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的“陰晴圓缺”
陳平原·文
陳平原（陳逸航攝）
念過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大都記得“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此中隱含的人生哲理，十分淺顯，但又好像很深奧。記得並不難，難的是真正體會與認可。說“悲歡離合”有點太戲劇性了，那就換個近乎無情的說法：讀書的“陰晴圓缺”。
同樣談“閱讀”，書香社會的提倡與校園學風之激盪，不太一樣。這其中牽涉論述的角度與評價的尺寸，還有線上與線下的差異，我希望兼而得之。
2024年四月的一次演講，提問環節，一位女生舉手，說話很急切，且有點纏繞，但我大致聽明白了，那就是質疑為何不改為線上直播，把這麼多人集中到大禮堂聽講座，有必要嗎？主持人很尷尬，我說沒關係的，我願意回答此類挑戰性提問。
作為演講者，我們必須儘量避免陳詞濫調，直面當下中國大學生的生存處境、精神困惑以及實際需求，這樣才能吸引線下聽眾。為何特別提“線下聽眾”，那是基於我對北大課堂的觀察。三年疫情的後遺症之一，便是那利弊兼有的線上教學。端一杯熱茶或咖啡，有一搭沒一搭地聽線上課程，還可以不斷走動，隨時接電話或刷簡訊，這比正兒八經坐在教室裡聽講，要舒服很多。
大學校園裡，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種求知若渴的學習氛圍，以及沒有任何功利目的、上天入地的自由探索，已經不復存在。更多的是應付日常功課，以及對於成績的分分計較（因牽涉績點與保研）——這還不說那些已經徹底躺平的。我曾經感嘆，教了這麼多年書，終於明白為何大學課堂需要點名或簽到。如果不點名，且沒有考試製度，或大學不發文憑，今天的青年學子，是否還願意走進教室或演講廳？我相信，沒幾個人敢拍胸脯、打包票的。
我知道今天的大學生、研究生很難，就業狀態不理想等，悄然改變了中國大學校園的生活節奏與精神氛圍。此外還得考慮科技的突飛猛進（比如人工智慧），使得人文學者在公眾場合談讀書，變得越來越艱難了。長輩的經驗，已經不太適合於年輕一代。當今中國，誰在讀書，如何讀書，以及讀什麼書，變得不再那麼“確定無疑”了。
這個時候，你再說“開卷有益”之類的老話，就顯得有點不合時宜。因為，無論讀書還是生活，凡吹噓“有百利而無一弊”的，均屬騙人。必須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裡看外看，知其難也知其易，知其利也知其弊，那才是通達的見解。因此，本文以“讀書六章”，來辨析閱讀的正面、背面與側面，藉以平衡得失，安頓身心。
Carafe and Book by Juan Gris, 1920
就從聲名顯赫的“世界讀書日”說起吧。此節日全稱“世界圖書與版權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5年設立，1997年被引入中國。比起同樣引入此節日的其他國家，中國明顯後來居上，因為，中國政府想辦的事情，一般都會“盛況空前”。最近這些年，此類活動越來越有儀式感，轟轟烈烈之餘，也不無形式遠大於內容的隱憂。作為年長的學者，我當然也被捲入其中。2024年的讀書節期間，我總共出席六場活動，不提兩場嘉賓捧場，就說那四場需要認真準備的講座與對話：4月20日，出席《環球時報》英文版創刊15週年暨“閱讀春天”分享會；4月21日，出席在涵芬樓舉辦的“學問的邊界與跨界的努力——《陳平原文集》新書對談會”；4月22日，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專題講座，題為《誰在讀書，如何讀書——兩個甲子的閱讀記憶》；4月23日，參加在海南大學舉辦的“今天，我們應該讀什麼書——學術界、文學界、出版界名家對談”。又不是帶秘書的大領導，這麼密集講話，怎麼可能都精彩呢？可這不是我的本意，只是擋不住朋友們的熱情邀約。邀約的理由很簡單——國人“讀書”正在滑坡，好不容易有個“讀書節”，你還不趕緊站出來幫著吆喝？
讀書本是平常事，如今需要敲鑼打鼓而為之，不是好現象。可你以為這頹勢近年才有，也不盡然。歷來高調的“讀書”，表面上風光無限，可在文學作品中，始終處在邊緣位置——不是不存在，而是遠離聚光燈。
2024年四月海口行，我要求參觀海南省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瓊臺書院，主要不是為了那建於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的書院主體建築奎星樓，而是那個名揚四海的搜書院故事——瓊州鎮臺署丫鬟翠蓮與書院學生張日旼一見鍾情，面對鎮臺“搜書院”的高壓，山長謝寶略施小計，將避難於此的翠蓮藏於轎中帶出書院。至於結局十分美好，男的考中進士，女的長相廝守，那是閉著眼睛也能想到的。如此傳奇故事，被修飾/改編為粵劇《搜書院》，馬師曾、紅線女主演，日後更有同名電影問世（上海電影製片廠，1956年）。因此，像我這樣不看粵劇的，也都知道瓊臺書院。書院遺址保護得不錯，但最引人駐足觀賞的，還是關於“搜書院”的大幅壁畫以及迴圈播放的粵劇電影。我的感嘆是：書院本是培養人才的機構，但使得其流芳百世的，卻是一個愛情故事。
何止《搜書院》，我們讀湯顯祖的崑曲《牡丹亭》，誰還會計較杜麗娘的“逃學”呢？相比書齋背《詩經》，後花園裡，少女杜麗娘的感受更真實，也更能打動人心——“卻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好不容易有了正面描寫“校園生活”的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又是如此的陰差陽錯——重點不是如何刻苦讀書，而在女扮男裝、十八相送，以及化蝶等。不管是“自此一別，相忘江湖”，抑或最終“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反正回憶起校園生活，沒人願意只談讀書。
為何校園裡至關重要、當初念茲在茲的“閱讀”，日後追憶時，全都成了背景音樂或一筆帶過，更有甚者，還成了批判物件——比如現代小說及電影《青春之歌》中的餘永澤，就因其不問世事一心讀書，備受嘲諷。“閱讀”本身缺乏戲劇性，對個體的精神成長可能翻江倒海，而在公眾眼中，卻是波瀾不驚。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導向無數種可能性，且有眾多伴生物。正因此，有人過河拆橋，有人得魚忘筌，不把當初的努力當回事，而更多關注那輝煌或悲傷的“結果”。正是有感於此，十幾年前，我撰寫《失落在康樂園的那些記憶》（《懷想中大》，花城出版社，2014年；【增訂版】中山大學出版社，2022年），專門收錄課程表，描述當年讀書的各種細節，老同學看了心有慼慼焉。
七十多年前，作家葉靈鳳寫過一則有趣的隨筆《書痴》，介紹麥賽爾那幅題為《書痴》的銅刻——四壁圖書直達天花板，白髮老人站在高高的架子上，手捧腿夾，渾身上下全是書。關鍵在於，此時此刻，一縷陽光透過天窗，正好打在他的身上，於是給人一種神聖的感覺。所謂“閱讀的光環”，莫過於此。
在我眾多談論讀書的講座中，傳播最廣的，大概是2009年7月11日在國家圖書館講《讀書的“風景”與“愛美的”學問》，講稿初刊2009年8月20日《光明日報》，《新華文摘》2009年21期及《新華月報》2009年21期轉載。那次演講中，我用了三張圖：1588年義大利軍事工程師阿戈斯蒂諾·拉梅利設計的名為“書輪”的旋轉閱讀桌；18世紀法國洛可可風格畫家弗拉戈納的油畫《閱讀中的少女》；以及一張老照片——1940年10月22日倫敦遭德軍轟炸，西倫敦荷蘭屋圖書館牆壁已然傾頹，竟有人乘著敵機離去，在書架前翻閱自己喜愛的圖書。在我看來，這是真正意義上的“閱讀”，有興致，非功利，且屬於“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問題在於，傳統中國人講讀書，更多關注的是效果。追問讀書有沒有用，實際上說的是投入產出比。可讀書若整天計算實際收益，不說心情欠佳，效果肯定也好不了。就以中國人津津樂道的科舉考試為例——“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宋真宗趙恆），類似的勸學名言，今天你還信嗎？登科後確實風光， 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唐人孟郊《登科後》），但不是所有讀書人都能享受這個高光時刻的。
考不上呢？那可就慘了。還記得京劇《馬前潑水》吧，那是根據《漢書·朱買臣傳》編寫的。窮書生朱買臣屢考不中，妻子崔氏逼他寫休書，而後揚長而去。等到朱買臣高中且當了官，崔氏又跪在馬前求復婚。京劇《馬前潑水》那段 [二六] 寫得真好：“朱買臣貧窮並非假，正所謂家徒四壁我日對著芙蓉花。……你逼定我休書來寫下，那時節鴛鴦兩分叉。……十字街頭攔住了馬，你叫我將你帶回家。我若是將你帶家下，豈不被街坊鄰人恥笑咱。千差萬差你自己差，結髮的夫妻就變成了活冤家。來來來，將桶水潑地下。[散板] 你若能收覆水我帶你回家。” 這“覆水難收”的嚴詞訓斥，讓古往今來無數讀書人揚眉吐氣。可這最為解氣的時刻，實有賴於“足蹬朝靴，頭戴烏紗”。否則，有什麼辦法證明窮書生苦讀的意義呢？
這麼說來，讀書其實也很殘酷，一千二百多年的科舉考試，固然使得無數英才脫穎而出，但皓首窮經卻一無所獲的，比比皆是。看多了古代小說、戲曲，以為中進士當狀元是很容易的；殊不知，若按比例計算，落第舉子的喪魂落魄，那才是“讀書人”的常態。
因此，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發現並闡述“閱讀的魅力”，這個工作依舊很艱鉅。記得多年前北大圖書館做過一個很有創意的“閱讀中的少女”專題展，一邊是眾多世界名畫，一邊是北大學生模仿照，同樣的服飾，同樣的姿態，共同彰顯“閱讀”的美感。也就是說，暫時擱置那不一定到來的“飛黃騰達”，盡情享受這閱讀的過程，如此談“讀書”，我覺得更為可取。
談論這個話題，主要採納我的兩篇舊作。2013年5月3日，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題為《讀書是件好玩的事》的專題演講，整理稿初刊《讀書》2013年9期，《新華文摘》2013年21期全文轉載。演講稿太長了，我只好裁成兩半，除了給《讀書》的，餘下四節分別刊《人民日報》及《中華讀書報》。
這組文章影響不小，以至我在好多場合被要求題寫“讀書是件好玩的事”。但也有年輕朋友提醒，只說“好玩”不夠，讀書其實很費神，也很傷人的。沒錯，凡事不能只揀好聽的說，也得呈現硬幣的另一面。三年多前，我在某大學演講，主要說了十句話，其中第四句：“艱難玉成的說法仍很有道理。”我感嘆今天的孩子變得很脆弱：“若過分乾淨、敏感、脆弱，全都是玻璃心，一碰就碎，那也太可惜了。要求大家都把你捧在手中，不斷地哄，那是不可能的。”文中談及我給師兄溫儒敏寫書評，題為《百戰歸來仍戰士》。一個早年的學生讀了，說單是題目就讓她熱淚盈眶，原因是，20年前她跟我念書時，聽我說過一句至今記憶猶新的話：“做學問不容易啊，古來征戰幾人回。從政如此、經商如此、做學問也如此，沒有這樣的信念，就不要進來。”（《文學教育與成長經驗》，《中華讀書報》2021年10月20日）
閱讀猶如人生，往上走，很難、很難；往下滑，則很輕鬆。好多人開局不錯，但受制於各種誘惑，或碰到巨大障礙，沒能咬緊牙關頂住，而是到某個點上便步步後退。若本身才華有限，或面臨不可抗力，那沒辦法，實在不能苛求。畢竟，“有工夫讀書，謂之福”（清人張潮《幽夢影》），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福分的。讀書好玩，但也很艱難，且隨著社會秩序穩定，階層趨於固化，對於出身底層的人來說，這艱難的一面將越來越凸顯。可話又說回來，世界上，誰都不容易，“撿漏”的機會本來就極少。
說讀書既好玩，又艱難，這道理不難懂。很多人明白其中陷阱，依舊一往無前，因其符合自己的志向與性情。我接觸過不少念人文學的學生，他們感到困惑的還有另外一層，那就是，自己的閱讀似乎與人生脫節。幾個月前在澳門大學演講，一位博士生稱：老師你們這代人很幸福，治學和人生是連在一起的，故一路走來，自得其樂，沒日沒夜，也不感覺疲憊。她說自己能夠吃苦，也知道前路荊棘叢生，可讓她最感困惑的，是覺得目前的研究近乎純粹的技術操作，跟自己的人生閱歷、思想探索、喜怒哀樂沒有關係。我的答覆分好幾個層次——大時代的變化：學術的專業性明顯提升；介入社會變革的難度增大；就業情景不明朗以及預期目標變化；大學校園裡的過度競爭等。不知道如此答覆，能否讓她及她的同學們滿意。但我必須承認，改革開放初期那種知行合一、從容不迫的閱讀環境，很難再有。也正因此，我對年輕一代的迷惘與困頓感同身受，不敢隨便譏諷或指摘。
都說“腹有詩書氣自華”，那是真的嗎？現實生活中，常見學者英年早逝的報道，足證讀書之艱苦卓絕。雖說如今專家學者的收入大為改觀，再也不是“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的時代，但因集中精力閱讀、思考與鑽研，沒那麼多時間進行“健康管理”或“美容修飾”，故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大都精神疲憊，處於亞健康狀態。這麼說，讀書只有“熬人”，哪來“養人”的呢？
三年前我寫過一篇《“養”出來的學問與“活”出來的精神——教育史及學術史上的陳垣、呂思勉、錢穆、饒宗頤》，初刊《北京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文中有一段借題發揮：“一般來說，演員年輕漂亮，學者則老年時更好看，那是因為書讀多了，變化氣質，在相貌上都能呈現出來。排除不可抗拒的疾病侵襲，學問確實能養人，起碼顯得不俗，神清氣爽，從容、舒展、自如。”這當然屬於閒話，不過確實是我閱讀那些老學者照片的真實感受。在我看來，這些博識且睿智的讀書人，學問不僅體現在著作中，也寫在臉上。
引一個不太可信的研究報告，不要說是二手，即便原文，我也沒能力判斷是非對錯。據說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在《社會科學與醫學》期刊上發表了題為《A chapter a day：Association of book reading with longevity》（《一天一章：讀書與長壽的關聯》）的文章，稱讀書如何如何有助於長壽。這美好的結論有待驗證，但說長期閱讀能預防老年痴呆，這個我信。現實生活中，年紀大的人，若終日無所事事，腦子迅速退化。而保持閱讀、思考與好奇心，大概真的有助於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空口無憑，我講一個熟悉的日本學者的故事作為印證。1932年出生的田仲一成先生，是日本學士院院士、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東洋文庫圖書部長。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國祭祀戲劇研究》《中國宗族與戲劇》《中國鄉村祭祀研究》《中國巫系戲劇研究》《中國地方戲曲研究》《中國戲劇史》《明清的戲曲》《中國鎮魂戲劇研究》等。1993年我到東京大學訪學時，他剛好即將退休，校園裡傳說他一年365天，風雨無阻都到學校工作。我向他求證，他很認真地說，不是的，新年那兩天學校關門，他只能呆在家裡。我在北京大學出版社主持的“文學史研究”叢書收入他兩部大作的中譯本《中國祭祀戲劇研究》（2004）和《中國戲劇史》（2011），因此他每次到北京總會小聚。記得有一回酒酣耳熱，他說起當初東大法學院畢業，轉學中國文學時，如何被很多人嘲笑。因東大法學院畢業很容易進入仕途，這是無數人夢寐以求的；而轉到人文學部，學得再好，也不過當個教授，這買賣明顯不合算。可如今，他那些當官的老同學，早就都呆在家裡，坐沙發看電視，只有他還精力充沛，活躍在國際學界。說到這兒，田仲先生很得意，眾人也為他當年的明智選擇“浮一大白”。
那是將近十年前的事了。2024年一月，我在清理堆積如山的郵件時，發現上一年知泉書館替他寄送的新著《東亞祭祀戲劇比較論》，趕緊去通道歉且表示敬意：“先生退休後依舊勇猛精進，著述不斷，讓我輩後生很是羨慕，但又望塵莫及。希望早日見面，請教與問安。”他當天便回信，說自己年紀大了（92歲），航空公司不歡迎搭乘，因此無法到中國參加學術活動。接下來這段話，讓我既感動又慚愧：“但是，自己馬馬虎虎地能夠維持健康。一直專心於撰寫。鑑於剩餘的時間不多，需要趕時間完成寫作計劃，認為，應該至少每年出版1冊。”果不其然，到了年底，我又收到田仲先生寄贈的四百多頁新著《中國秘密結社與演劇》。如此澄明的心境與宏大的志向，讓他沒時間停下探索的腳步；反過來，這何嘗不也是一種“養生之道”。
如果說過去教育的問題是，傳授的知識太悠久、太完整、太固定，而今則反過來，一切都處在流動狀態，且縱橫交錯，旁枝逸出。好處是選擇性多了，缺點則是碎片化。滿天星斗的知識，遍地開花的警句，缺乏邏輯性，也無法鋪展成大文章。而這，其實與我們的學習狀態以及接收資訊的途徑有很大關係。
網路資源的極大豐富，疫情助推的線上教學，使得學生們的讀書習慣發生了巨大變化，很難長時間集中精神，坐著不動，不刷手機也不看影片，聽一個人（不管如何聲名顯赫或德高望重）在講臺上哇啦哇啦講兩個小時。以前我講課精神飽滿，步步為營，兩個小時講下來，酣暢淋漓，師生都很盡興。現在再也不敢這麼做了，中間需要休息（遵從鈴聲），還得準備儘可能好看的PPT，說不定還要穿插音訊或影片，否則很難長時間吸引聽眾。
可以這麼說，幾乎所有人的生活及閱讀習慣，都被手機及網路改變了——具體表現就是拒絕邏輯嚴密的長篇大論，而欣賞跌宕起伏的殘篇斷簡。我們的生活與學習全都碎片化了，說好聽點，變得很有節奏感；說不好聽，則是支離破碎。這個問題，不僅中國，其他國家也如此（參見郭英劍《大學生的閱讀障礙越來越嚴重了嗎》，《中國科學報》2024年5月14日）。多年以前，我就對此新趨勢提出警示，見初刊2012年7月13日《文匯報》的答記者問《當閱讀被檢索取代，修養是最大的輸家》。
近年網上又廣泛流傳我的《當代人讀書的三大歧途》，朋友希望我確認，以便在公號上轉發，可我實在想不起寫過這樣題目的文章。仔細一讀，立場及語氣很熟悉，比如“我們今天太多地在強調知識的廣博，很少強調思維的深度”；“將來稀缺的是獨立思考、批判精神，不依附於前人、古人，不盲從於社會”；“閱讀走入歧路，知識有了，修養沒了——讀書最關鍵的功能並非求知，而是自我修養”；“大眾傳媒時代，閱讀的同質化太嚴重——在今天資訊鋪天蓋地的時代，要建立自己的閱讀趣味，要讓自己的立場、視野和趣味不受周圍環境的誘惑，是很難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驗，真正好的狀態是不斷總結自己的道路，然後自己做調整。任何一個讀書人，他的讀書方法基本上只適合於自己”。每句話都是我說過的，但不像是專門論述，也沒有充分展開。再進一步檢索，此文依據的是《北京日報》2021年11月15日的《當知識變得唾手可得之後》，而那篇文章又來源於我的《京西答客問》（鳳凰出版社，2012年）和《閱讀·大學·中文系》（花城出版社，2017年）。終於搞明白了，此“名文”乃某編輯認真閱讀我的答問集，根據他/她的慧眼，剪裁編輯而成。看我搖頭苦笑，朋友提醒：你批評碎片化的閱讀與思考，自家文章也被碎片化，且經由編輯的剪輯拼湊成文，傳播效果更好。這說明什麼，說明網路時代需要的是“警句”，而不是“篇章”。你們那些具體的研究、深入的探討、完整的論述，只對專家起作用。
可見這個時代的閱讀與傳播，明顯趨向於“短平快”。也就是說，警句遠比論著腿長，跑得快且傳得遠。記得我的導師王瑤先生有句名言：“不說白不說，說了等於白說，白說也要說”——那是在某特定場合說的，很多人心照不宣，廣泛引用。我的師兄錢理群則說過：“我們的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大批‘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話更是瘋傳一時，某種程度上成了錢教授的標籤，不管讀沒讀過他的著作，都記得這句話。
2024年初夏我在深圳演講，報道中有這麼一段：“陳平原指出，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學習模式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智慧手機和網際網路的普及，使得時間被劃分成無數的小片段，每一段都充滿了資訊的衝擊。這種碎片化的生活方式雖然帶來了節奏感和便捷，但同時也削弱了長時間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在這個快速變化的世界裡，同學們需要重新審視和調整學習方式，以適應時代的發展。”（《陳平原北大深圳青年講堂上談讀書：AI愈發強大 讀書不可替代》，《南方都市報》2024年6月18日）表面上信心滿滿，實則憂心忡忡。面對這個急遽變化的世界，年長一輩其實也沒什麼經驗，所謂“AI愈發強大 讀書不可替代”，近乎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給自己壯膽。
夏天在廣州舉辦的2023“書香嶺南”全民閱讀論壇上，我被要求談論“我們未來的閱讀與創新力”，當初的報道是：陳平原認為，當下的全民閱讀有別於職業培訓，閱讀是為了自己的修養、為了自己的愉悅、為了自己的生活充實。三十年後的閱讀將變成什麼樣？陳平原提出了自己的暢想：“在一個科技進步越來越快，生活越來越便捷的時代，全民閱讀很可能是‘為己之學’。”（《全民閱讀如何深耕 未來書香飄向何方？》，《羊城晚報》2023年8月20日）
何為“為己之學”？最初的出處見《論語·憲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進一步的闡發則有《荀子·勸學》：“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以及朱熹《四書集註》引程頤語：“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好了，引經據典就此打住，因現在檢索方便，誰都能信手拈來。問題在於，為何在這個時候引述老祖宗的話？我並非儒學專家，也不以古典研究見長，話題又是暢想未來，為何在即席發言中重提老話？此乃基於兩方面的考慮：積極且正面的，那就是沿襲我一貫的思路，強調“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注重讀書的自我修養與提升；消極且反面的，那就是意識到科技迅猛發展，普通人根本競爭不過AI，怎麼辦？選擇為自己而讀書，也挺好的。
隨著必要勞動時間減少、平均壽命延長，很多銀髮老人都在思考如何“悅有涯之生”，除了“為無益之事”，還可以“讀有趣之書”。我的判斷是，不必等退休了，即便在崗的，其兢兢業業的工作，很多將被機器全部或部分取代。畢竟，真的在從事創造性勞作的人極少。
我是技術盲，對於腦機介面最後能走到哪一步，會不會從修復殘疾人的受損功能，到戰勝多種疾病，再到增強正常人的記憶，乃至取代人類的學習過程，就像今天的晶片生產，交完錢就直接升級換代——我一點判斷力都沒有。只曉得到目前為止，“親自讀書”還是很必要。因此，請記得孔夫子的話：“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根據此前演講稿，2024年12月23-26日修訂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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