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在英國留學的於可，研究生畢業回國之後，進入了一家留學機構，為學生提供留學規劃和擇校指導，重點服務各類國際學校的中學生。在她的服務物件中，最小的學生，從七年級就開始規劃本科留學。
於可服務的家長，大多數並不指望孩子留學後取得多麼大的成就，而是把它作為一條相對高考來說更輕鬆的路徑。但工作了幾年的於可觀察到，在氛圍寬鬆的國際學校裡，家長們有開始擔心孩子“無學可習”，進度落後於同齡人。她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緩解家長的焦慮。
下是以下是於可的自述：
口述｜於可
文｜胡怡靚
我們公司的大多數同事都有海外留學經歷，基本都是文科類的專業，比如教育、商科、傳媒等。我自己也是學文科的，回國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待業了近一年，後來想想，不如試試留學中介，不難，聽起來也比較體面。
我們的主要服務物件並不都是大學生。因為想申請世界排名靠前的學校，除了提升成績，還得做很多軟性背景上的提升，包括實習、科研、競賽、論文、志願活動等等。到了大學階段，如果想申請碩士專案，除非學生大一大二就報名，否則成績和經歷基本已經固定了，提升空間有限。加上本省只有一所985/211高校，大多數還是雙非（非“雙一流”）學校，所以我們的重點是18歲以下的低齡學生的留學規劃。
我們機構簽約的低齡學生，70%在國際學校上學，這些學生從入學開始，就是打算走國外留學路線的。相比普通高中，國際學校低年級的學業相對寬鬆，家長一看，普通中學的孩子，每天不光在學校被安排得滿滿當當，一回家也是在寫作業。一對比，我的孩子在學校也玩，回家也玩，作業半個小時就寫完了，那即使孩子在學校成績很好，他們也認為，一定是國際學校課程太簡單，孩子分數“虛高”，跟參加國內高考的學生比起來差遠了，就非常焦慮。
於是，家長們就想把孩子的時間填滿，除了學術，各類實踐活動能不能搞起來，“總之，不能閒著”。
我印象裡，有一個國際學校的初中生，學習成績很好，我們舉辦活動都積極參加，語言表達能力、思考能力都非常好。在我看來，已經很優秀了，但他媽媽卻說，孩子不愛學習，就喜歡打遊戲，非常焦慮，非常擔憂。孩子考了90分，她焦慮為什麼不是95分；這門課考了95分，她又開始焦慮，那門課怎麼辦。總之，不管我怎麼說，你家孩子已經非常優秀了，要多鼓勵，家長還是擔心，孩子“不管就完了”。
這位媽媽本身是“女強人”型別，一天會給自己安排很多事情，她希望孩子在學習上能像她在工作中一樣努力。看到孩子沒有“合理”利用這些課餘時間來學習，她就會感到非常焦慮。她對孩子的這種高要求讓母子之間的關係變得很緊張，經常會爆發非常激烈的衝突。
在我自己看來，國際學校就培養方式來說，學生自由的時間就是會更多一點。家長既然已經幫孩子選了走“國際賽道”，就沒有必要總是跟參加國內高考的孩子去對比了。
焦慮也來自於傳導，我們機構裡有學生，還沒上中學就來簽約了，因為班裡其他同學也報。但其實，孩子們的情況各不一樣，有的是準備去美國讀高中，所以需要早一些規劃，但有的是準備去國外念本科，這種從高中開始規劃是比較正常的節奏。但家長的心態是：其他的孩子都報名了，我的孩子不報名，萬一孩子沒申請上好大學，長大後怪我怎麼辦？還是早規劃早放心。
根據我的觀察，反而是等孩子上了高二，國際學校的課業壓力也加大，沒有那麼多空閒時間了，家長就不再那麼擔憂了。
在理想情況下，我們希望能更多地與學生直接溝通，而家長則儘量放手，讓孩子鍛鍊他們的自主性。我每月至少要跟學生溝通兩次，瞭解他們的生活和學習情況，針對他們的性格和課業情況，制定階段性提升計劃，將溝通內容反饋給家長。但在現實中，與家長的溝通頻次往往更高，家長經常因為擔憂主動聯絡我，希望我們幫助孩子解決各種問題。
基本上，都是學生媽媽在跟我們溝通。在我們共同的微信溝通群裡，爸爸通常不說話，都是媽媽在回覆訊息。這些媽媽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工作，同時也要照顧不止一個孩子，所以有時候給我留言都是晚上10點以後。
我入職時，我所在的機構才剛開始做低齡留學規劃。這幾年，我接手的學生雖然越來越多，但從整個行業來看，低齡留學規劃的需求在下降。可能是受到經濟環境的影響，願意投入低齡留學規劃的家庭變少了。有些家長考慮到中美關係的變化，近幾年選擇去美國留學的學生也比以前少了。
給這些中學生規劃的時候，我們會提供國際課程的選課建議。中國學生的標化成績普遍偏高，所以很多大學很看重申請人的多元化背景，例如學術能力，個人興趣，社會實踐，志願活動等，幫他們豐富這方面的內容，是我的核心工作。
大多數學生，尤其是高中生，對未來的專業根本沒有什麼明確的想法。只能根據孩子的喜好，去給他們定製一些活動，比如學生自己家裡做xx生意的，就讓他策劃“xx企業參訪活動” ，有學生家開工廠，我們就跟家長商量，能不能開設一條青少年產品的生產線，讓學生參與設計和生產。如果有學生愛好藝術，那我們可能就要幫她策劃個人展覽。
我們機構裡，來做低齡留學規劃的家長，基本都是經商的。你能感受到，他們特別希望孩子能夠彌補自己學歷的空白，所以相比於學什麼專業，他們更看重學校的名氣。畢竟這些家庭的孩子，可能無論學什麼，最終都會回國經營家族企業。
當然，也有很高學歷的家長，為孩子就規劃得更詳細了。但不管是哪一類家長，他們都常常表達一個共同的訴求——希望孩子變得積極向上、“愛學習”。家長們總是擔憂孩子太宅了，抗拒外出，作息也一團糟，熬夜玩遊戲，學習需要反覆催促。自己溝通無效，他們就希望第三方，能影響孩子的學習態度和習慣。
在我們機構報名的家長，很少有對自己的孩子滿意的，基本都是出現了一些問題，才會想著報中介去解決問題。
跟我溝通時，學生們會刻意迴避父母談到的這些情況，比如聲稱自己的睡眠時間足夠，也沒有經常玩遊戲。一方面，孩子可能擔心，如果說實話，我會說教，再反饋給父母。另一方面，這些行為在他們的同齡人中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就拿玩遊戲來說，這一代孩子從小就接觸電子產品，遊戲也是他們的社交方式之一。他們經常跟朋友連線組隊打遊戲，如果父母嚴格限制遊戲時間，他們會感到與同齡人格格不入，覺得“沒有面子”。
我有一個上高中的學生，她的家長就經常私信我，能不能勸女兒早睡，少打遊戲。她之前跟孩子發生過激烈矛盾，又學過一些教育課程，課程裡說不要打壓孩子，她就不知道怎麼跟孩子提要求了，希望我能以“老師”的身份勸勸孩子。但現在的孩子，什麼都懂，講大道理是沒用的。我只能以朋友的身份，約她吃飯，找她聊天，再順勢提一提作息和遊戲的事情，她才沒有抗拒。
但實際上，如果家長的態度不先轉變，我們很難改變孩子。
我有一個印象很深的學生，他當時上初中，家長他計劃讓他上一所淘汰制高中。但當時孩子的個人狀態不太好，我們就建議換一所風寬鬆一點的高中。但家長堅信，“管一管就能行”，還是去了原來的高中。
後來，這個孩子只讀了一學期就休學了，情緒狀態也發展到需要藥物干預的程度。我們還要繼續幫他規劃，中間的種種溝通就不贅述了，後來孩子狀態稍微好轉，可以重新上學了，他媽媽堅持送他回原學校。兩三週後，他又休學了。
第二次休學後，我再見到這個學生時，他變得很內向，低著頭避免和人對視。我問他問題，他只是點頭、搖頭，或者乾脆像木頭人一樣，毫無反應。家長很著急，也診斷出情緒問題。
來我們機構的這些家長，都很捨得給孩子花錢，但就是說一句鼓勵的話，讓孩子自己決定一些生活上的小事，他們卻往往很難做到。家長總是希望我們改變孩子，但假如涉及到自身要改變，就變得很艱難。
學生剛簽約的時候，我們會做一個價值排序，讓學生在一堆關鍵詞中，挑選出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幾個價值。比如，有一位學生選擇了“人際關係”作為最重要的價值，她說她最在意親密的朋友，那就意味著，她非常在意別人對她的看法，朋友對她很重要。
這個學生的家長在經濟上非常捨得投入。無論是比賽、培訓還是輔導課，只要孩子想參加，她都會爽快付錢。她並不看好出國留學，覺得有這個費用，還不如給孩子買套房子。但孩子自己想去，她也不反對，但她也不真正支援，比如女兒申什麼學校，去哪裡，她覺得都可以，“隨她去吧”那種態度。
可能是長期缺乏來自父母的認可，這個學生把朋友的看法和評價看得非常重要。她太希望“被看見”了。
就我個人的經歷來看，出國留學並不能現實所謂的階級躍升，也不意味著一定能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它更像是一個開拓眼界的機會，讓我去理解了不同的文化，變得更加包容。
在我接觸的家長中，他們對留學的期待也相對現實。大多數人也並不指望孩子透過留學取得多麼大的成就，而是把它作為一條相對輕鬆的路徑——相比高考的激烈競爭，留學能讓孩子進入一所更好的學校。
雖然是做留學規劃的，但我自己其實很警惕“規劃”這兩個字。用統一的標準去規劃學生，即使是所謂的“國際化培養方式”，最終也很容易變形，變成另一種刻板的標準化模式。比如，國外學校重視領導力，我們就建議學生去參加團隊協作的比賽；需要公益經歷，就策劃公益活動；強調全球視野，就安排他們參加國際論壇。
這些目標本身是好的，比如批判性思維、解決問題的能力、全球視野、領導力等等，每個學生都應該朝著這些方向努力。問題在於，並不是每個學生都適合培養領導力，也不是所有人都真正熱衷於公益或國際交流。但在目前的環境下，很多學生還是不得不去積累這些“必要經歷”，幾年下來，可能最終還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歡什麼。
（文中於可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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