簽字啦？連瓶礦泉水、小馬紮都不帶嗎？”

我笑著問：“怎麼要帶這麼多東西？帶上戶口、身份證不就可以了嗎？”

“去年，被分到教學中心的家長們，一天一夜都待在學校外面。”他滿嘴牙膏泡，嘟囔著說。

“天呢，居然要這樣。”我隨意回著。

送過孩子，我向晨光好運分校走去。還沒有走到正門呢，就見一條長長的隊伍。我穿越過隊伍向前，發現這些人的排頭面對著校正門口的一排桌子，桌上左側貼著一張粉色的紙，印著“好運”兩個字，右側貼著“嘉園”二字，去這兩個校區的孩子家長在這裡簽字。桌後是一個窄長的大理石噴水池，“晨光好運中學”的金屬字牌匾，自水池裡豎起來，牌匾後是校牆，牆後有株紫藤樹，藤條粗到可以蕩一個六歲小孩兒，整個樹冠已從牆內伸向牆外，亭亭如蓋。

在正門斜邊上，也有三張桌椅，很像是“好運校區”簽字桌椅的字尾。桌邊上一張印有“梨園”二字的粉紙。我剛到桌前，人群突然躁動，變為一個臃腫的圓，圓心是一位中年女性，她踩著高跟鞋，頭髮現出染色與白髮的混合——這惱人的染髮掉色期。我聽到人群中有人小聲說：這是晨光的蘇校長。

“家長們，大家有什麼疑問，我可以向大家解答。這次咱們梨園預計接收四個班，實際人數 86 人，組兩個班。”這位女士面無表情的打著手勢對大家說。

什麼？只有兩個班？這數字就像一顆深海魚雷，駛入我腦海中的一片預警區。那片區域告訴我，這兩個班，就像被放出去的兩顆魚雷，潛艇難道還要去問：魚雷啊，你冷不冷，需不需要給抹點油啊？同理，可以自然而然的推測這兩個在梨園的班，孤零零“懸於海外”，教學氛圍與質量？無從保障，學習氛圍？更是畫問號。

於是我不假思索的喊出來：“不能把這兩個班的孩子合到本校去嗎？”

“我們要回本部！”很多人同時也喊了起來。那兩顆魚雷，顯然也遊走在其他家長的腦海中。

我注意到我前方的一位男性家長，光頭，是陳先生！旁邊是他的太太，大家都住在同一個小區，我和他太太打過交道。我們兩家的孩子也是幼兒園的同班同學，看起來，又共同被“抽籤”到梨園校區。平日裡陳先生總是穿著皮夾克、皮靴，帶著頭盔，騎著巨大的黑色摩托車穿過小區，行進中雖只有馬達聲，但我彷彿能夠聽見他的車載音響中放出 90 年代的死亡搖滾。可是今天，他穿著洞洞鞋，一件普通的灰色 POLO 衫，米色寬鬆短褲，他同大家一起吶喊，聲音中甚至有破音，這一幕彌補了我腦海中“搖滾歌手”“下班”以後幹什麼的畫面空白。

“你們去梨園是我們不能改變的。不是你們說去哪兒就能去哪兒的，學校需要統籌協調，其他的，你們想分兩個班咱們可以分兩個班，分三個班就分三個班，都可以談。”蘇校長很堅決。

“你們要是在梨園有四個班，我們就不說了，但是你們只有兩個班，你們怎麼保證教學？”有人提出疑問。

“我們肯定會保證你們教學質量，老師都是晨光派過去的。這些你們是不需要質疑的。但是你們提出來的把兩個班並回到本部，這是不可能的。”校長答。

“我們一定要求回本部！”大家自發呼喊。

“你們在這裡聚著沒有用，可以把我的電話記下來，有問題打電話。你們今天不籤也沒關係，到 7 月 5 日早上 8 點發通知書之前，你們有問題我都可以一一解答。注意，微信我加不了，不能加微信。”

說完後，校長默默閃進學校，人群一面迅速散開，一面說著建群。我進了一個微信群，此時這個群裡快速集合了 180 多位家長。“戰局”迅速由線下轉移到線上。在沉默的大多數中，我快速分辨出群中的幾位“發言人”——發言次數多、意見明確。他們在說：

“我們過去了（去梨園校區）就幾乎被放棄了。”

“關係到孩子的利益，家長必須爭取。”

“我們肯定要維護自己的權益。”

“誰簽字了就是對孩子不負責。”

“就怕初中也回不來，也在梨園。”

原來這個梨園也有一所連帶著中學的九年制學校。我們這兩個班夾在原有學校的學生當中。有人猜測，就同《一代宗師》中演繹江湖中“裡子”與“面子”，“面子”是蘇校長剛說的——借址，而“裡子”是——或許有什麼交易，讓生源更多的學校的孩子去充盈生源已現“萎縮”的學校，恐怕有一直留在梨園上初中的風險。

還有一些人開始規劃鬥爭程式：“大家堅持住不簽字，只要到 5 號不簽字，學校就會向教委反饋，就會有解決方案，（孩子們）就有可能回來（回本部）。”

這個論斷的依據在群中被解讀為：教委有責任保障孩子們接受義務教育，否則會被認為是“失職”。

更有一個有力的“教室夠用”論——2023 年，好運中學本部（小學部分）所有校區共招收 20 個班，共需 20 間教室；而 2024 年所有校區都算上，一共招收 12 個班，需 12 間教室。2023 年所有年級的所有班級加在一起，用了 49 間教室，但是到了 2024 年，一共只需要 48 間教室。

我在內心對大家的調查、分析和運算能力豎起大拇指。

這個論斷是一針強心劑，也是讓我們可以取得勝利的重要砝碼。

隨著太陽高度的上升，一些打工人家長去上班了，留下來的各位叫來了更多在家裡做家事的老人。我看見幾位奶奶，穿著寬大的印花衣服，拿著小馬紮，穿越馬路款款而至，她們面上可沒有中青年爸爸媽媽們的焦慮。

同時到來的，還有群中一條讓人興奮的重磅訊息——教委的人在來的路上了。

有人立刻在群中幫大家梳理和教委的談判思路：質疑學校關於梨園的安排；質疑排位流程的合法透明；質疑他們對國家政策的遵守。

我們等到的不是教委，而是 6 輛警車。警車在校門口兩邊以及對面停了下來。人群中有人說：“肯定是蘇校長叫過來的。”一位坐在小馬紮上的爺爺說：“這 6 輛車都能裝人，看誰鬧事兒抓誰進去。”

這些警車給現場平添了一絲壓迫感，讓人血脈微噴。人高馬大的警察們從車上下來，站在我們周圍。他們中有兩三位都是中年人，臉上的紋路寫滿“已婚有娃”四個字，我不知道他們會對我們面臨的狀況作何感想。

人群不再安靜，我們自發吶喊，我們喊：校長，出來！校長，出來！校長，出來！

可誰知剛把嗓子活動開，把情緒調動起來，一位警察馬上用中氣十足的聲音對大家喊話：“大家不要舉標語，不要喊口號，否則，就是鬧事。我們的存在是希望搭建一個對話的平臺。”

警察的話像是給大家的熱情一計警棍。有位男士對警察說：你看我們都是文明人，做的也都是文明事。我們都是“新北京人”。

我心裡一下明白這位男士說的是什麼。“新北京人”意味著沒有老北京人的根基——我們不是什麼老紅軍、老大院子弟，我們靠自己的努力、幸運以及全家人經濟與體力上的支援來到北京生活，面對問題會帶著些“書卷氣”，會用自己學習的知識，而不是老方法——躺地上裝病、哭天喊地等行為解決問題，相對於警察、學校甚至教委，我們都是新的情況，新的物質。

去年有 6 個新入學班因為教室不夠，突然被分配到“教學中心”校址，那裡只有豆腐塊大小，和總校沒有可比性，家長們經過了傳統方式的反抗——在好運分校門口吶喊、扔礦泉水瓶、躺在校門口不動……最終在夜晚 12 時促成了學校、區教委以及家長們的三方會談，並在第二天凌晨 4 時取得重大成果——三方口頭達成協議，讓孩子們只在“教學中心”校區讀一年，第二年隨機調整到其他條件稍好的校區裡。

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老方法也有老方法存在的道理與能量，但這是後話。

蘇校長就像是知道警察已經到場了似的，再一次從學校的自動門裡閃出來。大家迅速圍過來，像一顆捲心菜一樣將她包住，我留意到有兩位白髮蒼蒼，但身形健朗的老人身處“菜心”。

蘇校長開口第一句話便是：“你們不要再在這裡破壞和諧了。”

大家聽了馬上回答：“我們怎麼叫破壞和諧呢？我們是表達訴求。”

一位處於菜心的白髮奶奶和蘇老師說：“那個梨園校區，離這裡太遠了，你看我們接送孩子走得慢，需要打一個提前量，看起來是隻遠了四公里，但是我們等於早上 7 點多就要出發，花將近兩個小時來回，下午再來一遍，這一天有 4 個小時耗在路上。”

對此，蘇校長繼續了第一次一字一頓的“廣而告之”：“我特別理解家長們的心情。咱們是借址梨園，如果下學年，咱們各方面的生源或者資源經過統一調配，咱們拿出最大的態度來把這些孩子給接回來。是‘借址’也必定是好運的學生，好運的學籍。為了能和好運幾個校區同步，教委也是下了很大功夫，投資了大概 200 萬，不管是從內部的裝修，還是從外部的環境的佈置，包括說通學公交車的開通，以及學校對梨園校址的管理和設計，都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這時一位男性家長打斷了校長的“無差別”對話：“我需要更具體的措施。”

“您想聽什麼？”蘇校長她頓了頓接著說：“老師從好運分校統一配備，統一管理，課程一樣，各教研組的教學活動一體；我們不是把這兩個班推出去，而是今年幼升小的政策家長們都知道。對吧？”

“我問一下，就是去梨園的兩個班，是教委要求必須得去嗎？”另一位男性家長提問。

“幼升小的政策如此。”蘇校長回答。她指的“政策”是今年五月份各位家長在電腦上報名時面對好似高考填志願一樣的報志願。那個時候系統已經提供給我們了“梨園”這一選擇，我們義無反顧地選了。

“但是也要看派位吧？您能不能把（抽籤）派位的情況公佈出來。”一位學生家長問。（注：派位情況指的是抽籤情況，哪位學生在本校，哪位學生派到梨園。）

“我們要是有教室，就不會出現借址的情況。”

“我們想要看具體的、公開的、透明的情況。”大家聽到校長這樣回答，開始你一言我一嘴的表達。

蘇校長鏗鏘有力的說：“我再表明個態度，如果明年可以，我們一定把孩子們給接回來。您別說你又說個‘如果’，您給我寫個字據，我覺得（要這樣），咱們就沒法（對話）了。”

“我們當然要一個（保證）了。”家長們說。

“我寫不了。任何人站在這兒說，他都不可能避免‘如果’兩個字。”

“那我也有一個‘如果’，‘如果’今年只有 40 個學生報名，那是不是也得分 10 個人去梨園？”一位家長藉著“如果”發揮。

“當然，因為人家（梨園實驗小學）已經把教室準備好了。幼升小的政策在這兒。咱們就是按照幼升小的政策執行。”

“我還有一個問題，往年（本校）都是招 10 個班，今年出於什麼考慮招 6 個班？那空出來的教室、師資哪兒去了呢？”另一位家長也問到痛處。

“剛才一直在說，我們是九年一貫制管理，這個下發多少招生指標，並不是學校自己定的事情，小學的入學高峰在減少，但初中的入學高峰在增大，因為這一片，沒有其他中學。”

“不存在初中擠佔小學學位？”一位家長適時提問。

“不存在。”蘇校長張口就答。

“那不就矛盾了嗎？”家長感嘆。明明她剛剛說小學人數少了，可是初中人數增多了。

“因為我們是統一調配，不能說這個教室只能給小學用。”蘇校長的語氣有些焦急。

正當大家你一言我一嘴的問蘇校長各種問題時，一旁“觀戰”的警察站到了隊伍的領頭，開始了他的“訓話”：

“我是朝陽公安分局的，今天我再說一遍，我們要做的，還是那個話，第一，維持秩序；第二，搭建平臺。”

話音剛落，一位老大爺發自內心的用飽含深情的聲音說：“謝謝，謝謝警察同志。”說完後還鼓起了掌，引得在場的很多大爺大媽們也跟著鼓起了掌。

警察繼續說：“我還沒說完呢，對於學校的做法，和一些政策，您要覺得違法了，或者說有問題，您有您的權力向相關部門舉報也好，起訴也好，但是我也要說一聲，到相關部門信訪辦反應問題，需要有五名代表，這是您的權力，今天學校和教委的態度，就在這兒了。”

警察這一番話，讓蘇校長得空回學校處理自己的事情去了。

人群如潮汐，又漸漸散開，迴歸了各自尋得的陰涼。幾個老年人拿著自己的小凳子緩緩踱著步回家吃飯，臨回前，幾個奶奶還囑咐守在“戰場”的老姐妹：我回去吃個飯，睡一覺再過來。

像我一樣的年輕一輩，基本都在校門的 500 米之內解決飯食問題。

第一天 7月3日

下午：“200萬”與“兩個班”

我午飯回來時，就聽到在場的各位說著“五月的事”——在五月，有的家長得知晨光的學生有可能被分到四公里外的梨園校區後，已經去教委鬧過一回了。有一位女士，大概是一位律師，就在這些人組成的微信群裡。五月份去鬧的那群人，按照“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方式鬧得很兇，後來這些人竟都沒有出現在“梨園”的名單上。

這位容貌溫婉秀麗的女性，壓低了聲音，很不情願地說：“那個鬧騰的很厲害的群，突然不說話了。”

晨光中學好運分校是九年一貫制學校，尤以初中出名。這家學校，辦學嚴格，有助於孩子們在今後考試中“脫穎而出”，但這兩年實行了“多校劃片”政策，選擇的學校多了，而“晨光”也增設了不同的校區，比如“梨園”校區。

這個下午就如炎夏所有的下午一樣漫長而殘酷。我坐在不知是哪位攜帶的小馬紮上，一會兒看看書、一會兒聽聽周圍人談天。今天在現場的，大部分是不同年紀的女性。這些母親，帶著對孩子天然的愛，在必要時，也成為了一個個公開的、勇敢的、積極奮鬥的人，早就突破了傳統母親隱身、哀怨、消極待命的形象。

我所在的微信群裡則在討論更實在的內容，大家很快抓住了蘇校長提到的教委投資的“200 萬”，以及本校縮減的“4 個班”。

群中家長A：縮減4個班就是為了達到借址的目的。

群中家長B：他們沒有根據實際調整學位，一舉砍掉4個班。我們不能為教委拍腦門買單。

群中家長C：為了借址而借址。

群中家長D：址已經借了，200萬已經花了，沒孩子去，那不得追責嗎？想盡一切辦法也得安排兩個班啊。

也有一些家長給這兩個班“找教室”，有人甚至挖出來晨光的嘉園校區，有一個空著的教室。

警察們依然立在現場。一會兒拍拍照，一會兒同這個聊聊，那個聊聊。

還有人鼓勵大家在下班後把“打工人”家屬都叫過來，要死守在這裡：“聽說去年半夜 11 點 30 左右教委來人，10 個一批 10 個一批進去談。只要大家努力，就有希望。大家一定要眾志成城，為了孩子，我們做父母竭盡所能，孩子才更有希望。”

就在這些言論下，有一條抓住了我眼球：“我來法院起訴了，但跑錯法庭了。”

什麼？還真有冒失鬼！這種事情怎麼和法庭扯上關係了？這是我當時頭腦中冒出來的第一個想法。

隨後有人回覆：法院這條路太長了。

那位找錯法庭的人馬上接：如果能受理，教委會有壓力。

就在這種火熱的探討與實踐中，到了下班點。我老公這個天天晚上九點半後回家的網際網路人，居然在傍晚 5 點不到的時候，就從單位趕到晨光校門口，讓我接孩子回家。我心裡暖了一些，以前總是感覺他在家裡投入精力少，現在我們同上陣，在“戰壕”中我看到了他對家的熱情。

就在我和老公“交接任務”的檔口，蘇校長再一次出現了。

人們呼啦一下將她圍住，嘴裡說著：“我們進去找一個地方做下來談”。

她講了半天，內容和前兩次區別不大。人們紛紛說：“您不要講了，講這些沒有意義。”

很快大家將重點集中在“懸而未決”的幾件事上。

“教委給我打電話，說在來的路上，結果現在還是沒有來。”一位透過電話方式和教委聯絡的女性家長說。

“我們一直和教委溝通，沒有得到任何資訊，說教委在來的路上。”蘇校長回答。

“可之前說的（好運主校區）是十個班，現在變成六個班，這個事兒沒跟我們說清楚啊！”一位家長打斷了蘇校長。

“再說一遍，學校從來沒有任意的、隨意的減量，我們都是按照招生考試中心給我們分配的額度。”

“你們嘉園有教室為什麼不用呢？”一位家長話趕話的問。

“明年我們回哪兒？”另一位家長問。確實，回哪兒也是個問題，要是回了那個“教學中心”校區，有可能教學條件也是值得探討的。

“要看教室的情況，梨園是借址，那肯定是回到好運相關的校址。”校長回答。

“實際上是（今年）減了四個班，怎麼叫如果有教室呢？”另一位家長很激動的問。

“我沒法給您再回答了。”蘇校長說。

“為什麼到我們這兒就六個班？”另一位家長情緒激動起來，聲音像配了音響。耗了一白天，大家的內心此時都有壓不住了。

“去年的雅園（校區），是本身就是雅園的學籍，但是因為雅園校址裝修，所以借址到了教學中心（校址），今年校址修好了，人家又回到了雅園。跟你們這個情況，完全不同。”蘇校長第一次解釋了去年的事情。

“大家聽我說，我們的孩子，是好運（本校）的學籍，只是因為好運教室不夠，我們臨時安排到那邊了。”一位聲音很有穿透力且還保持理性的家長壓下其他聲音說。

“對！”蘇校長聲音懇切，她心裡可能在想，終於有能理解我的人了。

“還是說今年梨園就多了兩個教室，必須得有人去？”一位家長接過話茬問。得，這蘇校長還沒高興過20秒。

“那您怎麼理解是您的事兒了。”蘇校長說。

“怎麼借址這麼遠的地方呢？超過一個小時了，怎麼去呢？”一位操著南方口音的家長問。

“有校車。”蘇校長回答，“您從填志願的時候就知道有梨園這個校址，您不要現在就問我了。”

“我們沒有選擇。”家長們回答。

“有沒有選擇，您自己心裡清楚，對不對？”蘇校長反問。

“如果六個志願我們不報，連報名都報不了。你們設定的這個選擇，認為是合理的，但是我們沒有質疑的空間。”家長們七嘴八舌回答，在一些情緒激動的家長們的渲染下，氣氛竟似森林火災前的那一秒。

“不用考慮了，我們這些人是不會籤（字）的。我們能在這兒待一天，已經做好了長期（待）的準備了。”另一位持東北口音的家長說。

“對，對。”很多人附和。

“校長，明年有沒有教室，現在不能測算出來嗎？”一位家長問。

“測算不出來。”蘇校長答。

“你自己的學校，你的教室你測算不出來，開玩笑。”家長們接著說。

校長不等回答，匆匆進了校園。

很多“意見領袖”給出了鼓舞大家的言論：這個老師出來三次，感覺一次比一次有妥協，所以我感覺咱們的訴求方向是對的。

有人接著說：爭取就有希望，這邊本校的各種資源，去了那邊都沒有，還都是新招聘的老師。

有人表達堅持：今晚睡帳篷！

另外，又有訊息說：教委來人了！估計一個小時後到！

有人接：忽悠。上午就說來了，結果沒有出現。

有人說：他們在決策時就想好了，這些孩子家長一定會就範，因為家長一定會害怕孩子沒學校上的。

為了照顧孩子，我先回家了，留下我老公繼續堅守“陣地”。

第二天 7月4日

上午：“我只有10分鐘時間”

老公和很多家長一起鏖戰到凌晨，在他 3 點半到家後，我才沉沉睡去，睡到早晨 7 點半。起床後老公和我說，他本是要在那裡守一夜的，後來大家商議需要早上一波人去教委，所以他先回來，他可以送孩子去幼兒園，換來我可以早點啟程去教委。

集合地點依然在晨光中學好運分校的校門口，我到時，那位“摩托車手”陳先生的太太，已等在那裡，她身旁站著一位手拿保溫杯，一副退休幹部模樣的老爺爺，他比比劃劃的對著徹夜未歸的人說著，勢頭如開會：我們去教委講啊，一定要講到點子上。我們不與教委的人吵……都已經明確了嘛，這次定梨園校區，就是違反了“三公里”的規定，這個“就近入學”的政策規定學生居住地與學校距離原則上應在 3 公里以內……

老爺子還沒有說完，陳太太便招呼大家一起上他的車。人群中的一位奶奶突然拉我過去，小聲說：“到時候攔著點這個老爺子，他囉裡囉嗦的，別人不願意聽。”

哎，在缺覺的情況下，又聽到同行的“隊友”如此風評，我內心有點打鼓：見了教委的領導，到底說什麼？怎麼談？我的腦細胞此時也和陳太太一起開起車來：今天的表達會不會因為激進而產生副作用？看起來免不了一場“血雨腥風”啊。

也許我的緊張影響到了身旁的陳太太，她僅僅在車裡小睡了一會兒，今天就帶著一車人奔向位於石佛營的朝陽區教委。車後座上除了那位爺爺，還有一位帶著黑色眼鏡框，膚色很白，眼睛大大的女士。

“我還沒有吃早飯呢，帶了點東西，糖尿病不吃不行啊。”爺爺率先打破了沉默。

“那您趕緊吃點啊。”我和陳太太異口同聲。陳太太和我的媽媽都是糖尿病患者，知道其中利害。於是，我們也聊起來了。

“我爸媽一直在這裡幫我照顧孩子，其實吧，不應該一直這樣用他們，老年人應該出去旅遊，多玩玩，身體才能好。我媽因為糖尿病都腦出血兩次了。結果呢，昨天晚上，我爸大半夜的還過來給我們送水果。”陳太太說。

到了教委後，我們同另外一車人會和，湊成了一個“上訪”小分隊。進了朝陽區教委，一位值守的警察，笑眯眯的帶著我們徑直走過已經接待來訪者的接待大廳，進入一個將我們和外面隔絕開來的小房間。

一進屋，只見一張黑色長石臺面將空間分為兩邊，我們坐到一邊，另一邊空空的座位在等著教委科教一科的人過來。

很快，一位看上去三十多歲，身材豐滿，面容柔和的女士走進來，那已婚女性慣有的洞察人間煙火的樣貌，本沒什麼，使我驚異的是她身後的兩位，他們沒有任何表情，沒有任何特徵，我甚至記不住他們的穿著。怎麼可以有人在眾目睽睽之下，就輕而易舉的隱藏了自己的衣著、相貌甚至思想？

待他們坐定後，對面中間那位白衣女士帶著淡定的微笑進行了自我介紹：她說自己是朝陽區教委科教一科的科長，在這個職位履職也沒多久。突然她話鋒一轉，說：“對不起，我只有 10 分鐘的時間，10 分鐘後我要參加一個特別重要的會議，要去述職，沒法耽誤。”

空氣瞬時凝固，什麼情況？子彈還沒有上膛呢，槍就被繳了。10 分鐘，能說清楚什麼？

那位白衣領導接著說：“涉及到具體的派位操作，是招生考試中心來負責的。我們資源的確緊張，所以今年採用的是借址辦學的模式。咱們家長畢竟在這片兒買房了，說白了咱們都奔著‘好運’這個好的學校來的，所以當時我們也跟領導請示，也給家長承諾就是甭管你是 17 年之前買的還是之後買的，只要您看重好運的聲譽，您優先填好運，如果這邊的學位滿了，我們給大家託個底，讓孩子都能上晨光好運分校。而且這個梨園，這個校區我可以跟大家說，不會特別長時間。當時（招生時）也有一個資訊公開，說有四個班，當時預估了。”

女士話音剛落，爺爺就用捎帶方言的普通話問：“你是幾點開會？”

“九點半。”科長回答。

“這樣啊，姑娘，先聽我說，”爺爺說，“我原來也是老師，在學校當校長，嗯，然後去教委。大道理我不要說了，現在我們只反映我們的訴求。我就談幾點，就談幾點，好吧？”

“行，您說吧。”科長開始聽爺爺說話。

“第一呢，嗯，我也搞過教育，我清楚，教育法明確的規定就近入學，這個是大的政策。你說我住好運園 F 區，和好運這個小學門對門，對吧？你說規定馬路以北的入學，我們是馬路以南的，那我們當時招生，馬路以南的我們一個也不招，對不對？那我們也認。現在呢，我小區大門和學校大門門對門，我要去 4 公里以外的學校上學，這對教育法是違背的。”

“嗯。”科長髮出認真聽的確認音。

“第二呢，從實際情況考慮，我們每天這個小孩兒少睡一個小時，必須提前一個小時，那一條路我們看著，這個堵車啊什麼的，我們每天接送 4 個小時，這個不是我一個人在這裡講，所以呢，以前我的孩子在那邊上學，我就給他挑一個普通學校，不讓他去遠的重點學校。”

“明白。”科長說。

“第三呢，從我們瞭解的政策，‘17630’政策，那 17 年 6 月 30 日買房之後的孩子是要抽籤的，你想很多家老大分到這兒，老二分到那兒，那我們怎麼接送？現在就是說你們的邏輯，和你們的基建工作做得不到位。這是你們的失誤和失職。你們應該有一個準確的預判去梨園的資料，我們的計算機大資料那麼發達，把每一個小孩兒的身份，戶口什麼的往計算機裡面一輸，那幾分鐘就可以出來的。”

此時科長沒有再發出聲音。老爺子繼續講：“這第四個呢，就是現在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怎麼可以解決？我們也問了，你看，現在的一年級下學期，每個班招生都是 40 多個人，40 大幾，那現在給每個班加幾個人，（本校）你招的 6 個班，四六二百四，我們也瞭解現在去梨園的孩子有些想去嘉園（校區），因為住得更近，那兩邊校區一班增加幾個沒有問題。這是解決方法啊，再不行，你可以借，我們在好運本校的會議室，八十多個學生，在裡面呆上一段時間，我們是可以接受。”

“你們能接受？”科長似乎這麼問僅僅是為了做出反應。

“我們能接受。就代表我們可以是臨時的（在這裡）。”

此時，科長已在頻繁看錶了，老爺子加強了語調說：“哎，你聽我說完。”

“好，你說。”科長苦笑。

“現在呢，你們教委已經是違背了教育法，”說到此處，老爺子站了起來，“我告訴你啊，我昨天也和好運的校長講了，我當年在老家，我就和他們說，我的學校你可以公開的查，是吧？那是不是你們的做法都是按照這個政策來，你看我那個地方，我們分班，我要求學校有個大螢幕，把學生的資訊往裡面一輸，好，你這個小孩兒分到哪一個班，都能看到。最後我提出我的訴求，就是要想回本校，現在我們這個小孩兒，如果不在本校上，這個字我們是不會籤的。”

科長此時也一下子站了起來，爺爺伸出雙手示意讓科長坐下，說：“您坐、您坐。”科長並不坐，只是對爺爺說，“您說，您說，我知道，您是老領導，老前輩。”

“所以呢，這個請你把這個話給你的領導帶上去。姑娘，我這不是針對你，你把這個話給你的領導帶上去，帶上去啊。”爺爺果真繼續了。

“我理解，我理解。”至此，科長已經拿著手機往外走了。

“你們現在這個安排我們不接受。”另一位家長說。

“那既然我們知道只有兩個班，只有 80 多個孩子，那我們完全可以（回本校）。”陳太太也用平靜的語氣表明態度。

“你這個事情都解決了，也是給自己福報啊。”爺爺說。

“叔你說完了啊，我馬上要走，我特別理解你們，你們說的我都記下來了，我特別感謝叔叔剛才說姑娘，我不是針對你，這個福報不福報的，我自己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媽。”科長也開始亮出感情牌。

“你錯，你就要糾正。”爺爺鏗鏘有力。

“是這樣，家長們，原則上，當時報的時候，如果您不接受距離的問題，大家可以選擇別的學校，基於這樣的考慮，所以說大家才報了不同的志願。現在出來的是你們不同意你們當時填報的志願。”

“是你們給我們的誤導，逼著我們這樣做。對不對？這是你們的問題。”爺爺的神經被戳到了，他的聲音一下提高八度。

“叔叔，要是我說一句，你說一句，第一個是我沒法走了，第二個是我直接走了，你們又該直接說區教委的不接待你們了。”科長說。

爺爺張張嘴，還想說，我們攔住了他。

科長繼續說話：“咱們好運資源緊張，政策就是 40 人一個班，有通學公交車，有家長說現在孩子能不能保證一年後回來，我們正在統籌資源，沒有說承諾一年後回來，但是如果有資源一定會讓大家回來。我先過去了啊，拜託啊，謝謝各位，你們遇到這個事兒我仍然要向上級請示，好不好？”

10-20 分鐘的進度條已經用完，科長走了，我們帶著還未盡力的遺憾坐下來，就像第一次見一樣，發現還有兩位科長的同事留在這裡。

當爺爺慢慢坐坐下後，又對著這二位極盡繁複地說了起來。科長的女同事都拿出一隻筆記本，寫著什麼，而男士呢，雙眼沒什麼落點，流露出一副平常打工人等下班的微死感，我更佩服這二位了。

但終歸是沒有什麼必要再留下了，我們灰溜溜地離開，回到晨光校門口。

校門口已有人群聚集。諸位中有昨天跑錯法院的先生，一身紅色運動服，讓我感受到他內心深處不易被壓制的抗爭感；還有一位女士，高高瘦瘦，皮膚黑，眼睛也黑，樣貌中有“異域”風。找出有異域風的中國人也是我識人的興趣——會讓我不禁聯想到那人某一代的祖先也許來自他國，又或是基因碰撞出的神秘巧合。我奇怪我為何今天才注意到她，也許因為她今天一直在招呼大家行動。上去一問才發現，她的孩子也是我娃幼兒園的同班同學。她姓田。

我們對大家簡述了這次行程的成果——零。可他們對這成果也並不詫異。

他們這時正忙著起草呈遞給市教委的檔案呢，我們剛好趕上在列印稿上簽字和按手印環節。

我看了看這檔案，一小段文字躍然紙上：

“隨著生源數的逐年下降，靠名校壓縮本校規模，擠出生源透過所謂的借址盤活利用閒置校舍不是長久之計，隨著生源的減少，閒置校舍只會越來越多，一些多餘學校校舍改造為其他行業服務是必然趨勢，希望教委及晨光中學早日認清形勢，走出科學盤活閒置校舍的新路活路，而不應該靠犧牲這 80 餘名小學一年級新生……”

厲害了，這段是一種推測：此“借址”非區教委口中因教室不夠而進行的“借址”，在入學孩童數量逐漸減少的趨勢下，很多校園面臨“空城”危險。所以才有眼前的“借址”——讓名校孩子們去沖人氣。

從一個點，拼出一盤“棋”，這份智商令人稱讚，如果大家可以集體做編劇，編出來的劇集一定能成為平臺的“養老長銷”專案了。

檔案剛簽署完，便由不同的家長送向不同的申訴機構。

突然，校門口出來了一隊人，這其中有蘇校長，但中心另有其人——是一位皮膚很白，黑頭髮的中年女性，不知為何，我感到她臉上呈現出一股悲憫。

大家又迅速將這位女士圍到圈子中央，蘇校長率先說，中間這位是學校的大校長——吳校長。

吳校長張開嘴音未出，眼圈先紅，她說：這一次真是沒有辦法滿足大家的需求，但是明年一定爭取把孩子們接回來。

我有點被“眼淚”說服了。那眼淚本身是不是就說明學校有極大的難處，是辦不到的。但如果以此為線，來談分小班——蘇校長第一天的講話不是說了嗎？大家想分幾個班就分幾個班——如果讓現在的兩個班，變成四個班，會不會才是給孩子爭取到的最大福利？

於是，我問了吳校長几個關於教學的問題。

我問：梨園的老師，是從晨光派過去的嗎？

吳校長很肯定的說，是派過去的。

梨園的老師和本校的老師，是不是一起備課？

吳校長馬上給我們介紹了她身後一位女士，她說這是學校負責教學的主管老師，她回答說，所有的課程都是一起備課的，一體管理。

也有其他的家長，問了裝修的進度，大家都怕著急著裝修給孩子身體造成影響。校長說：就是最基本的整理一下。大家如果不希望裝修，也可以不裝修。

吳校長很快講完又帶著人進了校門。

校長的影子剛在教學樓中隱沒，隊伍裡就有人語重心長的說：你們不應該問這些，這會讓人認為我們讓步了。

田女士在隊伍中激動地說：必須要咬死今年要回來，不要讓步，這是唯一的機會了。

群裡有人針對吳校長出來的事情發表看法，說：“昨天的鬥爭堅持有用了。”

“對，堅持有用。”有人贊同。

“昨天30-40位家長盯了一夜，沒有一夜的努力，怎麼會有今天吳校長出來。”

有人在群裡面呼籲：“就這一兩天了，大家一定要齊心合力。”

“團結一致，維護合法權利！”

“為自己的孩子付出，無怨無悔，加油！”

有人說：昨天說200萬弄教室，錢都花了，今天說不裝修，哪句是真的？

此時已是正午。一直沉默的陳太太，突然對我說：“去對面咖啡館坐坐”？

第二天 7月4日

下午：“我們就只能跟這兒卷”

晨光好運分校所在的這一片，有名為“好運城”的一個大社群，被分為 A/B/C/D/E/F/ 幾個部分。此外還有好運園小區、超級場小區、以及更遠一些的嘉園、雅園、狂想派等小區，近兩年，又陸陸續續蓋了幾個商務區，已有抖音、美團等大公司入駐。這片區有咖啡館，有大商場，小街道雖現代，不似北京二環內的古韻，但整齊乾淨，正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作者所提倡的那種會自我生長的街道：房子用途多樣，道路並不太寬。我正是因為在這個街區，才可以過個馬路就能去個咖啡館吃一份午餐，喝點東西，然後快速跑回來。在流火的七月，守著這前途未卜的局。

我和陳太太緩緩走過小路，走進為辦公樓中網際網路打工者們服務的酷迪咖啡。咖啡館不大，皮椅子很舒服，有兩位男士坐在較大的一張沙發上交談。點餐時，我有些猶豫，陳太太在我身後說：“這裡的熱狗很好吃。”

我聽從了她的建議。

陳太太複製了我的點單。我們拿著吃喝，在咖啡館深處坐下來。幾乎是伴著我剛拿出的熱狗香，陳太太突然說：“這個事情其實在有些國家很簡單，如果家長不滿意，可以溝通啊。”

“這兩天我感受到一個好玩的東西，就是教委或者學校說啥，但是咱們也不認、不信啊。這可真是上面一套，底下一套。”我一邊笑一邊回答。

“還挺有特色的。”陳太太也笑了。

這熱狗的確香，我三兩口將它收進腹中。我注意到陳太太和我一樣，在吃熱狗的時候沒有加醬，都是人到中年，正與發福作戰的年紀。

“你想過移民嗎？”正當我致力於消滅最後一口熱狗時，陳太太突然問。

“這……我還沒想過，我先生他，守家待地的，特有鄉土情懷。”我答。

“我跟你說啊，”陳太太把手中剩下的熱狗一口塞進嘴裡，臉上掛著瞭然的微笑繼續說，“如果是去新加坡，那太貴了。去香港呢，感覺和內地也沒差，其實去馬來西亞不錯，那裡房子也便宜，一大家子在那裡僱保姆也便宜，以後孩子升學也很容易去到歐美國家。”

“那可都是熱帶國家呢…..我是東北人，到北京已經是我去過的最南邊的地方了。再過北迴歸線？怎麼可能！”

陳太太被我逗笑了。她接著說：“不過一想到我爸媽這麼大年紀了，還跟著我在北京照顧孩子受罪，老了老了，我們還移民了，沒法照顧他們…..”

“你可以等孩子到了十幾歲，然後再和他一起去呆兩年，陪讀，然後你再回來。”我說。

“對，這樣可以。”陳太太眼睛一下子亮了，“這兩個孩子也是很陰差陽錯。我當時想，如果第一胎是個女孩兒，我是不會再要孩子了。我在家裡面成長，就是很受這個，就這個‘重男輕女’思想的影響。我不想讓我家大的遭這個罪。哪想到後來又有了一個兒子，就真是發自內心的愛他，這東西真是沒辦法，結果你看，兩個孩子本以為能在一個學校，結果這邊一個，那邊一個，接送都麻煩。我爸媽年紀又大，身體又不好，怎麼弄。”

陳太太的兩個孩子，我在小區裡都見過。女孩兒今年八歲，有著櫻桃小丸子一樣的髮型，平日裡我和她說話，她都笑著回話，字字清晰。

相比之下，她的弟弟，常常戳在她旁邊，像個字尾。偶然和他說兩句話，一張口都是方言，根本聽不清他嘴裡說什麼。

這個男孩兒帶著一副圓圓的眼鏡，據說有點遠視，經常請假。

不過我驚詫的並不是這生長在北京的男孩兒為何不會說普通話，而是在於男孩兒和女孩兒狀態完全不同，今天一聽陳太太的解釋，也算得到了答案，不覺為那個愛笑的女孩兒隱隱擔憂。但一轉念，世事難料，也許岩石上開出的花更加動人。

“其實我一直在想我家孩子到底適不適合晨光。我覺得做父母有一個重大責任，就是要在孩子還不能做決定的時候，替他來做決定，可我很擔心這個決定沒有做好。”我說。

我明顯感覺陳太太身體震了一下。接著我補充說了一下自己家孩子的情況。陳太太聽後，很誠懇地說：“如果是在幾年前，我肯定建議你去私立學校或者國際學校。但……反正要慎重吧，出國也要慎重，找留學機構，一定要找那種大的留學機構，免得踩雷。”

飯後，我們又回到“駐地”。我感到人少了一點，做下來聽大家聊天，才知道又有一撥人去了市教委。

陳太太和我沒有坐在一起。我們就像兩個“特工”，不知為何刻意不讓其他人覺察出我們這兩天逐漸熟絡的關係。

我又開始了午後閱讀時間。今天我帶的書是愛爾蘭作家薩利·魯尼的《聊天記錄》，一本講述城市愛情的書。我從小生長在一座北方的大城市，但從我到北京生活起，就愛上了這裡。因為這裡粗獷而又廣大，傲慢而又包容，既有炸醬麵，又有法餐，我從沒想過離開這裡。但現在我也不確定，會不會有一天，我離開她，就像當初選擇她一樣堅定？

我身邊坐著的，是那位高高瘦瘦的田女士。我讀過一會兒書，就很自然地和她閒聊。我說：“你挺會整啊，一會兒號召大家‘活動’，一會又在群裡給大家鼓勁的。”

“那還不是因為今天你們都去教委了，我要是不張羅，現場誰張羅啊。我必須要激動起來，才能帶動大家。”田女士回答。

“你在哪兒工作啊？不需要去上班嗎？”我繼續問。

“我在一家法資企業，假期比較多，這幾天都請假了。你知道嗎，”她突然神神秘秘的說，“現在朝陽區的家長，都讓孩子上私立的初中了。”

“啊？為什麼呢？難道私立中學更寬鬆？”由於我不自覺的帶入自家孩子的情況，所以不過腦的冒了這一句。

“什麼呀，”田太太拍拍我，嘆了口氣，“很多私立民辦的要求更嚴，更卷，家長們把孩子送進去，以後考大學才有指望啊。今年朝陽區高中考的最好的是人大附中朝陽分校，這都是例子。”

“這些家長也是真狠。”我說。

“你不狠是不行的。”田女士加重語氣，“你在國內，就得卷，當然我也有很多同事藉著工作機會出國了。”

“你們出國那麼方便？”我問。

“我們公司可以透過內網看到很多在法國做的專案。一做就一兩年。很多同事就藉機‘潤’出去了。不過現在外企也不好乾，沒準突然關了，我們就都沒活兒幹了。”她答。

“那你怎麼不出去啊？你是想在國內卷？”我問。

“我老公他不想去。”田女士顯得有點遺憾，“我們就只能跟這兒卷。不過我也不想我孩子太累了。”

我對田女士說：“哦，我對你家孩子有點印象，很乖乖的。”

“哎，他就是太乖了，成天在家也不出去玩。我是真的為了他才生了個二胎，就是給他找個人玩。”田女士說。

“你家這個，看起來說雞娃，那肯定是能雞的動。我這雞娃也雞不動啊，我這現在還在埋怨自己，給他報了晨光，那麼卷的一所小學，覺過今天跟這兒坐著，你說我這是何苦呢。”我說。

“你就是沒想明白，你要是不想讓孩子這麼卷，就別上晨光。”田女士一錘定音。

聽君一席話，勝潑三桶冰水。這個時候我只能掏出手機，把發生過的和我想到的各種事情都一股腦吐槽給還在上班的我老公。

然後，我又拿出《聊天記錄》看了起來。這本書中有一種我希望達到的寫作高度。可是想想這個下午，我的未來與我孩子的未來，擰成了一股麻繩，讓我無從分摘，無從理順。

正在我在暗自掙扎時，群中有兩位家長開始了“法律問題研討”。其中一位正是昨天跑錯法庭的“紅衣先生”，另一位也是法律工作者。他們在為“學生居住地與學校距離應為 3 公里”是否具有法律效應而爭論。同時，另一位法律工作者也特別提到一點，應該建議廢止讓我們參與抽籤的“17630”政策。（17630：即所有在17年6月30日後買房子的家庭參與多校劃片抽籤。）

一身黑衣的陳太太坐在噴泉旁邊，一直在默默看手機。

此時有一箇中年女性，有著看上去像女俠一樣矯健的身形，頭上綁著一條印花的紗巾綁帶，一直站在校門口，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們，若有所思。她大概是來接仍在小學參加社團活動的孩子的。

人群中有人說：昨天，不光警察來了，社群的人也來了，今天，就咱們這些人，連警察都不來了。

正說著，由遠及近開來一輛警車，是轎車樣式的四人座車。警車停穩後，下來一名昨天也出現過的警察，他看起來高瘦又嚴厲，像一隻獵鷹。

這警察出了車，面對大家掃視一下，便大聲說：誰是田女士？跟我走一趟。

田女士將頭從手機螢幕上拽出來。她遲疑的、緩緩地站起來，走到警察前，聲音很輕地說：“我是。”

“跟我走一趟。”警察的聲音就像一股巨大的力量，纏住所有人，讓人沒法反抗。

“不要去！”我喃喃地說，不知道田女士有沒有聽到。

“必須跟我走！”警察喊了起來。

田女士一步一回頭，上了警車。警車快速啟動馬達，一下子開走了。

那個一直站在校門口為我們投下注目禮的女士突然開口說話了：你們就應該站出來，不要讓她去警察局，去了還不知道怎樣呢！

“是大群裡被監控了！”大家紛紛轉告，“不要在群裡說話了。”

這個炎熱的下午像被突然凍住了。

不一會兒，陸陸續續的小學生從校門出來，大家又衝著學校喊了起來：校長出來！我們要三方！

那一撥去市教委的人也回來了。大家迅速將這些“歸來者”圍起來。一位背印有“清華大學”字樣帆布袋的女士馬上用柔和的音調開始了清晰、流暢地訴說：“我們去區教委，一開始和你們上午是一樣的，給我們迎進去，但是對我們好像也不是很熱情，剛說了不到幾分鐘話，市教委主要的那位接待人員，突然接到了一個法院的電話，在外面說了有好幾分鐘，說完之後回來，態度馬上就變了，說一定會將事情調查清楚，給我們一個答覆。”

“咱們群裡有個人不是去法院告去了嘛，看起來有點效果啊。”人群中的一位說了一句。

“他們態度一下子就變了。”同去教委的一個高個子爺爺一臉嚴肅的重複這一場景。

這絕對是一個爆炸好訊息！幾乎每一張凝重的臉都掛上了笑容。一下午的陰霾被“會解決”的希望給驅散了。

曾經我還認為那個去法院的家長是在譁眾取寵，可誰曾想還能達到這樣的效果。

很快，去法院的那位紅衣先生也從法院回來了，大家用迎接“勝利者歸來”的眼神看著他，不自覺的把他也圍在圈子中心。

同他站在一起的還有一位清瘦的女士，是“紅衣先生”的太太。我們這幾天的這個“局”，很多家庭不僅是老人在場，更是夫妻雙雙在場。

但這對夫妻的臉上沒有“勝利者”暢快的微笑，尤其是那位女士，眾多複雜的內心活動在她的面龐上凝成一股特別的憂愁，可以猜測出這份感情的混合物大概包含：懊悔、遺憾、憤恨、埋怨……這對夫妻面對著有些興奮的人群低聲說：“我們孩子以後在學校肯定要被區別對待了。”

後來我有機會問了一下這位“紅衣男子”，才得知他是一位給上市公司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當他得知自己的孩子被分到“梨園”後，“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法律背景，另外想到的是有很多北京市的小學生也是在這樣‘借址’，就在 6 年當中忍受了 6-8 公里的距離。”

“我也不是真的就在思想上那麼激動，我是覺得咱們這些人當中應該有人做這樣的事情。但是我的孩子以後會不會被區別對待？雖然我對老師們也是很信任的，不會對孩子們不好，但是也不免擔心受到冷落。”他還告訴我，很多國人反應問題的方式是讓老人與女性在現場靜坐甚至哭泣，這是很典型的做法，但是他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懂法知法的人，希望用自己作為公民應有的權力來反抗。

他認為區教委一個是違反了“三公里”，另一個是侵犯了“統籌上學”條例，因此走刑事訴訟：告區教委，要求孩子回本部上學，並當面向他道歉，賠償經濟損失 1 元錢。

“我做這些是希望以後沒有遺憾，也是在要求孩子好好學習的時候能有底氣。”

他跑法院的這兩天，也是家庭氛圍異常緊張的兩天——“很多埋怨，就買房選址的問題等等。”

不管是不是做的好，目前看起來，市教委的人終於拿出了和上午不一樣的態度，我也帶著笑去幼兒園接孩子放學了，甚至還在家開心的做了頓簡餐，給提前下班在校門口接班的老公送了過去。

田女士很快也回去了。她是因為在群中釋出聚集資訊而被叫到警察局問詢的。

我老公這一天依然呆到凌晨。這一天從早到晚，校方一共出來人向大家講了“5次”話。但是三方會談依然沒有促成。

第三天 7月5日

上午：“什麼？這是個特務吧？”

事情已經到第三天。這一天是發錄取通知書的日子。早晨不到七點，有人就在群中說——學校的椅子已經全被收走了。這兩天，這些椅子一直留在校門口，給我們提供了休息空間。此時，我心裡竟有一種被操控者擺佈的感覺：之前，人家認為你要鬧兩天，而現在，人家認為你已經鬧得差不多了，因此椅子都收走了。

群裡又有人說：今天學校安排在西門發錄取通知書。那個門靠近一條小路，像是為了不和我們這些人衝撞到一起。

有人已經在現場了，看到西門內竟有張小書桌，上面貼著一張寫著“梨花”字樣的紙。群裡的一位家長直播：一位家長已經走進去簽字了，他要等著那個簽字的家長出來問問什麼情況。

一些家長在群裡用簡潔的話鼓勵大家說：守初心。

有幾位家長也跟著打出了這三個字：守初心。

我從家裡出發之前，和先生商量：“你說，今天還去嗎？”

我先生說：“去呀，至少能看看現場什麼情況，得到第一手資料。”

等我走到學校西門時，這裡已經有一個長長的領取錄取通知書的隊伍，其中有家長也有被帶來的孩子，他們看起來都很輕鬆。而我們這一群人也杵在西門，一個個神色不定，天然的和那一長隊人分開了。

兩個小時後，領通知書的人基本都領過了，我們一群人又移動到前兩天在的學校正門口。從第一天到現在，教委大家去了兩次，但並未有教委的人來和我們做三方會談。而門前“鎮守”的人，比昨天又少了很多。

蘇校長再次從校門裡閃現，大家迅速聚攏，蘇校長談的還是那麼些，說學校也是沒有辦法，要統一調配。家長當中那位昨天與我同車，在教委慷慨陳詞的老爺爺，很激動地對蘇校長說：“當初蓋房子的時候，在這一帶蓋了那麼多房子，怎麼不考慮小學不夠用的情況？到現在，違背‘就近入學’法律，讓我們這些孩子去 4 公里以外的地方上學，算什麼？”

然而他的聲音並沒有被回應。

有家長又問：“校長，之前你提出要小班可以小班，那咱們這 80 多個孩子是不是可以分成三個班，甚至四個班？”

校長馬上用如干脆面一樣脆的語氣回覆：“小班不可能。咱們就是兩個班，一年後回來，也是兩個班整體回來，這樣才能整體管理。”

另有一位家長問：“一年後我們回來，是回好運校區嗎？”

蘇校長說：“這個不確定。”

懶出任從遊子笑，入門還是舊生涯。這校長，從第一次出現，到現在，一切都還是“從前的樣子”。校長的每次出現“打卡”，竟像是“有預謀”的活動，顯得既不失禮數又毫無建樹。

此時，陳太太又給我使了個顏色，我知道，我們的“咖啡時間”又到了。當我們再一次坐在昨天的“老地方”時，陳太太對我說：

“今天你沒來的時候，其實在西門，學校的人叫了一位男家長和他們進行對話。”

為什麼是男家長？難道只有男人才能聽明白講明白話嗎？可我這內心獨白很難對陳太太傾吐，這並不是今天討論的重點。只聽陳太太繼續說：“當時校方還是那些話，問題就在這個男家長好像完全搞不懂情況，直接問校方——是不是明年可以回教學中心校區？學校的人當時還愣了一下，隨後回答說很有可能，這位男家長還挺高興的樣子。”

“什麼？這是個特務吧？”我很無奈地開玩笑說。首先，這位本不是這兩天一直在門口或者跟著大家去教委的人，不一定了解所有的情況，再一個，他難道不知道那個教學中心校區只有飯盒大小，也是一個看一眼就頭疼的校舍。

我頭腦中想到一幕諜戰片場景：一個酒吧裡，代表不同組織的人在其中交換情報，根本分不清誰是哪頭的。可這才幾天的功夫，難道我們的組織也被滲透了？

“我也說是呢。”陳太太說，“我感覺沒有什麼談的必要了。這兩天確實有一些人是激進了，現在看起來根本就沒有談的空間啊。我是想簽了，沒有必要再拖著了。”她語氣堅決起來。

“現在籤，和以後再籤，沒有什麼區別。我倒是想就著這個情況和學校聊聊，能不能分小班，小班那絕對對孩子有好處啊。”我答。

“剛校長不是說嘛，沒辦法，要不然回不來。”陳太太回答。

說完，她開始給自己先生打電話：“喂，你別上班了，我感覺沒有什麼可能性了，你回來趕緊把名簽了。什麼？你當然得回來了，你兒子的事兒，我代表不了咱們全家。”

我們從咖啡館出來，慢慢走回校門口。此時還有 20 幾個家長站在那裡。有幾位媽媽依然是“不三方談，就不回來”的架勢。微信群裡，那位去過法院的紅衣先生表態：我們已經做好了今年 9 月份孩子還沒有學上的準備。

這麼激進！我不由得問了問昨天幾乎一整天都在現場組織大家的田女士，她臉上掛著顯然的笑容說：“你不按照最激進的去談，那你什麼都得不到。”

也有人在群裡提議，談判的時候一定要哭，情緒崩潰很重要。

正當大家都感知到前途迷茫的時候，另一位從來沒有見過的先生如天神下凡般出現在校門口。他帶著一個黑框眼鏡，下頜部分看起來瘦削而又認真，臉上有一種既正義又倔強、狡黠的神色，這樣的人一開口說話就有一種讓人信服的力量。他身上穿著藍色帶條紋的 POLO 衫，一副公務員打扮。他用極快但是帶著南方腔的普通話對大家說：我們這個時候應該去更多的地方投訴朝陽區教委，點名告教委的第一負責人，只有這樣才能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還是需要繼續掛市長熱線，然後去教育部、各信訪大廳投遞狀告信。

大家聽了竟有醍醐灌頂的感覺。第一天討論“五月的事”的那位秀麗的律師，在大家的要求下拿出隨身背的筆記型電腦，開始寫“狀子”。

“天神先生”繼續用極快但是邏輯分明的語言提出重點：“從決定多校派位，到招生計劃的披露，到現場簽字確認環節，在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下，我們有理由懷疑，整個過程預判不充分，執行死板，有存在暗箱操作以及懶政怠政之嫌疑。”

很快，一張紙寫滿了，田女士騎著自己的電動車將其列印成多份。

又到了按手印的環節，有人說：“現在群裡已經不完全是我們的人了，有監控，還是打電話通知比較好。”

於是，我們在現場的每個人分了 10 個人左右，一個個打電話，動員大家過來簽字。群裡的不同網名變得清晰了起來，有時候發現聯絡到的家長其實正在我們身邊，啊，原來是這個人呀！對上了網名，讓我們又重新認識了一次。

最終，按過手印的材料，被不同家長投遞到不同的信訪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