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朝九晚五最上等”到“加油早八人”
——海外中國工時制度及社會時間觀念史研究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李嘉卿
摘要：工時制度起源於工業化的歐洲，它是對僱員工作時間進行考勤的主要衡量指標。海外漢學家在對晚清民國工時制度進行“點面結合”的觀察中，將西方工人階級生活的研究和五口通商以來歐洲城市管理制度引進中國後的作息觀念及時間制度展開比較及融合，產生了歷史場景的刻畫和時代群體的劃分，進而探索出城市“朝九晚五”，北京和內陸地區作息節奏相對緩慢的歷史表徵規律。本文擬結合海外漢學對中國近代工時制度變遷的研究，透過對各行業各階層工時觀念的變遷的歷史考察，以歸納和梳理近代中國社會時間運轉的具體歷史圖景。
關鍵詞：工時制度；日常作息；時間分野；社會及制度時間
八小時工作制，是最早由近代歐洲各國在卡爾·馬克思的倡導下，經過和資產階級長期不斷的鬥爭的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包括廣大婦女和異國勞工在內的百萬勞工向西方各國政府反映共同的訴求，使該制度寫入立法並得到普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同樣採納每日8小時的工時制，其意義不僅在於與國際接軌，亦考慮到將來在國內的執行情況。
如今，這一規定已然融入我們的日常作息制度，然而放眼過去200年間，以前的“打工人”遵守何種工作制度、工作時間的考勤和管理具體怎樣執行、工時之外的閒暇工夫又如何度過？
目前國內學者多關注晚清民國時期的職業型別、勞資矛盾以及專業分工，與之形成互補的是，傳統漢學還有現代海外中國學在工時制度、工薪階層的生活作息、對考勤體系的看法方面著墨頗多。
本文擬結合海外漢學對中國近代工時制度變遷的研究，透過對各行業各階層工時觀念的變遷的歷史考察，以歸納和梳理近代中國社會時間運轉的具體歷史圖景。
“朝九晚五”何以成為可能
——清季民初工時制度的演變
《虎門條約》簽訂後，上海道路碼頭委員會移植西方市政建設的經驗，公共場合表現出華洋共處的形態，現代工作管理條例及工時制度應運而生。依法僱傭於英、法租界的職工，包括中國員工和所有來自非殖民地的員工，基本享有該機構或企業母國職工同等的工休時間權利。
這批較早接觸並且適應現代工時考勤制度和社會時間安排日常作息的職員，後來發展為民族小資產階級。早先開埠的五口通商城市逐漸實行上午九時上班，下午五時下班，每天工作8小時，亦即“朝九晚五”的工時制度。
清末民初時期，“工時制度”的概念所指不僅僅是每一工作日的最長及平均工作時間，還包含每週工作時長的上限，以及午間休整和規定工時外的加班制度等。若要執行精確計算在崗時間的工時制度，也需要配套符合技術條件的測量工具。時值20世紀初，自動化機械鐘錶廣泛引入我國，位於外灘萬國建築群的海關大鐘每4小時奏響一次，為周邊單位提供準點報時的便利。
隨著外籍居民的人口數量增長，且經過“文明開化”後的日本回流，“朝九晚五最上等”的時間觀念至今深入人心。以大連為例，學生及家長推崇的“高檔”職業主要有：醫生、律師、教師、企業家、公務員、工程師、會計等，漢學家認為其中多數崗位在美國不屬於社會精英的行列。
採訪者將其歸結為思維習慣的依賴，因為受訪者自身以及上一代均偏好工作時間相對固定的職業。這一判斷不夠全面，跨代際的時間觀念和日常作息存在一道分水嶺，如果青少年作息不規律，那麼家長未必確如字面所說，希望孩子成為“朝九晚五”的公職人員，相反，彈性就業更加符合心目中高收入、高福利、“名氣響”的精英形象。
然而，父母輩列出的體面工作暗示了時代的整體認同，規律的工作時間是日常生活安定與保障的體現，而穩定的崗位也意味著子女能夠不再經受他們這一輩人的日夜操勞。推究背後的原因，20世紀40到50年代出生的職工被要求“一天三班倒”，根據單位和領導的安排告知第二天出勤早班、午班還是夜班，難以擁有一個常態化的休息時間段。
如果把法官、企業家、演藝界人士等智力集中型的工作列入精英名錄則爭議較少。此類崗位採用浮動工時制度，不同於工業和服務業的輪班制，沒有明文規定員工需要顛倒作息，但若業務繁重，那就必須放棄休息時間準時交付專案。然而，雖然類似“美式社會精英”的崗位加班加點可能沒有補償薪酬，但通常也不必墨守到離崗的機械時間，按照“點卯”的要求進行工時考核。
那麼，是否有某個時期，遵循固定工時制度的行業也相對寬鬆？就總體歷史情形而言，的確存在如此一個年代。
上世紀20年代至1937年前夕，彼時民國政府推行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大局初定，國內生產生活基本不受戰亂影響。上海、天津等城市作為通商口岸所在地，科教、報刊、文旅等行業繁榮發展，吸引來自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人民駐足，帶來生活方式和工作習慣的交融。
為了便於交通和資訊往來，現代世界劃分了時區，關乎一天工作時間的起始。而當一項制度降落在新的土地上，如何調整、適應以及分配工休時間，則要綜合考慮地理時區和文化傳統的雙軌並行。
19世紀末的漢學家群體出自歐洲者過半，在他們的記錄中，在固定工時制場域下，上海這座“十里洋場”效仿了英國的制度。
譬如，咖啡廳的侍者上午空閒下午忙碌，因為剛下班的“四點到六點是吃下午茶的好去處”；“銀行的出納員九時入座”；“菸紙店一大早開門”。而在休假制度方面，外資機構的中國職員享受洋僱員相同的待遇，光緒皇帝生日也作為節假日得到“特批”。而“英國人”午餐時間段照常因公乘坐人力車。
商業領域呈現出另一幅景象，永安公司百貨商場十點開張，“商店和餐廳競相招攬顧客，街上掛滿了旗子和新產品的廣告，成為許多攝影作品的場景”，直到夜晚打烊，“禮拜”日獲得一天的休息，這一工作時間歷經戰火和革命浪潮的洗禮，延續至現在的南京東路步行街商業圈。
教育行業的作息時間表則需提前一小時，民國散文家朱自清自述，早八時站在講臺上給師範學校的學生上課，下午四時放學。但是教職員工的實際工作時間並未結束，每日課餘批改作業，拿著微薄的薪俸，住在狹小的房子裡，有時甚至通宵。
因“不為五斗米而折腰”的氣節而以“文壇鐵漢”形象著稱的朱自清，恪盡職守地完成日常工作，可是面臨看不到頭的高強度作息節奏，也不禁表現疲憊及低落的情緒。但哪怕被擠佔了休息時間，他也會在夜深人靜時分抽出片刻寫詩或撰文。在社會時間擴張的環境下，對個人時間的珍視，體現了當時一名“科研務工人員”的憂與愛。
擔當民國學術文化重鎮的北京，教授的一天工作也從八時開始。燕京大學對於外國教員和學生同樣以嚴格的指標關注時間和績效的考勤，學生早七時點名，若多次無故遲到，則列入違紀名單進行懲戒。
而人文學科為特色的北京大學招攬了一群極具個性的“魏晉名士”：吃早茶推遲授課時間、流連都市夜生活錯過課時、提早到達教室並埋汰晚進入課堂的學生等各種緣由導致遲到、早退或過早的情況，假如按照現代行政管理的考核制度，北大的文科教授們有一半會被解僱。
蔡元培校長倡導相容幷包的寬鬆工作及輿論氛圍，保護職工免受標準化工時制度的影響和打擾，令作息習慣大有差別的先生們能夠各盡其才。
話分兩邊說，教師在破壞規則方面“做出表率”，為了防止學生們“上行下效”，蔡元培特為《時間經濟法》一書作序，勸喻少年人早不要在寢室矇頭大睡或無故曠課，這些都是不善於利用時間的表現。如果落下學業，考試不及格，將要花費加倍的個人時間來彌補。
這本小書一是介紹歐羅巴人由於遵守工時制度，在近代短短二百年內實現國富民強；二是強化時間規約性，論證儘管許多國人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卻將時間耗費於無用之地，效率不及每天工時更短的西方人，為達到督促學生勞逸結合的目的，不可不謂苦口婆心。
北京城內居住著大量八旗遺老遺少，平時遵從打牌遛鳥的生活節奏，臨時政府為避免其待業問題，聘用這些“優撫物件”的機構制定了較為開放的工時。追溯前清統治末期，儒家“天人合一”的倫理規範出現鬆動，早睡早起的作息習慣不再被視為修身齊家理想的外在展現形式。
中興名臣張之洞除了朝會等集體工作，配合普遍通行的工時制度，其餘單獨完成的公務均在夜間開展——張文襄公豢養十數只家貓，每日陪伴愛寵玩耍。貓屬於夜行性動物，即使動物習性存在個體差異，然而同一時間和一群貓共同“辦公”，並且夜晚面見幕僚，足以說明張之洞晝伏夜出的生活節律。
儘管暮鼓之後，上至君主、下至臣工結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各自用餐就寢的地方。由於個人原因“加班加點”依例不得計入工時，而張之洞以這一非正規的工作習慣宦海屹立30載，不過在後世歷史學家的記載中，未見其覲見帝后、太后、上級不準時的記載。
由此可見，只要遵守最基本的工作紀律，張之洞的同僚大都選擇知情不劾。因為夜晚被歸為個人時間的範圍，而在朝堂公事外，不宜干涉私人生活，人身攻擊在勢力鬥爭中不僅無力還會遭人不齒。時人的思想正向著私有領域不可侵犯的觀念過渡，針對長期以來的慣性時間觀念無聲抗議。
然而，這在大一統的帝制王朝下並非共識，兩漢及明代在天人感應、知行合一等指導思想下，一旦利益衝突浮上水面，生活習慣特立獨行的人容易成為攻擊的物件。
同是晚清，同是重臣，李鴻章睡了一回懶覺，看不慣年輕人白天睡覺的曾國藩命令士兵衝進營帳把他叫醒，而光緒帝或慈禧太后沒有派人趕走影響重臣士氣的貓，雖然葉赫那拉氏本人厭惡這種動物，並禁止內苑飼養。
曾、李二人早張之洞20年，相隔約一代人的時間，生命軌跡有所交集也有差異。從洋務運動到戊戌維新，西潮進一步改變了社會生活及習俗的方方面面，作為社會—個人時間的一部分，工時制度的觀念也不斷進行新陳代謝。
晨昏的界限逐漸模糊，也驅使更多的人嘗試在日落後逸樂。既然通商口岸城市大部分工作崗位早九時開始工作，為保證充足的精力，最好擁有一個健康、規律的日常作息習慣。而根據海外中國學領域的發現，人們低估了晚清民國“打工人”們豐富的晚間生活。
以《霓虹燈外》為例，供職於文化行業的青年人居住在老式里弄房子，晚六時回到出租屋中，房東不允許租客“點外賣”避免氣味，於是他們用長筒襪把打包好的食物釣到樓上。夜宵往往是餛飩或麵條，屋內的青年人分而食之，講究的還有西點和“錢夠用時的幾樣小酒”。
有些喜愛玩樂的，等到馬路華燈初上、民居炊煙升起時，直接從工作單位來到娛樂場所，此時酒吧、劇院和歌舞廳準備鼓舞員工並裝點燈光營業；當萬家燈火熄滅時，正是舞臺上的聚光燈閃亮的時刻。照明技術的飛躍使人類打破自然時間對活動的限制，夜晚不再是漫長而乏味的時段。
早在路易十四時代，煤油燈的改良帶來了一座時尚不夜城巴黎，顯貴名流定期在日落後的皇家大道上舉辦宴會和集市，每期評選出優勝商品，若沒有明亮的燈火就難以實現。
19世紀末20世紀初，電力革命及電器的推廣進一步拉伸了可支配時間的長度，人們發揮主體性，將非工作時間用足，渴望儘可能增加娛樂的時間，但是額外的快樂真的不需要補償嗎？
前文述及張之洞晝夜顛倒的生活習慣，其後的民國時期，梁啟超、蘇曼殊、魯迅等知識分子都在一定程度上把晚上當作白天，並且他們在傳道解惑的時候精神充沛。似乎人類能夠改變幾千年農業經濟生業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作息規律，可是這些精力充沛的“狂士”們的時間管理方式仍屬近代學者中的個案，況且從身體健康的角度不值得模仿。
步入近代以來，伴隨人對自然的認識的發展，黑夜已不是邪惡和意外的代名詞。在燈火通明的夜晚行兇通常會留下證據，夜間行駛的馬車也不會頻繁陷入沼澤，但是體內的生物鐘提醒我們應當休息。回顧傳統中國社會，長輩總會用嚇唬的方式告誡兒童不要晚上出門，否則會被劉胡或者楊大眼吃掉。
劉胡本是一名仕元將領，明代士紳默許這類神怪故事傳播，以達到維護地方社會統治的目的。但可以想見，總有小唯物主義者不相信夜行禁令，並且給出正當的理由：“子不語怪力亂神。”這些會思辨的孩子不少在長大後成為士大夫，加入到夜晚縱樂的有閒階層的隊伍中。
去除歷史背景的隱喻，有關黑夜禁忌的故事象徵了人類長期總結經驗後摸索出的日常作息結構。理想模型是所有人“朝眠夜寐”，即午間和晚間的休息以外，其餘時間都按部就班地工作。對於一套結構或制度，個體習行通常被貼上典範或邊緣的標籤，同時我們又希望多元型別的共存。而在未尋找到適合個人的模式前，試圖按照典範的路徑開始生產生活，不失為一種個體生命的作息與社會時間的節律共振的方法。
“早八人”群體的興起
——歷史事件潮流下的工種及工時制度多樣化
北伐戰後，南京國民政府出臺了大力發展工商業的政策，且由於“一戰”後國內外經濟形勢動盪，為提升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各行業悄然增加了工作時間。工時制度的轉變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早八人”的行列之中。從“朝九晚五”到“早八晚五”，差距不僅是多出來1小時。
對於習慣朝九晚五的僱員而言，首先需要提前1小時起床，調整每日的生物鐘，但生物鐘不完全是先天性的機制。民國學者的生活逸事豐富多彩，而若考察歐洲近代學術大家的工時安排，亦大相徑庭：
笛卡爾晨十時起床，早午餐後工作；康德七時於柯尼斯堡大學授課，午後三時半散步，晚十時入睡；埃科白天閱讀或遊戲，思如泉湧時，任意時段皆可寫作。他們的工作時間各具一格，卻不妨礙在各自領域取得卓越的成就，是故生物鐘並非人體自發形成，而是社會規則內化後的刺激——反應鏈鎖，進一步說，屬於商品經濟體系話語下的“內時間”。
“早八晚五”乃至更多的工作時長，應被劃入“身體政治”的範疇。
比如臺灣省在清政府的管轄下，由於賦役的指標低於江南、蘇南等其他南方地區，因此不強行限制出勤時間。到20世紀初至日本昭和天皇宣佈投降的日治時期，當地的工作生活節奏大大加快。聽見水螺的聲音響起，農民就要晨起集合準備下地耕種；而號角再次吹響，已是日落黃昏時分，回到各自的家庭照料留守的老人和孩子，結束一天繁重的生計。
面對殖民者的威懾，民眾被迫接受強度遠超前清的工作考勤模式，即使服從統治解決子女的托育問題，但是長時間機械化的勞作，每日強制到崗導致家族成員彼此分離，以及原本悠長的熱帶白晝時光從今往後該如何度過……民眾對於流水線式的工時制度敢怒而不敢言。
1949年後，國民黨軍隊敗退臺灣島，開展整肅社會秩序的又一次“裁亂憲政”，好不容易獲得恢復作息習慣機會的當地百姓，又陷入高速運轉的社會時間體系之中。
東北易幟後，南京國民政府在形式上統一了全國，展開以“教、養、衛”為宗旨的新生活運動，從衣著打扮、言行禮儀、日常作息等角度重塑儀軌。
其中一條禁令是“夏天不許赤膊”，違者將身穿無袖囚衣遊街示眾。高溫炙烤下的民眾反而羨慕觸犯赤膊令的人，因為這位“膀爺”終於可以獲得暫時清涼了。
其二，計劃效仿歐洲推行夏令時，每年夏季月份，規定早七時或六時作為一天工作的開始，新疆職工避免了在陽光直曬下通勤。但上海不得不每日四時起床，喪失充足的睡眠，反而造成工作效率低下。我國疆域幅員遼闊，橫跨多個經度時區，每個時區存在一定的自然時差，歐洲各國則不受此限。
此時各省會中心作息節律緊湊，而在“天高皇帝遠”、氣候宜人的西北、西南等內陸地區，生活步調則慢一拍。封建王朝的歷史上，太原、成都、貴陽少遭兵禍，農作物生長關鍵因素仰賴自然條件不是“勤勞革命”。於是自晚清民國的文人筆記，至今日的自媒體，字裡行間仍能看到彷彿出離界外的“武陵人們”喝茶、聊天、聽戲的閒適生活的記載。
然而對城市工時考勤制的抱怨多半是圍城式的得隴望蜀，只是對快節奏感到疲憊後產生的嚮往。工時考勤嚴且工作節奏快的地方，通常發達的夜經濟亦應運而生，歷史記憶表明，年輕人並不願意長時間生活在低飽和度的時間場域中。
國民政府始料未及，工時“撥快一小時”出現兩頭不到岸的現象。東南沿海已經適應了“朝九晚五”的西式工時制度及其配套作息方式，對提早通勤頗有微詞。該制度在京城和農村地區同樣得不到響應，胡適觀察到一個時間不值錢的“怪現狀”，清朝的垮臺也不過是“帝力於我何干哉”，走親訪友竟使農村人“一坐下便生根”，喝茶、遛鳥是一天，晚清遺民的作息更像“萬牲園裡的白熊”，擺著也是一天。
《勞動法典案》以國家大政的方式號召國民努力工作，增長個人與國家的物質和精神“原富”，然而它未充分考慮如時區、時令、心理時間等因素。加大工作強度使民眾的時間和精力在日復一日的忙碌中消耗，轉移輿論對於國民政府黨同伐異的注意力，因此這不是一場徹底的自上而下社會規範運動。但是，不可否認，面對與歐美百年現代化的差距，資產階級目的是力圖以工作產出的增長提升國家硬實力，在世界格局發生新一輪大變動前夕實現加速趕超。
“朝九晚五”何以不再“最上等”？
——現代社會的消費下沉趨勢以及個人時間的消音
如果延長工時覆蓋所有行業和工種，上海外灘建築群、廣州海關稅務司等地的僱員將煩惱於早高峰時段的電車感覺更不舒適，除此之外很少影響個人生活節奏。但是對工業或服務業將造成什麼影響？
近代輕工業領域一般日均工作7—9小時，管理者鑑於室內採光以及單位時間內的產出效率規定了該時長。對照同時期的歐美標準判斷，這1工時制固然不算清閒，卻也不屬於繁重。晚清紡織業的資深技術工人業餘時間也思考如何使繡樣融貫中西，但她們建議繡娘每隔1小時就稍作休整，因為良好的視力就是從事精細化工作的本錢。
歐美各國在工業化道路上先行200餘年，同樣積攢了大量失敗和走彎路的經驗。留學西洋的實業家借鑑先進管理模式，結合國情及國人性格，擬定了建議最高工時等條款。延長工時有其合理性，然而個體個人面對工時的增長，將呈現出與宏大藍圖截然不同的景象。
比如站在紡織工人的視角，經濟基礎良好的，晨起提早1小時就會失去料理家務的時間；而家境貧寒的只能住在工廠宿舍裡，有些甚至是通鋪床位。時鐘往前撥1小時，他們的工作狀況發生了劇變：清早被廠房的電鈴或者包工頭的吆喝聲鬧醒，匆忙早餐後來到工位，在機器轉動的嘈雜聲下開始漫長的縫紉或零件裝配工作。昏暗的燈光下，得到收工命令前，不得不繼續手中的工作。夜晚躺在床上，忍受工友的怒罵、叫嚷和鼾聲。每日高強度的工作使人精神恍惚，然而日復一日的機械勞作還將持續，只盼望賺到足夠的錢，找到更好的著落。
為了改變個人際遇和命運，這或許是一條艱難但可行的出路，也是在列強環伺的歷史環境下同時獲得國家財富和個體幸福的一條道路。確有工人依靠雙手和機運掙得原始資本，邁出廠房走向獨立經營，資產階級革命家們亦如此號召，可是這一路徑真的擁有普遍性嗎？
首先它忽略了個人勞動力的上限，經過專業訓練和分工，人能夠模仿並接近機器的功能，但是人的效率會隨工時增加而下降。此外，人在疲勞的情況下容易出現錯誤，一旦製作的殘次品超過容錯率，就將被扣除工資。為了減少出錯，有些工人便採取“磨洋工”的策略來應付額外的工時——少做少錯、消極怠工的狀態不僅沒有實現產值增長的目的，還影響工廠的整體勞動氛圍。
其次，如果說“磨洋工”起碼不傷害員工的人身安全，在另一方面，資產階級高估了工業政策的具體執行效果。根據國民黨當時的頂層制度設計，工時只是有限地增加，卻樂觀估計了具體實施時可能會變形為何種狀況、引發什麼後果。
企業家力爭使1小時最大化，設定了高於承受能力的產量目標。監工命令工人發揮極限產能，而這些人恰恰掌管工人的日常作息，他們的舉措異化為剋扣睡眠、休閒、吃飯的時間。就執行角度而言，監工不能在制度層面推陳出新，有能力抓牢的只剩上工時間和工作態度——一旦產量不達標，層層盤剝而下，工人面對的就是同事的欺凌、技師的謾罵和工頭的毆打，日日夜夜持續著規訓和懲罰。有的不堪重負，辭職另謀他路，無處謀生的淪落為街頭的流民。有的更為不幸，在無法逃離的迴圈裡被虐待致殘、致死，高負荷過勞死的群體中，甚至有未滿十歲的童工。
1927年後，唯一實行八小時工時制度的工種，是處於中外記者目擊之下的鐵路工人。反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雖然也提倡“不怕苦不怕累”的螺絲釘精神，但其前提是“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反對用透支生命力的方式急躁冒進，更不會強制體弱的職工堅守一線。
第三，日積月累的剝削加劇了工人的怨怒，即使國民政府頒佈了禁令，也阻擋不了報紙和話語傳播血汗工廠的惡行，廣大群眾主動回應並參與到“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願景之中。
中華民族一直擁有勤勞勇敢的性格，面對再艱苦的勞動也不會逃避，然而超出客觀規律的工時長度忽視人的正常需求，引燃了抗爭的導火索，工人開始意識到社會時間與個人時間的分野，勞資矛盾愈演愈烈，最終激化為衝突和對立。無怪乎1930年前後，工人運動的頻率顯著提高。
服務業的挑戰更為嚴峻，營業時間不斷增加，食材切配師就必須從清晨起在灶臺前工作，一直到晚九時許店家歇業，每日工作時間逾12小時。“新生活運動”勸導民眾摒棄過度節省的習慣，吃飽肚子才能養成強健的體魄，不做西方人眼中的“東亞病夫”。因而飲食行業工作者稱得上再造國民的功臣，他們姑且以此強打精神，堅持高強度的工作。
言及長時間準備的崗位，要數西歐中世紀基督教會的繕寫員。三時晨禱、五時懺悔、九時正式開始謄寫經典的主責主業，下午三時或四時結束一日抄錄。發自對上帝的信仰驅策修士們十年如一日履行職守，並且教堂24小時設定座位，也歡迎職員到花園裡緩解疲勞。
而如今，從事服務業的僱員在超長的工時內站立或行走，不時還要面對中產甚至同樣來自無產階層的顧客吹毛求疵，僅以改造國民性為由不足以支撐他們的工作動力。此刻，既講究彼岸性又追求在現世打倒舊世界的共產主義，對於工人階級形成強有力的吸引，比起新生活運動蒼白的仁義說教，廢除剝削制度並且每個人都能把社會時間用來實現自己價值的革命目標無疑回應了勞動者當時迫切的渴望。
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激起了各行各業的憂患精神，無產階級與大資本家之間的鬥爭因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暫時揭過，然而工時過長的禍患始終潛藏著，從此“訓政”及後來國共內戰時期批判懶惰散漫、浪費時間、缺乏紀律的國民性的陳詞濫調再也不能令人信服。
平心而論，並非南京國民政府治下的所有行業都是隻有剩餘價值買賣關係的血汗典當行，可是關乎滿足感的消閒活動仍較為貧乏。
誠然，五口通商城市已經形成娛樂產業鏈，譬如上海，夜幕降臨時，百樂門迎接豪富名流的到來；如若支付不起音樂廳昂貴的票價，也能在“蘇北大世界”席地而坐，觀看免費演出。各式餐館每日沒有消耗完的食物或贈送或廉價轉賣給短工家庭，檯燈下闔家團圓；如果收工時間晚，與飯館老闆相熟就能在這過夜。
此時的中國進入了電力時代，“蘇州的煤油燈比中國內地其他地方的亮堂十倍，然而上海租界的電燈比蘇州的煤油燈亮十倍”的異鄉見聞吸引了大量人群湧向大都市。
但是內陸以及距離商業叢集中心偏遠的地方卻沒條件享有高度繁榮的物質文明，他們持續著小農經濟體制下夙興夜寐的生活方式。而較其捷足先登的是，近代創立的報刊雜誌掛在了市面的書報架上。
江蘇宜興的出版商徐鑄成回憶道：在他“念中學的時候，《申報》可以說是這個小地方報紙的代名詞”，也是接觸外界最新資訊的渠道來源。報紙的第五版（體育、娛樂、養生版面）變成了當地人眼中的城市生活景象，為博人眼球擴大銷量，文字渲染了各消費領域的繁華，同時描繪一個燈火通宵的永恆世界——社會時間以外的私人生活時光好像揮霍不盡，每個居民都是有閒階層，營造出徹夜縱樂的幻象。
地處鄉村社會的人們，閱讀過度加工的知識，長此以往就會產生對大都市不現實的嚮往。當其前往城市打工創業，抑或打算把家鄉建設為一座新的不夜城，將輕易地聽命於資本主義話語體系的規訓，認為夜以繼日地工作就能享受奢靡的生活和無限制的消閒時間。
當第一批來到城市開拓行業親緣關係網路的打工人積累了文化資本，便開始傳授帶有主觀性的個人時間管理經驗。於是，出現了工作績效上優秀，而在個人時間場域下卻德行敗壞、不“虛度”每一寸逸樂光陰的一群人。就國內生產總值層面觀之，服務行業的支出能夠刺激消費，有助於快速增長經濟，理應多多益善。
但是倘若普及時間利用率的最大化，我們不能知其善不知其弊：一是長年累月並且晝夜交替的刺激奪走了睡眠，終有一天會壓垮勞動者的身心；二是對某種娛樂方式產生依賴和沉迷，意欲支出更多的金錢換取刺激，允許甚至迎合工時不斷加長，物化為商品經濟快銷模式下的“被資本薅的羊毛”。
此外，很多人為了尋求愉悅而打亂作息節奏，完成每一件事的時間出現了重疊，但是專注於每一件事情的時間也減少了。久之，心理上就會感覺到生活節奏不斷加快，當事人可能疲於應付各類事物。
近代以來，民眾將晚間大段的個人時間投入娛樂，可能不只是對黑夜的恐懼。明清兩代的宵禁較先前鬆弛，夜晚活動的範圍也有所擴大，逐漸消除了夜行犯忌的觀念傳承。更耐人尋味的是，自15世紀末至清亡，引發集體恐慌的巫術謠言多數發生在白天和夏季，並且有些在夜間出現的“妖物”，光天化日之下照樣會“作案”。
或言，只有在工作時間外參與興趣“圈子”，業餘時間才產生價值，比如上流社會打高爾夫球、下層民眾打牌等。
殊不知典型的“中產生活方式”發端於瑞典，當工業文明闖入原本阡陌交通的生活節奏，作為晚於歐陸百年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國家，亟需形成一套社會時間規範和交際網路，中產階級的理念在人為建構中誕生。另外，從時間性的視域來看，情緒價值不依賴他人給予，需要“被給予”的，只能是歷時的說服和被施加的認同。
工作經驗的積累不僅依靠工位上的線性時間通約、量化、計算的。絕大多數物質或精神財富的發明創造，往往不會在按部就班的狀態下實現，而是迸發於制度化時間外的靈感。
有必要將一部分個人時間“浪費”而不是“榨乾”，它被花費在讀書、思考、冥想等精神領域，在對敘事多元視角的理解中擴充了心量，包容全面地觀察我們日常生活的外部世界。
換言之，假如個人時間有了“留白”，張弛有度地服務於社會時間，運用智慧後的決策構成了一個個具有綿延意義的瞬間，呈現出普遍向上發展的歷史時間。
綜合考察清末民初的工時制度及社會時間觀念，我們一方面應當承認個體生命的作息差異，現代意識形態將人從君主統治的名教綱常中解縛出來。生活在理性的國度下，產生於結構型失業的“光棍”不會被貼上罪名，優遊坊廂的風雅活動也不再屬於士大夫的特權。但是在另一方面，整體的法定工作時間仍持續了加長的趨勢，抗戰勝利後，通商口岸所在城市也全面推行早八晚五的工時制度。
第二個“千禧年”到來已20年有餘，有的職工具有人文素養且忠誠盡責，卻成為時代躁動生長大背景下“大音希聲”的一群人。我國的工時考勤制度從清季民初資本集中方興未艾的“朝九晚五最上等”，到如今“加油早八人”的宣傳口號，反映了總體消費下沉的趨勢。
現代科學技術及社會管理模式的進步使民眾得以吃穿不愁，而隨著歷史的潛流逐漸匯聚成一條時代的脈絡，人們就會思考促進經濟的發展是否必然經由增加每天工作時間來實現。透過對勞動關係領域進行適應和再調整，減緩社會時間過急的加速度，並將物理、個人、社會生活的多重時間相互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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